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毛泽东的伟大功绩及其晚年失误的根源
中国现代史核心人物之一就是毛泽东。要正确认识和把握新中国在建国前、后的历史，就必须对毛泽东有一个全面准确地认识。这是正确了解中国现代史，进而维护中国统一最关键的问题。为此必须对毛泽东的伟大功绩和他晚年失误的性质，主客观因素和社会根源议论清楚。
当前国内特别是互联网上对毛泽东有褒有贬，争论得甚是激烈。持批判态度者强调毛泽东在反右、大跃进、特别是文革中所犯的错误，持肯定态度者对毛泽东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为中国建立了丰功伟绩。争论的双方实际上是对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时代所持态度的反映。批判毛泽东的人认为改革开放前问题极大，没有什么成绩可言，改革开放后才使中国经济有了巨大的进步，一定要捍卫改革开放成果；拥毛者感到改革开放后，特别是1993年以后出现了很多的社会问题，如贪腐遍地，贫富的两极分化，医疗、教育、住房三座大山，环境污染，黄、赌、毒猖狂等等。因而怀念改革开放前的时光。每个人的态度与其生活经历中的感受有一定关系。感受不同，态度各异。
如何评价毛泽东，这关系到如何看待中国现代历史的大问题。我们不能感情用事，既不能认为毛泽东一无是处，否定一切，反之也不能肯定一切。我们应当从是否促进社会发展，是否有利于人民的长远和眼前利益，以及推动历史前进与否的角度，全面准确地认识毛泽东，充分理解毛泽东对我中华民族的极端重要性。
毛泽东不但对中国建立了巨大的功勋，而且对世界的历史进程也有着很大的影响。
一、毛泽东的五大功绩
（一）他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中流砥柱
有人说抗日的胜利主要归功于有几百万正规军的国民政府，而不是共产党。他们用国民党军队在抗日中牺牲了 200 多名高级将领，共产党只牺牲了两位将军，国军打死日军高级指挥官 100 多名，而共产党才打死几个？又说平型关战役只是消灭一千多名日军的后勤部队。以此来贬低共产党毛泽东的作用。
9．18 ，这是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有数十万人的东北军广大官兵却在不抵抗的命令下含泪退走，使日本人轻易地占领东北，不久又让出华北，随后日本侵略者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面对强大的日本侵略者，中国共产党一直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毛泽东力主以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终于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在抗日的前几年，国民政府的一些人在穷凶恶极的日本人面前，一直存在着国际上主持公道，中日和解的幻想，并为自己留一条和解的后路，日本人已经占据了东北、华北、华东、中南，遭受了南京大屠杀，国民政府却不敢对日宣战，居然还一直跟日本保持着外交关系。直到日本袭击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后的第二天（ 1941 年 12 月 9 日）才匆匆忙忙跟着美国正式对日宣战。这时才丢掉了幻想。在这之前，如果不是共产党一再向全国人民呼吁，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在远东慕尼黑的国际阴谋作用下，很可能真的实现“中日和解”了。汪精位绝不是一个头脑简单的政治人物，在国际大环境和不可一世的日本军力面前，恐怕不只他一个人有“与其最后败给日本还不如早一些和解为好”的想法，只不过汪氏抢先下手罢了。如果国民政府真的实现了“中日和解”，也就是把中国绑到法西斯的轴心阵营中，遭受到极大痛苦的中国最后反成了战败国，那是一种多么可怕的下场！
在困难面前就悲观失望，稍有点成绩就趾高气扬。在中日军力悬殊面前，极度悲观的亡国论调迷漫着中国大地，打了两次胜仗以后就不认识东西南北了，速胜的论调又充斥报章。正是毛泽东力排众议，他用了 7 天 8 夜的时间写出了《论持久战》，从理论上战略思想上反驳了这两种错误认识。从精神上武装了全国军民，从而坚定了中国人长期抗战的决心。这不是中流砥柱是什么？满清政府是“屡战屡败，一败即降，割地赔款”，毛泽东彻底抛弃了满清政府的思想路线，改为“屡败屡战。不怕牺牲，坚持持久”的思想路线，这在中国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军事方面有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各游击队的敌后战场。国民党正规军有几百万，其中确有一大批坚定的抗日中坚分子。国民党打的是阵地对抗战。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条件下，国军中有不少高级将官为国捐躯，他们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共产党在抗日初期不到三万人，高级将官不多，又采取了能打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作战方针，牺牲的将官自然是没有国军的多。另一方面又说共产党不是为了消灭日寇，而是为了扩大队伍。敌后游击战就是要组织人民，不断壮大自己，由弱变强的法宝。中国人弱在何处？就是弱在没有组织起来，一盘散沙只能任人宰割。一次消灭敌人几十个，几百个，积少成多。如果八路军不消灭日本人，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能壮大自己吗？不消灭敌人保护老百姓，老百姓能信服吗？他们能参军支前吗？消灭敌人才能壮大自己，扩大根据地，如果总是三万人，甚至是越打越少，怎么能由弱变强？又怎么能取得最后胜利？八路军组织的平型关战役虽然只消灭了一千多敌人，但那是第一次对日本军队的胜利，打破了日本人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的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信心。以后的忻口战役，奇袭敌人飞机场，百团大战等大大小小的战役和战斗，总计消灭了日军五十多万人。这不但使日本人想把中国广大国土作为物资、人力供应后方的企图完全破灭，相反敌后战场却吸住了几百万日本军队，不但对正面战场起到了极大的支援作用，减轻了国内正面战场的压力，而且对国际反法西斯的太平洋战场也起到了国际公认的配合与支援作用。
