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所有制是一场革命

　　
　　提纲
　　
　　一、问题的提出
　　二、弊端的根源
　　三、弊端的演化
　　四、无产阶级的斗争
　　五、从国务院所有制到人大所有制是一场革命
　　六、当前社会各阶级之分析
　　七、政治体制改革的办法　　
　　八、建立政治体制改革特区
　　九、把共产党建设好

　　
　　
　　一、问题的提出
　　
　　项观奇先生在《绝不能从十七大路线后退》中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斗争， 是铁的事实。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不同于已往的资本主义或其它剥削阶级社会的阶级斗争，也是铁的事实。”
　　
　　项观奇先生又说：“ 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怎么还说存在阶级斗争呢？ 56年的八大不是说阶级消灭了吗，就是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不也说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过去了，只是在思想领域里还存在阶级斗争吗？为什么后来又要那样尖锐地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斗争呢？
　　
　　这是一个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新课题，一个难题。是毛主席提出的阶级斗争存在论正确，还是共运中流行的修正主义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正确？
　　
　　苏东的历史就是结论。而我们这里，三十年的历史做了结论，整个中国的现状做了结论。在一切领域，在一切方面，不仅存在着阶级斗争，而且，惊心动魄。现在所有这些大大小小、严重不严重的问题，都不能用这是个别的、偶然发生的现象去解释，只能理解为这是阶级的现象，阶级斗争的现象。全国不说，仅以重庆为例。据报导：『从2009年6月开始，重庆检方批准逮捕涉黑犯罪嫌疑人1176人，起诉782人。30个涉黑团伙被批捕起诉。在打黑除恶斗争中，揭露职务犯罪87人，查处司法腐败107人。2009年共审结杨天庆、陈知益、王兴强为首的27件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判处罪犯348人。还有一批涉黑团伙案在继续审理当中。2009年共审结职务犯罪案678件，判处罪犯897人，其中县处级国家工作人员89人、地厅级11人。查处了原司法局局长文强、原市高级法院副院长张弢、原市检察院一分院副检察长毛建平、原市公安局副局长彭长健等一批高官。』仅一个大城市，就揪出这样多坏人、罪犯， 自然还不是全部。请中央领导想一想， 你们直接管辖的城市尚且如此，各地会怎样，还用问吗？面对这样的事实，再说没有阶级斗争，主观动机就值得考虑了，立场就值得考虑了？ ”
　　
　　项观奇先生继续说：“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出了新情况。共产党成了执政党，劳动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还说阶级斗争。斗谁啊？不好理解。尤其执政者，看不到自己亲手建立的这个社会主义社会还有弊端，更不愿意承认有一天自己会蜕化变质。”
　　
　　在这里，项观奇先生不仅提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阶级斗争的问题，而且指出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阶级斗争的根源。那就是：
　　
　　“看不到自己亲手建立的这个社会主义社会还有弊端”。
　　
　　我完全赞同项观奇先生的这个判断。
　　
　　那么什么是阶级斗争？社会主义里的阶级斗争的本质是什么？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弊端究竟在哪里？解决的办法是什么？等等，接着项观奇先生的话题，来谈一谈我对这些问题的浅见，请诸位批评。
　　
　　二、弊端的根源
　　
　　我以为，要想彻底搞清楚这个问题，脱离了宪法是不行的。因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它集中反映各种政治力量的实际对比关系，规定国家的根本任务和根本制度，即社会制度、国家制度的原则和国家政权的组织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等内容。我们就是要通过宪法对于生产关系的基本表述发现问题。
　　
　　我国宪法第七条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第九条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在这里，宪法把国家所有同全民所有等同起来，并用国家所有取代了全民所有。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阶段统治的机器。它的主要标志是国家机构。我国的国家机构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国家主席、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
　　
　　于是，问题出来了：宪法说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问题是归国家的哪一机构所有？宪法里面没有做明确的说明。可是，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各地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和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宪法规定的这些条款是完全正确的，是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这也就意味着，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或者是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亦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所有。
　　
　　可是，新颁布的《物权法》第四十五条规定“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财产，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国有财产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显然，这条规定违背了宪法精神。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兆国在向全国人大作关于审议《物权法》草案的说明时说：“土地管理法、矿产资源法、草原法、海域使用管理法等法律已经明确规定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这也是现行的管理体制。”事实也的确如王兆国所说。但问题是并不是说现行的就是正确的。恰恰相反，大半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就是这么错过来的。而这正是中国在社会主义制度设计上的总病根。
　　
　　众所周知，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和产品分配方式三项内容。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正是由于把本该由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行使的国家所有权划归了国务院，作为国家根本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已经徒有虚名，因为已变成了国务院所有制，相应地，社会主义的根基也被彻底抽掉了。
　　
