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李鸿章慈禧袁世凯，——不得不说的几句话
（无意间搜到这篇文章，转来供诸位一观。）
先说一下基本观点，我对电视剧《走向共和》所塑造的李鸿章、慈禧、袁世凯等形象及此剧的历史观不敢苟同。又看了网上此剧支持者的一些文章，大有这就是历史真实，这才是真实历史之势，更觉不说几句憋得慌。
李鸿章是《走向共和》重点塑造的对象，展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放眼世界、忧国忧民、深谋远虑、忍辱负重近乎高大全的新新李中堂形象，尤其是那台词念白，特磁实，可说是沉厚稳健、老成持重，单就表演艺术上说，确属上佳。舆论也围绕李鸿章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虽说有关李的史料大部分尚未公开，但从现有资料亦可了解李一生大致所为，对其作一个较为公允的评价。
李鸿章一生主要事迹，从组建淮军镇压太平天国，到兴办洋务，直至掌管清廷经济、外交、军事大权。镇压太平天国没什么可多指责的，各为其主，但以李鸿章所率淮军在镇压太平天国中的表现和对外敌入侵时的表现相比，简直判若霄壤！太平军对洋人尚敢一战，而淮军对太平军是很“勇猛”的，照这样代换一下，李鸿章和他的淮军应该是有力量能和洋人一战，但事实是李鸿章在洋人面前一向都是软弱畏缩、曲膝妥协的，经他手和洋人签订了许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诚如梁启超在为李鸿章和俾斯麦作比较时说：“以兵事论，俾斯麦所胜者敌国也，李鸿章所夷者同胞也。”以梁启超一个站在满清统.治者立场的封建文人，尚知“所夷者同胞”，我们今天有什么理由为李鸿章这种对内硬对外软的手段赞美曰“治国能臣”？
李鸿章兴办洋务，事巨而功微。若论放眼世界，开中国向西方学习之先河者，亦非首推李鸿章。魏源和林则徐早于李鸿章几十年就提出了“师夷之长以制夷”的主张。
洋务运动的首倡者是曾国蕃，曾于1861年在安庆创办军械所，制造军火，当是洋务运动中早期的军事工业。李鸿章创办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制造局是在1865年，唯其规模大于前者。但创办大规模的军用企业也非只李一人，1866年左宗棠和崇厚分别创办的福州船政局和天津机器制造局都是规模较大的军用企业。因此把洋务之功一古脑儿都算给李鸿章已经是在拨高他了。
洋务运动的指导方针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用西方的科学技术，说白了其实也就是坚船利炮，“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让清王朝这个风雨飘摇中的残垣断壁得以苟延残喘。不敢对封建专制制度有毫发之损，最终使洋务运动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
李鸿章在兴办洋务之初，认为“若火器能与西洋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简单地把西洋火器当成安邦定国的万能良药，如此见识，不仅算不上独到和超前，简直就是无知和愚蠢！
或说洋务运动导致资本主义经济的萌发，对以后中国向近代化迈进有深远影响，李鸿章功不可没。那么在洋务运动中培养的一批新式人才后来有很多参加了辛亥革命，成为清王朝的掘墓人，是否可以说李鸿章对结束中国的封建统治，对辛亥革命有伯乐之功？
又说李鸿章办洋务，虽然收效甚微，但也是为了富国强兵，想把国家搞好，其动机出发点是好的。因此李鸿章就能得个“爱国英雄”的美名？
且不谈李鸿章心中的“国家”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还是行将就木的满清王朝，以李的“不学无术”欲挽狂澜于既倒几乎是做梦。
还有，我们的“历史学家”们，在对另一历史事件－义和团运动的迷信愚昧、盲目排外大加鞭笞，对其带来的破坏性结果直斥为反人类的，在这里是以结果作评论。可为什么到李鸿章那里就以动机论了呢？都是中国近代史中的人物和事件，为什么要用双重标准来评价？
