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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政治主体性

刘俊祥 · 2010-03-01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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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俊祥(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政治学博士生导师)著《人本政治论》,被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博士点和硕士点列为研究生阅读书目。2007年,《人本政治论》获武汉大学第十一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马克思的人本政治思想在人的政治主体性上也有自己的特色,即在劳动人的社会个人性的人性基础上,劳动人的政治主体性就表现为个体政治主体性与群体政治主体性即公民的政治主体性与人民的政治主体性的内在结合,并特别强调人民的政治主体性。人民的政治主体性,即是“以人民为本”和人的群体主体性。现在,我国的政治理论和实践都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就是以人为本”,并非是对“以人民为本”的否定,而是在“以人民为本”的基础上,加上“以公民为本”,即承认人的个体主体性,尊重和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谋求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人民政治思想的更全面、更深入,也是更本质的理解。
 
一、人民是政治的主体


根据政治主体的要素分析理论,人本政治意味着人具有政治主体性,政治要以人为主体,即是说,人是政治现象的创造者,人是政治活动的发动者和主导者,人是政治利益的享受者以及人是政治责任的承担者。在这方面,马克思的人本政治也非常强调劳动人的政治主体性,在他看来,只要这个世界有人的存在,人就是这个世界的中心和主体,人的能动性在从社会实践到社会认识过程中,都是以主体性形式表现出来的,或者说,人在劳动生存过程中和通过劳动自觉不自觉地顽强表现出自己的主体性。如果说生存需要是一切生物的共同本能,那么以劳动作为谋取生存和发展的惟一手段,则是全体人类的共同特性。人的劳动和社会实践,是人的能动性之源、生命之基,这就是人之为人的主体性。


马克思的人本政治思想在人的政治主体性上也有自己的特色,即在劳动人的社会个人性的人性基础上,劳动人的政治主体性就表现为个体政治主体性与群体政治主体性即公民的政治主体性与人民的政治主体性的内在结合,并特别强调人民的政治主体性。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存在着“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这意味着在前国家的原始社会政治中,人们之间倾向于交互政治主体性。而在国家政治阶段,人们之间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政治关系,即主客体政治主体性关系。在国家消亡之后的理想(共产主义)社会,则是原始社会在未来的复活,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所以,未来社会就是自由的个人平等交往的社会,人们之间的政治关系就是交互政治主体性关系。可见,马克思关于人的政治主体性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理论,就是要通过个体政治主体性和群体政治主体性的辩证统一和协调发展,最终实现人类的政治主体性。这是马克思人本政治思想的最终目的和最高归宿,这也是马克思的人本政治思想的重要特点。


不过,从现实性来看,马克思的人本政治思想又包含了这样一种意思,即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政治的时代,与剥削阶级的政治主体性相对立的,只能是人民的政治主体性,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才能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并不断提高个人的政治主体性即自主自由,从而,最终实现人类的解放。因此,人民民主就体现为人民的现实的群体政治主体性。当然,真正的人民的政治主体性又必须是承认公民个人的政治主体性为前提和基础的,否则,就是“虚假的”。并且,还必须以公民自由作为价值政治主体性。


二、人民政治主体性的内容


从这种分析来看,马克思的人民政治主体理论的内容主要包括如下方面:


(1)人民的本原政治主体性。如上所述,在政治的本原和政治的生成上,马克思认为:“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在人类历史过程中,“创造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是人、现实的人、活生生的人”,[1]即是历史行动中的人,因此,人类“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2]马克思肯定人在本质上需要政治,政治是人劳动创造的,政治是人本质活动的产物,实际上就是对人的政治主体性的确认,这就是马克思所强调的“劳动人”的本原政治主体性,这种“劳动人”在现实上表现为“人民”。与此相适应,“劳动人”的本原政治主体性观念,在现实上就表现为人民的本原政治主体性观念,即马克思主义的“人民史观”。