　　由此看来，通常的我国是共产党领导的以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以为这个说法是不切实际的。官僚主义罢了。自然，以“国有财产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为依托，一个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新型的统治阶级出现了。这个阶级就是官僚阶级。相应地，与官僚阶级相对立的无产阶级产生了；再相应地，一个与社会主义民主管理体制格格不入的官僚主义体制产生了；再相应地，一个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相对立的官僚主义的分配制度产生了。自然，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无产阶级与官僚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三、弊端的演化
　　
　　对于我们建立的这样的一个制度，毛主席是很不满意的。项观奇先生说：“对官僚体制他不满，对三、六、九等他不满，对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鼠猫关系』他不满，对做了大官了，一大堆特权他不满……毛主席在寻找新的体制。毛主席老想改革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
　　
　　1960年3月，毛主席提出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1966年，毛主席举起社会主义大旗，和官僚主义进行最坚决地斗争，不惜发动文化大革命；1975年，毛主席将“四大自由”写进了宪法……
　　
　　但是，毛主席的这些努力终因没有触及官僚主义的所有制基础，于是就有了“这场革命在它的统帅逝世的同时，便被它的对手以迅猛的攻势彻底否定了。”
　　
　　毛主席去世。三十年来，在修正主义路线指导下，中华大地变了颜色。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
　　
　　这一方面说明干社会主义不容易，难！因为搞社会主义，前无古人，所以，只好自己探索。毛主席是做了深入思考的。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毛主席没有终其全面，而是建立了一个有缺陷的让他自己也不满意的社会制度。xxx知难而退，索性不问姓资姓社，举起了“三论”（猫论、摸论和唯生产力论），实际骨子里已经背叛了社会主义。虽然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一直举着，不过是骗人的把戏罢了。
　　
　　另一方面，是当权的官僚特权阶级自身也不满足于官僚主义的所有制制度。因为在这样的制度下，他们只有对于国家生产资料的支配权。国家生产资料还不是为其所有。尽管如此，这个支配权也只是当他们在台上时才有。一旦下台，便啥也不是了。他们当然想要改变这一现实。归纳他们的办法，就是公开地大肆挥霍，铺张浪费；背地里以权谋私，大搞腐败；长期地大干资本主义，肆意瓜分国有资产。尤其是修正主义路线，正中其下怀。所以，这个路线一出台，就得到了官僚特权阶级的大力拥护。
　　
　　君不见，三十年来，中国的官僚阶级把上面那三个办法用到了极致？其结果，就是迅速孳生了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官僚买办集团和官僚黑社会势力。相比较过去单一的官僚阶级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危害，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官僚买办集团和官僚黑社会势力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就是阶级斗争在今天中国的新情况。项观奇先生提到的重庆事例，正是对这一现实的真实写照。而这样的结果，毛泽东早在1962年1月30日的《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中，就已经预见：　
　　
　　“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四、无产阶级的斗争
　　
　　毛主席去世。官僚特权阶级搞起了修正主义。与此相对应，台下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坚定地举起了社会主义的大旗，他们同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坚持不懈地斗争。其中影响较大的是以马宾、张宏良为代表的文革派；以李成瑞、巩献田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宪章派、以项观奇为代表的宪政改革派和各地频发的群体斗争事件。
　　
　　以马宾、张宏良为代表的左派主张在中国再来一场文化大革命，恢复毛泽东政治制度的功能和性质。对此，张宏良在他的《当前形势和中国左翼的任务》中写道：
　　
　　“目前中国仍然是毛泽东建立的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只是其功能和性质发生了变化。中国官僚买办的复辟，不是像欧洲那样是通过改变政治制度实现的，而是在保留原有政治制度的基础上，通过改变原有政治制度的功能和性质实现的。这就决定了恢复中国人民的利益和地位，不能依靠推翻现有政治制度，而只能是恢复原有政治制度的功能和性质。可以说，毛泽东留下的这个基本政治制度，党的一元化领导，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决策，政治协商会议的精英主导，人民政府的执行机构，是世界历史上最先进最有效的权利制衡系统，是唯一能够保证人民民主权利的政治制度。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历史上政治最干净、公平和效率结合最好、社会最朝气蓬勃、人民最扬眉吐气的国家，依靠的就是这个政治制度。这个政治制度一旦被推翻，要想重建将又是一个流血千里的内战过程。作为对国家民族对人民高度负责的中国左翼政治力量，应该坚决维护毛泽东创建的这个基本政治制度，在此基础上恢复其原有功能和性质，以此来捍卫国家利益和实现人民利益。”
　　
　　张宏良的这一段话，彰显了文革派的思想局限性。殊不知，正是因为毛主席不满意于自己建立的那一套制度，所以才搞文革。毛主席期望通过文革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由于不得要领，“割韭菜”了。所以，才有了主席去世以后迅速翻案。文革派无视这一客观事实，反而把毛泽东体制举到天上，这就大错特错了。
　　
　　另外，经过三十年的资本主义改制，如今的中国已经变成了官僚、官僚资本主义的性质。除此之外，里面还参杂了许多殖民主义的成分。其情形远比三十年前复杂得多。在毛泽东时代，毛泽东领导人民搞文化大革命，都没有打掉单一的官僚主义。现在，我们的敌人要比毛泽东时代强大百倍、千倍。而革命的人民的力量远不能和毛泽东时代相提并论。倘若主张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你又怎么搞得起来？！
　　
　　现在，文革派与修正主义斗争也已经三十年了。中国的修正主义的路线还在继续走着。文革派的目标远没有实现，从总体来说革命是失败的。这个现实必须正视，更值得反思。
　　
　　再说以李成瑞、巩献田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宪章派。他们主张全面地落实社会主义宪法，坚持和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做坚决地斗争。这场斗争在《物权法》草案的修订过程中得到了集中体现。
　　
　　针对草案第五十四条规定国有财产所有权由国务院行使等问题，李成瑞在《一个核心-不能偏离 六大问题-不容回避 》一文中坚决反驳，一针见血地提出了“一个核心——要不要全面地遵循宪法？”和“国有财产的所有权，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行使。草案第五十四条规定国有财产所有权由国务院行使，是背离宪法的，应予修改”等问题。为此，李成瑞和巩献田等几次上书中央，和错误主张进行了坚决地斗争。
　　
