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刘少奇提高不了，毛泽东也贬低不了。
xiaoliwencai回复：我也有这个意思。但是，不是对具体的某一个人。是说事。低的提高不了，高的也贬低不了。还是实事求是。
2、文章落脚在主席的这一段上：“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它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我们要从各方面，按照各地、各业和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对于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孙中山的节制资本的口号，我们依然必须用和用得着。但是为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利益，为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现在和将来的利益，决不可以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限制得太大太死，必须容许它们在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的轨道内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的，特别是私人企业中的大企业主，即大资本家。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但是反过来，如果认为应当对私人资本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认为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这也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或冒险主义的观点”
xiaoliwencai回复：文章落脚在主席的这一段上，邓力群对此予以充分肯定。很好。他说：“这段话的概括全面深刻，从理论的深度来讲，比张闻天起草并经过刘少奇修改的要高出很多了。总而言之，先是张闻天提出，经过刘少奇修改，最后到毛主席那里，形成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毛主席这套理论不但在我们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起过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到今天仍然有着不可忽视、不可低估的重要指导作用。”非常好！
3、“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革命的领导，在过去为了执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斗争中，在各革命根据地的政权机关中，早已建立起来。那时候，民族资产阶级的主要代表人物还没有参加这种政权，但是已经有了一些党外民主人士参加了政府工作。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参加国家机关工作的不只是有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而且还有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各少数民族的代表人物。这些代表人物和他们的团体都宣告他们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地位。”
xiaoliwencai回复：我以为，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说法本身就有问题。从来都是有产阶级专政。哪里有无产阶级专政的？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是无产阶级奋斗的目标罢了。而一旦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实行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他就成为了生产资料的主人了，就不再是无产阶级了。正确的提法应该是人民民主专政。而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实际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具体来说，就是全民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代表权归人大，实行人大所有制。这就是我的表述。项观奇先生的表述是：一切權力歸人大。我俩用不同的语言表达了同一个意思。自然，“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的提法，我们认为就是完全错误的了。
4、“人民民主专政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讲到无产阶级专政，在我们的脑子里包括我在内，国家政权这个压迫机器，是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往往把这个问题放在我们视野之外。实际上马、恩、列、斯的理论说得非常清楚，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它的任务是要进行阶级斗争以至于消灭阶级的斗争，等到没有阶级斗争，消灭阶级斗争了，这个专政的职能就完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就要消亡了。因为马、恩、列、斯的理论是这样讲的，所以只要有无产阶级专政存在，就说明还有阶级斗争的需要，需要这个政权来进行阶级斗争。在我们的脑子里往往把这个问题排除在阶级斗争之外，包括我，过去很少这样想过，这点提出来，我觉得很有必要。”
xiaoliwencai回复：“人民民主专政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在这里，用无产阶级专政替代了人民民主专政，实际是用共产党专政替代了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已变成了共产党为主。社会主义不见了。
5、“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且基本上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就使我国出现了一种完全新的社会面貌。在旧中国社会中的主要矛盾，即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的矛盾，由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而解决了。在解决了这种矛盾以后，我国除了对外还有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以外，在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是社会主义革命所要解决的矛盾。我们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变革资产阶级所有制，变革产生资本主义的根源的小私有制。现在这种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
