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远先生：
更重要的是人的尊严，在公平不存，正义不在的现代中国，人的尊严成了最后的底线。
但是人的尊严的维护是一个社会结构问题。在目前的社会，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就不必说了，就是在国企中，人的等级是与政治地位和经济待遇紧密联系的，极其森严。
高层可以得到极其丰厚的年薪，中、下层依次递减，到了工人和技术人员这一层面则只有种种严厉的清规戒律，稍有不慎，就有被扣奖金、工资甚至下岗的处罚，而且连申诉的地方都找不到。
关键的是，这是现代的所谓“法治”，家家，厂厂自我设定的私法！
文强易除，荣融难消。此之谓也。
壶公评论：
是这样的，我写过几篇评论当代民生的文章，收在《人与法》中。所谓“人与法”是从孟德斯鸠和黑格尔关于法的规定中去理解近代法律的内涵，当然，作为启蒙时代的产物，包括马克思在法律上的观点，都必然以民生为阐发。对于近、现代法而言，不以民生为基点的法就是恶法，就是邪法。
例如在通钢事件中，那些国资委的人员也大谈法，据说把一些工人代表驳得哑口无言，我读后，确实很气愤，这是一些什么恶法，什么邪法，如此危害民生！在《思考通钢》的第二个文章中，我就提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国资委人员的那些什么法总大不过宪法。许多网友看到了这篇文章，后来我就发现许多人大谈宪法了。是的，工人和农民要懂得保护自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工人农民受欺压的时代就不可能回来。
现在，有时候有令人乱纷纷的感觉，似乎民生不保，其实这是多余的担忧，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没有变，中国就没有变。如果真的社会矛盾激化，社会大众可以举起维护神圣宪法的旗帜，大约没有任何一个势力胆敢挑战宪法，因为这意味着战争。宪法不是墨写的，是血写的，是千千万万的先烈用鲜血写出来的。
实践告诉我们，民生论和强国论并不总是一致的，强国论必然导致“效益为先，兼及公平。”而这一套理论，就其本质言，是军国主义理论，甚至国家社会主义理论都不屑为之。现代中国人接受这种理论，很大程度上是近代中国面临的危机和因之产生的危机感所造成的。这一套理论，较之于斯大林的阶级斗争论更为激烈，因为它严重地无视民生，损害民生。
如果说之前30年，中国实行这套理论还有一个现实需要的根据，在现在仍然坚持这一套理论显然得不到社会的赞成。
鹅湖书生：
我认同这个观点，从《大秦帝国》到戴旭上校式的激愤，都是在继续为强国论制造舆论，也就是为继续坚持“效益为先，兼及公平。”的谬论鸣锣开道。“C”型包围圈不是外国人创造的，而是中国的一些资产阶级政客制造的，它的目的是要包围中国的工农大众。
壶公评论：
关于内政的讨论需要很大的篇幅，事实上现在中国又面临一个理论大讨论的时机，如同当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
而戴旭上校的演说以及张召忠等人的宣讲实质上和最近的一部政论片《大秦帝国》有关。《大秦帝国》以秦国改革者卫鞅为外在的形象，但宣传的是现代经济学精英的政治观点，不过，这是一类毫无文化根基的宣传，甚至无法把握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于万一，与近代的法治理论更是风马牛不相及，是一些相当幼稚的说法。
我们提倡逻辑思维，从根本上为中国导入西方的思维方式，以避免中国的庸人思维，“唯有深刻才能明白，唯有严密才能推理，唯有实际才能致用。”
例如，以中印态势为分析，我写了许多文章，但是有一点区别于戴旭：我不会产生印度威胁中国的印象，所谓“C”型包围，在这一环节毫无意义，当然还可以推及其它。
鹅湖书生：
我读过老师的文章，有《在喜马拉雅山南麓》、《天路》、《面对未来的战争：把印度作为中国崛起的垫脚石》等等文章。