何谓抗日的中流砥柱？就是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始终高举抗日大旗，不惧怕，不妥协，就像屹立在黄河激流之中的砥柱山一样，不管河水如何湍急拍打，砥柱却巍然挺立，绝不随波逐流。首先是在政治立场上毫不动摇，坚持团结全国各界，及时指明方向，把抗日战争进行到底；在精神上思想上坚定全国各方人士的抗日信心，指明我们必胜的科学依据；在军事上不断消灭敌人，发展壮大自己，用军事上的胜利证明积小胜为大胜，并取得最后胜利的必然结果。这些都是毛泽东阐明并组织实施的。因此说毛泽东就是抗日时期的中流砥柱。
（二）他是把世界公认的一盘散沙组织起来的第一人，是孙中山唤起民众理想的实现者。
近百年来列强对中国的多次侵略中，中国人民也一再自发地起来反抗，由于缺乏有效地组织，每次都以惨烈失败而告终。统治者害怕民众组织起来并多方压制。全世界公认中国人是一盘散沙。这是我国最大的弱点。毛泽东看到了这个关键所在，首先从精神上给人民以振奋，从组织上不断进行发展。人民群众在日本人的刺刀面前逐步觉醒，人民认识了共产党毛泽东。据说毛在接见日本人曾幽默地说过，日军侵华是对中国人的帮助这样的话。有人以此为据对毛进行攻击。日本侵略中国，中国人活不下去了，就起来向敌人拼命，敌人用刺刀逼着中国人觉醒起来，也就是“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嬴得了战争”。毛泽东对日本人的诙谐而幽默的谈话不正是说明人民大众在战争中逐步觉醒，并从一盘散沙状态下逐步组织起来的过程吗？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唤起民众的理想，由毛泽东实现了。毛泽东提出要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发动和组织民众，推翻三座大山。他就是当代的愚公。
（三）他完成了救国志士们的未竟事业，建立了为经济发展铺平道路的完全统一的民族国家。他是中国近代取得完全胜利的第一人。他是我中华民族空前的民族英雄。
自鸦片战争以来，各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无情宰割。从鸦片战争南京条约………到八国联军辛丑条约，真是国耻累累，江山破碎。有多少志士仁人英雄豪杰总是在内外交困中血泪沾襟，饮恨倒下，始终找不到救国出路。回顾一下历史的辛酸历历在目。打出国威的林则徐却被发配新疆；关天培血染炮台以身殉国，北洋水师将士邓世昌最后只能用向敌人撞船的办法进行最后一拼；谭嗣同仰天长啸，为唤醒国人大义凛然地走向刑场；伟大的先行者孙中山推倒帝制后，无奈又进行二次革命，最后带着革命尚未成功的遗憾而去；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加入了英、法、俄的协约国，大批中国人被派往欧洲，在对德作战和后方施工都表现得英勇出色，不少人牺牲在异国他乡。然而在巴黎和会上那些国际老爷们扬言“没听说世界上还有个中国”………所有这一切时刻都在刺痛着中国人的心。就是在找到马列主义建立了共产党之后，又遭受多次失败，几乎走向悬崖绝路，正是毛泽东胸怀大局，以其超人的智慧，异乎寻常的忍耐精神，坚忍不拔的毅力，领导中国人民闯过了激流险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巨大声浪划破长空，百年来全世界所有倍受屈辱的炎黄子孙无不为之饱含热泪。以前所有为我中华民族自救图强的志士仁人，我们将永远铭记在心。但是他们的事迹无论多么悲壮，多么可歌可泣，却在强大的敌人面前失败了。毛泽东完成了救国志士先贤们的未竟事业。他是实现无数倒在血泊中救国志士们理想并取得完全胜利的第一人，他是我中华民族空前的民族英雄！否定毛泽东就是否定我中华民族前仆后继流血牺牲奋斗抗争的历史。一个民族不能没有历史，更不能是只有胜利没有英雄的历史。
（四）他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为中国的工业打下基础，为后来改革开放积累了足够的本钱，干出了两弹一星，他是使中国经济也站立起来，并挺直了腰板的第一人。
人们对毛泽东创建新中国的功绩没有太多分歧，只是觉得他在解放后的经济建设方面多有不同看法。毛泽东在经济建设时期虽然有一些失误，但他在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的功绩却是不容置疑的。
中国的经济建设可分为三个阶段：改革开放前是“从无到有”，改革开放后是“从有到大”，今后还要“从大到强”。从无到有是最困难的阶段！
在第五章的《二、正确认识新中国的历史》那一节中说到前30要打好七大基础，在经济基础一段中已有叙述，即建国初期经济将要崩溃之时，侵略战火又烧到中朝边界，毛泽东下决心在反侵略战争中，也就是在经受抗美援朝战火的残酷考验的过程中，去恢复已经快要崩溃的国民经济，终于创过了这第一道难关；第二道难关是在极为险恶的国际环境下，在美、苏冷战夹缝中如何走出工业起步阶段。中国的经济，特别是工业起步就像在巨大岩石的缝隙中冒出来的一颗幼苗，无论岩石多么坚硬，也挡不住幼苗顽强的生命力。毛泽东决定一方面节衣缩食以积累原始资金，另一方面明确表示向苏联一边倒，为我国争来156项工程的外援，并以高度集中的体制完成了两个五年计划，在重工业方面才建立了初步基础。这个初步基础对我国是太重要了。有了这个基础，才为干出来两弹一星准备了条件，使我国在经济方面也站立起来，西方不得不承认我国的核大国地位，我国从此真正挺直了腰板。同时也为后来改革开放积累了足够的本钱。毛泽东在建国初期的一系列正确决策能说没有功绩吗？
（五）他从思想方法上，普及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为我们留下了最宝贵的毛泽东思想。
