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历史承载着人类高超智慧和精神财富，包蕴着发人深思的哲理。只有了解历史，才能感受历史的启迪”
这是历史上的经典名言。中国在发展的道路上一方面从历史中吸取智慧，也从现实的中外实践中吸取教训。中国在发展过程中的基方略有两方面是最重要的：即应该做的和不应做的，首先看准和找准了这两大主要问题，或者说是两大方略，就为发展垫定了基础。这两大方略是：
１、不相信或者说是明确拒绝西方“普世价值”的说教。国家的发展道路问题是当前国际上热烈议论的焦点，广大发展中国家对此尤为关注。西方发达国家建议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体制方面采用西方已经很成熟的民主模式，即“一人一票、普选、政党轮替”；在经济方面实施自由的市场经济。这就是西方推销的民主模式，他们还冠以普世价值的美名。很多国家照此办理，但经济方面总是不见起色，有的还造成国内动乱，各派争斗不止。中国拒绝了西方这一套。中国人不相信西方的普世价值就是从历史教训和现实观察中得出的结论。
２、中国按自己的国情和历史持点走自己的路。这条路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其要点是由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国在建国初期和后来虽然都走过一些弯路，但是经过不断的摸索，社会主义阳光大道越走越宽。这条阳光大道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代是承前启后和继往开来的关系。改革开放后找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用孙悟空的神通和皮气来形容。中国溶入资本主义世界大市场，就像孙悟空钻进对方的肚子里，尽量吸取其养分（资金技术市场）壮大自己身体，又坚持社会主义皮气不改。这就是用社会主义制度干市场经济。偏右人士攻击为拒不接受民主、人权的西方普世价值。中国从历史和文化的回顾中，从现实世界的变革中找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发展模式，这就有可能使一些人彻底丢掉对西方普世价值的留恋和幻想。
以上两点就是我们应该和不应该做的，也就是我国发展中采取最主要的两大方略。
本文力求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说明中国在百年屈辱中逐步找到摆脱悲惨境况的奋斗历程。本人自感理论素养之不足，只能以普通平民的眼光看待历史，以老百姓的语言诉说往事。由于个人水平所限，顾此失彼之处肯定会有，望批评指正。
中国不相信西方普世价值因为它另有玄机
西方一直宣扬的自由、民主、人权，从字面上看该是多么诱人动听的词句。自由不好吗？民主不好吗？好！自由、民主、人权也是中国人追求的价值，应当说是人类的普世价值。可是当前西方极力推销的民主、人权是什么呢？请看张维为研究员所著的新书《中国触动全球》第47页（见后面附录）“慕尼黑的一场辩论” 就会明白其中的奥妙。
一、西方发达国家早期发展的好经验
西方学者在回答张维为关于民主化如何界定时说：“这很简单：一人一票、普选、政党轮替”。这就是他们当前正在推销的民主，也是他们对民主化下的定义和解释。这就是西方的普世价值。或许有人说这个民主化定义有什么不对？请往下看。张问：“在座的都来自发达国家，你们能不能给我举出一个例子，不用两个，说明一下哪一个今天的发达国家是在实现现代化之前，或者在实现现代化之中搞普选的？”这些学者都哑了，没人回答。张维为在随后的评论中说：“如果西方真心想在发展中国家推行民主，就应该认真总结自己发展民主的历史，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民主化的顺序，西方原生态的民主社会自己演变的顺序大致可以这样概括：一是经济和教育的发展，二是市民文化和法治社会的建设，最后才是民主化。这个顺序搞错了，一个社会往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现在西方却要求第三世界在民主化上一步到位，把西方最后一步当作第一步，或者三步合为一步，不出乱子才怪呢。” 由此可知，西方没有一个国家是先搞民主普选以后再发展经济的。西方渐进式发展民主的历史经验才是第三世界的老师，西方把他们三步走渐进发展民主成功的好经验藏起来，却推销一步到位立即实行普选的馊主意，还美其名曰“普世价值”。玄机和奥妙就在这里。西方自己走渐进发展路，却要求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一步到位，立即实行骤进式民主，否则就是违反“自由民主人权”的异类，就要口诛笔伐，甚至要用经济和武力手段予以制裁。
二、采用一步到位骤进式民主的后果
再看发展中国家实行民主普选后的效果如何？在《中国触动全球》第50页有一段叙述，一些国家民主选举后，立即进入战争。族群之间相互屠杀。我们从近年在第三世界发现一个普遍现象是：一国分成几帮,今年这个上台，明年那个当选，相互指责对方贪污，军队一看你们这样闹不行，只好由军队接管。军队在国际压力下再一次普选，形成了政治人物和军队轮流上台，周而复始。这样的国内争斗还能搞什么经济建设？还有的国家，落选的一帮不服，发动群众静坐，逼当选者下台，否则没完。换了以后，被逼下台的一帮还照此办理，有的国家在选举中激化了种族矛盾，甚至刀枪相见，百姓可就惨了。搞得联合国疲于奔命，到处派遣维和人员，而其经济却总是不见起色。中国人没听西方的，中国只学习西方渐进式发展的历史经验，没有听信他们对“普世价值”的说教。事实胜于雄辩，中国人已经走过了西方发展经济的第一步。中国还要走西方的第二步。通过逐步发展，中国将要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模式。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
