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点浅见
彭守仁
我写了《马克思笔下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未出现——试谈对＜中国模式六＞的几点看法》一文。本人感谢网友们对本文的批评意见，其中以“典型的资本主义补课论腔调。替资改派涂脂抹粉。散布的不仅仅是教条主义而是的的确确的修正主义。”最有代表性。为此我再谈一下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浅见。
我和网友的分歧在于市场经济是否等同于资本主义。矛盾的焦点就在这里。肯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补课论吗？说到教条主义，我还没找到我搬了哪一个经典条文，我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这一观点一直套在人们思想上的洋教条（好像马克思主义也没有这样的结论）否定了这两条就是修正主义吗？我建议网友们参看张维为所写的新书《中国触动全球》。其第一章第三节谈了中国发展的相对成功之后，在第四节《中国另外的四种选择》中举出四种可能选择的模式加以对比。这四种是：１、坚持阶级斗争为纲和计划经济的极左模式；２、完全西方化的极右模式；３、保守改革的古巴模式；４、苏联的激进改革模式。各种实践的对比是最能说明问题的。
下面再谈一下个人的浅见。
一、两种市场经济的区别。
在共产党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的国家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不在于干不干市场经济，国家节制资本，也就是国家控制、指挥资本的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本节制国家，甚至绑架、控制了国家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２００９年处理金融危机时，中国救实体经济，关注中小企业的融资，帮扶自主创业，以便拓宽就业渠道，补助家电、农机下乡，提高社会保障标准，扩大社保覆盖等惠民措施，以便扩大内需，这些都收到了效果；美国救虚拟经济，用大批资金去填充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银行、保险等部门，这些部门还不领情，其高管们还大量地拿年终奖金，引发纳税人的不满。救实说明国家对资本的有效控制和管理，救虚说明国家已被资本完全绑架了。纳税人的钱都塞到金融大佬的腰包。
二、市场经济的必要性
自有人类社会以来，为了改善人们的生存环境，提高生活水平，就产生了社会分工的需要，以提高工作效率。有分工，就要有交换。为了交换的方便，就出现了通货作为交换的等价物—货币，以及交换场所，即市场的初级形式—集市。分工、交换、货币、市场，是人们离不开，躲不掉的社会现象，即使那些隐居在深山老林自耕自食的“世外高人”或小部落，他们也要定期到人群集中地换一些他们需要而自己又不能生产的东西。中国是以农立国发展起来的国家，在人们心目中对商人最看不起，商排在士农工商的最后面，人们多以奸商称呼，老百姓用“买的没有卖的精”、“无商不奸”等来评价商人。不论你如何讨厌甚至咒骂，人们还是离不开它，商能帮助社会调节余缺。商业繁荣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
为适应生产发展，出现了专职经营货币的金融行业，从钱庄到银行，除存、贷款外，还出现了便于资金异地流动的信用凭证。但那时金融业只是实体经济的附属品。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出现了现代意义下的市场经济，金融业急速膨胀，资本市场（股市）、期货市场等相继出世。金融业已经不只是存、贷款业务那样简单。资本的流动，尤其是跨国流动成为金融寡头一夜暴富的手段。所谓的金融产品层出不穷。金融衍生物更是花样翻新。这时金融业已经是脱离实体经济的独立行业，被称之为虚拟经济。股市、期货、楼市及其衍生物都成为虚拟经济的组成部分。
市场经济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必要性表现在六个方面：
（一）促进生产社会化
