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那本“颠覆性书”的看法
关于那本“颠覆性书”（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由书作坊出版社出版，李锐 谢韬作序）的争论，引出了“颠覆谎言”之说。其实，这世界是有各种谎言，有各种违心的话，还有疑点重重的文章。在下看来，毛泽东选集、文集透明度与一致性是最高的，争论了30多年，没有多大变化，观点（如以粮为纲、以钢为纲、以阶级斗争为纲等）的不同可以说是另一个问题，我们也都是看着他的书长大的，社会的各类运动许多也是亲身经历在其中的，社会的变化也感受着的。所以，人不无全生活在言语和文字这种状态下，更多的是活生生的实际生活。
毛泽东时代没有进步吗？回答是否定的，不仅有进步，而且在世界大国中属于进步快的行列里面的。咱们的国际环境不如人家，经历几场相关的战争和战役，也经历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与苏联好了几年，后来也不好了。也就说中国出了一穷二白和不好的国际环境下，支撑着、发展着，这不是谎言不谎言能够取而代之的。
四届人大周总理满怀信心地说，到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这说明在新中国的二十多年里，我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具备走向现代化时代的基础。比如，军事装备部依赖国外，也不再是那个“汉阳造”，两弹一星、核潜艇、各类战机、舰艇、军车、武器装备等。钢产量快速上升（尽管有曲折），石油、煤炭等能源快速提升，化工、化纤工业几乎从无到有，缓解了粮棉相互争地的局面（关系到百姓的吃和穿大问题），机械工业也得到大发展，不再是老江南造船厂的初级水平了，轻工业星罗棋布。农业总体上也基本完成了翻番。既无内债也无外债，到1976年外汇储备也有5.8亿美元，黄金600吨（其中400吨是73年与74年在国际黄金市场购进）。
诚然，发展过程中也不少的困难和问题，尤其是“三年自然灾害”这样的大问题。争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还是“七分天灾、三分人祸”，那就不好说，因为全国情况不一样的。以河南、四川、安徽等省份最为严重。就是同一省份情况区别也非常大。无论如何问题的指向是很清楚的，那就是毛泽东，问题归结毛的“大跃进”和“反右倾”。其实浮夸风59年上半年度已经提出遏制，不信可以看看毛泽东先后六封党内通讯的文章和毛泽东当时的指示，这些信生产队长和支部书记都可以看到的（有些省看不到是另有企图的）。尤其是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中提到的“六条”说得很清楚。在下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为何毛要这样做？
从1956年开始党内分一线二线领导开始清晰起来，到1959年就比较分明了。一线以刘邓为主线，刘主抓农业，邓主抓书记处（书记处书记谭震林就是协助刘分管农业）；周不属于一线，主抓工业、财政、科技。自然还都须向毛汇报工作。日常工作分为两大方面。但在后来的他们各自的文选中，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文选明显缺少，上面所说的透明度，对他们来说就逊色许多。对这三年的争论和问题，都推到毛的头上，在下以为不公允。62年毛作了自我批评，是作为最高领导所承担的责任。其他领导不该承担责任？各有各的账，归于毛一人身上，这仅是毛去世后所发生的。这三年出这么大的事，没有人敢担责任，也许唯有毛可以功过相抵才能缓急的，还是一些人的掩盖错误的法宝呢？反正毛的肩宽，一推了事。事实也是这样的，就连河南、四川等主要领导也轻松许多，甚至似乎没发生什么大事一样。吴芝圃、李井泉就是一例，在下以为是极其不正常的。这一口恶气都冲着毛。欺上瞒下毛并不知情，所以毛当时要各级领导开展调查风。
当时全国的粮食政策基本是一致的。况且刘是主抓农业也是赈灾的领导，他的足迹在哪儿呢？李井泉的问题是七千人大会上一个四川干部用匿名信揭示的，李当初就在四川不让省委宣传贯彻执行毛在五九年的那个六条。在七千人大会的分组会上，刘在安徽组（曾希圣），邓在四川组（李井泉），河南由于信阳事件，七千人大会前对吴芝圃作了些处理。事实上“各有各的账”并没有算，文革中算了一下，文革后都彻底平反了，接着就是全部倾倒在毛的头上，一线的领导算了什么账了？所以在文革后对毛各种评价（包括现在精英们流行的），一般都低于毛在国际上各类评价。尤其是对于各国政要和多数学者是这样的，偏差主要是对“三年自然灾害”中各有各个账的不同理解。
