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没有“误解”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2月23日 发表《中美两国的相互“误解”》指出：
“除了美国的实际力量，美国对中国的误解也是其不愿意向中国调整政策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这种误解表现为西方的一个强烈信念：中国能够被美国（和西方）所改变，使之符合美国（和西方）的国家利益。”
“‘xx事件’后，中国和美国（和西方）的故事，大都是中国主动向美国调整政策。尽管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有起伏，但总体上是中国有意愿向美国的利益作调整。在经济方面，中国加大开放自己的大门，“邀请”西方资本到中国。中国尤其花了很大的精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西方来说具有标志性意义，因为这意味着中国接受了西方主导的现存国际经济体系。在政治上，尽管中国努力抵制西方式的政治发展和民主化，但中国也表现出了很大的意愿，在一些敏感的政治领域（如人权）和西方对话，接受联合国人权公约。即使在战略领域，中国也作出了很大的调整。这尤其表现在台湾问题上。中国从以往把台湾视为是完全的“内政”问题，转向和美国合作来处理台湾问题。在其他方面，中国也表现出了非常合作的态度，如朝鲜核扩散问题和反恐战争等。”
郑讲的这个事实：西方要改变中国；中国调整自己，与美国合作，现在基本上尽人皆知。正是基于这个事实，中国才产生了“资改派”，发生了“资改派”与“反思派”的斗争。所谓“资改派”，就是肯定和促成这种改变的一群人。所谓“反思派”，就是反对这种改变，要坚持搞社会主义的一群人。
我肯定郑永年讲的这个事实，同意他讲的“在国际关系中，相互误解经常成为导致国家间冲突的一个重要根源。”也同意“不同的国家利益并不见得只有通过互相的冲突才能得到实现和增进。”但是不同意郑永年的观点，否认中美两国存在误解（我注意到在标题中他对误解二字加有引号，在行文中又注有外文misperceptions，我不懂外文，因此可能对他的“误解”有误解）。
看中美关系，我认为余永胜 2月26日 《奥巴马时代，中美关系为何“高开低走”？》的观点：“从宏观上说，美国的外交决策受两大因素的制约，一是国家利益，这是决定性因素，与世界各国都一样；二是价值关怀，比如民主、人权、宗教等，这就体现出美国的特色了，虽然它没有国家利益重要，但也不可小视。不同的部门和力量，对这两点的强调有所不同。作为国家的“法人代表”，行政当局侧重于国家利益；而公众及代表公众的国会，相较而言更多地体现价值关怀。”要全面、深刻，更反映中美关系的实质。我认为，中美关系，不仅是两个国家的关系，或者说，形式上是两个国家的关系，根本上是两个阶级、两种社会制度的关系。
作为国家关系，中国的“xx事件”并不损害美国国家利益，美国没有必要采取损人不利己的经济制裁措施对付中国。特别是已经过去30多年的文化大革命，对现在美国国家的利益毫无关系，但是奥巴马却在现在还不忘在全世界反对它。这些用国家关系是解释不了的。这里表现的是价值观的对立，社会制度的对立，是对立的阶级关系。当然，国家是阶级统治工具，国家关系也是一种阶级关系，不过阶级关系在不同的国家，可以表现为同一阶级的不同国家间斗争，也可以表现为不同阶级的不同国家间斗争。
我们知道，同一阶级所表现的不同国家间的利益冲突，最激烈的时候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这种同一阶级——资产阶级——的世界大战，就如同资产阶级中的不同资本家在市场上的竞争一样，结果是重新瓜分世界市场，不会改变战败国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而不同阶级的不同国家斗争，根本点不是重新瓜分市场，而是要改变国家的阶级统治，改变国家的社会制度。这种不同阶级的国家间的斗争往往有一个特点，常常是斗争双方的国家的相同阶级可以处于一方，常常是被统治的阶级反对自己的祖国。我们知道，列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对第二国际提出的“保卫国家”，外国对苏联“十月革命”的干涉战争中的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和外国侵略军一道反对苏维埃国家，就是对立阶级表现为不同国家间斗争的实例。今天的中美两国关系，就包含了处于不同国家的不同阶级斗争。只有不仅从国家关系，而且，应该说是主要从阶级关系的观点才能理解，才说得清楚，比如美国对“六四事件”的反对，比如马英九、达赖和中国国内一类人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中国主权的欢迎和辩护。