　　遗憾的是，尽管李成瑞等认识到了捍卫宪法权威的重要性，认识到国家所有权的必须由人大行使的极端重要性，也认识到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继续革命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内容这个核心问题。但是，还是没有把国家所有权必须由人大行使这个问题和阶级斗争联系起来，更没有去唤起民众，率领整个阶级来为此共同战斗。他们把斗争的重点放在了对中央的建言上书上，与虎谋皮了。自然，李成瑞等在斗争中惨败，也是情理之中了。
　　
　　下面说一说以项观奇先生为首的社会主义改革派。这一派不仅认识到目前国家体制存在弊端，力主进行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改革，更提出了改革的办法。在《半社会主义论》中，项观奇先生提出“人大的权力必须加强。人大的常务委员会，可以分工，设立法委员会和监督委员会。把现属国务院的反贪局、监督局并为监督委员会，属人大。也可把国资委从国务院分出，属人大，设国有资产委员会。以明确人大代表全民的立法权， 监督权，对国有资产的所有权。”在《半社会主义论》中，项先生还提出了“必须实行社会主义宪政”的正确主张。
　　
　　在最近发表的《绝不能从十七大路线后退》中，项观奇先生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斗争， 是铁的事实。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不同于已往的资本主义或其它剥削阶级社会的阶级斗争，也是铁的事实。”和“四个坚持是方向、是总纲……四个坚持不仅要统领经济建设，而且要统领改革开放。”等等。
　　
　　毫无疑问，项先生的这些思想都是难能可贵的。可以说，以项观奇先生为首的社会主义改革派提出的这些主张，几乎代表着当前左派所能达到的最高理论水平。
　　
　　但是，遗憾的是，项先生和李成瑞他们一样，同样没有把人大问题、国家所有权的行使问题和四个坚持直接联系起来，同样没有把全民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代表权问题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既然如此，便没有旗帜鲜明、义无反顾地带领整个无产阶级为实现这一目标而英勇奋斗。所以，使得整个无产阶级在斗争中处于下风，也是不足为怪了。
　　
　　最后，说一说各地频发的群体事件。究其性质，都属于无产阶级斗争的一部分。其中尤以通钢事件、林钢事件影响较大。但是，由于他们的斗争，缺乏统一地组织，也没有革命纲领的正确指导，更没有结成广泛地反对官僚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他们孤军奋战，难以逃出官僚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掌心，最终还是被和谐掉了。
　　
　　综上所述，截至目前，在国家所有权这个根本问题上，几乎整个无产阶级左派都处于不十分觉悟的朦胧状态。在这种情形下，他们在和官僚阶级以及官僚资产阶级的斗争中败下阵来，已是必然的了。
　　
　　五、从国务院所有制到人大所有制是一场革命
　　
　　现在，对于全民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代表权究竟是划归人大还是国务院，依然有许多人不以为然。
　　
　　一种说法是：人大不过是党的橡皮图章。归了他又能如何？
　　
　　这实际是讲执政的共产党和人民代表大会的关系问题。对此，项观奇先生已经在他的《半社会主义论》中有精彩地论述：
　　
　　“执政自然就是领导。但是，执政党是按照人民的意愿领导，执政党的意愿必须和人民的意愿相一致，才能代表人民的意愿进行领导和执政。执政党不能按照脱离人民意愿的仅仅是这个党的意愿进行领导和执政，更不能按照脱离人民意愿的仅仅是这个党的某个领导人的意愿进行领导和执政。这个道理，是毛主席所反复强调过的。他多次指出，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只有代表了人民，人民才会拥护。所以，执政党的政策、意见要付诸施实，先要取得人民代表大会的同意。人民代表大会授权，才能去施实。而已往的弊端恰恰是，党的政治局定了，党的某位领导人定了，就直接拿去施实，不经过人民代表大会批准这一步。看起来，简便、省事、高效，但是，这里却犯了一个根本的错误，就是执政党违背了按照人民意愿执政的基本程序要求，凌驾在了人民之上。
　　
　　这是一个根本的原则的错误。党的领导，不应该凌驾于人大之上，而应该贯彻于人大之内。共产党应该争取成为人大代表的多数，从而取得执政党的地位。党的政策、方针应该争取获得人大通过，然后付诸施实。这就是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正确关系。”
　　
　　我完全赞成项先生的这个意见。也就是说，仅仅将全民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代表权划归人大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摆正党和人大的关系。对此，我将在后面的体制改革中专门谈到。
　　
　　另一种说法：现在，党员干部充斥人大。人民代表大会早已变成了官员代表大会。所以，全民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代表权究竟是划归人大还是国务院，实质上没有什么区别。
　　
　　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全民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代表权究竟是划归人大还是国务院？这是一个问题。人民代表大会变成了官员代表大会是又一个问题。两个问题不能混为一处。我们只有正确解决了第一个问题，才能去解决第二个问题。而第一个问题的正确解决，为第二个问题的解决创造了条件。倘若没有第一个问题的正确解决，就不可能指望解决第二个问题。况且现在还不只是党员干部充斥人大，人民代表大会早已变成了官员代表大会的问题，更有大批资本家甚至是黑社会势力也涌入其中。这些当然都是我们关注的，也是一定要解决的。
　　
　　还有一种说法：都是国家机关。全民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代表权究竟是划归人大还是国务院，意义差不多。
　　
　　我说此言差矣。众所周知，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和产品分配方式三项内容。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国务院所有和人大所有，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岂可混淆？这是第一；
　　
　　第二，人大是立法权，代表主权的意志。国务院是行政权，服务于立法权，负责贯彻执行主权意志。二者主仆关系明了，岂可随意颠倒？
　　
　　第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全民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代表权究竟是划归人大还是国务院，不只是涉及到中央这一级，而是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地方、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单位的制度建设，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制度建设。
　　
　　一直以来，国有企业改革是中国体制改革的老大难问题。过去，常讲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政企分离。为什么分不开？归根结底，就是因为政府拿走了本来属于人大的所有权。在这样的体制下进行改革，其结果必然是一放就乱，无主了；一收就死，卡住了。
　　
　　为了改变这一局面，2002年，国家准备成立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使其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权。但是，这个部门究竟应该放置在政府之下还是人大之下，当时颇受争议。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宏观部部长刘鲁鱼研究员鲜明地指出：“国资委显然应该放在人大之下，或者说人大应该设立这么一个委员会。” 他举的最有力的反证是：现在许多地方政府处置巨额国有资产，甚至根本不必经过人大讨论。他说，对于国有资产，如何处置本身不是问题，而是究竟应该由谁行使最终处置权，或者说，是否应该由人大授权让政府处置？”