1870年李鸿章继曾国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此后控制北洋二十五年，成为晚清重臣，权位显赫一时。作为朝廷肱股，国家柱石，看看李鸿章又是如何表现的。
1875年阿古柏占新疆，清廷内部有“海防”“塞防”之争，李鸿章欲弃新疆，是左宗棠力排众议，于5月奉命督办新疆军务，次年收复伊犁以外的新疆全部领土。李鸿章在这一事件上表现出他一贯的对外软弱心理，相比于左宗棠，泾渭自明。
在之后的中法战争中，冯子材、刘永福、刘铭传在抗击法军的战争中取得一定的胜利，但李鸿章却一意求和，致使“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
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李鸿章一心寄幻想于国际社会调停，疏于备战，北洋舰队统帅无能，军纪废弛，一位日本人有这样的纪录：“在明治二十四年，吴镇守府参谋长东乡平八郎，曾见停泊宫岛之清国军舰镇远、定远舰炮上，张晒衣裤，曾云：‘以此类巨舰，纪律尚如此，其海军实不足畏，无怪欧美喻为睡狮。因此益增吾人之战胜信念。’”军舰上随便晾晒衣裤，这是什么纪律？而北洋的一些军官如叶志超之流，闻日军之枪声即丧胆，唯畏缩奔逃为能事，平壤之战一枪未放即溃不成军。
北洋军队是李鸿章一手创办，是他的老本，人事任免都经由他手，而李鸿章任人唯亲，安排在要职上都是他的亲信，如此，甲午之败李鸿章实难辞其咎。
甲午败绩后清廷欲借洋人以自保，即所谓“以夷制夷”，本来这个想法就很愚蠢，但清廷不仅想出了这个办法，还认为很高明，派李鸿章去“联俄拒日”。对洋人又迷信又恐惧的李中堂轻而易举地就堕入了俄国人的圈套，使俄在东三省势力大增。紧跟而来的是列强以清廷“利益均沾”的外交政策（也是李鸿章极力主张的）为由，纷纷要求扩大自己在华利益。这种对侵略者妥协退让的外交政策无异是以鱼驱蝇姑息养奸，从此拉开了列强瓜分中国的序幕。
李鸿章在对外交涉中始终抱定“委曲求全”的方针，一味软弱退让。经他手所签条约无不丧权辱国，那些条约都很“著名”了，不用再一一列出。
有人说“弱国无外交”，李鸿章也是不得已，不签条约比签损失更大。但中法之战，中国并未败北甚或有小胜，李却一意主和，与法国签订了不公正的《中法新约》。再进一步说，事关国家民族大义，岂可一味求自保，如果只要损失最小，死人最少，那么侵略者兵临城下就纳土称臣，举国投降，这样损失就最小了。照此逻辑，八年抗战都是徒劳无益的，死了多少人花了多少钱。别忘了中国的成语中还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一词，创造了这个词的民族却尤其缺少这个词的精神。
李鸿章虽为一国首辅，个人品德却甚不堪。时当乱世，李鸿章却为自己谋取了巨额的财富（梁启超在论李鸿章中曾言及“大约数百万金之产业”“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中国通商银行，其股份皆不少”），平时生活也颇为奢侈（这个梁启超在论李鸿章时亦有述及）。
而李鸿章对敌妥协，也不排除有倚洋自重，借列强之手巩固自己政治地位，使自己成为清廷和列强都不可缺少的人物之用意，从事实看，李享高位而终，而列强每次与清廷谈判必点名要李，从他们之间的这种“默契”也可看出点端倪。
这就是李鸿章，大清朝中堂大人，修身无德，治国无能，对敌妥协，对上逢迎，不学无术，误国害民。然身后百余年却又有人为其扬幡招魂，还胡言什么“李鸿章是近代以来中.国最伟大的政治家、外交家”云云，“伟大”二字竟如此廉价？
单就与李同时者，如左宗棠、刘铭传、刘永福、冯子材等（真奇怪这些年没人惦记他们，李袁之流却很吃香），虽职位高下不一，然于国家民族之大义较李实判若云泥。以李鸿章居位之高之久，却“乃使庞然硕大之支那降为二等国。”（梁启超语），其责难辞。言李“伟大”云云者，我真没得说了（那话让梁启超说了去了）。
