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客观地评价毛泽东及其时代
王志光
“毛泽东时代”已经成为历史,毛泽东业已成为历史人物。在毛泽东逝世后三十年里,对毛泽东及其时代的评价并没有因为有了一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而达成一致的意见。对毛泽东及其时代的评价因国内国际的形势变化而若隐若现,当前又表现出新的评价热点。
三十年来对毛泽东及其时代的评价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态度和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结论。一种态度是辩证地看待毛泽东及其时代的功与过,也就是在肯定毛泽东及其时代对中华民族作出了历史性伟大贡献的前提下,承认毛泽东及其时代也犯有错误存在不足;在承认毛泽东存有缺点和犯有错误的时候,强调这些错误终究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是毛泽东在带领党和人民在探索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所犯的错误。另一种态度是否定毛泽东及其时代对中华民族作出的历史性伟大贡献,认为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错误的选择,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灾难,因此肯定毛泽东及其时代的所谓历史性伟大贡献,对当前和未来的中国的前途是一种危险,必须重新对毛泽东及其时代作出评价。后一种评价观点在当前国内一些主流媒体中经常可见。李锐、辛子陵等人是持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辛子陵在其《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中,将毛泽东的一生进行了“倒三七开”的评价。这种评价造成在对毛泽东及其时代认识上的思想混乱。
对毛泽东评价热的再起,依然是由“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引发的。在当今世界,可供中国选择的发展道路只有两条:要么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么走资本主义道路。对毛泽东评价热的再起,实际上就是围绕“中国走什么样的社会道路”的问题展开的。说毛泽东及其时代对未来中国的发展将继续产生重大影响,其实就是从此而言的。未来的中国,无论怎样行走,都绕不过毛泽东所奠定的社会发展基础。这个“发展基础”包括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与外交等各个方面。李锐、辛子陵等人企图否定毛泽东及其时代也竭尽全力地试图从这些领域打开否定毛泽东及其时代的“切口”。关于这一点,从这些人近些年来的言论中已经十分清楚地表现出来了!
对毛泽东采取什么样的评价态度同时也就在表明对中国如何发展的态度。这一点毫无疑义。当前,对毛泽东及其时代的评价集中在对毛泽东时代“计划经济体制”的重新评价上。中国的某些经济学家从彻底否定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体制”入手,企图在中国完全走上“西方市场经济”的发展轨道。持这样的一种评价态度的人以著名经济学者吴敬琏为代表。这部分人同时认为毛泽东是一位给中华民族带来灾难的一个历史人物。重新评价毛泽东的功与过,对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意义重大。这部分人认为,制约当前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最大障碍就是毛泽东时代留下的那些没有根除的“旧体制”、“旧制度”。这部分人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不讲毛泽东时代所创造的巨大经济成果,不讲毛泽东时代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立所作出的奠基性、开拓性的贡献,只讲所谓的毛泽东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给中国社会造成的灾难性影响,并且在讲所谓错误和失误时往往主观性、演绎性色彩浓厚。长达三十年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全部内容都被诸如吴敬琏这样的经济学者用短短的“几行字”给全盘否定了。这种做法简直荒唐透顶!
笔者素来认为,评价毛泽东及其时代,不能越过毛泽东所处的时代。这种时代包括当时的中国社会的实际和世界的宏观局势。越过了这两个客观存在的实际,采取用今天的实际来看待和评价昨天的实际的做法,那就得不到对评价对象的客观而科学的结论。同时,评价毛泽东及其时代,不能失去对毛泽东及其时代存在的“客观和历史依据”的考察。毛泽东时代在中国的出现,这是一个历史的必然。否认了这种必然也就否认了历史。毛泽东及其时代为历史所接受,这本身就是一种客观。
毛泽东时代能存在三十年,并且至今还发挥着巨大的影响作用;毛泽东时代能彻底改变中国经济上的一穷二白的贫穷面貌,使中国走上了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道路,埋葬了将深受世界列强压迫和奴役的屈辱史,并且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的奇迹。说毛泽东时代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是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的时代,这并不过分。这样的一个“毛泽东时代”焉能被说否定就给否定了呢?笔者认为,否定了毛泽东及其时代,也就自残了中华民族的脊梁,中国的未来就没有了存在的“中国根基”,就要成为西方世界的“附庸”!