　　
　　可是，刘鲁鱼的正确意见没有被采纳。根据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批准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和《国务院关于机构设置的通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国资委）为国务院直属正部级特设机构。国务院授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
　　
　　这样的制度设计，其情形就好比保姆霸占了主家的财产，然后，将财产交由其儿子，他儿子又聘请狼外婆来经营。结果，先是保姆砸碎了主家的铁饭碗，将其赶出家门。然后其儿子和狼外婆狼狈为奸，借改制之名，大肆抢劫国有资产。于是乎，一场空前的大灾难不可避免地降临了……
　　
　　第四、全民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代表权究竟是划归人大还是国务院，不只是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制度体系，还直接影响到分配问题、民生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曾宪奎博士曾说：“最终消费率不高是我们经济长期发展的一个根本性阻碍因素”。我回复说：“这个要一分为二地看，最终消费率不高指的是老百姓，而不是当官的。当官的最终消费率从来也没有低过！正因为当官的最终消费率从来也没有低过，而且越来越高，才导致老百姓的最终消费率越来越低！不仅如此，当官的可以肆无忌惮、毫无后顾之忧地消费：吃喝嫖赌全报销，得病正好收红包。喜宴摆到公安院，拿着公费世界跑。而老百姓的社会生活保障就差得太远了，和当官的简直就没有可比之处。仆人的生活远远高于主人的生活。”追究根源，就是罪恶的主仆颠倒的制度设计。
　　
　　毫无疑问，国务院所有制和人大所有制，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制度。前者代表着专制和落后，后者代表着民主和进步。从国务院所有制到人大所有制，这是一场巨大的革命。
　　
　　六、当前社会各阶级之分析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开篇写到：“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毛泽东的教导对于我们今天的革命同样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既然国家所有权由谁行使的问题的本质是阶级斗争，既然从国务院所有制到人大所有制是一场巨大的革命。那么，要想使中国的革命不再走弯路，就不能不首先对今天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情况做一个大概的分析。
　　
　　（一）官僚阶级。官僚在中国早就存在。在奴隶社会，官僚属于奴隶主阶级；在封建社会，官僚属于地主阶级；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官僚属于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地主和资产阶级。官僚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实行了国家所有制，由政府代表人民行使全民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政府是什么？政府是官。由政府代表国家行使全民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的代表权，实际就是民为主变成了官为主，社会主义变成了官僚主义。新中国的官僚阶级就这样悄悄诞生了。
　　
　　官僚阶级占据国家的统治地位。行政部门、公检法、企事业单位、学校等各行各业的大小干部，都属于官僚阶级。虽然共产党的文件中把这些干部叫做人民的公仆。共产党也一直给他们作着为人民服务的教育。可是，实际他们是各行各业的主人。官僚主义就是从他们这里出来的，形式主义也是从他们这里出来的，命令主义还是从他们这里出来的。当官僚阶级高高在上统治着新中国时，什么民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法制等等人类社会一切美好的东西都不见了。官僚阶级代表着中国最落后的生产关系，他严重阻碍了社会的进步，阻碍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正是改革的首要对象。
　　
　　但是，官僚阶级不是铁板一块儿。我把他们划分为四部分。
　　
　　他们中的左派是爱国、爱党、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官。他们坚持中国的改革应该是社会主义体制的改革，而不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但是，长期以来，修正主义当权，他们被边缘化了；
　　
　　他们中的右派对于目前的形势认识不清楚，不加分析地把问题归结在社会主义制度上。他们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丧失了信念，主张在中国通过渐进化改革发展资本主义。实际上，中国的改革就是在官僚阶级中右派的主导下一直走过来的，并给这种改革美其名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他们中的官僚特权派和极右翼（官僚资产阶级、官僚买办集团和官僚黑社会势力）则完全蜕化变质，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成了人民的敌人。真正阻碍社会向前发展的正是他们。这些反动派，还往往用一些冠冕堂皇的骗人的鬼话来欺骗群众。他们一方面高调宣布：我们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是不断推进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内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要积极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包括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另一方面，又会立即补上：绝不能照搬西方的那一套，绝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两院制。殊不知，他们的拙劣表演，早被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揭露得淋漓尽致。
　　
　　另外，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一般官僚公务员，属于中间派。
　　
　　值得一提的是，官僚阶级中对于四部分的划分是相对的，彼此都是可以相互转化的。随着国家形势的变化，各个派别中的人员都有跑到其他派阵线之中的可能。尤其是在这个吃人的扭曲体制下，官僚阶级中的每个成员要想不被吃掉得具备神的品质，任何其他三派中的成员随着时间和条件的变化都有可能堕落成为腐败分子，跑到反动的极右翼的那一边。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四派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左派和右派都在争取官僚主义的最高领导权。他们和最高领导权之间都存在着既利用又斗争的关系。这个关系伴随中国走过了风雨六十年，一直到现在。
　　
　　（二）官僚资产阶级与官僚买办集团。这个阶级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消失了一段时间。改革开放以后死灰复燃了。我们不妨做一个大致的回忆。
　　
　　首先是在国有企业推行的“抓大放小”政策。因为其“放小”不过是“一卖了之”。在放完小后，（其实在“放小”时把“中”的也放掉了）就把目光盯在了大的上面。接下来是在国有企业里推行的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实际是“一股了之”。说穿了，还是变大为小，化整为零，然后再"一卖了之"。其招数和“抓大放小”如出一辙。
　　