(2)人民的实践政治主体性。对于人民与政治之间的现实实践关系,马克思肯定了人民具有实践政治主体性,强调不是人民从属于政治,相反,是政治从属于人民,人民是政治现象和政治关系的主体。人民与政治之间的这种实践关系的理论基础是人的主客政治主体性理论。根据主客体性理论,人与政治之间必然是一种主体与属性、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政治是实现人的主体性的手段,即是说,人与政治之间是人的政治主体性与政治的客体性之间的关系,并且,“人的政治主体性必须以社会政治实践为基础,实现同政治客体性的统一”。[3]具体地说,在人与政治之间的相互关系上,一方面表现为政治的主体性生成,政治产生于人的主体性活动即社会劳动实践,另一方面,人的政治主体性又总是以政治的客体性为其前提的。人的主体性与客体性的这种内在统一和对应的关系,具体表现为:第一,任何主体都要以其所依存的客体为条件;第二,人的政治主体性总是要以政治客体性为其前提,主体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向客体转化;第三,主、客体互动的关系,实际上是在劳动生存的活动过程中形成的、在人与人的利益关系的基础上构成的社会政治关系;第四,人的主体性是历史的主体性,是能动的主体性,就是说,人的政治主体性是在政治历史的过程中和通过政治历史过程表现出来。可见,“人的政治主体性只有在人的现实劳动生存利益关系中,在历史的、具体的发展中,才可能得以实现。人的政治主体性和政治客体性两者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统一性,是人的劳动生存本性在政治实践活动中的必然表现。”[4]总之,现实的劳动人的政治主体性,表现为一种主客政治主体性,并在人的现实劳动生存利益关系中,在历史的、具体的发展中,才可能得以实现。这种“现实的劳动人的政治主体性”,就是人民的实践政治主体性。马克思就是以此为理论基础,确认了人民作为政治活动的发动者和主导者,人民作为政治利益的享受者,以及人民作为政治责任的承担者所具有的政治实践主体性。


(3)人民的群体政治主体性。如同前面“人本政治的类型”中对“人民民主”以及对马克思人本政治思想的“人民性”所作的分析那样,强调人民的政治主体性[5],是马克思人本政治思想的重要特点,也是马克思人的政治主体性的核心思想。对此,马克思强调了人民的政治主体性和人民当家作主,是政治人本性的现实表现,与劳动人本政治相适应的必然是人民的政治主体性和人民当家作主。马克思指出,只有民主制才是普遍和特殊的真正统一,就本质而言,只有民主制才具有普遍意义,真正的政治的必须是民主的。民主制通过人民民主的特殊性,体现了人民的政治主体性这种普遍性。


(4)人民政治主体性的个体价值。人的政治主体性可以表现为个体主体性、群体主体性和人类主体性。在人类历史上,这就表现为公民个体的自主自由、人民民主或人民当家作主以及人类的解放。在劳动人社会个人性的基础上,马克思的人民政治主体性思想也肯定了公民的政治生存和公民的政治主体价值。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公民即“政治人”才是真正的人,即是说,只有公民个人才具有人之为人的最高的、最真正的本性即政治主体性。并且,政治国家的形成必然导致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功能分化以及人的生活的双重化,近代公民也由此而生成。他说,“市民社会和国家彼此分离,因此,国家的公民和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市民也是彼此分离的”,所以,“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离必然表现为政治市民即公民脱离市民社会”。[6]公民的这种政治主体性即公民的自由发展,在劳动人本政治的价值中也将得到体现。


(5)人民政治主体性的存在形式。实际上,马克思还形成了有关人民的主体意识、主体利益、主体价值、主体作用、主体地位、主体行为(或主体实践)以及人民的阶级性等丰富的人民政治主体性思想,论述了人民政治主体性的多种存在形式。这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继承和发展,从而,形成了列宁的人民政治思想以及毛泽东的人民民主政治思想和邓小平的“新人民政治”思想等。


三、人类的解放与个人的自由


基于“社会性个人”或者说“社会个人主义”人性设定,人民既是一个“类”概念,又是一个“个体”概念。也就是说,人民在价值上,体现了人类的本性,人民的解放将是人类的解放。而且,也是每个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从政治价值的要素分析来看,人本政治强调以人为最终的价值,以人的政治主体化为最终的目的,因此,人本政治的价值目标就是人的发展,人的主体化。对此,马克思把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确立为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和价值标准,强调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统一,因为,在马克思看来,社会由人组成,离开了人的发展就谈不上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发展最终是为了人的发展,“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本身也不能得到解放”,[7]因此,共产主义必然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8]而且,必须以“劳动人”的人性与人道主义作为人民政治的根本原则。