xiaoliwencai回复：“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这个结论显然下的早了。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建立起来了，但是，符合社会主义民主原则的管理体制，我们并没有建立起来。相反，我们建立了一套与社会主义民主体制相违背的官僚主义管理体制。我们的社会主义只是完成了一半。（项观奇的半社会主义，由此而来。）所以，才冒出了那么多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东西。究其根源，就在这里。
6、“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总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当然，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例如，在客观上将会长期存在的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就需要人们时常经过国家计划去调节。”
xiaoliwencai回复：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主席认识到了问题。但是，认识得不够深刻。没有提到全民生产资料所有权，更没有提到所有权的代表权的具体表现形式。之所以不提，与上面的用共产党专政取代无产阶级专政，然后又用无产阶级专政取代人民民主专政的错误认识有直接的关系。社会主义的根本理论错误，更谈不上彻底。这就为后面的社会主义改革失败、修正主义上台埋下了伏笔。
7、“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的讲话 ”和“历史在曲折中前进，认真纠左，审慎批右”这一段，还有些印象。因为去年下半年，我刚看完了毛泽东文集第5至第8卷。在我的《资本主义改革让中国的社会制度倒退了整整一百年》中（参见：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002/132327.html），我是这样评价这一段的历史的：
"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结束，共产党带领人民，甩开膀子大干社会主义了。可是，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得并不顺利。
先是57年反右，然后是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刮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接着是59年庐山会议，再加上三年自然灾害等等。一句话，干社会主义好不容易啊！
这实际涉及到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干社会主义的问题。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
“ 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我向好几个国家的兄弟党的代表团谈过这个问题。我说，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我们没有经验。
这个问题，我也向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记者谈过，其中有一个美国人叫斯诺。他老要来中国，一九六O年让他来了。我同他谈过一次话。我说：'你知道，对于政治、军事，对于阶级斗争，我们有一套经验，有一套方针、政策和办法；至于社会主义建设，过去没有干过，还没有经验。你会说，不是已经干了十一年了吗？是干了十一年了，可是还缺乏知识，还缺乏经验，就算开始有了一点，也还不多。'斯诺要我讲讲中国建设的长期计划。我说：'不晓得。'他说：'你讲话太谨慎。'我说：'不是什么谨慎不谨慎，我就是不晓得呀，就是没有经验呀。'同志们，也真是不晓得，我们确实还缺少经验，确实还没有这样一个长期计划。”
我们确实还缺少经验，这是客观事实。所以，我们犯了一些错误。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毛主席没有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干社会主义做深入的思考。恰恰相反，毛主席是做了大量的理论研究的。这些研究，集中体现在他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和《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光辉著作中。可是，社会主义毕竟是一个新鲜事物，毛主席虽然做了深入的思考，但是，还不够彻底。于是，在前进的过程中出现问题，也就在所难免了。如果换一个角度看问题，也就意味着，毛泽东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完全的社会主义，有缺陷。（许多左派朋友不承认这一点。以为毛主席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完美无缺的。如果说毛主席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完美，就是对主席大不敬。其实这是不对的。）
怎么办？
社会主义改革的任务自然被提了出来。"
现在，返回头来，再看这一段文字。我认为我的评价是客观的，是实事求是的。我依然持这个态度。而邓力群的讲述，也基本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
8、“这时确实是右倾。中央常委中有四个人赞成分田到户，这还不严重啊？应该解决，但是又不能用庐山会议的办法，实际上是用整风的办法来解决。在会上，没有批评任何一个常委。只是在会前个别谈话时，对陈云作了严厉的批评。对刘少奇批评他没有顶住。对中央常委的错误，采取个别谈话的办法来解决，而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央全会上，用党内整风的办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办法来解决，把这个右倾向端正了、纠正了，使经济调整工作没有走入邪路，能够沿着正确的方向继续前进。到后来，收到了明显的效果。所以，如果没有毛泽东和八届十中全会采取的办法，中国的历史在1962年5月以后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xiaoliwencai回复：这时果真确实是右倾么？刘少奇、陈云、林彪、邓小平同意田家英支持农村分田到户就是右倾？农村分田到户，充其量是一种经营管理方式么。土地还是国家的，不过是交给农民自己经营去了。也不存在剥削。怎么就不行呢？怎么就是右倾呢？怎么就是要搞纯粹的合作制呢？完全可以两者竞赛么！最终，让人民自己去选择。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了么。你凭什么强迫人民非得按照你的意思行使？！这还是社会主义么？
请看：“田家英向陈云同志汇报，百分之六十的农民认为退得不够，只有分田到户，才能够解决问题”。再看“邓子恢从安徽调查回来，在党校和其他单位作了几次报告，大讲庄稼三层楼：大田庄稼长得差；自留地比大田就好一点；包产到户的庄稼最好。他的包产到户是五统一下的田间管理包产到户。他的包产到户跟田家英的分田到户确实不一样。”既然如此，究竟谁是正确，谁是错误，这个还有疑义么？