　　问题是这两个“一卖了之”的“买主”，他们绝大多数是原官僚阶级的成员。有的本人虽然脱离了官僚阶级，但背后都有强权做后盾。还有的仍然在岗。这些人更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更有甚者，一些官僚特权与国外资本相勾结，成了官僚买办汉奸集团。而这里所谓的买，绝无公平可言，实际就是持权抢劫。
　　
　　伴随“抓大放小”和“一股了之”这两项改革政策在国有企业的全面实施，国有经济的比例大副下降，相应地，一个新兴的官僚资产阶级形成了。
　　
　　另外，在官僚资产阶级的队伍中，还有一部分是先发展起了企业。“三个代表”之后，共产党向资本家敞开了大门。一些资本家就这样大摇大摆地挺进了共产党的队伍，并利用手中的钞票，堂而皇之地买下了官位，摇身一变，成了官僚资产阶级中的一员。
　　
　　在高度集权的官僚主义的国家推行资本主义制度，搞引进开放，产生官僚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汉奸集团，这是必然结果。官僚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汉奸集团是中国的第二个革命对象。
　　
　　（三）民族资产阶级。这个阶级也是随着改革开放发展起来的。他们中要么依靠党的改革开放的政策，先别人一步，迈向市场，发了；要么依靠科学技术，打出了一片新天地。他们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大亮点。他们饱尝了创业的艰辛和苦涩，也领略了创业成功的欢乐和喜悦。他们是积极要求改革的。在他们创业的过程中，在他们与官僚阶级打交道的过程中，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体会最为深刻。官僚主义的门难进，脸难看。为了申请一个很正常的手续，得跑无数的门，盖无数的章。至于在企业运行中遇到的官僚主义的骚扰就更别提了。官僚主义是挡在他们前进道路上的一座山。后来，官僚资产阶级、官僚买办集团诞生了，又在民族资产阶级的身上踏上了一只脚。在官僚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官僚买办集团面前，他们永远没有公平可言。严峻的社会现实逼迫他们不得不走上行贿之路，希望在官僚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官僚买办集团的队伍中找到自己的保护伞。在民族资产阶级的队伍中，他们中相当一部分和官僚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以及官僚买办集团都有着或明或暗的关系。
　　
　　这就是民族资产阶级具有很强的两面性。一方面，他们饱受官僚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集团的压迫和欺负，他们具有革命性的一面；另一方面，又和压迫他们的一方有着扯不断的关系，表现出极强的软弱性。所以，他们没有彻底的反官僚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集团的勇气。不能指望依靠软弱的两面性极强的民族资产阶级来完成中国的民主革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决定了他们在一定时期可以以革命的面目出现，成为革命的力量；而在另一时期，当革命革到官僚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集团，且危及其自身利益的时候，他们又表现出反动的一面。我们必须对此保持清醒地认识。
　　
　　（四）农民以外的各种类型的小资产阶级。包括广大的知识分子、小商人、股民、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所有这些小资产阶级，都受官僚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集团的压迫。因此，这些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动力之一。必须要好好地团结他们。
　　
　　在此，特别强调一下知识分子。他们不是一个阶级。他们一经走向社会，就分化在所属的各个阶级之中。走向官僚阶级，他们就是官僚阶级中的一员（这些人不包括在知识分子的行列之中）；走向自主创业，他们就是资产阶级的一个分子；走向教育战线教书，就是一名普通的教育职工；没有职业，失业了，就变成了游民。从总体来看，这部分知识分子有很强的革命性，对政治也最敏感。他们在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和桥梁的作用。实际中国的民主改革就是在这些知识分子的推动下，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不管他们介绍的改革办法是否合乎中国的实际，但是他们中绝大多数憎恨腐败、憎恨官僚，期盼国家民主、进步、富强的良苦用心是不容质疑的。
　　
　　（五）农民阶级。中国自从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制度以后，农民的自由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尤其是国家从今年开始免除了农民的所有赋税，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可是，和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相比，中国的绝大多数农民尚没有充分分享到改革的成果。上学难、看病难、工作难、制富难等问题依然困扰着广大的农民。不仅如此，许多农民进城打工，出现了讨薪难。眼下，政府官员和乡村两级干部勾结起来，买卖土地成风。他们克扣农民，从中谋取暴利的现象十分严重。许多乡村里的财务制度混乱，腐败现象极为严重。有的干部更是为霸一方，无恶不做，老百姓过着胆战心惊的日子。政治上，虽然村里的班子也实行了选举制度，但是，由于缺乏建立于村级组织之上的农会的监管，贿选现象相当严重。许多人把当村干部作为发财的跳板。事实上，许多人就是在当上干部之后打发村财的。现在，中央把新农村建设作为促进农村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政策，但是，在目前这样的体制下，新农村建设在执行的过程中难免走样。
　　
　　中国的农民要想彻底摆脱官僚主义的束缚，实现真正的民主，必须要把农民组织到象征农村最高权利的农会里。要一切权利归农会，在农会的监督下产生农村的自治组织--村委会，村委会要在农会的监督下开展工作。
　　
　　（六）工人阶级。包括国有企业的工人，事业单位的普通职员，股份制企业、民营企业、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雇员。在国有企、事业单位里的普通工人，他们名义上是主人，实际是领导的奴隶。他们必须要看领导的脸色做事，唯领导是从。虽然也有工会，但是，当工会主席都是以副职的身份屈居领导之下看其眼色行事时，一般的工人只能是屁民了。至于在非公有制企业，他们干脆连这个名分也没有了，变成了完全的雇佣工人。
　　
　　可是这些工人绝大部分曾经本该是是国家的主人。正是一次次错误的私有化改革瓜分了他们依托的经济基础，打碎了他们的赖以生存的饭碗，剥夺了他们作主人的权利，把他们变成了可怜吧吧的无产阶级。他们眼睁睁看着国家的财产被那些败家子大肆挥霍，被强盗们巧抢豪夺，却又无可奈何。正因为他们本该是主人却啥也不是，正因为他们目睹了私有化改革的全过程，正因为他们变成了可怜吧吧的无产阶级，所以他们才最革命。所谓的“仇富”心态，不是别的，正是一种潜伏着的巨大革命力量的写照。
　　
　　工人阶级的革命作用，必须要在本阶级的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下来体现。中国的工人阶级应该懂得：“在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中，农民是工人阶级坚固的同盟军，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所以，保持共产党的工人阶级本色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绝对不能模糊共产党存在的阶级基础，稀里糊涂地把资本家也拉到共产党的队伍中来。
　　
