一些历史问题、爱国、民族主义及其他
原创：沃中豆 2010年2月20日
在目前的情况下，笔者本没有什么闲情专注于“文艺”，可是历史是川流不息的、生活是需要情感的，也许文艺就是一种最好地记录“现时代”的工具，而且它往往比那些艰涩的理论更容易被众人感知。前不久，宇太老师在新浪博客发表一篇文章，文中对“民族主义”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论述，那是一篇既具有文学色彩，又具有深刻理论性的文章。我最近也与几位朋友讨论了“民族”、“国家”、“爱国”等问题，对我深有启发。
我们平时讲的“爱国”，一般来说指的是“爱祖国”，“祖国”是一个历史概念，我们5000多年的悠久文明，广袤的神州大地，古老的传统、习惯、风俗，甚至是建筑等等共同构成了“祖国”这一深深植根于我们内心深处的“精神认同”和“情感归宿”。祖国的延续和发展离不开我们中华民族的辛勤劳动，中华民族不仅仅指汉民族，还包括生活在这片圣土上的其他各民族，不仅仅包括现实中存在着的56个民族，而且还包括那些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为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过贡献的其他各民族。如果按着某些人所理解的，把中华民族仅仅定义为汉民族，那么无疑是狭隘的。
“国家”有显著的阶级性，判断一个“国家”的性质，不应该仅仅看这个国家的权力拥有者在表面上都强调些什么，更应该看他们采取的具体政策究竟是为哪个阶级服务的。从某种程度来说，“国家”既是主观的，也是客观的。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在“晚清政府”看来，他们理所当然认为自己是“国家民族利益”的维护者，而且他们也是这样宣称的，然而，他们所宣称的“国家利益”无非是他们少数剥削者的利益。他们在主观上认为的“国家”，就是以他们为主导的国家。进而，正是基于这种维护“国家利益”的目的，他们大肆鼓吹“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无疑是狭隘的、有害的），他们企图使大众相信：既然他们是现有权力的拥有者，既然在“法律上”是整个国家在世界上的代表，那么他们理所当然就是维护整个“国家民族利益”的。他们利用各种手段制造出一种“国家处于危险状态”的假象——其实早已经处于危险并在持续恶化，制造出一种“中华民族有亡国灭种危险”的假象——其实早已亡国并在持续恶化，他们企图利用这种手段使大众团结在他们周围，转移国内十分深刻的矛盾。
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民族主义”观念绝非如此，大众眼里的“国家”应该是自身利益的维护者，应该是反对剥削压迫、全心全意为大众服务的。遥想“清末民初”，中国大地竟也涌现出一些占据报纸头条的所谓“大人物”：慈禧太后是多么临危不乱、恭亲王奕䜣是多么任劳任怨、皇帝溥仪是多么忍辱负重、总统袁世凯是多么向往共和，就连张勋也是那么忠心耿耿。这些“大人物”哪个不是装出一副“国家民族利益维护者”的面孔？他们不但窃取民意，而且还利用和误导民意。如果说在1901年以前，晚清政府还有些许抵抗外辱的意志的话，那么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以后他们就完全丧失了这种意志。如果说“总理衙门”的设立是晚清政府变成“帝国主义在中国政治代理人”的开始的话，那么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以后就是他们“帝国主义在中国政治代理人”这一角色的最终确立。人家几个阿哥、格格、亲王、贵妃为自己的皇帝着想也就算了，可是有些被剥削者却宁愿选择当溥仪跟班。
那个早已经跪在洋人面前的“满清贵族集团”却曾在历史上大肆鼓吹“民族主义”，其实他们早已经抛弃了“国家民族利益”，已经与洋人同流合污，他们鼓吹的民族主义仅仅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也早已经背叛了自己的祖国，整天生活在由自己制造的谎言、暴力和恐怖之中。更可悲的是，竟然还有“义和团”这样的势力情愿被他们利用。如果说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还有一些客观进步性的话，如果说甲午战败后的“维新派”还有一些进步意义的话，那么在1901年以后再企图“扶清灭洋”、“保皇”就已经是倒退了。
我赞成积极健康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反对把民族主义极端化。如果是极端的民族主义，不仅不能维护整个国家民族利益，反而还会使民族国家利益遭到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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