进入大工业社会以后，早期简单交换的商业行为发生了质的变化。买卖不再是自产自用后的余缺调节，商品生产赚钱则是唯一目的。提高生产力的手段之一就是生产社会化，以分工协作办法，实行专业化生产。为提高零部件、产品的互换性，通用化、标准化生产大行其道，再搞“长木匠、短铁匠”小手工业作坊那种修配式生产就会被市场淘汰。以大分工、大协作的社会化大生产逐步取代自我封闭的全能式生产。生产社会化是高速发展生产力，走向物质极大丰富的必由之路。没有生产社会化就没有现代化。而市场经济体制则是生产社会化的必要条件，因为只有市场经济才能逐步消除以小生产意识为基础的封建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是社会发展的绊脚石。８０年代中国人听说美国有一个人经营种植一千六百亩土地，感到不可思议。其生产的各个环节完全由各专业公司按合同规定进行，没有生产社会化那是绝对做不到的。
（二）市场经济是战胜封建思想改造小生产意识的必由之路
小生产意识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对立物。中国人自产自用的封闭意识很强，大分工大协作意识极差，“万事不求人”，“自己有方便”，“大而全、小而全，肥水不流外人田”，企业和地方的“自成系统”的意识和作法在新中国６０年中都有强烈表现。改革开放后３０年企业为取得效益，在分工协作方面虽有改进，但是不大，尤其是大型国企对自己内部配套，一直是情有独钟。只有在市场的竞争机制面前败下阵来才能有所醒悟。有关封建官僚意识、只顾眼前的实用主义意识等只有在健全的民主与法治的市场经济环境下才能逐步克服。市场经济更是克服小农平均主义的良药，虽然没有人公开提倡过平均主义，但人们思想深处一直存在，中国人对革命战争时期的供给制感情特深，一直怀念，过去大家一律平等，上下同吃一锅钣，同穿土布衣，解放后还要分等级，评工资，讲供献，每到长工资时就使领导犯愁，没长的或少长的痛哭流涕，因而对过去的供给制更加怀念。用供给制可以打败蒋公，因为那是在封闭的农业社会条件下才有可能的事。但却建不成共产主义社会，因为没有物质的极大丰富是到不了理想社会的。而平均主义除得到“大家都一样”的心理满足以外，生产力是发展不起来的。５８年人民公社化以后有一段时间，劳动不计报酬，大家都去吃食堂，引起农民不满，导致的农业崩溃就是明证。
过去把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称为短缺经济，计划下的物资流通不畅，老百姓搞一点贩运，还说你是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道路。
老百姓在私下议论：“东德不如西德，北朝鲜不如南朝鲜，中国大陆还赶不上台湾”。计划经济只有领导抓的项目才能体现出社会主义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领导不抓的或没有顾到的事就不行了。
有关小生产意识在《小生产意识是中华文化的消极因素》中已有详细介绍。
（三）市场经济能调动最广泛人群的积极性，是走群众路线的最高形式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这是毛主席对唯物史观的精确概括。如何发挥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就是团结人越多越好。毛主席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但中国的斗争和苏联不同，苏联是无产阶级专政，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工人、农民、小资产、民族资产都是人民，凡是爱国拥护社会主义的都是人民，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有一台词说对资本家怎么办？列宁回答是“统统赶出去。电影作品也许有出入，大批白俄越境涌入中国的哈尔滨却不是假的。电影《红色摇篮》说到党中央博古等人批毛泽东是富农路线，也分给地主富农以同样的土地。王明、博古总是照搬苏联作法，事实证明，毛泽东给地、富出路的政策是正确的，能团结大多数。到1956年公私合营改造时，资方还可以分红或吃利息。因此毛泽东的斗争哲学不是极端的，是革命人道主义。这就能团结最广泛的人民群众，至于下面具体执行中的偏差另当别论。