壶公评论：
对印度的思考，我受到三方面的影响，第一是近代中国哲人梁启超、梁潄溟等的影响，研究印度文化以避免其伤害中国；第二是与理学的关系；第三则是对未来中国在大战略上的走向。
在文化上，我注意到在整个东南亚和南亚，中国与印度的影响存在重叠；在大战略上，我认为，未来中国应该怎样痛击印度，以开辟中国通往孟加拉湾和波斯湾的战略通道，并且建设朔天大运河。
当然，有些是理想而已，根据儒家的中庸之道，中国的战略思考并不是为了达到最为理想的效果，而是为了应对现实取最为合理的方法。所谓合理，回答的是我们需要做什么，我们能够做什么？
毫无疑问，我们在与印度的对立中占有绝对优势，即使从地理态势说，中国在山上，印度在山下，中国对印度发动进攻，可以一泻千里，而印度打中国步步难行。印度的鹰派常常只能虚张声势，其理论不值得一驳，而其稍微清醒的人，基本上只能求中国不战为其立国之本。
例如印度战略专家苏布拉马尼亚姆有这样精心的打算，他撰文称，印度政府无需担心中印战争，其原因有：
1、中国十分依赖的石油运输线要经过印度洋地区，途经马六甲海峡，才能够抵达中国。
2、核武器的出现使美、中、欧洲、日本、俄罗斯及印度各大国间出现大型战争的可能性变得微乎其微。
3、对于中国崛起，美国、俄罗斯、日本及欧盟并不乐见。印度通过发展与大国间的经济、军事及技术联系，使大国注意到与印度正面对抗需要付出的代价。
4、只有俄罗斯对华军售，而所有的大国都向印度军售。莫斯科协助印度建造核潜艇，共同研发第五代战机。美国将印度开发成美国的军备市场。
5、1962年中印战争时，中国是一个孤立的国家，不在乎国际舆论。现在的中国已融入世界体系，国际贸易欣欣向荣。
6、1962年中印战争爆发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忙于应对古巴导弹危机，无暇干涉中印战争。
7、华盛顿无法阻止中国成为世界上GDP最高的国家，但美国不可能会放弃其在最重要的军事、经济、技术实力领域的领导地位。美国将寻找互惠互利的合作伙伴，印度是成为美国的选择。中国向印度施加的压力越大，印度就会越向美国靠拢。
戴旭的“C”型包围圈在那里呢？
其实，戴旭的“C”型包围圈在前些年是以“民主同盟”出现的，其中有四个主要国家，美日印之外还包括澳大利亚，结果是没有人响应印度和日本的主张，最后不了了之。我曾经写过一个评论《小联合国VS民主同盟》记录这件事情。文章摘录如下：
随着中国软、硬实力的增长，国际态势正在发生微妙的转变。06年，这个转变有了明显的征兆；而在07年，这种转变已经成为一种确定的趋势。它是由走向强势一方的中国外交的繁荣开始的，却被走向衰落的另一方美国的抗争所证明了。
一、06年在中国主办的三大峰会：
其一、２００６年６月１５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六次会议在上海结束。除了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内的上合组织6国元首，伊朗总统内贾德也以观察国元首身份出席。。。。
其二，2006年10月30日，中国—亚细安(东盟)在南宁*双方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中国和东南亚外交上的转变在悄悄中进行。。。
"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关注国土安全、中亚和中东地区，忽视了东南亚，而中国作出了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以增进合作提议。
如果说南岛群岛和美洲大陆是中、西文化重叠的部分，东亚和东南亚则是中华海洋文化圈的基本构成。在东亚和东南亚发生的种种事件就其实质而言都与中华海洋文化圈这一概念有关。
其三、2006年11月4日，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这是一次人类社会因应一个国家所发生的最盛大的国际首脑会议，有48个非洲国家的众多首脑参与其中。中非论坛和峰会所实现的国际影响力和宣传效果是难以估量的。