哲学是使人们望而生畏的非常深奥的一门学问。以前人们称之为经院哲学，只有在极为高深的讲经论道的场所和高等学府才能谈论。哲学是大知识分子和专家们的专利。不用说普通的劳动人民，就是在一般知识分子中对哲学也是望而生畏。看懂一本哲学的书很费力气。毛泽东主席用《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本小册子深入浅出地对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讲得特别透彻，而且在《毛泽东选集》的文章中处处都能体现出他运用哲学思想的高超艺术。他不但把广大干部各个行业的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引导到正确道路，而且对广大劳动群众也进行了普及工作，使得人们觉得哲学并不是原来想象的那样神秘。实事求是、一分为二、抓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正确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等等已经成为人们的常识。这在改进人们的思想方法方面的作用不能低估。
毛主席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是太宝贵了。毛泽东是中国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战略家、军事家、诗人，他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结合起来，并以哲人的眼光观察中国与世界，纵观从古到今中国的伟人没有能出其右者，他是自孔子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相结合，是中华文化的集大成者（见第十一章第六节）。一个国家崛起不但在经济、军事等硬实力方面下功夫，在软实力方面也不能忽视，提升软实力首先要从精神上、文化上入手。我们要重新找回我们失去的东西。一个人要有灵魂有思想，一个民族要有民族魂，一个国家要有国魂。魂就是人、民族、国家的精神支柱。我国要找回的精神支柱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国魂。
毛泽东不但为中国建立了巨大功勋，而且对世界历史进程特别是促进被压迫民族觉醒方面有着极大的影响，处在殖民统治下的人们，从中国看到了希望。他们仰望着北京。非洲纳米比亚的一位女青年历尽千辛万苦万里迢迢来到北京，求取救国救民的经验，毛泽东接见了她。1976年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消息震动了全世界，各国元首和知名政要，对毛泽东给予很高的评价，称他为改变世界历史的巨人。我们有这样的世界级的伟人，这是我中华民族的光荣，我们应当感到自豪。
二、毛泽东晚年失误的性质与根源
人非神仙，孰能无过，就是圣贤也会犯错误。只要是人，谁都不可能一贯正确，永远正确，因为人的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不一致时就要犯错误。同样毛泽东也有失误的时候。失误同犯错误还是有区别的。因某种不可知因素，在事务的进程中歪曲了原有意图和初衷，甚至走向与原意相反的结果就是失误。
人们经常议论的反右扩大化、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是新中国建国后所走过的弯路，也是毛泽东发生失误的几件大事，是人们经常争论的焦点。这是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３０年历史绕不过去的问题。
毛泽东的失误，特别是文革悲剧不但延迟了我国的发展进程，而且对人们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很多人的精神创伤到现在也难以愈合。其结果是非常严重的。这些都是历史事实。
在这几次事件中，不只是毛泽东一人的失误，也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失误，因为毛泽东是第一把手，这几件事也是他发动的，人们自然要记在他的名下，而实际的过程却复杂得多。发生这几件事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历史渊源，而社会普遍存在的小生产意识和封建思想意识是导致失误的总根源。
为了全面准确地认识毛泽东，进而找回民族的自信，必须把他失误的性质和根源议论清楚。
对于任何事情，既要看动机，也要看效果，我们是动机与效果的统一论者。有时是好心办错了事情。对国家大政方针的认识过程要受制于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导致改革开放前发生重大失误的原因我认为有以下三个方面，即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认识问题；历史积淀下来的文化思想意识与国际上发生的重大事件的交互影响；毛泽东个人的主观因素。其中千百年来存在的文化思想意识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一）认识问题：社会主义怎么搞法，怎样发展生产，怎样走向共产主义只有一些轮廓认识，谁也说不清楚。王明要超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要毕其功于一役，立即搞社会主义革命；与这类似，党中央毛泽东要超越市场经济的历史阶段，急速地向共产主义推进。他没认识到市场经济历史阶段是不能超越的。虽然我国为经济建设准备了最充分的条件，计有：
1、彻底结束了困扰旧中国的诸侯割据军阀纷争的局面，有一个真正统一的中央政府；
2、在全国实施了土地改革，解决了中国最大的社会矛盾；
3、全国人民已完全组织起来，结束了一盘散沙的状态；
4、清除了旧社会留下的一切污泥浊水，对贪污、妓女、吸毒、赌博等丑恶现象进行了大清扫；
5、经过抗美援朝，振奋了民族精神，从此不但使中国在世界上站稳了脚跟，而且此后世全界对中国刮目相看。