市场经济能把人们的全部能量、智慧最充分调动起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具有更大的广泛性。正如 刘涛 博士的《中国模式六》所说：“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全社会参与的、符合全社会成员公共利益的真正的社会化管理和社会化经济，这包括国家、公有企业、民营企业、社会企业、非盈利企业、社会机构和社会组织在内的众多社会角色。中国实施了一种多元混合体制，鼓励的是多元角色的共同参与。”因此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群众路线的重大发展。
市场不但能调动人的全部能量和智慧，而且还鼓励多元角色的共同参与的多元混合体制，这就是如虎添翼，把传统的群众路线发挥到了极致。过去由领导者号召和发动群众，当前由市场机制调动群众，前者是群众被发动，后者是群众的主动行为。两者效果绝对是不一样的。
（四）市场经济能鼓励小创业者白手起家，吸纳大批就业者
中国的人口众多，就业是个大问题。国家要开辟多渠道就业，鼓励国家扶持的自主创业者一试身手。这对吸纳就业是一项好的措施。媒体介绍比亚迪老板王传福的创业经历，他大学毕业后，舍掉好单位的工作去下海，逐步搞起锂电池，后又去搞汽车，又去搞电动轿车。不但为国家创造了品牌，在吸纳就业人员方面也是功不可没的。小创业者能有２０％的成功率，对就业问题就是很大的贡献。
（五）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
过去在计划经济时代，企业只要完成上级下达的生产任务就行，科研由专业的院、所负责。即使企业有科研的需要，也是由上级投资和下任务。这种缺乏主动的等、靠、要，对发展术极为不利。在市场经济下，企业为发展就必须拿出经费，开发新产品，以免被市场淘汰。因此市场逼迫企业重视科研和创新工作，当年外国人讥笑我国的产品是二十年一贯制，像人民币一样的稳定。这种嘲笑再也一去不复返了。因为企业在市场环境下具有技术创新，开发新品种的内在动力。
（六）市场经济更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市场是供需变化的晴雨表
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是市场的基础职能，这比少数人闭门造车更为有效，市场反应出的供需变化也为国家的宏观调控提供了可靠依据，以减少盲目性。
三、市场经济的弊端是容易出现资本绑架国家的现象
随着大工业的发展，金融业迅速扩张，逐步脱离实体经济，成为独立的虚拟经济。资本的贪婪是无止境的。正如刘涛在《中国模式六》所说：“金融资本将任何一件物品和商品，都演变成为金融市场上的证券化的金融商品，例如房屋、轿车、粮食、玉米、新能源、石油等，金融资本以其垄断的势态将一切原本不属于金融商品的领域进行了证券化。这使得整个世界都成为高度非理性的投机世界”。发展最终是控制国家政权。
我在《虚拟经济必须为实体经济服务，不能虚实倒置》一文中说到虚拟经济的特点之一就是骗。资本是重要的生产要素，它只有投入到实体经济中才能创造利润，脱离实体经济的“钱生钱”就是骗术。国际金融寡头利用资本跨国流动的手法，搜刮各国财富。股票市场的本意是为了发展实体经济，为实体经济更好地配置资源。买股票本来是为了投资分红，后来股市竟变成投机场所。无论是在国际或是在国内，只要是绕开实体经济的“钱生钱”都是骗子行为。炒股中的赔和赚只是钱的转移，它没有增加任何财富。
美国是资本掌控国家的典型。《货币战争》一书对此有深刻的揭露。面对该书所介绍的史实，就足以使人冒出一身冷汗。美国的几位总统被刺，都和国际金融资本有关。经过多年较量，国际金融资本终于打败了美国政府发行货币（绿币）的权力，后来掌控美元发行权的美联储却是国际金融资本的少数人。美国是资本绑架国家的典型。
四、社会主义制度是控制市场经济弊端在中国蔓延的有效保证
上面所谈市场经济弊端都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象。它不大可能在中国故伎重演，因为我国是由工人阶级领导公有制经济占优的社会。市场经济在资本主义初期是一匹脱缰野马，横冲直闯，给劳动人民造成极大痛苦。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是有缰野马。缰绳握在工人阶级的代表，即共产党的手里，既要利用其强大动力，拉着经济迅跑，又要限制其对人民的践踏。对于那些抱着小生产习惯不放，感受到价值规律对其旧习惯的威胁而牢骚满腹者则是好事。就是要用价值规律逼迫其放弃小生产意识，如“万事不求人”的封闭思想，大锅饭，慢节奏等等。