大一统意识是中国历史的一大特点
中国不相信或拒绝西方普世价值不只是因为看到第三世界国家的经验教训,更重要的是由中国国情，尤其是中国历史特点决定的。而大一统意识是中国的一大特点。我们不能犯“南橘北枳”的错误。
一、大一统思想的起源
大一统一词最早见于《公羊传》。先秦诸子大多有大一统的思想，他们主张天道一统，江山一统，治权一统，政令一统，帝位一统，王道一统，文化一统，华夷一统。韩非子说“道无双，故曰一”，他认为人类社会中的政治一统是符合天道的。孔子说“天无二日，土无二王”是治权一统的具体作法，关键是要加强主干，弱化枝条，也就是加强中央集权，使得干大而枝小，保障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而文化一统则是大一统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万众归心最重要的因素，华夷一统则是对于不同民族之间的包融，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对各种不同文化均采取包融和学习的态度，却很少强迫外族学习中原文化，而是在不知不觉的潜移默化中形成的，很多民族都是在缓慢地民族融和之中自觉不自觉的融入了汉族，像那种灭人之族的事情在中华几千年的历史中是很少见的，而天下一家则是大一统的最高目标。
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意识是从夏、商、周三个朝代逐渐形成的，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王室渐衰，地方坐大，诸侯相互征伐，因而引发人们对过去王室大一统的怀念。齐桓公以管仲为相，用尊王攘夷策略号令诸侯，正是适应了人们的这种怀念。对大一统思想经过先秦诸子的总结提高，逐步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真正的大一统从秦朝开始，经过汉武帝，唐太宗的进取开拓，奠定了中华大一统的基础。以后虽出现过南北朝和五代十国的分裂时期，但后来的隋唐元明都是大一统的。最后由清朝的康熙完成了中华大一统的现代布局，奠定了中华版图的现代基础。满清王朝对中华民族虽然有此功绩,但其对中华民族发展进程产生了很大的阻碍作用。明朝虽然在政治方面有诸多黑暗，晚期出现过念佛皇帝、罢工皇帝、木匠皇帝这样一些占着高位不管事的人，但那时的生产力发展、手工业、商业流通和对外开放方面都已达到相当规模。思想界也比较活跃，刚刚出现的社会变革萌芽却被满清王朝强力扼杀了。满清在经济方面重农轻商，闭关锁国。政治方面高度专制，民族压迫，文化方面强力改造儒家思想，把忠君意识提到最高位置，儒家 关于忠 君与专制的思想内容被严重的扩大化，这种变形的儒家文明使清朝享受到了一举两得的功效，一方面以标榜儒家的旗帜，换取了中国知识阶层的认同，另一方面，又以变形的儒家思想为内核，令中国封建专制统治达到了历史最高峰，大兴文字狱，思想文化的发展几乎完全被窒息。满清把女真族的民族进取精神和中华文化结合起来所取得的大一统盛世难以抵消其阻碍社会发展，错过了１９世纪社会转型的历史机遇，招致百年屈辱的过失。
从历史可知，虽然满清王朝把封建专制发展到顶峰，有其消极的一面，但大一统意识却是中国历史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大优点。
二、中国官员的分封裂土意识
中国不能照搬西方的“普世价值”是由中国历史传统决定的。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是从漫长的封建社会走过来的国家。在文化意识层面上形成了上下，尊卑，君臣，父子，官民的等级意识。在周朝的八百年的统治中，以周王为中心，向下分封为公侯伯子男大小不同的等级。土地是中国农耕经济的主要生产资料。周天子按等级分给臣下以不等的封地，因此在官员中形成了分封裂土的思想意识。
我国虽然在秦始皇以后废除了分封制，但直到清朝退位，一直是封建社会。国人上、下始终把土地视为命根子，老百姓的“一亩三分地”意识，“30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思想一直延续下来。官员们的分封裂土思想根深蒂固。占地为王，占山为王，总想集财权、军权于一身。汉朝之初削去韩信等三个异姓王，又分封了多个刘姓王，这些刘姓王中有一些不甘心久居人下者，发生了七王之乱，差一点断送了来之不易的中华大一统的大好局面，多亏汉景帝任用周亚夫削平了七王之乱，才为汉武施展雄才准备了大一统这个最重要的条件，汉室因而迅速强大起来，奠定了大中华的基础。司马氏的晋朝统一中国后又大封诸王，造成了两晋南北朝的几百年混战。唐朝的藩镇节度使制度造成了安史之乱，因而由盛转衰，后来形成了五代十国的纷争局面，八方割据，军阀混战，搞得人民苦不堪言。明朝又一次分封，结果以靖难之变而告终。清初的削藩也是费尽了周折，由历史可知，中央集权与分封裂土的斗争不断，建藩与削藩的拼杀声时有所闻。到了民国时期，也有统一与割据的斗争。这种思想意识在新中国成立后难道就都消失了吗？地方的尾大不掉，基层的“山高皇帝远”而为所欲为，都是传统割据意识的延续。
三、中国的向心力和离心力
中国历史上就有要求大一统的向心力与破坏统一的离心力的斗争。中央皇权和普通百姓是构成向心力的主要成分，老百姓总是希望出现大一统的盛世，反对军阀混战的乱世。“宁作太平犬，不作乱世人”的谚语就是人们的心理写照。大一统思想也是治理水患的需要。中国是一个水灾频发的国家，因而形成了一种治水的文化情结。为了治水也需要一个大一统的国家。然而中国的地方诸侯和封疆大吏却是离心力的代表，下级官吏在在其管辖区内总想自立门户，为所欲为，以摆脱中央政府的控制。
从中国历史可知，归结到一点就是吏治问题。中国二千多年的兴衰更替，都是吏治方面的作用。吏治搞得好就兴，搞得不好就衰，甚至于最后自己打败自己。
四、中央、地方、百姓的三角制约关系