　　（七）失业游民。中国官僚、半官僚半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社会状态，造成了中国广大的失业人群。“在这个人群中，有许多人被迫到没有任何谋生的正当途径，不得不找寻不正当的职业过活，这就是土匪、流氓、乞丐、娼妓、和许多迷信职业家的来源。”（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现在，这个队伍中又有了一些新的特点。那就是大批的下岗工人和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也加入进来。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
　　
　　中国现时社会是官僚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性质。这个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就是官僚特权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因为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中，阻挠中国社会向发展的，正是他们二者。虽然中国社会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但这个矛盾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同样受着官僚特权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压迫。在反对反动的官僚特权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革命中，民族资产阶级是有可能站在革命的一边的，不能决然地把他们排除在革命的队伍之外。又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自身的软弱性和两面性，决定了他们不能作为这场革命的领导阶级。中国革命的这一特点，决定了革命的性质不是资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由于这个革命还需要联合资产阶级，所以，也不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除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联合资产阶级参加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
　　
　　我们必须要进一步地明白，和官僚资本主义相比，官僚主义是中国革命的首要对象。因为官僚资本主义赖依存在的基础是官僚主义。只要打掉了官僚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自然消失。
　　
　　我们还要进一步地明白，官僚主义得以存在的基础，就是本该属于人大的全民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代表权被政府拿去了的政治体制设计。我们要求物归原主，要求进行根本的政治体制改革。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七、政治体制改革的办法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已经知道了革命的性质、革命的对象和革命的目的。下面，我们说革命的方法：政治体制改革。
　　
　　由全国人民自下而上民主选举产生的享有国家最高权力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集中行使全民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在地方和企业，则由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和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分别代表地方和企业内人民对地方和企业内的全民生产资料行使所有权，并依次产生地方人大常委会及主任、企业工会及主席。在农村最基层，在党的监督下，一切权利归农会，实行村务公开，村民自治。国务院要把国有企业资产管理委员会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都要从政府部门分离出来，还给人大。
　　
　　因为地方、企业和农村基层的全民生产资料不只属于其内的人民，是属于全国人民的。这就要求有一个能够代表全民利益、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组织机构常驻地方、企业和农村，监督检查他们的行为，这就是监事会。在我国，能肩此重任者，唯共产党的各级党委。也就是说，党中央执政，由共产党的各级党委监政，兼监事会职能。
　　
　　监事会监督执行的是中央的精神。她指导地方、企业和农村把中央精神与当地实际有机结合起来，进行创造性地工作，从而保证了全国上下的高度统一。
　　
　　监事会不应作为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要把他从政府部门分离出来，还给党。为确保监政有力，监事会成员不得兼任地方人大及行政职务，企业亦是如此。其各项开支要由中央财政统一负担。
　　
　　另外，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性要求有一个社会机构来对全民生产资料行使宏观经营管理权。为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由其产生的国务院对全民生产资料行使宏观管理权，地方人大授权由其产生的地方人民政府地方生产资料行使地方管理权，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授权由其产生的（而非上级任命的）企业厂长（经理）对企业内生产资料行使直接经营管理权，农会授权由其产生的村委会及主任主持全村的生产经营工作。
　　
　　这里还要解决好两个问题。第一：逐步健全人民代表选举制度，使之能够选举出让人民满意的代表和让人民满意的能够替人民说话的人大。人大代表不能官员话、资本家化，要人民化。第二：党的政策要体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精神。党员以及党的干部要体现源于人民又高于人民的精神。要想办法在人民和党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我是这样考虑的：
　　
　　必须保证共产党的工人阶级的阶级基础。资本家可以竞选人大代表，可以去政协，但就是不能加入共产党。这是原则的问题。同级人民代表或人大代表是产生同级党代表和同级党的干部的基础。如果一个级别的党的干部连同级别的人民代表的资格都不配,那么他就一定不能成为这个级别的党代表和党的干部。这也要作为一个基本的原则。当然,会有特殊情况。对于杰出人才，可以先提拔上来，但经过一段时期的试用后，一定要回到这个基本的原则上来。要让人民来检验，看是否合格。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的的两个方面，必须兼顾。努力解决好这两个问题，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工作，其意义极为重大。
　　
　　人民政协是我们国家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机构。各民主党派与共产党不是领导和被领导关系！共产党领导一切的提法是错误的。必须摈弃。一定要切实贯彻落实公民的结社自由。
　　
　　人民政协的作用重点是参政、议政和监政。人民政协中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以及人民政协以外的民间团体，各种协会等都具有参政、议政和监政的功效。这些监督和人大监督、各级党委监督、舆论监督、审计监督等联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完善、强大的人民监督机制，使人民的各级政府不敢懈怠，必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好务。
　　
　　必须确保立法、司法、监察、审计、媒体等的独立性。要树立宪法的绝对权威。坚决实行宪政民主！
　　
　　现代国家制度建立起来以后，还涉及到一个财政制度的问题。我的主张是集权则集财，分权则分财。
　　
