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置赃款之良法
——病榻肊见
反腐败是举国上下关注的焦点，而反腐败的力度，上下的感觉却大有不同。
最近公布的数据说，“5年35个省部级以上官员落马，平均每年7个省部级以上官员被查处，这彰显了中国检察机关加大腐败大案的查处力度。”
老百姓的感觉，贪污受贿不是越打越少，而是越打越多。公布出来的案例和数据，不能唤起人们的信心和激情。你说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黑龙江省政协主席韩桂芝“落马”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被判处死刑了；人们就会想，连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这一属于“党和国家领导人”范畴的大官的死，都不能让贪官止步，区区局长、副省长又能有怎样的震慑效果？
老百姓对反腐败缺乏信心，还在于贪污受贿的数额越来越大。按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贪污数额在一亿元以上者，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其情节特别严重者判处死刑；贪污数额在五千万无以上不满一亿元者，判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徒刑；贪污数额在一千万元以上不满五千万元者，判处一年以上五年以下徒刑，或一年至四年的劳役，或一年至二年的管制；贪污数额不满一千万元者，判处一年以下的徒刑、劳役或管制；或免刑予以开除、撤职、降职、降级、记过或警告的行政处分。此处的数额均为旧币，１万元旧币合新币１元。刘青山贪污1．84亿元，张子善贪污1．98亿元，被判处死刑，都不到2万元。
而现今，贵州最大贪污犯许杰、杜建生共同贪污7272万元；“山西第一贪”宋建平，任职4年成亿万富豪。公布的数据说，5年来，立案侦查贪污受贿10万元以上、挪用公款百万元以上案件35255件，2009年追缴赃款赃物71.2亿元。
数字是个奇怪的东西。一百元和一千元的区别，一万元和十万元的区别，一百元万和一千元万的区别，大家都能辨别清楚；但一百亿元和一千亿元的区别，一般人就感觉不出来了。所以，尽管公布追缴了多少亿元的赃款赃物，老百姓都不会受到震撼。
最可议的是，那追缴来的赃款，一般都予以没收，归入了国库，和老百姓一点关系也没有。老百姓们还知道，许多罚没都成了单位的福利，国家决算中从来没有“追缴赃款”这项收入，所谓“和珅跌倒，嘉庆吃饱”，谁又能保证它不成为新的“贪污”之源？
赵翼倒为处置赃款提供了一良法。《廿二史劄记》卷五“籍没财产代民租”说：“权臣强藩，积赀无艺，或亲行掊克，或广收苞苴，无一非出自民财。”掊克，是聚敛、搜括的意思；苞苴，就是贿赂。聚敛搜括或广收贿赂，无一非出自民财，确是一语中的。既然如此，这钱财就该“还之于民”。
他举了史上两个例子：一是汉桓帝诛梁冀，收其财货，县官斥卖三十馀万，以充官府用，减天下税租之半。一是唐朝李锜反，兵败伏诛，朝廷将辇其所没家财送京。李绛奏言：“锜家财皆刻剥六州之人所得，不如赐本道代贫下户今年租税。”宪宗从之。
《三国演义》开卷即曰：“汉朝自高祖斩白蛇而起义，一统天下，后来光武中兴，传至献帝，遂分为三国。推其致乱之由，殆始于桓、灵二帝。桓帝禁锢善类，崇信宦官。”汉桓帝，本是一个昏君，却也知道将贪污犯梁冀的财货斥卖，以减天下税租之半。而李绛谓“锜家财皆刻剥六州之人所得，不如赐本道代贫下户今年租税”，更为英主宪宗所采纳。故赵翼评论道：“以横取于民者，仍还之民。此法最善。宪宗英主，其说易从。不谓桓帝先已行之也。后世有似此者，籍没贪吏之财以偿民欠；籍没权要之财以补官亏。亦裒益之一术也。”
借鉴古人的经验，是否也可这样处置赃款：即何地区的贪官，其刻剥所得，仍还归本地人民。道理很简单，贪官所收的贿赂，皆为黑矿主、黑工头从工人、农民头上盘剥而来，决不应该成为国家创收的财源。
当然，古今情况不同，代完租税，代偿民欠，已无必要。但为民造福却是可以办到的。
当今人民最大的三大难是买房难，上学难，看病难。现试筹措之：
将赃款用于为民买房？似难操作。如“日记门”主角钦州市烟草专卖局局长韩峰，收受贿赂款48.2万元。此48.2万元，只够购一套中等大小的房子，该分给谁呢？
将赃款用于为民上学？亦难操作。48.2万元，以一万元计，可分给50大学生，但该分给谁呢？
将赃款用于为民看病？看来是可行的。最佳方案，将此48.2万元拨给钦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规定凡在本医院作CT或磁共振检查者，一律免费。CT或磁共振费用一向居高不下，百姓承担不起。只要医生认为有必要，就可免费检验。岂不为民减轻一实际负担乎？
其他各地，均可仿此执行。
这种处置，既符合“以横取于民者，仍还之民”的原则，又能激起民众对反腐败的关心。我以为是一个良法。
反驳者或者会问：如果48.2万元用完了怎么办？我回答：不是还有新的反腐败成果么？反驳者或者会问：如果再也打不出新腐败来怎么办？我回答：那不正证明反腐败已经取得彻底胜利，人民还不欢欣鼓舞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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