国家是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国家，但不是说国家关系就直接表现为阶级关系，因为统治阶级总是把自己打扮为社会代表，说国家是全民的国家。这就像企业和投资者的关系一样，企业的法人代表的活动代表整个企业而不是表现为投资者的雇员。所以有时候国家也会从整个社会稳定的要求，采取一些越出阶级利益的举措。关于国家理论，关于国家、阶级、政党的关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科学的阐述，本文只是指出，我们应当从阶级关系这个根本看国家关系，这样看问题，才看得清楚。
中美两国目前所呈现出来的各种冲突，从本质上反映了两国不同的国家利益，“问题在于，美国不愿意为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作政策调整”，是事实。但是产生这个事实的因素，不仅是美国不甘心做“老二”，更主要的、根本的是，要中国“被美国（和西方）所改变，使之符合美国（和西方）的国家利益。……就是引导或者迫使中国成为一个符合美国理念的国家。”但是，这不是美国和西方对中国的“误解”，而是为了资本主义不被社会主义所取代，它们必须要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中美关系这些年所表现出的时好时坏，不过是美国根据具体情况时而拉、时而压，或者如郑永年所说的“引导或者迫使”所表现的现象，就像商品的市场价格围绕商品价值波动一样，决定于中国向美国靠近的程度。
“中美两国的相互‘误解’”这个命题，显然低估了中美两国领导人的智商。资产阶级国家与无产阶级国家的关系，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关系，中美两国的领导人是知道的，这是谁战胜谁的问题，中美两国就是为此一路斗争过来，两国国家的领导人不会不知道这个一般人都知道的事实，也不会不懂得这个最基本的政治常识。我早就说过：“中美双方，就领导人而言，都不存在幻想，否则就不配当领导人，这种人领导的国家就危险。但是，”——我接着指出：“布什把真实关系告诉了美国人，而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却给中国的许多人带来幻想。”
在郑永年的“在美国误解中国的同时，中国也在误解美国。在很长的时间里，中国人本身也对自己国家的变化充满信心。很多人也相信，随着改革开放和世界接轨，中国本身也会成为类似于西方的国家。（也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本身的这种看法更强化了美国和西方的信念。）”这段论述中，只是论——观点不正确，如果把关于心理表现的词汇去掉，述是对的。
中国要“补资本主义的课”，出自一种“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于中国处于不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种认识。要说“误解”，只能是误解科学社会主义，不是误解美国。对于美国，不说毛泽东，至少在邓小平领导的中国，并不存在误解，不然就不会要“六四事件”，就不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于邓小平以后的中国，只会发生理论认识的改变，不应该对资本主义、霸权主义已经表现得十分清楚的美国有误解，不可能产生美国会接受社会主义中国的崛起这样低级的误解。就是中国不搞社会主义，完全资本主义化了，美国也不可能让中国超过它，这是常识，怎么可能有误解呢！
中美双方的误解这个认识，是对于中美关系的误解，中美双方没有误解，因此不可能通过消除中美双方的误解解决中美冲突。
郑永年关于中国应对国际关系变化的批评：“没有很好的思想准备。一旦发生，不知道如何应付，往往造成“救火式”的反应。在很大程度上说，甚至连对本身崛起对外在的世界的影响，及外在世界对中国崛起的可能反应，中国也缺乏足够的理性理解。在政策层面，除了一些表达中国的善意的政策口号外，没有任何理论创新来解释中国崛起对世界的意义。而无论是政策界还是社会层面，在很多国际问题上，一直停留在表达“喜、怒、哀、乐”情绪的层面，所缺少的是对真实世界问题的理解和对问题的理性回应。”是对的，但是他的“对国家利益可以有不同的定义，而追求国家利益的途径也会不同。一种开放的心态有助于避免冲突，而更有效地实现和增进国家利益”的这种说法，是无原则的，荒谬的。现在有不少人宣扬这种东西，似乎一个国家为自己的利益去损害他国的利益，是合理的，应该公允的。按照这种“理念”，美国搞霸权主义是国家利益的需要，日本侵华战争是国家利益的需要，都是合理的，应该公允的；汪精卫投降日本，真是一种“曲线救国”的爱国行为，应该赞扬！追求国家利益的途径可以不同，但是，国家利益不可以有不同的定义。必须批判这种荒谬的东西，反对帝国主义利用这种主张侵略他国，警惕有人利用这种主张出卖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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