有学者认为,政治的这种人性与人道主义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指,政治必须是有人性的,反对非人性的政治。一种合理的政治秩序必须以最符合于人的本性、本质的方式来安排。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劳动人道主义”,这种“劳动人道主义”的实质,就是人本质的实现,在劳动者总体解放和个体自由发展的基础上,发展人类的文明和社会关系。[9]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无处不在强调:对现代的政治社会现实的批判要“提高到真正的人的高度”,[10]最终要以“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人类本性”[11]的方式来安排人的生活。在此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人本政治思想,就是基于劳动人的政治本原性以及人民和公民的政治主体性,逻辑得出了政治应该以实现人类的解放和个人的自由为最终的价值目标。这就是马克思人本政治思想的政治价值理论。具体分析,在谋求人的发展与人的主体化的政治价值方面,马克思的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马克思看来,社会的个人是一种发展的人。劳动人本论对人性的界定是一种“生成论”,而不是“既成论”,认为人的本质和本性不是天生的、既成的,而是在社会生产实践中不断生成和发展的。因此,劳动人本论就是致力于劳动人的主体化,谋求人的自由与解放的理论。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我们越往前追溯,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的家庭中;后来是在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12]马克思这里的意思是指,具有社会个人性的人,越是早期,社会性越强,而随着人的发展,则人的主体性就愈提高,个体性就越增强。当然,这也要归功于劳动,劳动不仅创造人的本质与属性,而且也发展人的本质与主体能力。因为,整个人类历史是一个双重过程,一方面是人改造自然,另一方面是自然改造人,即人通过劳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因此,人类的“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随着社会生产劳动所推动的人类历史的发展,人的本质和属性也会发生变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的“劳动人”不仅是实践的人、现实的人,而且是发展的人、具体的人。于是,“劳动人”的人性就不是因理性而天生的,而是后天的劳动实践造就的;人性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体现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人性不是永恒不变的,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人性也要变化,人的主体性和政治主体性就是在这个过程不断生成和提高的。


(2)马克思以人类的彻底解放作为人的发展和人的主体化的最终价值,以人民民主和公民自由作为其现实价值。人的政治价值有个体、群体和人类三种实现形式,具体表现为个人自由、人民民主和人类解放。这三者合起来就是人的发展,即人的主体性的提高。马克思的政治价值思想强调三者的辩证关系,即公民个人的自主自由是首要的价值,人民的民主是基本的价值,而人类的解放则是终极的价值。公民自由和人民民主是实现人类解放的前提与基础,而要实现最终意义上的“人类解放”,首先又必须实现现实意义上的人的政治解放—“人民民主”与“公民自由”。可见,人类解放本身就包含了公民的自由和人民的民主,人类彻底解放了,民主与自由也就真正实现了。正是如此,马克思主义才被称为谋求人类解放的学说,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人本政治思想对人类终极性的人文关怀。


(3)马克思认为,人类的彻底解放即人的主体性的完全实现,首先是人民通过革命上升为统治阶级,成为政治主体,掌握统治权,并在此基础上,谋求群体主体性的成长和长成。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从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的历史进程论述了犹太人的解放,表达了只有通过政治解放才能实现人类解放的思想。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提出了人类解放的两种模式。首先是法国模式。在法国,“部分解放是普遍解放的基础”,因此,“全部自由应该由逐步解放的现实过程产生”,可以说,通过部分的政治解放逐渐达到普遍的人类解放,这是法国模式的主要特点。其次是德国模式。在德国,“普遍解放是任何部分解放的必要条件”,因为,“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对德国来说,“彻底的、全人类的解放并不是乌托邦式的空想,只有部分的纯政治的革命,……才是乌托邦式的空想”,所以,在德国,一开始就要由无产阶级从事社会的革命,实现普遍的人类解放。实际上,德国模式恰好是马克思谋求人类解放所倡导的道路。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从“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尽可能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的路径,论述了人的主体性实现的方式与进程。


(4)从人类的现实发展来看,为了实现人类的最终解放,又要谋求个人的自由与人民的民主。个人的自由与人民的民主,从政治主体角度来看,表现为人的个体政治主体性与群体政治主体性,而从政治价值角度来看,它们又是人的政治价值的两种实现形态,即自由与民主。马克思的劳动人的社会个人性的人性理论,必然要求人的政治主体存在与政治价值形态的这种协调统一。从马克思的政治思想与实践来看,他不仅致力于通过人民的民主,最终实现人类的解放,他还强调个人的自由发展。并且,在他看来,人类通过“走向社会政治”所形成的“社会政治”即社会化的政治的基本特征,“就是实现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13]