9、1958年5月，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后接着举行的八届五中全会上，增选林彪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政治局常委：1959年庐山会议（八届八中全会）后，彭德怀调离国防部，林彪开始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在这前后，林彪就特别地与众不同。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大家都作自我批评，对工作中和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进行检查和批评。唯独林彪不批评缺点，不批评错误，他在发言中说，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这几年发生错误和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或者用“左”的思想或者用“右的思想”“干扰”了他的缘故。如果听毛主席的话，困难会小得多，弯路会少走得多。一切问题，归根结底是听不听毛主席的话。从此以后，“四个第一”来了，“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来了，《毛主席语录》出版发行了，“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活学活用、立竿见影”等等都来了。在中央常委中，林彪最突出地拥护宣传毛泽东思想。当时，党内、国内的形势也确实需要宣传、学习毛泽东思想，林彪则专门在这个问题上下功夫。相比之下，他比谁做得都突出。后来，他又委托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再后来，是发动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在中宣部“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解散“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改组中共北京市委，修改《五•一六通知》。这时，非常明显地确定了林彪是接班人，林彪上来是不可避免了。当时，除了林彪之外，没有其他人能够代替林彪取代刘少奇的位置。
xiaoliwencai回复：林彪溜须拍马，傻子都看得出来。以至于毛主席亲自说“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起来。请大家好好想一想，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为什么林彪这样的一个野心家能够得到毛主席的赏识呢？这难道不说明问题么？想一想，前两年网上流传的一个大贪官给其儿子的信，其中交给他儿子为官的那些把戏，和林彪的做法何其相似！我们不是实行了社会主义了么？人民不是国家的主人了么？党员以及党的干部不是人民的公仆了么？公仆不是该由人民选定么？可是，我们为什么不是呢？我们为什么是相反的呢？难道不应该好好想一想么？现在有一种说法：在现有体制下做官，鬼都得腐败；还有一种说法，是我说的：在现有体制下做官要想不腐败得具备神的品质。我们把前面的事情后面的话结合起来看，是否该有所醒悟呢？
10、1967年2月3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的卡博和巴卢库。毛泽东说，他在1962年1月党的“七千人大会”上讲了一篇话，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注：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查了多份记录稿，1962年毛泽东没有讲过这段话，可能是他当时这样想了，但没有说出来。
xiaoliwencai回复：毛泽东讲过这段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指出：“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显然，邓力群记错了。
另外，现在许多人知道主席的这个讲话，但是，没有好好想一想毛主席的这段话。他们对主席的话理解的不够。他们只是注意了“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一部分。但是，他们没有对主席后面的补充“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给与足够的重视。殊不知，主席的后面的补充，尤为重要。毛主席实际在告诉我们，这个资产阶级专政，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专政，而是具有法西斯性质的官僚资产阶级专政。
从毛主席的这段讲话中可以看出，他老人家已经明锐地注意到了我们国家潜在的威胁。他已经发现党内出现了比资本家阶级还厉害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出现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么，为什么党内出现了官僚主义阶级、出现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在这个讲话中实际上也已经提到了：“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
也就是说，毛主席注意到我们还没有能够有效地做到“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面对党内日益显现的比资本家阶级还厉害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和修正主义，毛主席最终选择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办法。这在主席与卡博、巴卢库的谈话中得到了证实。他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毫无疑问，毛泽东看到了官僚主义者阶级和修正主义的问题。但是，他不晓得在他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里面之所以出现官僚主义者阶级和修正主义，其根本在于毛泽东建立了社会主义所有制，但是，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宪政民主管理体制却没有建立起来。相反，毛泽东实行了违背社会主义宪政民主原则的官僚管理体制。这个问题在54宪法中清晰地显现出来。详细参见我的《现实社会各阶级之分析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可是，遗憾的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毛泽东尚且不知道。
所以，毛泽东没有着力去变革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官僚管理体制。他采用了发动人民起来割韭菜的阶级斗争的方式。同时，也正是由于毛主席没有采取变革官僚管理体制为社会主义宪政民主管理体制的斩草除根的方式，于是，就有了“这场革命在它的统帅逝世的同时，便被它的对手以迅猛的攻势彻底否定了。”
12、在与卡博、巴卢库的谈话中，毛泽东得出结论，他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到“文化大革命”前，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四清”不行，城市“五反”不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行，文化领域里的批判也不行：原因是什么呢？所有这些斗争都依靠现在各级领导，去搞“四清”。去搞文化斗争，去搞社会主义教育。依靠各级领导、依靠各级宣伟部门，证明这个办法不能解决问题，必须要有一个，自下而上的办法，公开揭露我们的黑暗面。这样一来，“文化大革命”就不可避免了。现在看，毛泽东当时对党内的估计不合乎实际，对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的估计也不合乎实际。因此，进入到“文化大革命”时就出了很多的问题。不讲别的，认定林彪取代刘少奇，认定刘少奇是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在1966年5月18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大讲“政变经”。后来，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1966年7月8日）中说，没有想到林彪这样来讲问题。与别人都不一样，与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都不一样啊！他为这件事情感到不安。说“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现在来看，搞“文化大革命”当然不对，“文革”依靠的力量也不对，“文革”的方法也不对。但是在当时情况下，他看这样的办法不行，那样的方法也不行，只有搞“文化大革命”才是办法。