　　现代国家制度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我不过是提出了一个构想。搭了个架子，要考虑的事情很多，需要赞同这个构想的同志联合起来，发挥集体的智慧，共同去完善它。
　　
　　新的构想，分开了监视权、所有权与经营权，理顺了人民、党、人大与政府的关系，摆正了各自的位置。同时，将政府的集中领导与人民的民主管理、政府的权威领导与人民的有效监督、中央的宏观调控与地方企业的微观搞活有机统一起来。它全面贯彻落实了四项基本原则，彻底摒弃了“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种红薯’”的为政观，而代之以“当官不为民服务，无能为民服务，必须回家‘种红薯’”的公仆评选考核机制。它要求由人民来选拔干部、监督干部，罢免不称职干部，真正落实人民在国家中的主人地位。
　　
　　这种构想，一方面，由于地方人大设在企业的支部——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对企业内全民生产资料的代表职能，挡住了政府各部门对企业生产、经营、资产重组和资本运营等方面的直接干予，把企业从来自行政的重重束缚中解放出来，使其真正成为市场的主体。另一方面，企业厂长是在职代会上经群众民主选举产生的，（即便是外聘的，在工作一段时间后，也必须回到这个由群众检验的原则上来，能者留下，不行者下去）必深得群众的信任和拥护，他必尽心竭力，精忠为民。同时，企业厂长在工作中还要实实在在地接受职工和企业党委的有效监督，所以，他岂敢违背民意、背叛党心而胡作非为？只要他敢动，一定会就地摆平，决不会无可奈何了。
　　
　　我坚信，通过这场变革，必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彻底打掉官僚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铲除腐败祸根，从而激发出广大人民群众无穷的创造热情，推动着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向前。
　　
　　八、建立政治体制改革特区
　　
　　政治体制改革特区就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试验田，中国政治改革的桥头堡。目前，中国改革已经陷入停顿状态，走不动了。阻力来自于僵化、扭曲的政治体制，而不是简单的行政管理体制。不改革目前这种僵化、扭曲的政治体制，其他改革难于进行，社会难于发展。勉强做去，必然走样。现在，体制吃人问题日益凸现，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社会危机日益加深，并最终有可能引发社会动荡。在这样的背景下，政治体制改革被毫无退路地被推到了改革的最前沿。是否敢于建立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特区，怎样建立中国的政治改革特区，在哪里建立中国的政治改革特区，他考验着中央新一代领导集体的胆识和智慧。
　　
　　关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我在上面已经提出来了。这个构想究竟怎样，可以让人们去争论，但一定要试。就在政治改革特区里试。具体思路是：
　　
　　（一）这项改革必须由全国人大牵头，党中央亲自来抓。可以选几个市或者几个县，同时进行。
　　
　　（二）由中央选派精干力量进驻地方，组建地方党委会。党委会直接对党中央负责，向党中央汇报，接受中央的领导和监督。地方党委在地方处于最高位置，行使监事会职权，监督地方人大和政府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
　　
　　（三）落实特区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放手发动群众，允许人民自己组织起来监督政府的各项工作。没有这一条的切实落实，就不能充分体现人民民主，就是对于“四项基本原则”的背叛，就必须受到全社会的谴责和批判！
　　
　　（四）理顺关系。地方人大要从地方政府那里收回全民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代表权，国资委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都要从地方政府部门中剥离出来，还给地方人大，地方党委要从地方政府那里收回监事会职权。地方政府是执行机构，不仅要受地方党委的领导和监督，更要接受地方人大的监督，接受人民政协的监督，接受各种人民团体的监督。地方政府要对地方人大负责，向地方人大汇报。不仅政府花钱要人大把关，政府做事，也要由人大监管。地方人大说话要算！法院、检察院对地方人大负责，接受地方人大的监督。审计部门和反贪局实行垂直领导，与地方政府不发生关系。在国有企业，企业党委行使企业监事会职责，享有企业最高职权。企业职工代表大会代表人民对企业内的全民生产资料行使所有权，行使企业董事会职权。企业的厂长或者经理要对企业职工代表大会负责，受他的监督。在农村最基层，要组建农会，要在党的监督下，一切权利归农会，由村民选举出来的村委会要在农会的监督下开展各项工作。要实行村务公开，村民自治。
　　
　　（五）人员分离。地方党委成员不可以在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及地方政协里兼职。地方人大常委成员也不可以在地方政府及政协里兼职。各自人员要分离，独立。关于财政制度。我的主张是集权则集财，分权则分财。象党委、审计署和反贪局是垂直领导，属于高度集权，他们的开支就要由中央财政统一支付，不与地方发生关系。
　　
　　（六）因为这场改革实际是质变里的序变。所以，除了地方党委由中央派驻以外，其他的原则上人员都不动，只是要理顺关系，摆正各自的位置，把各自的职责和权限重新划分就行。这项工作结束以后，改革就初步完成。
　　
　　因为我说过，在原体制下，政府部门或者企业的执掌实权的领导要想不腐败，得具备神的品质。他们或多或少都会有经济问题。我们的态度是向前看！
　　
　　向前看，并不等于对他们所犯的错误不理不睬。要限期交代。把问题说清，把贪污挪用的钱拿回来。只要不存在命案，一切都可以从轻处理。如果有能力，还可以在原岗位上带罪立功。要给他们赎罪的机会。要讲清楚，他们也是旧体制的受害者。这是救他们来了。要他们珍惜机会，千万别存侥幸心理，想着蒙混过关——没门！谁也不行！一个都别想跑！限期一过。性质就变了。要发动群众举报贪污分子。同时进驻审计部门，审计公司财务。对于查出来的问题，一律交司法部门依法处理，决不留情。
　　
　　要坚持整顿和发展两不误，以整顿促发展。决不能因为整顿影响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同时，一定要提高认识。这是一场由官僚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变的革命，意义非同寻常。特区不过是一个试验田，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烧起的第一把火。在不久的将来，这把火必然要形成燎原之势，烧遍全国！
　　
　　汪洋书记曾经说广州要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杀出一条血路。但是，多年过去了。并没有见到什么动静。倒是重庆行动起来了。唱红歌、发红色短信、打黑除恶。很好。但是，还不够。我建议中央把政治体制改革的特区建在重庆。
　　
　　九、把共产党建设好
　　
　　中国未来怎样？关键在共产党。中国如果未来出问题，那么也一定是首先出在共产党内。所以，为了保障国家的健康发展，必须首先要把党建设好。
　　
　　中国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国家虽然有了一定地发展，但是积累的问题颇多，社会满目疮痍。在这种大环境下，党岂能独善其身？具体说来就是：
　　
　　第一、我们过去和现在搞得都不是社会主义。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过来的。这是客观事实。共产党必须正视这个现实。
　　
　　第二、中国共产党占据国家领导地位，其党员充斥于国家行政部门、公检法、企事业单位、学校等各行各业的领导岗位。他们是官僚阶级的基本组成部分。
　　
　　第三、“在日前召开的全国政协十一届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政协委员蔡继明援引一份由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联合完成的调查报告透露，截至2006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超过5000万元的有27310人。(《时代周报》6月25日) ”。