有了以上充分条件还不够，还缺少市场经济这个必要条件。利用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推进生产社会化，发展生产力，才能达到物质极大丰富这个共产主义的前提。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那时经济界称之为短缺经济。粮票、布票、棉花票、肉票、白菜票、萝卜票┉┉还有工业卷，几乎所有物资都是凭票供应。事实证明，不搞市场经济，人们的能量和智慧就不能充分调动出来，生产就上不去，所以说市场经济这个历史阶段是不可超越的。毛泽东没有识到这一点，中央其他领导人当时也未必认识到这一问题。多年来东西方人民生活的巨大反差，人们常说的“东德不如西德，北朝鲜不如南朝鲜，中国大陆还赶不上台湾”。这些事实没能引起领导人的反思。经过了文革等重大挫折之后，才悟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就是在改革开放后，虽然对此有所认识，也还要摸着石头过河。何况一直处于国际封锁状态下的毛泽东呢。
马列经典著作中关于逐步消灭三大差别（即城乡、工农、脑力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的这一远景性论述在平均主义思想支配下误解为近期任务。实际上没有物质的极大丰富，消灭三大差别只不过是小农平均主义的幻想。
（二）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思想意识与国际风云之间的交互作用。
毛泽东以及中央其他领导人都不能不受到民族的文化意识，社会上思想情绪，国内外的大环境、大事件的影响。文革运动前有一个的左的理论体系发生、发展和形成的过程。左的理论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小生产意识是发生一系列错误认识的社会思想基础。国际大事件则是一种催化剂。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一再声言要用和平演变政策颠覆社会主义国家，并寄希望于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第三代和第四代。1956年苏共召开了20 大，国际上对赫鲁晓夫以反对个人崇拜为名，全面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大做文章，掀起了国际反共高潮。后来又出现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这对中共中央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些都引发中央领导的警觉，因而产生了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感。这是反右扩大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反右派运动是解放后积累下来的各种矛盾的一次爆发。在解放战争中立有战功的工农干部进城后当了各级领导，他们文化水平不高，把军队中的命令式作风带到新的岗位，特别是带进知识分子成堆的部门，引发了一系列矛盾。而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有一种不向权贵折腰的清高思想，不懂得只有为这些工农干部当好参谋（如古代的张良、陈平），才能发挥自己的作用。知识分子只是对本部门的领导作风有意见，平时积累起来的一股怨气和牢骚在共产党整风会上一齐放了出来。中国人有一种随着大流涌动的毛病，当形势偏向某方时，大家就一齐涌了过来，说话掌握不住分寸，调门儿一个比一个高，措词一个比一个狠。知识分子们既没有思想准备，更没有组织去夺共产党的权，只是借机出出气，要求得到尊重罢了。但是知识分子们在整风会上也暴露出看不起工农干部，或者说是对工农干部不服气的固有弱点，“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这一提法就是知识分子们的心理写照。要求“教授治校”以及教授上书中央都是这一心理的反映，这就有摆脱共产党领导的嫌疑。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在苏共二十大等事件的影响下认为知识分子不可靠，是资产阶级复辟的社会基础，把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匈牙利的斐多菲俱乐部相类比，把事情看得过于严重，但扩大化的关键在基层。整风会上，基层领导人是被批者，他们对过火的批评者当然反感，基层党组织在划定右派时的宁左勿右思想也起了作用，因为右是立场问题，左是方法问题，左一点比右对自己更有利。这些因素才导致反右扩大化。
反右以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存有戒心，并制定了一系列左的教育改造政策。
苏共20大以后，中共中央发表了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拉开了中苏论战的序幕，以后又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反修文章，不久发表了25条的《国际共运总路线》和九评苏共文章。在中苏论战中形成的观点和认识与中国固有的文化积淀、社会意识相结合逐步形成了一套左的理论体系，即后来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我国的文化积淀与社会意识是什么呢？我认为起主要作用的就是小生产意识，也可以称为小农意识或小资产阶级意识，它不但是革命时期发生王明等人三次左倾错误的社会思想基础，也是发生文革悲剧的社会思想根源。直到现在我国也没有摆脱这种思想意识的影响。总之它是我国进入现代工业社会后的百病之源。
有关小生产意识的产生、六个方面的内涵以及改革开放前、后在各方面的表现，详见《第九章小生产意识是中华文化中的消极因素》。
下面第三节将重点谈及小生产意识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起的关键作用。