xiaoliwencai回复：从邓力群的这段话可以看出，邓力群尚且不懂文革、不懂毛泽东、不懂社会主义。他依然迷茫着。
13、不能因为“文革”运动搞错了，就认为10年中的经济建设和对外关系也都错了，整个10年一切全错了。实际上只能说，10年“文革”运动搞错了。我们搞的“文革”和“文革时期”8份材料中，涉及“文革”运动的3份，即《关于“文革”的打击对象》、《关于“文革”的依靠对象》、《关于“文革”的方法》。在10年“文革”中，在运动打击的对象、依靠的力量和采取的方法等方面，毛泽东在初期确实犯了严重错误……第八点。“文革”本身是一场内乱。毛泽东从没有说过“文革”是失败的。但是，从他晚年的讲话中，可以看出，至少他认为“文革”是不成功的。实际上，持续10年的“文革”运动是严重的错误，造成了许多不应有的损失。
xiaoliwencai回复：文革果真错了么？我以为，文革是中国经历过的一件大事。如何客观地、正确地看待文革？这是历史对我们后人提出的一个大问题。我的意见是一分为二。下面，我就谈谈这个问题。
“文化大革命”（以后简称“文革”）是指１９６６年５月至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在中国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政治运动。旨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摧毁“资产阶级司部”，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目的是变“资产阶级专政为无产阶级专政”。
文革之初，主席在与外宾的一次谈话中，第一次道出了发动这场大革命的真正原因。他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邓力群在6楼里面也讲了：“在当时情况下，他看这样的办法不行，那样的方法也不行，只有搞文化大革命才是办法。”这实际是对当时社会现实和主席心里的一种真实反映。
通过上面的内容，我们可以清晰地知道：
第一、新中国成立以后，出现了一些问题。如党员干部中出现了贪污腐化、官僚主义等问题。毛主席说他们比资本家还厉害。后来，这些比资本家还厉害的当权派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毛主席对此很不满意。
第二、毛主席要解决这个问题。
第三、毛主席想了很多办法期望解决这个问题。但是，都失败了。
第四、毛主席最终选择了文化大革命。要通过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社会的黑暗面。结果，“这场革命在它的统帅逝世的同时，便被它的对手以迅猛的攻势彻底否定了。革命的一切成果、人民由这场革命所取得的一切权利和利益也随着被取消、被剥夺了。一场由亿万人民参加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变成了一场空前浩劫，变成了缺席审判毛泽东的一大罪证！”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观愿望是好的。这一点不容置疑。应该肯定。毛泽东的错误在于方法。而之所以方法错误，是因为毛泽东的历史的局限性所致。毛泽东虽然看到了令他厌恶的官僚主义者阶级问题。但是，没有看透。不知道这个令他厌恶的官僚主义者阶级正是滋生于他建立的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国家所有制和官僚主义体制。这就是一分为二看文革。
现在，社会上有两种声音。一种是全盘肯定文革，包括文革做法以及毛泽东创立的官僚体制。另一种是全盘否定文革。这两种都是错误的。必须批判。
首先说全盘肯定文革。
毛泽东时代设计的不是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官僚主义制度。这是一个基本的也是完全正确的判断。我们对于文革的评价离不开这个判断。
在毛泽东时代，全民所有与国有不分，国有与国营不分。并以国有国营取代了全民所有和人民民主经营。具体执行时，又以政府所有、政府经营取代了国有国营，进而取代了全民所有、人民民主经营。这是反社会主义的。虽然1975年宪法第十三条规定了“ 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国家保障人民群众运用这种形式，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以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又有《鞍钢宪法》做辅助，但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是纲，其余都是目。纲错了，目再正确，又能怎样？
全盘肯定文革者无视毛主席在设计社会主义制度上所犯的严重错误，企图将毛泽东时代设计的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官僚主义制度和官僚主义体制一起肯定下来，这十分糊涂、完全错误的。
另外，全盘肯定文革者的“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的主张更是十分糊涂、完全错误的。
毛泽东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没有看清问题的实质，期望通过群众运动的办法即文革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但是，都没有成功，最终失败了。现在，国际国内形势要比毛泽东时代复杂得多，国内、党内更没有毛泽东这样一个具有崇高威望的领袖。倘若现在再搞文革，结果必是大动乱。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胡总书记说不折腾-----完全正确。
退一步讲，文革也不叫革命。农民起义为什么不叫革命？因为制度没有根本改变。打跑了一个旧皇帝，又扶起一个新天子。惩治贪官为什么只叫反腐不叫革命？同样是因为制度没有改变。打掉陈希同，冒出来陈良宇。文革之所以也不叫革命。因为问题同样出现在官僚制度上。文革并没有把改变违背社会主义的官僚制度作为落脚点。要彻底解决官僚主义的问题、彻底解决走资派的问题，必须要进行根本的制度革命。全盘肯定文革者不懂这个深刻的道理，整天高喊着再来一次文革。如若依了他们，那才真叫祸国殃民。
其次说全盘否定文革。持这种观点者不仅否定文革的做法，同时把毛主席的良好愿望也一同否定了。这就不对了。
另外，我们要历史地看问题。我们不能割裂历史。什么叫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前无古人。我们向苏联学习。搬来的却官僚主义制度这个烂东西。还误以为这就是社会主义。追究文革的根本原因，还是在这里。
诚然，毛泽东在文革中搞的民主和自由，不是民主体制下的民主和自由，更不是法制下的民主和自由。他搞的是“圣旨下的民主和自由”（胡星斗）。但是，古往今来，你见过哪朝哪代的皇帝搞过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当朝的黑暗面？！有么？！