然而,特别是我国,在对马克思人的政治发展与人的政治主体化思想的论述中,人们往往较多注重通过人民民主实现人类解放的路径,而对个人的自由与发展则重视不够。不可否认,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政治历史观关注人类群体和人类整体(或总体)的政治发展,认为政治发展就是人类政治产生、变迁和完善的过程,其视野广于现代的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和未来学家的发展观。马克思政治发展观的起点是“现实的人”,其核心内容是人的主体性的实现,其终极目标是人的自由发展和人类的解放,即人的政治主体性的实现。因此,马克思政治观与政治学体系是为了人并围绕人而构建和展开的。对于个人发展和人类解放,马克思是想通过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探讨个人发展的途径,寻求个性自由与社会发展相统一的方法。


因为,人的解放作为一个普遍性范畴,指的是所有人的解放即人类社会的解放,一方面,个体只有在类的解放中才能获得解放,所以,也可以将人的解放理解为个体解放与类的解放的统一。从最终意义上看,共产主义是人真正成为社会主人的制度,这首先表现在个人与社会的完美统一,即人的需要能在社会中得到充分满足,人本身在社会中得到全面发展的状况。然而,这种统一并不是将个人消融于社会之中,使人失去个性,不成其人,并走向整体主义,因此,在这种统一中,又必须保障个人的主体性。马克思非常明确地强调了这一点,即“共产主义所建立的制度,正是这样的一种现实基础,它排除一切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的东西,因为现存制度只不过是个人之间迄今所存在的交往的产物。”[14]所以,不论是从人的自由、人的能力提高、人的全面发展,还是从人的自我解放来理解马克思的人类解放的思想,其现实表现就是实现个人的政治主体性。对此,我国学者还分析了如下的理由,由于“人的解放即人对自然、社会和自身的把握”,那么,“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人不断从自然、社会和自身中争得自由的历史。人类发展的必然归宿……就是人终于成为自然、社会的主人,因而也成为自身的主人的美好境界。”[15]而且,“自由和解放是两个极为密切的概念,所谓解放是指摆脱束缚和获得自由;而人在哪个领域内获得了自由,便意味着在该领域不再受必然的控制和支配,从必然下解放出来。所以,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是分不开的,如果人不能在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面前获得自由,人就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在自然规律面前获得自由就必须能够认识自然、驾驭和使用自然力,不受盲目的自然力的制约和束缚;在社会规律面前获得自由,实质是要从根本上消除对人的压迫关系、统治关系等。”[16]总之,人的解放不仅意味着人们从外在的奴役状态中得到解放,同时也意味着人们从个人自我的受动状态中得到解脱,只有这个意义上的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人。[17]


可见,在马克思看来,个人的自由、人民的民主和人类的解放,都是人的发展和主体化的价值。人类解放的基本内容是人获得自由,就是个人的自由的、全面的发展,这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的精华和核心。因此,马克思所讲的人的主体性也是指个人的主体性,并通过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解放最终达成人类的解放。


(5)在马克思看来,个人的主体化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也是一个曲折的过程。推进个人的自由发展正是政治的现实功能与价值所在。对于个人主体性的实现方式与进程,马克思从多个角度进行了论述。如前所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从“人—异化、非人—消除异化、回归到全面的人”的角度;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从“人—分工(片面的人)—个人全面发展”的角度,论述了个人主体性的实现方式与进程。对此,马克思说到,“大工业瓦解旧家庭制度的经济基础—家庭劳动—家庭关系本身,它也就为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更高级的形式创造了新的经济基础。”[18]因此,这有助于人的全面发展,即表现为“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19]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发展不仅是“全面发展”,而且是“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因此,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从“人的依赖状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状态—个人全面发展与自由个性”的角度,更全面地论述了人的发展与人的主体化。这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和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20]在这里,马克思实质上是将人的发展概括为从“人的依赖性状态”到“人的独立性状态”,再到“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状态”这种主体性渐进生长的过程。在这方面,广义政治理论又从人的劳动生存方式发展的三阶段推出了人的主体化的四种具体发展形态。即迄今为止,“人类劳动形态已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即自然劳动阶段、自给劳动阶段和商品劳动阶段。”[21]人类劳动形态的这种发展,为人的主体化发展指明了方向,即“从自然劳动状态下依赖自然法的人,进化到高一级自给劳动状态下人身依附的人,从商品劳动状态下对物的依赖的人发展到未来自由劳动状态下完全独立性的人,而人的政治主体性也就是在人类社会这一历史长河中,不断地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22]