（三） 毛泽东个人的主观因素
以上所谈的重大失误当然由毛泽东负主要责任。为中华民族建立了巨大功勋的毛泽东为什么会产生这样大的失误？毛泽东批评王明犯了急躁冒进的左倾错误。他对王明等三次左倾错误看得是那样清楚，把辩证法运用得是那样高超，为什么到了五六十年代他自己也产生了急躁冒进情绪呢? 实际上党中央所有领导人甚至是地方干部都有大干快上的急迫要求。这一时期，唯心史观盛行，把人的主观能动性抬到了可以违反客观规律的高度，在全国都有迅速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急迫情绪面前，毛泽东更是热血沸腾，他对于“人定胜天”、“谁说鸡毛不能飞上天”等极力赞扬。上下呼应推波助澜，发动了导致严重后果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群众运动。后面第四节对“大跃进的前因后果和教训”进行议论。
1958年后毛泽东在政治、经济、文化三者关系方面没有与时俱进，摆正三者的位置。政治、经济、文化这三者有密切关系，它们是相辅相成的，要中心定位准确，两翼配合有力。革命战争时期以政治为中心，经济文化为其两翼，那时紧紧抓住中心，对经济文化也没有忽略，党中央有人专抓边区的经济贸易，后又搞南泥湾大生产运动；在延安建立了鲁迅艺术学院，吸收大批文化人参加革命，他们为政治中心加油呐喊，极大的鼓舞了全国人民的革命热情，这就从两翼方面保障了中心任务的顺利进行。解放后，到了建设时时期，本应转变为以经济为中心，以政治文化为其两翼。在中共八大决议中对主要矛盾的论述中已经明确了这个转变。毛泽东受苏共20大以后国际事件的影响，认为还是要坚持革命战争时期以政治为中心的老经验，继续强调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改变了中共的八大路线，三年灾荒发生后，党中央调整了经济政策，取得了效果。毛泽东不认为这是执行了符合实际情况的经济政策的结果，而是认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他一直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最后导致了文革悲剧。
毛泽东主席为中国人民立下了丰功伟绩，这是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有目共睹的。他的晚年失误，动机虽好，效果不佳，伤害了不少人，因此导致了后人的激烈争论。如果对其晚年失误的性质与根源取得共识或许对全民族的凝聚力有所裨益。
三、文革悲剧发生的原因及其教训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是上世纪60年代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重大事件，是引发中国左、右两派激烈争论的焦点，是正确认识毛泽东的关键，更是认识新中国历史绕不过去的话题。
（一）发动文革的社会背景和目的
文革的发生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渊源。中国是具有二千多年的文明古国，是从封建社会走过来的国家。大一统意识是中国历史的一大特点，在前面第二章专门叙述 了这一话题。中央管地方官员，官员管百姓，百姓管中央，形成了三角制约关系。中央和百姓是维护大一统的向心力，地方官，特别是封疆大吏具有分封裂土意识，总想集军权财权于一身，是我行我素的离心力。第四章说到一个王朝兴衰的关键在吏治，搞得好说兴，搞不好就衰。人们一旦进入官场，从“治于人”跃变到“治人”的地位，思想就发生突变，从“ 小人”、“在下”、“小的”等老百姓心态突变为“大老爷”、“大人”、“在上”的心态。能为民作主的就是好官和“青天”。
前已提到解放后在政府组成时遇到困难，“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的怨言暴露出古代农民“打江山作江山”的思想痕迹。新中国大家都以同志称呼，但官、民意识却自动溶入“领导”与”、“被领导”的框架中。这种意识与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是矛盾的。鲁迅对封建意识进行过揭露。毛泽东对此更为忧虑。解放后进过反官僚主义，反命令主义，反违法乱纪的斗争，以后又进行了大鸣大放的整风运动和四清，同时在全国兴起了学习老三篇的热潮，这些都是为了教育整治干部的官老爷意识，树立作人民公仆的思想。除了干部们的官老爷意识以外，毛泽东更为担心的是知识分子。虽然对知识分子加大了教育改造力度，还是不能解决问题，技术工与工农群众接触较多，改造得要好一些，他最担心的是人文领域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很容易受到西方的蛊惑而走入与工农大众对立的歧途。
经过一系列学习、改造、运动，毛泽东认为都没有解决问题，他最担心他身后有可能使国家变质，重新变成压迫工农大众的工具，因此下决心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二）文革过程简述
1965年末发表了评历史剧《海瑞罢官》，吹响了文革号角。到1966年批判三家村是文革的发动时期，《五一六通知》下发标志着文革的开始。毛泽东主席支持了学生的红卫兵造反运动并发出“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红卫兵群众运动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红卫兵运动的第一阶段是横扫牛鬼蛇神，出身红五类的（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冲在前面。出身黑五类（地、富、反、坏、右）的学生只能跟着跑。一些企事业单位领导挑选党团员和红五类的精干人员也组织成红卫兵，去纠斗牛鬼蛇神。这时是矛头指下，因毛主席那时不在北京。