毛主席在文革中是犯了错误，但是，那也是一个历史伟人为了人民、为了搞社会主义犯的错误。我们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要理解毛泽东、继承毛泽东、发展毛泽东，完成好毛泽东未竟的事业。而绝不是诽谤毛泽东、诋毁毛泽东，甚至是妖魔化毛泽东。
14、从1966年至1976年的10年中，毛泽东在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上、对某些人和事的处理上，有多次变化。但是，始终没变的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要进行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党内“走资派”，采取的方法是实行大民主。可以说，这是毛泽东发动、领导“文革”始终不改变、一直坚持的两个基本点。搞“文化大革命”，一是要整“走资派”，二是要搞大民主。一直到1976年6月，毛泽东还把发动、领导“文革”作为他一生中所做两件大事中的一件。尽管对“文革”赞成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但对无产阶级专政下要进行革命，整“走资派”，搞大民主，他是始终不悔的。
xiaoliwencai回复：说明了什么呢？第一、毛主席爱人民！是大爱！真爱！第二、毛主席是真想搞社会主义。第三、毛主席看到了修正主义的严重性。他不满意，也不放心。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毛主席失败了。
关于修正主义，我有一篇短文，专门讲了这个问题。现在，转抄过来：
什么是修正主义？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03页）中说到：“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至于走资派，那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简称。这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大陆的用语，首次出现于1965年1月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文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
一九六六年，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其主要论点就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
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十六条》中这样规定：这场运动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晚年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1976年5月28日《江西日报》）
文化大革命十年后，古稀之年的毛主席却不得不面对文化大革命失败和反修防修失败的巨大风险。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五日，毛主席在他的住地与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海容等人最后一次集体会见时的谈话中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１９７７年３月２２日。）。
叶剑英等一批老同志对文化革命不理解、有抵触、不满意。叶剑英在国庆三十周年讲话稿中说：“问题在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对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准确的解释。”好像原话是“啥子修正主义，谁也搞不懂？”。文革十年了，一大批老同志还不知道什么是修正主义？毛主席又如何能够取得反修防修的胜利呢？
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现在再返回头来看“走资派”，看修正主义，倘若还说“啥子修正主义，啥子走资派，谁也搞不懂”，我以为那是说不过去的。
走资派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谓的修正主义，就是共产党不干社会主义，而是干资本主义。这个问题还需要细说么？我看不用了。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正确理解。
首先，走资派是当权派。在它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之前，属于官僚特权阶级；在它开始走资本主义道路，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利大肆抢劫将国家财产据为己有之后，就变成了官僚特权资产阶级。对此，毛泽东早在1962年1月30日的《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中，就已经预见：
“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现在许多人只是注意毛主席提出的“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一部分。但是，他们没有对主席后面的补充“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给与足够的重视。殊不知，主席的后面的补充，尤为重要。毛主席实际在告诉我们，这个资产阶级专政，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专政，而是具有法西斯性质的官僚资产阶级专政。毛泽东所说的所谓的走资派就是资产阶级，并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而是封建官僚特权资产阶级。那种把走资派和一般资产阶级等同起来的认识，是不对的。
其次，是派。之所以称得上是“派”，看来就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既然如此，指望通过解决了个别关键的领导人就能解决这个“派”的问题的想法，显然是不现实的。
第三，是“党内”这个定语。也就是说，走资派不在党外，而在党内。进一步说，即便是有党外的走资派，倘若没有党内的走资派的纵容，党外的走资派是断然折腾不起来的。现在，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左派不明白走资派的要害，结果对着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右派精英学者猛轰，这就搞错了目标。
第四，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定语。也就是共产党的官不干社会主义，而是搞起来了资本主义，搞起了修正主义。
只有把上面四个问题分开来看，再合起来把握，我们就对走资派、修正主义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核心是有一个当权的庞大群体，就在党内，他们要走资本主义道路。
由此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当权派。只要我们把当权派有效地控制了，这个问题也就解决了 。