当代中国诸如吴敬琏这样的经济学家为了彻底使中国走上西方市场经济的发展轨道,将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发展模式作为对立面,并予以彻底清算和否定,其用意自然明了。用“僵化”二字就否定了毛泽东时代的曾经发挥的巨大作用和创造的历史功勋的“计划经济体制”;用“封闭半封闭”五个字就掩盖了毛泽东竭尽全力逐步打破西方世界和前苏联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封锁和孤立局面的历史事实。这是在评价毛泽东及其时代时的偏颇和武断。
评价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体制”首先得看毛泽东时代选择这样的一种发展中国经济的模式的必要性。表面上看,这是一个经济发展的体制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社会制度的选择和确立问题。当我们说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是一个历史必然的时候,我们同样要说计划经济体制在中国的建立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只有选择和建立社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才能在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情形下获得集中精力干大事的可能,也就是举全国之力建立新中国的重工业体系和轻工业体系的可能,才能将传统的一盘散沙式的小农经济,通过农村的合作化、集体经化的方式组织起来,从而为彻底解决传统农业的落后面貌打下基础;同时通过这样的农村经济发展形式最大可能地、便捷地支持和保障新中国重工业和轻工业体系的建立和发展。说毛泽东时代为社会主义新中国作了奠基性的贡献,这个贡献当来自于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体制”所发挥的强力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面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谷和西方世界处于强势的现实,逐步转变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式,逐步进行商品市场经济的改革,这自有其现实依据和必要性。否认这一点那是错误的。但不能就此而否定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的历史必然性;更不能因为现在中国搞“市场经济”,为了寻找搞市场经济的“依据”,就人为地扩大毛泽东时代“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就将“计划经济”讲得一团糟、一塌糊涂、一无是处。
在国际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世界经济转向由西方世界经济为主导的情形下,如果中国要想在世界经济大环境里立得住、走得开,根据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决定中国的经济发展之路必须得走“市场经济”这条路,否则中国的经济就必然发展受挫或停止、走进“死胡弄”的话,那也用不着回过头来去否定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体制”。笔者认为,这样的一种做法实在是一种毫无价值的做法。要将新中国经济发展的“六十年历程”看作是一个不断适应世界经济形势变化发展的过程,看作是为了适应这样的国际形势而不断调整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由“完全的计划经济”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再到“市场经济主体、宏观计划调节主导”,这样的一个演变过程恰恰是与时俱进的客观过程,也是实事求是地探索和发展中国经济社会的过程。用这样的一个连续的社会变化发展的客观态度来看待新中国经济发展的六十年历程,那才是科学的态度,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态度。
现在有些人搞“市场经济”就无视“计划经济”的价值,将“市场经济”说得十全十美,将毛泽东对时代的“计划经济”说得“一无是处”。这显然就是一种偏见甚至偏激。历史地看,“计划经济思想”的提出正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必然爆发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客观规律所作的一个“深刻反思”的结果。“计划经济”发挥出的巨大的优越性的一面已经被斯大林时代和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所证明。因此,“计划经济思想”的提出绝不是哪一位经济学家或是社会学家的一个“臆想”。当然,计划经济在实施过程中自有它的局限性,但这种局限性是可以通过调整改变的。“改革开放”之初,陈云讲“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将“市场”引进计划经济中,这是陈云看到了当时条件下计划经济不能完全适应中国改革开放的形势而采取的灵活“变通策略”。实践证明这是一个科学的思路。至于说当下的中国的一些市场派经济学者对计划经济的全盘否定,那自然是为了尽快地推进他们的市场经济而已。他们对计划经济的批判本身就是一种不顾历史事实的妄批。
来自市场派经济学者对毛泽东时代“计划经济体制”的所谓反思、所谓批判,其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及其时代,以此为实现这些人的在中国搞西方式的社会制度彻底扫清在政治、思想、经济、文化上的各种障碍。当前,对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不能听信上述市场派人物强加在毛泽东及其时代上的无稽之谈。在评价毛泽东及其时代的时候,必须采取客观公正的态度。讲科学发展观,体现在学术研究上就要讲究科学的研究观。科学的研究观的要义就是尊重历史,做到客观求证,实事求是,反对任何形式的“主观臆断”。现在一些学者在研究毛泽东及其时代时显然违背了这样的一个研究原则。有些人则在研究毛泽东及其时代上别有用心,那就绝不是一个“另当别论”的问题,而是一个令人无法容忍的必须坚决反击的严重问题。
2010年02月21日 于心明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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