第二阶段是从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始，全会公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此文件规定一斗、二批、三改，即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封、资、修的意识形态；改革文艺、教育和一切不适合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此后矛头指上，出现一批矛头指向走资派的红卫兵造反派。老红卫兵多是高干子弟，由于老子被新造反派纠斗，一下子从红五类掉到黑七类，还被造反派加上保皇派的帽子，这就为后来形成对立的两大派组织埋下伏笔。在企事业单位，群众造当权派的反，还批判前一时期领导者搞的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资反路线，追要整群众的黑材料。一些出身不好的，社会关系复杂的，有国外联系的，过去犯过错误的，走白专道路的，好说怪话的，不要求进步的，以前被看为落后份子的人就跟随响应主席号召又根红苗正的人和党团员一起造反。以前的红卫兵经过重组，成立相互对立的造反派。他们喊出“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的口号，用以回击对本方“保皇派”的指责。此后群众的派性斗争越演越烈，特别是在一月夺权以后，达到了动用枪炮的程度。
经过解放军支工支农支左来稳定局势，支左是最不好办的事，解放军也有支持造反派的，说是不偏向任何一派，但大部分倾向于根红苗正和党团员的一边。经过大联合，成立革委会，到1968年9月7日，才全国江山一片红。革委会成立后就是清理阶级队伍，被初期横扫的一些人，上述被看作落后份子又积极参加造反派的人，对这些人和横扫时一样又一次挂上黑牌，游街、示众和新一轮的毒打。毛主席批示给出路的政策后，这些污辱人格和毒打的措施才被停止。到1969年4月党召开九大，群众运动才宣告结束。以后的斗争大部分是在高层发生的。
（三）平均主义意识是发动文革的社会思想基础。
解放后人们不自觉地用小生产意识管理现代化大工业生产（详见第九章小生产意识是中华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如自我封闭的大而全，小而全；厂长的一长制；人才各单位私有；分配中的大锅饭；只顾眼前不顾长远等，都是小生产意识与社会发展要求之间矛盾的具体表现。其中大锅饭平均主义是阻碍生产发展的最大障碍。在困难时期5个人的饭10个人吃是不可避免的，经济形势好转以后就要发展生产，再搞平均主义就不行了。虽然没有平均主义的明文规定，但人们的潜意识却是把平均主义作为人人平等的标志。前已说明，党中央和毛泽东没有认识到市场经济、价值法则在发展生产力中的巨大作用。虽然也.提到多劳多得，但始终把缩小差别实际是拉平放在首位。既然排除了利润原则、竞争机制等推动生产的市场经济手段，那就顺理成章地要把政治和阶级斗争作为发展生产的唯一动力了。在毛泽东同志看来，强调价值规律就是在为少数富裕农民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打主意。他认为我党真正懂马列主义的不多，马列主义精髓是工农大众的立场和感情。那些强调经济规律的专家及其支持者的无产阶级立场是有问题的。只有不断缩小差别才是为广大工农着想。毛泽东同志根据长期革命战争的经验对供给制感情极深。他认为军衔和技术职称也是不平等的标志。没有军衔我们照样打败五星上将。后来就取消了军衔制。他把平均主义思想意识当作工农大众的社会主义愿望加以坚持，把能促进生产发展符合经济规律的政策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这就在毛泽东与其他中央领导人，特别是在负责经济工作的领导人之间产生了分歧。他强调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实质上是小生产意识的平均主义要求与推进生产社会化发展生产力的要求之间的斗争。
两种思想意识上的分歧与中苏论战绞在一起就发生了巨大变化。南斯拉夫等社会主义国家为改善经济和人民生活违背了苏联模式去探索发展市场经济的路子。苏联虽然一直否定市场经济，但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却遵守了价值法则，没有对知识分子实行过左的政策。这些都被我们看成扩大差别产生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修正主义因素。在平均主义情绪支配下，形成了下述基本观念：由于资产阶级影响，扩大差别就会两极分化，产生资产阶级特权阶层。按经济规律办事的理论是为这个阶层服务的修正主义理论。支持这些理论家的则是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在国内事件的发展中使这一观念更加深化。经过1958年大跃进的挫折后，进入三年的经济调整时期，党内产生了纠正左倾错误的愿望。他没有把这种愿望看成是人民群众的愿望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力量，而认为是资产阶级在党内寻找代理人的潜在因素。把纠正左倾的可能性看作是修正主义有上台的危险。他以极其刚毅的性格百折不挠的精神去捍卫无产阶级的原则性。六十年代初毛泽东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随后进行了回忆对比忆苦思甜教育，使人们对于因差别而产生两极分化，并退到暗无天日的旧社会这一前景感到恐惧。这就把平均主义情绪推向高峰，致使对平均主义的供给制更加怀念，对任何差别都忿忿不平并引起仇视，从而激起一股狂热的力量。因此小生产意识的平均主义思想是发生文革悲剧的社会基础。文革中为什么会一呼万应？为什么全国有95%的人们都自觉自愿地卷进了群众造反运动？小生产意识的平均主义情绪则是这次运动的主要推动力。
（四）想用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改造封建思想意识，结果却适得其反。