因为共产党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代表，不能为照顾小生产习惯和情绪而放弃历史责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前无先例可鉴，现无榜样可循，只能摸索前行，在执行中难免顾此失彼，特别是在西方合起来围堵中国的时期。确有对野马缰绳大撒手的时候，因而出现了不少的社会问题。不论谁干也不可能十全十美，能达到七全六美也就不错了。党的十七大胜利闭幕，开创了一个历史时代，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关注民生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得到确立，有的已经开始落实。老百姓已经看到了曙光。这说明把野马缰绳又重新套上，但勒紧程度要看情况而定。中国的问题成堆，不可能一下子就全部立马解决。但中国已经踏上了强起来伟大征程。
五、现在中国发生各种社会问题的根源和解决的途径。
当前中国社会出现不少问题，如贫富差距过大，贪污受贿，机构痈肿，人浮于事等。我在《中国的社会主义阳光大道》中用后面的历史弯路歌加以概括，引在下面：
历史弯路歌（原警世歌序集）
经济大树 东方崛起 特大发展 世界惊异
特殊化肥 催生奇迹 伤及土壤 又伤根系
根系何在 百姓心里 工人农民 弱势群体
土壤何伤 两大体系 环境污染 精神扭曲
全面污染 水土空气 农民发愁 江河哭泣
滥砍滥伐 沙尘漫天 私挖乱采 破坏资源
精神污染 全国遍地 方方面面 疯狂争利
造假兴起 追求暴利 地方保护 舆论吹嘘
教育收费 花样出奇 上学真难 百姓叹息
精神产品 书刊文艺 情色飞舞 凶杀暴力
药品高价 层层剥皮 医改市场 用药养医
房产天价 高得出奇 严重违反 价值规律
百姓血汗 存入银行 房产贷走 天价售房
地方政绩 商人谋利 相互联手 拆迁圈地
房价停滞 赶快拆迁 房价又涨 逼你掏钱
低价拆迁 卖地赚钱 不搬就打 残忍野蛮
富人进住 城市中心 平民钱少 赶到偏村
以权谋利 权钱交易 钱是鸡蛋 权是母鸡
圣人之言 不可忘记 上下争利 而国危矣
根源何在 追溯千年 小农意识 只顾眼前
自古皇权 迷信武力 地方官员 豪夺榨取
人心向背 兴亡规律 载舟覆舟 循环更替
周期动乱 百姓遭殃 生产倒退 国力大伤
如何终结 更替循环 民主法治 界定三权
党的政策 针对两伤 科学发展 和谐之光
中央方针 甚是英明 下有对策 能否执行
中央决心 百姓齐心 上下合力 应有信心
社会转型 警钟长鸣 防止崩盘 切勿滥行
中华民族 前途光明 复兴在望 理性力争
警世之歌 忧国忧民 泣血诤谏 力争国魂
十七大会 方向指明 团结全党 踏上征程
中央权威 得到加强 百姓欢呼 管住地方
逐步落实 科学发展 节能减排 成效初显
三座大山 开始松动 减免学费 惠及学生
医改方案 已经出台 房价泡沫 有望下来
警世之言 即将过去 历史弯路 不能忘记
注：三权即政府、市场和社会各系统各人民团体之权。
中国的社会问题不能怪市场经济，是中国传统意识所致。在《马克思笔下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未出现》的第六部分和《小生产意识是中华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对此已有说明，例如：政治意识随地位而变，普通百姓总有小民、顺民和暴民两种极端心态，凡事能忍则忍，到忍不下去时就拼。进入官场的就自认为高人一等，官老爷意识很强；经济方面喜欢大、小而全，自成封闭系统；分配方面对上讲平均，对下强调个人特殊；思想方法是只顾眼前等等。这里不再重复。
以小生产意识为基础的封建思想体系产生于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基础，也是为这个经济基础服务的。克服的办法是改变经济基础，实现生产社会化。但这一过程非常的不易，原有的意识还要维护其经济基础。实行市场经济是解决这一难题的必要条件。
实行了市场经济只是为克服封建思想意识提供了前提。解决办法是民主法治，界定三权，即划定政府、市场、社会各人民团体的权力界限，逐步定为法律。
民主、法制是健康社会的两条腿。缺哪一个都不能健康平稳快速发展。没有民主监督制约的法治不是法治，有权人为所欲为，有法不依，其实质还是人治。没有法治的民主也不是民主，不遵守法律的群众运动式的大民主，随便打死人不受追究，那根本就不是民主。由于中国的封建传统意识比较牢固，有权就想管人，特别是要管“不听他话”的人。所以民主与法制的建设很不容易，因此必须加强中央权威，才能排除利益集团的干扰，逐步建成完整的法律体系并形成制度。只有加强中央权威，才能对人民群众的依法维权行动，得到公正的司法对待。中央权威与人民监督相结合，才能逐步管住那些自命不凡的权力滥用者。