　　
　　第四、由于共产党的大门向资本家敞开了。相当一部分资本家混进了党的队伍。于是，中国共产党又成了资产阶级的大本营。
　　
　　由此看来，中国共产党已经不再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早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的政党，而是官僚阶级和官僚资本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党章里面规定的许多内容和实际是相反的。对此，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公报中提到：“党内也存在不少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问题。”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能够如此坦诚地面对党存在的问题，这是很不简单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上述分析决不能作为我们反对共产党甚至推翻共产党的理由。 原因如下：
　　
　　第一、中国共产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没有变，马列毛的旗帜还依然举着，至少现在声明还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另外，中国共产党内有一大批真正懂马列毛主义、真正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共产党人。他们是中国不垮的脊梁！
　　
　　第二、中国的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也需要共产党，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不能没有共产党的执政。
　　
　　第三、由于搞社会主义前无古人，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人民探索的过程中走了一段弯路。发生这样的事情，并非共产党的主观意愿。
　　
　　第四、共产党是一个革命的党，一个与时俱进的党，一个不断修正自己、努力保持正确的党。尽管在前进的过程中经受了许多挫折，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我们相信，共产党能够在人民的帮助下，尽早修正自己的错误。正如毛泽东所说：
　　
　　“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摘自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　　
　　
　　相反，倘若共产党把自己封闭起来，拒绝接受真理，拒绝修正自己，拒绝接受人民的帮助，一意孤行，完全走向人民的反面，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当然，我们谁也不愿意看到这样的事情的发生。我以为，现在共产党亟待要做的，概括为四个字，就是“拨乱反正”。　　
　　
　　第一、思想上的拨乱反正。
　　
　　这些年在错误理论的指导下，党内的许多同志思想极为混乱。他们与资改派同流合污，大肆诋毁社会主义制度。他们把改革开放中暴露出来的一切麻烦不加分析地统统扣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头上。这是完全错误的。
　　
　　他们中一些人是认识问题。所以要进行教育。要帮助他们，提高认识。有些则没这么简单。对那些顽固坚持资本主义改革立场的，必须坚决清除出党，决不姑息。
　　
　　当前要紧的是重新确立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即便是提科学的发展观，也首先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下的科学发展观。不提四项基本原则，就没有任何科学而言，更谈不上发展，倒退罢了。所以，在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上，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必须执行。违反了，就得纠正。倘若一意孤行，则必须下台。
　　
　　第二、制度上的拨乱反正。
　　
　　党在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他需要党作出现实的回答。
　　
　　这涉及到国家体制的问题。只把党的领导写进宪法的序言里是不够的。以前资本主义改革派就是拿这个做借口来反对党的领导的。这是有他们的道理的。他暴露了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没有解决好的。现实需要我们作出正确的回答。现代国家制度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党中央执政、地方党委监政，兼监事会职能。这是可以写进宪法的。这样，就把党的领导、新民主主义制度和人民民主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公有制经济以外的其他经济形式是不为共产党所领导的。共产党对于其他经济形式的驾御主要通过国家的政策和法律来调控。在政治上，各民主党派与共产党不是领导和被领导关系！共产党领导一切的提法是错误的，必须纠正。要坚决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
　　
　　既要坚持共产党中央的执政，共产党的各级地方党委监政，又要切实保障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同时要把住共产党以及共产党的干部的入门关（必须保证共产党的工人阶级的阶级基础。资本家可以竞选人大代表，可以去政协，但就是不能加入共产党。这是原则的问题。同级人民代表或人大代表是产生同级党代表和同级党的干部的基础。如果一个级别的党的干部连同级别的人民代表的资格都不配,那么他就一定不能成为这个级别的党代表和党的干部。这也要作为一个基本的原则。当然,会有特殊情况。对于杰出人才，可以先提拔上来，但经过一段时期的试用后，一定要回到这个基本的原则上来。要让人民来检验，看是否合格）。这是中国民主建设的一个问题的三个方面，必须讲全了。偏袒了其中任何一个，忽视了另两个的思想和做法都是错误的。
　　
　　第三、组织上的拨乱反正。
　　
　　这些年来，有相当一些党员，尤其是党的干部，他们已不只是思想有问题，作风上、行为上都是有问题的。要限期交代，争取宽大处理。因为这主要是不完善的制度造成的。他们本身也是受害者。所以，我们的态度应是向前看。但是，对于那些罪大恶极且不思悔改的，则坚决依法处理，决不姑息。
　　
　　更重要的是党的阶级成分上也有了问题。许多资本家也成了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这是极为错误的。必须要保持共产党的阶级基础。要清退党内的资本家，纯洁党的队伍。
　　
　　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拨乱反正，最终达到一个目的：树立中央的权威，大大提高地方贯彻执行中央制定的方针政策的能力。作到令必行、禁必止，坚决杜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事情的发生。同时，切实将人民民主落到实处!　　　
　　

　　
　　附：
　　
　　1、《项观奇：绝不能从十七大路线后退 》
　　[url]http://www.dscn.info/ds/thread-1380-1-1.html[/url]
　　2、《李成瑞：一个核心-不能偏离 六大问题-不容回避 》
　　[url]http://www.chinavalue.net/Article/Archive/2009/3/21/166066.html[/url]
　　3、《李文采：“新五项基本原则”与“八大纲领” 》
　　[url]http://www.chinavalue.net/Article/Archive/2008/12/12/149315.html[/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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