中央管地方，地方管百姓，百姓管中央。中央、地方、百姓的三角制约构成了历史画卷。百姓怎么管中央？古代中国人总是希望有一个好皇帝，在战乱时企盼 明 君出世，有了冤屈还要进京告御状。有作为的皇帝还要微服私访，体察民情。这些都是为了管住地方官员，使老百姓能安居乐业。搞好吏治，百姓就能休养生息，生产发展，国力强盛；搞不好必然是横征暴敛，民不聊生，肥了地方官吏，中央国库空虚，荒年无力赈灾，对外无力御敌，国运必将步步衰落。古人总结出“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千古名句。下面官员大多数只考虑自己，载舟覆舟的道理他们是不屑一顾的。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的忧国忧民志士不是很多，心怀“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官员恐怕不是少数。
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可知，中华大一统意识是中华民族的根，是溶化在中国人血液中的元素，是任何外界力量，美妙动听的说教都动摇不了的。
五、中国也不乏贤臣良将和爱国志士
中国历史上虽然出现过不少破坏大一统的野心家，大贪污分子，如汉朝七王之乱的首领吴王刘濞，唐朝的安禄山，清朝的大贪官和珅等人。但是中国也不缺乏优国优民维护大一统的贤臣良将，以身许国的志士。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过为自己国家衰落而忧心如焚的慷慨悲歌之士。如屈原、荆轲等人。“风潇潇兮易水寒，丈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名句感动过几多后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诸葛亮人格的写照。“怒发冲冠，凭拦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这首表达岳飞报国豪情壮志的诗篇激励过多少中华儿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位卑未敢忘忧国”，“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汉青”，“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趋避之”，这些都表明爱国志士们博大胸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更是中国人家喻户晓的经典名句。正是由于古代出现过这些贤能和以国家和民族大义为重的志士，才能使中国大一统的盛世，历经几千年并传承下来。以国家为重，以民族大义为重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文化中的瑰宝，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炎黄子孙，也是现代中国人具有极大凝聚力的源泉。
中国共产党高举祖先大一统的大旗
一、历史的选择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不要以为这是官方的套话。如前面所说中央、地方、百姓的三角制约构成了历史画卷。老百姓总是把希望寄托在中央（ 明 君）方面，希望中央能管住地方官员，不要军阀混战，不要横征暴敛，让老百姓过上太平的日子。当百姓对中央已经完全失去信心时，就将出现“水可覆舟”的现象。旧中国军阀林立，各霸一方，不时地发生混战厮杀，弄得百姓叫苦不迭。辛亥革命的成果却落入袁世凯之手。袁世凯倒台后又发生了直皖战火，两次直奉战争。以后大小军阀也经常磨擦。南方又重新积聚了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力量，军阀陈炯明叛变，几乎使北伐大业中途夭折。国共合作使中国看到了希望，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叶挺铁军冲锋在前，打败了北洋军阀。当全国正浸沉在大一统胜利的喜悦之际，又发生了412杀戮，重新走上了大分裂的道路。国民党在北伐中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但各地军阀、督军，山头林立，地方军阀就有二十多个。中央与地方各怀异心，不久就发生了蒋、阎、冯中原大战，蒋又和李宗仁大打出手。广大农村的封建家族势力，各种会道门势力，东霸天、西霸天、地头蛇等压得百姓喘不过气来。中国社会中的最大矛盾，即“耕者有其田”的土地问题，中央政府没有能力解决。因此老百姓尤其是广大知识分子对中央政府彻底失望了，人心倒向了中国共产党。用陈毅的话说：“是老百姓用手推车把我们推进城市的”，这话是陈毅对淮海战役中，老百姓用手推车组成浩浩荡荡的支前大军的深切感受。所以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人民的选择，是历史负于的光荣使命。
二、中国首次拒绝了西方民主模式
新中国诞生后，中国的路怎么走？采用什么社会制度？根据中国国情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道路，体制上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规则是民主集中制。集中或者中央集权是历史传统的延续，民主是吸取了现代的理念。民主集中制正是现代理论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这一体制是在1954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确立的。