话说到这里，问题产生了：我们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么？民主不是社会主义的灵魂么？人民不是已经成为国家的主人了么？共产党以及共产党的干部不是人民的公仆，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么？人民要干社会主义。可是，人民的公仆居然违背民意而搞资本主义。共产党的干部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为资本家服务去了。以至于发展到“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为什么会发生这些蜕变？根源在哪里？
当时，毛泽东是认真做了思考的。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终于不得其解。毛泽东用了文化大革命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实践证明，失败了。
为什么？
毛泽东说了：路线是纲，纲举目张。那么，路线是什么？路线就是方向，就是所有制。目是什么？目就是轨道，就是落实所有制的方法（管理体制）。
试想，如果仅仅是路线正确，也就是方向正确，但是通往目的地的轨道有问题，也就是说，纲举了，但是目还没有张，或着张错了，这样能够到达目的地么？
实践证明是不能的。毛泽东的失误就在于路线对了，搞社会主义。但是，通往路线的科学的纲或者轨道没有建立起来，结果，跑到邪道上去了。毛泽东看到了跑到邪道上去的现象，却没有看到之所以跑到邪道上去的根源。他采取了谁跑出去就革谁的命的事倍功半的招数，那就是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没有采取修理轨道的事半功倍的招数，也就是改革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管理体制的办法。这是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留给我们的深刻教训。
综上所述：走资派的关键在于当权派，而不是资产阶级，更不是人民群众；走资派不是个别的领导人问题，而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路线是个纲，纲举不见得目就张；毛泽东的纲举对了，但是目没有张对；三十年改革，纲举错了，目就更不用提了。接下来我们应该知道，中国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走资派和修正主义的问题，不仅要解决纲的问题，更要解决目的问题，也就是说，不仅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更要同时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民主的管理体制。二者缺一不可。
15、毛泽东讲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时，认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主要是帝修反、地富反坏右。右是指右派分子中间属于敌我矛盾的那一部分。党内错误倾向的社会基础，在1974年10月之前，只讲到旧社会存在的东西。1974年10月20日同丹麦首相谈理论问题，1974年底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不仅讲了旧社会存在的东西，而且讲了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也还有从旧社会带来的痕迹。毛泽东认为，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等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说的“没有多大差别”，是讲新旧社会都存在工资、利润、地租。可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社会，工资是劳动者出卖劳动力得到的价格，利润、地租是对剩余价值的分割。而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利润、地租是属于社会必要的扣留，工资是劳动者按劳分配所取得的报酬。因此，在性质上是不同的。从表面看，都叫作工资、利润、地租。可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社会，三者的性质实际是不一样的。
xiaoliwencai回复：“1974年底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不仅讲了旧社会存在的东西，而且讲了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也还有从旧社会带来的痕迹。”你看，主席就是实事求是。他老人家看到了。尽管还不十分明确这个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还不能一针见血地指出来。但是，主席知道有问题。而且毫不隐瞒地说出来了。可是，为什么我们的许多左派朋友不能正视这一点？！这让我十分不满！我数次批判张宏良，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张宏良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他的影响大。所以，他的错误造成的不良影响就更大。我着急。那是真着急！
那么如何看待主席的这个讲话、如何完成主席未完成的事业呢？可以说，我与项观奇老师对此做了深入的探讨。我们所有的文章，无不围绕着这个中心而展开。
16、第七点。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对走资派的估计同“文革”初期的估计大不相同。不同内容之一：前面第三、四点说到“文革”初期没有提到资产阶级法权，到1974年同丹麦首相谈理论问题，12月作理论问题指示，谈到了关于消费品分配的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不同内容之二：1969年4月，毛主席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说，“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不在工人群众手里。”毛泽东在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中说：“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有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不同内容之三：“文化大革命”原来的设想是解决上层建筑领域的问题，在理论指示中既谈到了上层建筑问题，更着重谈到了经济基础问题。说到了新旧社会在工资制度、商品交换这些方面“没有多少差别”，也说到了“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还说：“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不同内容之四：“文革”开始时说，中央有两个司令部，“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控制力，已使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控制力大为缩小；1970年12月毛泽东和斯诺谈话时回顾说，“那个时候的党校、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1974年以后省部级干部全部解放，各级党委先后恢复正常领导，修正了上述言过其实的判断。理论指示说：“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这句话说清楚了林彪为什么不满足于副统帅，而要夺取最高领导权，说清楚了他们路线的实质是“搞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这些都说明，1974年的理论指示，是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在认识上的一个重要发展。深感遗憾的是，我和我熟识的从事宣传工作、理论工作的所有同志，不但在当时，而且在以后长时期内，对这一发展没能理解。