非洲应该得到帮助，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个扶危济困的特色，决定了中国向非洲伸出援助之手，当然，这也见证了中国的价值观。
。。。。。
不让20%的所谓精英霸占80%的地球资源，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中非论坛和峰会所张扬的就是和谐、发展的价值观，它是北京共识的内涵。
一年内在中国主办三大峰会，云集的各国元首50多名，中国成为世界领导人朝圣的“外交麦加”。。。。即使从外交的角度也说明中国正在为走出 “韬光养晦”预为布局。
三个峰会围绕着发展中国家而举行，并且以争取双赢、尊重彼此文化和价值、没有任何政治附带条件作为合作前提。这就是中国价值观。
无论主观上北京的外交“集团战略”是否有这个意图，客观上中国发展模式至今的成功经验，让第三世界发现了另一种可能，“北京共识”正在引起世人的认同。而上述的峰会无疑传达了一个信息，一个不小的联合国具备了雏形，谁也无法确定它将如何扩展，但是有一点必须承认的是它具有无与伦比的潜力和不可阻遏的强势。
二、无奈的抗争：
06年，感到一种沉重压力的美国国家安全专家们终于提出了“民主同盟”的外交战略，其核心思考包括人权超越主权，同盟可以对违反普世人道价值的国家进行军事干预。
中国外交的“集团战略”--小联合国的出现，是引发“民主同盟”构思出现的原因，对于中国外交却是从退却到相持的转机。“民主同盟”的构思的意义是西方价值观表现出更为全面的抵抗，它虽然只是规划板上的蓝图，无疑对未来的国际关系有着深远的意义。
日本人倡导“多边安全框架”。这里说到的“多边安全框架”就是日本的“四国战略同盟”构想，它就是以“民主同盟”为蓝本而企图付诸于实践。
路透社驻东京记者伊莎贝尔－雷诺兹认为，日本的“四国战略同盟”构想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战略倒是比较合拍。目前美国正积极发展和印度的关系，同时全力打造美日澳三国组成的军事同盟。一旦美军在这一地区卷入战事，日澳两国能够在情报和后勤支援等方面提供协助。
但是日本共同社分析：随着经济迅速发展，中国不仅在经济领域大步前进，而且在东亚地区的政治影响力也在不断增强。在忽略中国意愿的情况下组建亚太地区的多边安全框架并不现实。
三、与其对立不如合作：
从07年出现于世界的一些事件，我们看到中国外交的步步为营，例如目前正在发生的“上合”组织的军演，有些人还特别关注发生在中国广东的中国和泰国的军演。
尽管有些美国媒体把“上合”军演概括为“向北约和美国展示实力”，认为“在反对由美国主导的国际安全秩序方面，中俄两国的想法一致”。但是，美国人对此已经无可奈何了。据说美国国务卿将不参加07年的东盟会议，这是她连续两届错过东盟会议这一亚洲规模最大的安全会议了。美国正抛弃过去最为重要的外交政策地域，一位澳大利亚亚洲研究专家认为，现在的美国并未给予东南亚足够重视。
占据三百多年主导位置的西方列强的思维不能不有无可奈何花落的感觉了。最新一期美国《时代》杂志以“中国世纪”（The Chinese Century）为封面故事，指中国已经成为“新超强”，处于“新王朝的开端”（Dawn of a New Dynasty），美国势力转弱已成定局。
对于美国人来说，一个全新的课题已经提出了：合作比对抗好。幸运的是它碰上的对手是中国人—提倡和谐的中国人。
让“民主同盟”见鬼去吧。
壶公评论：
显然，戴旭上校的“C”型包围圈是一个利用反华势力以威胁中国人民的危言耸听，不管戴旭上校的主观意愿如何，这种盛世危言所能达到的目的只能为原来的“强国论”护航，志在围剿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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