在权力监督方面要采取一些具体措施：
１、由老百姓评议地方干部，用异地人（记者或纪委人员等与本地官员无关的人）搞民意随机抽样调查，叫百姓给地方官分细目打分并予以公布。这对胡作非为的地方官就有约束作用。
２、思想教育，组建一支宣讲班子，以“反思小生产意识的危害”为宣讲主题。同时发起思想解放大讨论。有人提出：下一场“文化大革命”离我们还有多远？我认为说远就远，说近就近。上世纪60年代那样的文化大革命已经远离我们，因为那是一场社会悲剧，永远也不会再来了，因为那不是文化革命，而是武化革命，不用文化手段解决文化和思想意识问题。而是以殴打，挂黑牌子游街、示众等污辱人格的方式来对待人民内部矛盾。打死人也不受法律追究。中国人民绝不会容忍那种悲剧再次上演。但是真正的文化革命还是要进行的。那就以文化手段，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法，或是四大的方法，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讨论。这种讨论是完全平等的，没有“指示、训导、批判”的一方，也没有“接受、服从、聆听”的另一方。更不允许人身攻击和谩骂，目的是要搞清历史和文化中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内容，特别要反思小生产意识的危害性。与此同时，还可适当讨论历史分清功过是非，从新找回民族自信。通过讨论甚至争论达到认识上的统一。我们不应有禁区，文革不是我国的短处，那是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空前绝后的人类历史上的特大事件。对文革资料我们不应当一炬了之。那是我们付出很大代价并属于全人类的一笔财富。我们没有见不得人的地方，不要捂着盖着。我们不讲，别人讲得就越是起劲。不同意见的争论，不会影响稳定。只有如此才能全面准确地认识历史，找回自信。一个民族能不能进行民族反思是一个民族是否成熟的标志，这关系到能否全面认识自己的大问题。不能全面认识自己的民族，或者护短的民族是走不远的。
反思小生产意识的危害要以批评,特别是自我批评为主.仔细想来,小生产意识可以说是我有、你有、他有，我们大家都有。平均主义、封闭意识、只顾眼前等这些思想方法在不掌权的普通百姓中觉得没有什么，对于干部，特别是主管领导就不是小事，因为他的言行关系到全局。因此在干部中进行这种大讨论特别重要。
六、居安思危，要警惕国内外金融资本的阴谋
虽然中国有社会主义制度，能够管住资本，使之不能为害国家和人民。但不能失去警惕性。只有居安思危，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我在《警惕国际金融资本的阴谋》中说到《货币战争》一书叙述了美国的金融资本一步一步地打败了美国政府，最后夺取了货币发行权，最终完全掌控国家的过程。《货币战争》进一步揭露美国的金融资本由于控制着货币发行权，掌控货币流通，人为地制造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以便搜刮百姓，获取最大利益的罪恶，这更是整治他国的手段。阿根廷、东南亚、日本都被整治得既惨不忍睹，又得服服贴贴。
《货币战争》预言，国际金融资本下一个目标就是中国。下面把该书的第２６５页中间几段引在下面：
“外资银行全面进入中国之后，与以前最根本的不同就在于，从前的国有银行虽然有推动资产通货膨胀来赚取利润的冲动，但决没有恶意制造通货紧缩来血洗人民财富的意图与能力。中国建国以来之所以从未出现重大经济危机，其原因就是没有人有恶意制造经济危机的主观意图和客观能力，国际银行家全面进入中国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中国对内的金融防火墙，旨在防范外资银行恶意制造通货膨胀推高中国资产泡沫化，继而猛抽银根制造通货紧缩，迫使大批企业倒闭和人民破产，从而以正常价格的几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来贱价收购中国的核心资产。金融管理部门必须严格控制外资银行信贷发放规模和方向，以储备金比例和储备金成分来进行金融宏观调控，严防外资银行大量将国内债务进行货币化。”