关于慈禧和袁世凯，不想再多列史实，我不是在转载史书，只是想说说自己的看法。自从那个叫魏明伦的整了一台《潘金莲》的戏，这年头好像为女人翻案特流行，只要是个女人，就什么都是无辜的，什么责任都不用负，有的只是委屈无奈。这幸运之神也降临到了慈禧头上，老佛爷割地赔款，都是无奈之举，修颐和园也是为了国家体面，“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是化干戈为玉帛。我KAO！敢情做女人这么舒坦？难怪会有河莉秀之流的！
还有袁世凯，我们可爱的文艺家历史学家们不厌其烦地在赞美他如何如何地才能出众，智力超群，爱国爱民，只不过“一不小心”犯了称帝的“小错误”，终于“白璧微瑕”，但终归还是“瑕不掩瑜”。真开了眼啊，这是什么逻辑（我都不屑于称其“这是什么历史观”），好人不可能什么都好，坏人不可能什么都坏，这是老生常谈了。像袁世凯那样能在历史舞台上混一出的必定有两把刷子，真要什么都不是，无才无智，他就混不到这份儿上了。看看历史上如蔡京秦桧严嵩和珅、外国的希特勒东条英机之流，哪个不是满肚子学问、谈吐风雅、一手好字、出口成章，要放到现在来测测智商一定在140以上。可才能智慧在这号人手中从来都是实现其罪行的工具，这号人越是才能出众，就越是人类的灾难！
离开历史环境和个人品德空谈才能毫无意义。为历史罪人隐大恶而扬小善，这是在“还历史真实”还是有意颠倒黑白？想起了一个小故事：“某人卖母，语买者曰：‘此吾母也，汝当善待之。’呜呼！已失大义而欲全小节，可乎？”李鸿章慈禧袁世凯之流，大义已失，小节不值一提。
这几年来，或许是出于书斋的寂寞、学术的枯燥，种种新论不断，岳飞文天祥不是民族英雄，诸葛亮是妒贤嫉能的小人。
现在又出来了全新的（其实就是乱翻案，可编剧等人再三说不是翻案，所以不说“翻案”而说“全新”）李鸿章、慈禧、袁世凯，最让人不能容忍的是楞要摆出一副“还历史真实”的嘴脸，好像“只有我最公正”“除了我别人都在说谎”。
联想到也是这几年来不断出现的“特异功能”“气功大师”，披着人体科学的幌子，行歪理邪说之实。而无原则地美化拔高历史罪人，也应视为学界的“歪理邪说”！
学术研究虽然需要自由的思想，不能万马齐喑，但自由不是没有是非标准。怀疑一切否定一切不是科学态度，是在哗众取宠！教科书问题本来没那么严重，可被我们一些疑心颇重的“历史学家”们夸大到了“满纸谎言”的地步，几乎是需要反着去理解的。
就有这么一些人，自己国家的史料不信，都是在“愚民”，西方的三言两语却奉为真理。就像无知小民，家庭不和，父母兄弟的话听不进，外人煽风点火挑拨离间之语却丝丝入耳。
华山剑在其《批判<走向共和>》一文中直斥此等人为“四个凡是”者，真是传神之极！《走向共和》一剧对历史的态度是典型的走极端，从极左到极右，从“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到“人性化，新视点，重新审视”，从曹操的白脸到关公的红脸，都来个180度的大转弯，“好象不如此翻案就不足以去证明自己与极左时代的史学观决裂了一般，好象不翻案就不足以证明自己有“独特新发现”的学术能力一般。”（华山剑《批判<走向共和>》）貌似在给过去错误的历史观作拨乱反正，其实整个是文革的翻版。
就是今天某位力主“翻案”“重写”的历史学家，在那个年代却是“左”旗下的猛将。这些人好歹也称个“家”字，不会这么缺乏客观思维能力吧，照他们的话说应该是有“才能”有“智慧”的，为什么对待并不复杂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却忽左忽右，就是不“中”？说白了其实是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左的时代唱左调，右的时代哼右曲，与时俱进，左右逢源。此辈深刻领会“历史是为现实服务”这一“真理”，历史在他们手中就像一团面粉，只要能为现实，为自己的职称工资住房名气服务，就可以任意揉捏，想捏成什么样就什么样，至于黑白方圆长短是非，随它了，无所谓！如此的“历史学家”，难怪有人说“我们见到的‘历史学’便像一个拖着鼻涕和眼泪、瘦骨嶙峋的糟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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