如果从人的主体性的一般理论来看,马克思关于个人主体化的这种发展观念,也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阶段。(1)自发主体性阶段。在原始社会,即文明时代以前的社会,人类相对于自身之外的世界具有蒙胧的、自发的主体性。(2)片面主体性阶段。在文明时代的早期国家和以权力为本位的国家政治阶段,人的政治主体性是片面的、不平等的。往往是相对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受奴役而言的少数人的主体性,即一人统治或少数人的统治。(3)交互主体性阶段。在国家政治时代,如果实行了民主政治和法治政治,或者从国家政治走向社会政治阶段,人的政治主体性就发展为交互主体性或者共同主体性,人们在政治主体性方面就处于一种公民或平等的状态。(4)全面主体性阶段。在未来国家消亡之后的社会政治阶段,在规则政治下,人类将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因此,在政治主体性方面,也将达到全面主体性的阶段。


四、人民政治与公民政治的结合


人的政治主体本性决定政治的存在形式,因此,人本政治是人的政治主体性的现实存在形式。由此可以说,劳动人的社会个人性以及上述的劳动人本政治理论,决定了马克思的人本政治思想是一种人民政治和公民政治辩证统一的新型人本政治思想。


根据“社会个人”的人性设定,马克思一方面倡导政治的人民性和人民的政治主体性,认为人类政治在本性上应该是人民民主的政治,政治应当以人民为主体。马克思的人民政治思想,从理论上看,源于他的政治的人本性就是政治的人民性的观念,即劳动人的社会性和政治的劳动性,在现实上表现为政治的人民性、人民的政治主体性即人民民主政治。从价值目的来看,这是基于他们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关怀。当然,真正的人民政治不是在国家中,而是在社会中,只有走向社会政治才能有人民政治的完全实现。因此,马克思的劳动人本政治观,在现实上就是“人民政治”观,所强调的是社会政治的“人民性”。为此,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批判过“人民国家”观,认为国家政治不能是人民的,人民政治也不能是国家的。另一方面,马克思又基于劳动人的“个人性”,强调政治的公民性和公民的政治主体性,认为人类政治也应该是公民自由的政治,政治必须以公民为主体。所以,人民政治和公民政治,就是两种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并协调发展的现实人的政治主体性的政治形式,这就是马克思新型人本政治思想的本质所在。总之,为了实现劳动人的政治主体性,需要相应的政治即“人民政治”和“公民政治”,马克思首先强调的“人民民主政治”,并在此基础上实行“公民民主政治”,这也是马克思政治主体思想的一个基本原理和重要特征。
以前,我国学者主要是从人民当家作主和人类解放的方面理解马克思对人的关怀的,即注重“以人民为本”和人的群体主体性。然而,却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另一方面,即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现在,我国的政治理论和实践都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就是以人为本”,并非是对“以人民为本”的否定,而是在“以人民为本”的基础上,加上“以公民为本”,即承认人的个体主体性,尊重和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谋求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实际上是对以人为本的马克思主义的更全面、更深入,也是更本质的理解。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119页。
[2] 同上,第页。
[3] 刘德厚:《广义政治论—政治关系社会化分析原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3页。
[4] 同上,第123-124页。
[5] 如前所述,刘德厚在《广义政治论—政治关系社会化分析原理》一书中,也贯穿了“人的劳动本性—人的政治主体性—政治的主体性生成—现实的人的政治主体性—政治亲民性和人民性—人民的政治主体性”的思想逻辑。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40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18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49页。
[9] 参见 刘永佶:《劳动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5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6-27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21-22页。
[13] 刘德厚:《关于“社会政治”的一般理论》,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第591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8页。
[15] 远志明等:《社会与人》,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8页。
[16] 赵家祥等:《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17页。
[17] 参见魏小萍:《历史主客体导论—从宏观向微观的深化》,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4页。
[19] 同上,第213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04页。
[21] 刘德厚:《广义政治论—政治关系社会化分析原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页。
[22] 同上,第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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