俗话说：“没有内贼就引不来外鬼”中国要特别警惕内外勾结坑害国家和人民的事件。一些只顾个人得利，不顾百姓和国家的个别“精英”们是最可怕的。中国在金融方面出了问题，那是天大的事。《货币战争》一书断言：“当年国际金融资本为日本开出的药方又要用来对付中国。现在的中国的身体素质不能和当年的日本相比，日本只是得了偏瘫，”中国经济的身子骨远不如当年的日本，这服药灌下去只怕就不是偏瘫这么简单了。人们看了《货币战争》的介绍，真是毛骨悚然，极为可怕。
除此之外，中国在房地产、拆迁等方面也存在着隐患。楼市不但对中国十八亿亩耕地这条红线构成威胁（参考《拆楼还田的那一天必将来临》），由于房价一再上涨，老百姓叫苦不迭。国家虽然在保障性住房方面发布了措施，但地方官员远没有在低价拆迁卖地时的积极性。在前时期的大拆迁运动中，官商勾结，殴打被拆迁户，已在局部上出现资本左右政权的现象。在十七大以后各地方出台了拆迁按其周围商品房价给予补偿或者回迁的政策，这使后来的被拆迁户松了一口气。以前的拆迁户面对拆迁后房价不断上涨的情况，只好望房兴叹了。
资本掠夺百姓的另一个场地就是股市。股市的本意是为了发展实体经济，是为实体经济更好地配置资源的手段。买股票本来是为了投资分红，后来股市竟变成投机场所。炒股成为中国人的一种职业。炒股中的赔和赚只是钱的转移，它没有增加任何财富。老百姓准备用于养老、子女教育和治病的血汗钱，存入银行，物价上涨，货币贬值，有的就去炒股票。那些由学者、专家、教授、记者、名流、政要等知名人士组成的股市走向分析的权威团体，通过媒体、报章、专刊发布股票信息，小股民跟着股市权威跑，开始还真的得到了一些甜头，这就对权威们更加信任。上了钩的小股民最后终于发现上当受骗被套牢。而那帮忽悠小股民的精英们却大发横财。有一位穷记者加入到这种忽悠团体后就成为几百万的富翁了。
资本是生产活动的关键要素，设备、原料、发工资都要用资金。投资者分得部分利润也是合理的。但资本不能搞野蛮掠夺。这些社会问题的根源是中国存在的小生产意识和封建思想。中国的市场经济，其法律体系还又很不健全，因而资本就有空子可钻。原来处在贫困的小生产者发财之后，比那些世代富有者可能更加贪婪。这些问题也许是无可奈何的现象，但不能因噎废食，去否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党和政府必将集思广益，听取民众呼声，逐步找到解决办法。本文前面提到的两条整治措施的思路也可能是自不量力，只供参考。但不论如何，密切关注社会上发生的各种问题是必须的，以便防止资本绑架国家的悲剧在我国重演。
七、人类理想远景如何实现
在《马克思笔下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未出现》的七、中国模式对人类未来的意义一节中，重点说到中华文化的重要作用。中华文化具有包容精神、亲和精神，与西方的优胜劣汰的排他文化形成鲜明对比。在世界已经发生了全球化、多极化和区域联合化的今天，唯我独尊的排他文化完全不合时宜。而以包容精神为特征的中华文化则是符合人类需要的。
中华文化中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体，以和为尺度。和谐是通往理想社会的正路，不是谁消灭谁的问题。消除私有制只能靠生产的高度发展，物质的极大丰富，和谐理念的深入人心，社会道德的共识，到那时虚拟经济，国际金融资本的坑崩拐骗就会成为人人不齿的过街老鼠。当然不谈谁消灭谁，并不是不要斗争，只能以强大的硬实力作后盾，才有资格谈和谐。如前面所说，毛泽东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求和谐也是一样，也要经过斗争。中国的斗争和苏联不同，苏联是无产阶级专政，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工人、农民、小资产、民族资产都是人民，凡是爱国拥护社会主义的都是人民，最近看《红色摇篮》，党中央博古等人批毛泽东是富农路线，也分给地主富农以同样的土地。王明、博古总是照搬苏联作法，事实证明，毛泽东给地、富出路的政策是正确的，能团结大多数。到1956年公私合营改造时，资方还可以分红或吃利息。因此毛泽东的斗争哲学不是极端的，是为改造社会的，是革命人道主义。所以说以硬实力为后盾，经过必要的斗争，和谐世界、世界大同、共产主义等人类理想是可以实现的，那种一方消灭另一方的思路未必是人类必经之路。
“非我者就是异类”，这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思维方式，有人举例说：“西方有一老太太这样看中国：‘一个不相信上帝的共产主义国家还能取得成功？’国内有信基督教的人，总是说“上帝”、“主”是最可信的，然后再贬低别的宗教。其实所有宗教都是劝人向善，宗教只不过是人的精神寄托。褒己贬他反映了西方的思维方式。我们要发扬中华文化包容性，绝不可以照搬西方的“非我者就是异类”的思维惯性，在政治意识方面也不要走极端。