如前所述，中国官、民意识急为稳固，进入官场就高高在上，总觉得高人一等，鲁迅和毛泽东都看到了封建意识对人们思想的禁锢与危害，解放后曾多次整治；不断地进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教育，在全民中掀起了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的热潮。以后又开展过各种运动，目的都是为解决干部问题，使之从官老爷意识向人民公仆意识转变，以免使国家变成重新压迫工农大众的工具。这些措施都没有解决问题，毛泽东决心对中国文化动大手术，特别是要解决可能使国家变质的干部、知识分子的思想问题。但是未来可能发生的事并不等于现实存在，思想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本该用文化手段（如教育和双百方针）解决，怎能用群众运动的武力说话。在革命战争时期坚持与时俱进的毛泽东到了晚年却坚持过时的老经验，把仅适用于为推翻旧社会不得不进行革命的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当作永远好用的灵丹妙药。他又一次犯了急躁病，想用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一下子铲除几千年形成的思想意识。后来发现没那么容易，只好说每隔十年再搞一次文化革命。文革的后果极为严重，他不但没有达到目的，却又一次对知识分子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以天下为己任。到了晚年更是有增无减。他对工农大众的感情极深，唯恐红色江山改变颜色，人民吃二遍苦，遭二茬罪。他对未来极不放心。经过多次运动，始终没有解决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思想大病，因而决心用群众运动这剂猛药来治理。他认为“只要发动群众就没有解决不了的事”。他想用群众大民主的办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就能教育广大干部，铲除剥削阶级思想毒瘤，结果与他的想象相反，群众运动却给那些投机钻营份子，打砸抢份子以机会，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
（五）他认为保住“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就是保护工农大众的利益
毛泽东虽然说过离了谁地球都照样转，但“天下重任舍我其谁”的观念始终占据着他头脑。他虽不想包打万世，但也要解决他身后的问题。他一心为工农大众着想，然而却事与愿违，工农大众的长远利益不是急速向消灭三大差别的共产主义靠近，而是发展生产力。毛泽东性格刚毅，他认准了的事情就坚持到底，对一切干扰都毫不留情地予以排除，他认为这就是为人民负责。由此说他有皇权思想是不对的。
有人会说，他不是争权，为什么把刘少奇、林彪等人一个一个地都搞下去呢？前已说明，为了使中国不再回到那暗无天日的旧社会，为了使人民不再吃二遍苦遭二茬罪，必须抓阶级斗争。他认为只抓经济并支持讲经济规律专家的领导人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是在他过世后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人物。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是路线分歧。他认为文革不但可以清除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还可以教育干部和人民，使“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者”失去市场。文革开始时他相信林彪能坚持他的路线，把林升到第二位，还写入党章。毛林分歧是因为林彪起草的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以发展生产力为主线，毛对于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报告很不满意，又让别人另写，林彪很不开心地在大会上照念，显得有气无力。不久报上批唯生产力论，批的就是林彪。此后毛和林就分道扬镳了。经过庐山会议设不设国家主席之争以后，全党进行了批陈（伯达）整风，实际上是不指名的批判林彪。林彪出事后，毛泽东想培养王洪文，他发现王洪文搞四人小宗派，不能团结人，特别是不能团结老干部，不懂得左、右两派相互制约以求平衡的用人格局，因而不足以托大事。不久毛泽东又支持批林、批孔、批周公。周公是否指周恩来，尚有争议。周深知不搞好经济不行，周在老干部中威望极高，在毛主席过世后那些反对文革的老干部必然要团结在周恩来的周围，翻掉他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特别容易。毛又启用邓小平，以便对周恩来有所掣肘，邓小平上来大搞整顿，纠正文革中的一些作法，还提出以三项指示为纲。毛认为这是以三项指示为纲来冲淡阶级斗争这个纲，说邓是走资派还在走，又一次把邓小平打下去。由上可知毛泽东不是为了争夺权力，而是为了保住他认为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路线，保住“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就是为劳苦大众负责。
（六）、文革中的三大悲剧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一生中最大的失误，他为了救穷人要对中国文化思想意识动大手术。使我们极为遗憾的是，他对矛盾性质的判断，采用的手段、方法完全错了。因而导致了悲剧性的严重后果。
悲剧一： 毛泽东在认识上产生了严重失误，尽管在干部中存在着官僚主义等封建思想意识，知识分子中还残存着轻视劳动人民等错误思想，这些思想意识有可能成为将来蜕化变质的潜在因素，但将来可能发生的事并不等现实存在。思想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他却违背了自己提出的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名言，错误地判断说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把为革命出生入死的老干部和广大爱国的知识分子统统推到青年学生和工农群众的对立面上，当作敌人看待，虽然他的本意是想经过群众批判教育后再重新启用，实际上后来也是这样做的，但受到群众运动伤害的人是太多了，群众可是掌握不了斗争的火候，他们也想不到老人家对干部批判后还要启用的良苦用心，特别是那些夹在群众中的极左分子。