比如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两次（1960年5月和1961年9月）时间较长的访问中国，走了许多地方。“闹大饥荒”就是一个他所考察的内容之一。英国在香港是睁着大眼睛的，西方的情报机构那个也不是白给的。蒙哥马利是军人出身善于侦查，所以在西北考察时途径一个公共浴室，他便问熊向晖说：“我可以进去吗？”熊向晖回答说：“男部可以，女部不行。”说完，蒙哥马利径直走进了男浴室，从裸体的人看人的营养健康状态。答案是两个字“正常”！还有1960年，美国的著名作家、记者斯诺也进行长达两个多月的中国考察，给周总理提出了40多个问题，回国后也撰写了《大河彼岸——今日红色中国》。
从某些领导和精英的主导思想是对毛的彻底清算为先导，所以“饿死人”的数字也一路上升。关于数字问题的来龙去脉，大致是这样的。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公布三年自然灾害时人口数据。中国在1953年有过人口普查，直到1964年。单项上报统计数字应该是有。由于统计口径（内涵、范围、时间）不同，故统计数据有偏差。关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众说纷纭。八十年代初我国进入联合国人口委员会，并担任领导职位，从1983年开始有国内外学者、专家开始介入。增加了几分“科学”的色彩，加上政治气候也越来越推动这一潮流地发展……
国外的有彭尼· 凯恩、杰斯帕·贝克、安斯利·科尔等，有用专著、回忆录、自传性小说等流传，最有代表性的有安斯利·科尔开始用数学模型，他推断非正常死亡人口结果是2700万，他的用得是“线性模型”。说白了这个模型小学生也会算，都是四则运算。关键这：“出生人口”、“正常死亡人口”、“总人口减少值”怎么得来的？
国内李成瑞认为科尔使用了多次线性相乘，称其为超线性模型，加以修正后得1700万这个数。1987年蒋正华发表论文，采用的模型叫“动态参数估计模型”，结论还是1700万这个数据。1993年金辉按“动态参数估计模型”计算，得出2791万这个数，为何会多出1000多万呢？出生率不是采用53年至57年的平均数，而是用了56年57年的平均数，前者低后者高，更不是那三年的真实统计数；同时他发现了此时城市人口还有增长的数据（统计的口径不同数据也不同），而且增长了680万（事实上工业建设需要，招工及征地工仍在延续）。所以最终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3471万。
关键是“出生人口”、“正常死亡人口”、“总人口减少值”这些数字怎么得来的？比如“总人口减少值”，金辉发现城市人口增加的，那么农村的人口减少值必须还要增加！比如“出生人口”，是总人口数乘以出生率。有用1‰ ，有用53～57年的出生率的均值，有用56年、57年的出生率。怎么用要看这些学者的心态。比如“正常死亡人口”也是根据时间段来获取自然灾害这三年“正常死亡人口”数的，排除由于营养不好引起的各类疾病而死，也就说这样原因引起的死亡自然也纳入饿死。
怎么用？要看这些学者的心态。其实这就是立场与观点。比如金辉1960～1961年的情形较为严重，这两年是：2568－1395＋1348＝2521（万）。 那么不少专家坚信1959年也必须是这个平均数，那么这三年总和为3781.5 万，再加上城市人口的增长680万，就是4461.5万。为什么不能更多呢？那么，反过来想一想不行吗？在所有的模型中，第一项“出生人口”，是至关重要的。这三年为何不能是零增长呢？为何不能是负增长呢？大饥荒为何还有正常的结婚率呢？大饥荒为什么还要多生孩子呢？而生出孩子为何又不加以统计和采用呢？
这种带有数字偏好的现象比比皆是，近年来倒是发现这三年相关人口数字不断增加，也就说或者人数在增长，比如这三年出生人数，只会在日后会减少，但实际数字却在奇怪地增长，而且是百万之众。那么一进一出都是翻了番的。再说了只要是“非正常死亡人口”就是“饿死人口”，甚至连死亡数也当作“饿死人口数”。数据引用无疑是走极端的，拿着这几个重灾区说事。
从八十年代中期的全国数学模型研讨会（第一、第二届），在下都是参加的。私下听人说起过（当时是不能张扬的），我们这些人是持不赞成的态度，起码动机不纯。而相关的人士有兴趣，而且非常高涨，所谓的调研也都是往重灾区跑。河南史来贺的刘庄就没有饿死一个人，所以是各有各的账。虽然中央关于城乡的粮食政策只有一个，但结果是不同的。这样的数学模型和这样的清算毛的思维，这个数据还能有多少真实呢？但有人喜欢它，在这些人看来它比“原子弹”还厉害百倍千倍。请问：如此走下去，是不是要掉进马尔萨斯的陷阱？重现拉普拉斯之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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