xiaoliwencai回复：实际上，1974年的理论指示精神，早在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就已经确定了。“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1974年的理论指示精神，是对于这个讲话的进一步发展。但是，十二年过去了，毛主席依然没有把社会主义的理论搞通透了，依然是夹生饭。一句话：干社会主义，好不容易啊！
17、1959年在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时，他说：”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种种敌对势力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像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的问题。如果这些东西由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些少数人来掌握，那么绝大多数迫切要求大跃进的人。在这些方面的权利就被剥夺了。如果电影掌握在右派分子手里，人民又怎么能够在电影方面实现自己的权利呢？人民内部有各个派别，有党派性。一切国家机关、一切部队、一切企业、一切文化教育事业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对于保证人民的权利问题，关系极大。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里，绝大多数人民的权利就有保证了；掌－握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者右派分子手里，它们就可能变质，人民的权利就不能保证。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有力地证明：正确的是毛泽东，不是教科书。联系我国现实，应该深思、再深思。
xiaoliwencai回复：很好。毛主席的思路是对的。但是，依然是理论不透彻。实际这个问题，就是我在《从国务院所有制到人大所有制是一场革命》提到的全民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代表权的归属问题。应该是人大。不是党，也不是政府！这是一切一切的根本。它的理路根据就是：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和产品分配方式三项内容。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我们的社会主义，就是必须首先把这个全民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代表权的归属问题解决好了。问题是，直到2002年，国家准备成立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才第一次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部门究竟应该放置在政府之下还是人大之下，当时颇受争议。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宏观部部长刘鲁鱼研究员鲜明地指出：“国资委显然应该放在人大之下，或者说人大应该设立这么一个委员会。” 他举的最有力的反证是：现在许多地方政府处置巨额国有资产，甚至根本不必经过人大讨论。他说，对于国有资产，如何处置本身不是问题，而是究竟应该由谁行使最终处置权，或者说，是否应该由人大授权让政府处置？”可是，刘鲁鱼的正确意见没有被采纳。根据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批准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和《国务院关于机构设置的通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国资委）为国务院直属正部级特设机构。国务院授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这样的制度设计，其情形就好比保姆霸占了主家的财产，然后，将财产交由其儿子，他儿子又聘请狼外婆来经营。结果，先是保姆砸碎了主家的铁饭碗，将其赶出家门。然后其儿子和狼外婆狼狈为奸，借改制之名，大肆抢劫国有资产。于是乎，一场空前的大灾难不可避免地降临了……
这个问题第二次被提出来，是2005年《物权法》草案。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兆国在向全国人大作关于审议《物权法》草案的说明时说：“土地管理法、矿产资源法、草原法、海域使用管理法等法律已经明确规定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这也是现行的管理体制。”事实也的确如王兆国所说。但问题是并不是说现行的就是正确的。恰恰相反，大半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就是这么错过来的。而这正是中国在社会主义制度设计上的总病根。正是由于把本该由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行使的国家所有权划归了国务院，作为国家根本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已经徒有虚名，因为已变成了国务院所有制，相应地，社会主义的根基也被彻底抽掉了。由此看来，通常的我国是共产党领导的以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以为这个说法是不切实际的。官僚主义罢了。自然，以“国有财产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为依托，一个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新型的统治阶级出现了。这个阶级就是官僚阶级。相应地，与官僚阶级相对立的无产阶级产生了；再相应地，一个与社会主义民主管理体制格格不入的官僚主义体制产生了；再相应地，一个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相对立的官僚主义的分配制度产生了。自然，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无产阶级与官僚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针对草案第五十四条规定国有财产所有权由国务院行使等问题，李成瑞在《一个核心-不能偏离 六大问题-不容回避 》一文中坚决反驳，一针见血地提出了“一个核心——要不要全面地遵循宪法？”和“国有财产的所有权，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行使。草案第五十四条规定国有财产所有权由国务院行使，是背离宪法的，应予修改”等问题。为此，李成瑞和巩献田等几次上书中央，和错误主张进行了坚决地斗争。遗憾的是，尽管李成瑞等认识到了捍卫宪法权威的重要性，认识到国家所有权的必须由人大行使的极端重要性，也认识到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继续革命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内容这个核心问题。但是，还是没有把国家所有权必须由人大行使这个问题和阶级斗争联系起来，更没有去唤起民众，率领整个阶级来为此共同战斗。他们把斗争的重点放在了对中央的建言上书上，与虎谋皮了。自然，李成瑞等在斗争中惨败，也是情理之中了。但不管怎么说，李成瑞、巩献田等能够深刻认识到这个问题，已经是左派中难得的大明白人了！所以，我非常敬重他们！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大明白人，这个人，就是我的知己：项观奇先生。 项观奇先生在他的《一个必须弄清的重大理论问题 》中提出：“一切权力归人大！” 对了。 我在给他的回信中这样写道：