中国第一部宪法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不具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的条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是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代行的，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则具有临时宪法的作用。到1952年，全国范围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国民经济恢复的任务也顺利实现。在这种形势下，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的问题就提到日程上来。
中共中央于1952年底做出决定：尽快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并按规定向全国政协提议。 1952年12月24日 ，全国政协常委会举行扩大会议，一致同意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决定由全国政协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建议，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第7条第10款的规定，筹备召开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制定宪法。1953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决定在1953年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制定宪法，同时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朱德等32人为委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进行宪法草案的起草工作。
1953年我国部分地区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为战胜自然灾害，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推迟到1954年召开。此外，也是因为宪法中要体现出向社会主义过渡总路线的内容，到1953年12月才最后确定了对总路线的完整表述。所以推迟到1954年也是必要的。
毛泽东对宪法的起草工作非常重视，他作为宪法起草委员会的主席，带领宪法起草小组迅速南下杭州，集中精力做好这件立国安邦的大事。
在三个月时间里，宪法起草小组先后起草并修改出四稿。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第四稿后，向宪法起草委员会提交宪法草案初稿。宪法起草委员会接受了中共中央的宪法草案初稿，先后召开了七次会议讨论修改，最后形成了宪法草案。
这部宪法草案的形成过程，具有如下特点：
（一）反复研究，反复修改，不厌其详。在起草过程中就有近二十个稿子
（二）借鉴国内外制宪经验。
在总结中国人民一百多年以来英勇斗争的历史经验，深入研究我国宪政运动的基础上，通过比较、借鉴、吸收资产阶级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宪法中对我们有益的经验和优秀的政治文明成果，以便制定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宪法。
为此，毛泽东深入研究和比较了国内外各种类型的宪法，他建议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在京中央委员抽时间阅看以下几个宪法，为讨论宪法草案做准备。计有：
（1） 1936年苏联宪法；
（2） 1918年苏俄宪法；
（3） 罗马尼亚、波兰、德国、捷克等国宪法；
（4） 1913年天坛宪法草案，
（5） 1923年北洋直系军阀曹锟宪法，
（6） 1946年国民党的宪法；
（7） 1946年法国宪法。
1954年宪法总结了中国人民一百多年以来英勇斗争的历史经验，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五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治国的经验，也吸收了国外有益的经验，是我国的经验与国际经验的结合。我们的宪法有我们的民族特色，但也带有国际性，这部宪法属于社会主义宪法类型。
（三）1.5亿人参加大讨论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和关于公布宪法草案的决议，要发动人民群众提出修改意见。《人民日报》刊登了宪法草案全文并发表了在全国人民中广泛地展开讨论宪法草案的社论。一场全民大讨论以最快的速度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在大规模宣传的基础上，讨论持续了两个多月，参加讨论的人数达1.5亿人之多，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广大人民群众热烈拥护这个宪法草案，同时提出了很多修改和补充意见。据统计，前前后后收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意见共有118万多条。根据全国人民提出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宪法起草委员会对草案又作了修改。 