或许有的把和谐一词看成调和主义，折中主义，甚至是修正主义。中华文化的中庸之道沿续了几千年，化解了多少矛盾？王明等人总是说周恩来是折中主义，调和派。国外嘲讽他是不倒翁。实际上中国革命的胜利，毛主席的战略主张起主要作用，而执行的大部分是周总理，毛主席没有周总理的配合是不行的。在土地革命的十年中，是周恩来的多方努力，才使共产党没有分裂。在执行党中央决议过程中，没有灵活性的死卡未必能很好地完成战略意图。当然周恩来在对敌斗争中，在原则问题上绝不妥协让步，只是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矛盾中不能不用和谐方法处理。文化大革命时最累的就是周总理。就连红卫兵要把交通路口红绿灯的定义改过来，说红灯应当通过这样的小事都得由总理出面解决，更不用说对各地两大派的枪炮武斗事件了。周恩来的一生是用和谐、中庸之道为党的团结和中国人民做出了重大贡献。
“冤冤相报何时了”这是人们规劝和解的用语。这一个群体得势，整了另一群体，反过来原来被整的群体得势后，再对另一群体进行报服，越来仇恨越大。网上有人气愤地说，毛主席的最大错误是心慈手软，杀的太少。这是个糊涂想法，毛主席的每一步都有是深思熟虑的。走极端解决不了问题。我们邻国的那个红色领袖得势后做得够绝了，杀了不少人，把首都的大部分人都赶出去，结果他很快走向灭亡。
中国在谈和谐世界时，首先要把国内的社会和谐处理好。我在《分配是社会和谐社会的基石》中说到贫富差距时认为，我国已经或正在形成蘑菇状社会，圆高比（即财富与人数之比）形成极大的反差。富有阶层人数不多但财富很多好像蘑菇盖，平民人数众多，所占财富很少，好像蘑菇茎。在党的十七大胜利闭幕以后，虽然正确的方向已经指明，复兴大业的航船已经起动，道路正在开通。也采取了关注民生、节能减排，抑制物价、加大社会保障、医改方案、查办土地违规----等一系列措施，但未来的路途不会是一帆风顺。关键是干部们的思维惯性，各部门的利益问题。从湖北天门市打死拍照者、辽宁的一个县委书记到北京抓记者等事件可以看出有权者的思维：“我有权，你就得听我的，你不服管，我就揍你抓你。”
我以为改革的核心是政治经济利益再分配。人民日报有一篇文章，标题是“关键在治官”，内容说的是虎照造假案的背后是官员的利益问题。改革必然要涉及各种集团的政治经济利益。国民生产总值就像一大锅肉汤，有小部分人用大勺舀，几勺子就下去半锅，另一些人用中勺，再一些人用小勺，到老百姓只好用筷子沾一下咋滋味了。但改革又不能走极端，要理性渐进，沾筷子的百姓改用小勺，那些用大勺的就请用中勺了。改革的进程要悠着点，步子不能过大过急，以化解和减少障碍。改革却是一门高超的政治艺术。国家改革虽然不能过急，但态度要坚决，优柔寡断是不行的。
改革试点到一定程度就要用法律固定下来，逐步界定政府、市场、各社会团体的权力界限。
任何改革都要一步一步的前行，不可能齐推并进。当前下正在贯彻执行十七届四中全会的反腐倡廉问题。廉，应包括多个方面，吃喝宴请的浪费，公车私用汽车补助等等都应一并解决。总之放下大勺子要先从干部做起，再逐步推广之。
总之，经过一系列改革措施，从一次分配，二次分配入手，逐步形成公平与效率并重的分配机制，把我国建成和谐社会的楷模。只有如此，我们就能理直气壮地大谈和谐世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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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本文的中心思想都反映在《共产党领导是新中国的灵魂》中最后的一段《中国不能乱》中。我认为在继承６０成果基础上向前发展是最好的选择，希望中国不要乱，乱了也不可能向左、右两边极端思潮人士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只能是达到国际反华势力肢解中国之目的。那些时可能比南斯拉夫和伊拉克还要悲惨。求稳怕乱是老百姓的主要想法。
本人没有什么理论水平。只是以普通平民的眼光看待历史，以老百姓的语言叙述往事。顾此失彼之处肯定会有，片面之词难以避免，望各位网友批评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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