“人大所有制”和“一切權力歸人大”，我们用不同的语言表达了同一个意思；您“ 第一次解釋了中國無產階級專政的含意，就是人大。搞了六十年，不清楚，就是這句話。”很对！这实际是点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核心问题。这是一个认识的突破！以前，我是骑着毛驴找毛驴。现在的我是真的豁然开朗了。我自己这一次真正弄明白了阶级斗争和生产资料所有制之间的内在的本质联系。弄明白了社会主义和人大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关系。所以，提出了从国务院所有制到人大所有制是一场革命这个命题。我以为这也是一个认识的突破！我用了整整25年，值！
附：从国务院所有制到人大所有制是一场革命【公开征求意见稿】
http://www.jfqu.net/bbs/thread-3354-1-1.html
18、不能用毛泽东发动、领导“文革”的不成功或失败，来证明毛泽东所提出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要进行革命，要反修防修，要防止和平演变，要反对资本主义复辟，这个理论也错了。在1956年4月5日和12月29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的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写成的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7篇不点名批判苏共中央的文章，以及《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和后来的“九评”，基本上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理论内容。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确实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存在无产阶级专政被颠覆的危险。我们现实中存在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私有化潮流在膨胀，也证明这种危险确实是存在的。
毛泽东搞“文革”运动，目的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反对资本主义复辟。问题在于，毛泽东发动、领导“文革”，一是对敌情估计得过分严重；二是对群众的觉悟估计过高，对群众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水平、对群众理解和执行正确政策的能力估计过高。就敌情的分析来说，“文革”初期，对“走资派”的估计，对“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判断，与对垄断资产阶级、国民党的看法差不多了，不但是资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且实行“白色恐怖”，不只是个别的、部分的，而且是全国范围内的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很显然，对敌情的估计过于严重了。不是没有走资派，确有林彪一类的走资派。但绝大多数当时挨整的“走资派”是未犯走资派错误的同志。1975年以前，省、部级的干部绝大多数得到解放、平反，除了后来证明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同路人的极少数人和动乱精英外，其他同志都是被冤枉的，说这些同志是可以改正错误的走资派，都不对。
再重复一句，不能因为有以上错误，就说无产阶级专政下还要进行革命的理论错了。要把“文革”的内乱、所造成的严重错误，和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要进行革命，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加以区别。
xiaoliwencai回复：
第一、“很显然，对敌情的估计过于严重了。”是这样的么？看一看现在，是毛主席估计严重了么？如果是过去，邓力群说这样的话，还有情可原。现在，还这样说，就说不过去了！三座大山早已经压在人民的身上了。你邓力群莫非看不见不成？！而这样的结果，毛主席在1962年就预见了。
第二、文革的对错，究竟在哪里？从邓力群的文章看，至今，他依然不知道。所以，邓力群提不出正确的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三、关于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我以为这个说法太笼统。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搞过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封建官僚资本主义罢了。如果说复辟，也一定不是复辟到自由资本主义制度里面去，而是复辟到具有法西斯性质的封建官僚资本主义里面去。对此，主席在1962年的讲话中已经预见。事实也的确如此。至于我们为什么会复辟？上面已经说了，我们变更了所有制，实行了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但是，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民主管理体制却没有建立起来。相反，我们实行了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官僚主义的管理体制。根子就在这里。
第四、我奉劝左派的同志们一定要明白：无论是官僚阶级还是官僚资产阶级，都不是凭空产生的。他们都有各自依赖存在的经济基础和管理体制。官僚阶级依赖存在的经济基础和体制设计是全民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代表权归政府所有和一元化的共产党的领导。官僚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是官僚特权阶级和私人垄断资本相结合。如果我们找到了他们依赖存在的经济基础，从根本的制度和体制上予以铲除，这个腐朽阶级还能存在么？显然就没有了！这才是事半功倍的根本方法。而文化思想大革命的办法和阶级与阶级的直接斗争的方法，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办法，是已经被历史证明了的完全错误的办法。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家体制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就是阶级斗争，而且是最高级别的阶级斗争，是最根本的阶级斗争。政治体制改革是阶级斗争的最高体现。（完）
附：《邓力群：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的讲话》
http://chinausnews.com/xz/viewth ... &extra=page%3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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