9月9日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再一次讨论通过了修改后的宪法草案，决定提交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1954年9月15日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1226名代表带着全国各族人民的重托，共商国是。大会的首要任务是制定并通过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刘少奇代表宪法起草委员会向大会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指出：宪法草案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以来英勇斗争历史经验的总结，并就宪法草案的基本内容及全民讨论情况作了说明。全体代表对宪法草案进行了认真的、充分的讨论。 9月20日 ，大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通过中国人民的根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就此正式诞生。
我国第一部宪法是根据我国国情和国际经验制定的一部由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宪法完全拒绝了西方的民主模式，即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拒绝了西方的“三权分立”模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完全拒绝了西方的“政党轮替”，也就是以竞争甚至相互攻击为手段的轮换上台方式。正是由于我国拒绝了西方模式，才使我国在短短的60 年走过了西方几百年的路程。
三、渐进式民主发展进程
中国共产党继承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扛起了大一统的大旗。实行人民民主专政。这在建国初期，敌、特等各种反政府势力极为嚣张的情况下，专政是完全必要的。那时为了集中力量解决国家最迫切的经济发展问题，不准人们说三道四地进行干扰，有些近乎专制，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一心一意搞建设，对于任何对党对社会主义不满的言行都有很高的警惕性。所以言论自由、选择工作自由（跳槽）等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不如此就不可能在短期内建立起以重工业为核心的经济基础，就不可能挤进核大国的行列，也就不可能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全面而挺直地站立起来。
有些知识分子批评说：毛泽东在解放前向蒋介石要民主，解放后他却不讲民主。这是对中央集权的埋怨声音。在新中国建国初期没有高度集中是不行的。为了发展生产，逐步壮大经济实力，必须勒紧裤带，节衣缩食搞建设，以便向工业国转变。民主化进程是随着经济建设，文化教育普及，法制建设的发展逐步向前推进的。在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很落后的情况下，必须是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才能完成发展经济等各项任务的重任，否则能管住具有离心力倾向，企图为所欲为的各别地方官员吗？没有共产党的高度集中领导，中国就不可能在短短的27年建立起工业的初步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也就谈不上后来的改革开放。没有高度集中，改革开放后的30年也不可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改革开放后在民主自由方面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人们可以随意地批评政府官员，有的人甚至骂大街，上世纪80年代流行过这样一句话：“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在改革开放前这些都是不可想象的。互联网出现以后，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在互联网上更是自由地发表各种议论，只要不违反宪法和法律，什么都可以讲。一些人把批评毛泽东作为一种时尚，挺毛反毛的论战此起彼伏，批评党和政府现行政策的声音也不在少数。互联网已经成为民众监督政府反映民意的重要手段。互联网已成为中央领导人了解民情的重要渠道。
为了发展经济，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当然不能放弃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如果放弃了中央集权，就会百病丛生，有权有钱者更是有恃无恐，为所欲为。因为中国正处在西方第一步的历史阶段，即实现现代化。正是由于拒绝了西方要我们搞一步到位的骤进式民主，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才使我国的改革开放30年跨越了西方上百年的路程。下一步要进行市民文化和法治社会的建设，逐步完成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增加工农收入，使经济转到以内需为主的轨道上来。在这些成果基础上，再由点到面地进行民主选举试点，逐步推广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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