悲剧二：文化革命本应以文化手段解决文化及思想意识问题，然而却演变成武化革命。虽然在十六条中写有“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规定，但是对群众的极左行为不给予引导纠正，使之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的文斗范围内进行，却听任他们使用各种对待敌人的办法，如挂黑牌、带大纸帽子、坐小燕飞机、游街、示众、毒打等各种残暴手段，这样不但解决不了思想问题，反而产生了极大的反弹作用。武化革命本是用来改造社会，也就是用以解决硬件的手段，文化革命是用来改变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就是解决软件的工具。延安整风就是小范围的文化革命，收到了思想教育效果。文革悲剧就在于用武化革命手段解决思想意识，结果造成了严重的悲剧性后果。
悲剧三：毛泽东对工农大众怀有深厚的感情，他认为不断消灭差别就是为工农大众着想，然而却事与愿违，工农大众的长远利益不是立即消灭差别，而是发展生产力，随着生产发展逐步改善生活。平均主义是不能发展生产力的。在物质短缺凭票供应的年代，工农大众对生活也是不满意的。
（五）文革中的三大教训
延续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空前绝后的重大历史事件。那是我国人民做出了重大牺牲，但又属于全人类的一笔财富。对文革我们不能一炬了之，它也不会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我们要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总结出有益于今后的教训。
教训一，我们应当逐步提高对小生产意识危害的认识，摆脱其影响，特别是收入的平均主义和文化平均主义，需要进行反思和讨论
小生产意识在我国迷漫着社会的各个角落。人们尤其是干部不自觉地以小生产意识的思维方式从事着各种活动和工作。解放后，各个企事业都办成功能齐全自我封闭的小社会。人员不准流动，只顾眼前生产，轻视科研的实用主义等弊端，严重阻碍了生产发展与社会进步。更为严重的是平均主义思想的泛滥。我国千百年来把平均主义作为人人平等的标志。六十年代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中使人们的平均主义情绪逐步升温。从缩小收入差别，实行脑体收入的倒卦政策，进而又向文化领域推进。“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是报刊上经常出现的大标题。知识分子要参加体力劳动。一些工厂实行半天劳动，半天从事业务工作。技术人员几乎是以劳动为主，技术工作只好在加班中完成，因为劳动是一种改造思想的政治任务。如前所说通过回忆对比忆苦思甜教育把人们的平均主义情绪推向高峰，收入的平均主义情绪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推动力。
文革要打击的对象是什么? 一般认为是干部和知识分子。这只是表面现象。在文革中受打击的并不都是干部和知识分子。有的工人其家庭社会关系本人历史按当时的政治标准是很红的。本应是依靠的基本群众。由于他在技术方面刻苦钻研，比周围人高出一筹，就被周围的人认为这是个不问政治只专不红的人，因而遭受批判。一些戏曲界人士在旧社会受了很多苦，没念过几天书，根本够不上知识分子，由于多年艰苦奋斗演戏出了名，也遭受打击。如果她们半路由于倒嗓子而成为跑龙套的，则她们必是苦大仇深的无产阶级基本群众。受打击的原因是因为她们出了名，冒了尖。文化大革命实质是一场掐尖运动。受打击的几乎都是各个领域中冒尖的人。所有冒尖的人都被看成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或藐视群众有权威思想。掐尖并不会给群众带来任何实际利益。人的能力有大小，前进的脚步必然有先有后，少数人走在前边，所谓行行出状元是符合辩证法的普遍规律的。没有少数人的突破就不会有整体的前进。各行各业都涌现出一批能工巧将，技术专家，洞查纵深的理论家思想家和各种精英人物是我们民族的希望所在。冒尖对人民大众来说是一种福音。而掐尖心理则是一种文化平均主义。掐尖运动是窒息民族灵魂的民族自杀运动。由收入平均主义和文化平均主义情绪激发起来的文革运动给人民群众带来的不是什么实际利益，而是生产停滞共同贫困的一场灾难。平均主义对人民群众来说是饮鸩止渴。发展生产才是人民的根本利益。反思小生产意识的危害，走出小生产意识的狭小天地，破除收入的平均主义和文化平均主义是文革应吸取的教训之一。
教训二 必须彻底摈弃群众运动
相信群众，走群众路线是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观点和工作方法。但是要与群众运动区分开来。搞运动造声势是发动群众的一种手段。有领导有组织，按政策或规则办的就是走群众路线，要和没有领导的大撒手运动区别开来。毛泽东对历代农民起义的群众造反运动很有研究。为加速推翻三座大山，群众运动却是有效，取得政权后再搞大撒手的群众运动不但没有任何益处，而且会造成巨大的破坏。解放后这种群众运动所造成的恶果，人们永远不会忘记，特别是文革在人们的心灵上真是伤痕累累。在1966年横扫牛鬼蛇神和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时，干部、知识分子、技能超群的工人和农民，出身黑五类的，社会关系复杂的，有海外关系的人中，被整的不在少数，一些人被挂上大牌子游街示众，黑牌上的罪名五花八门。这些人都被关入牛棚。对这些人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批斗。在批斗、游斗和示众时，不时地遭受毒打，皮鞭抽打声与嚎叫声，声声入耳。被打死的，自杀的，离婚的不时出现。群众运动造成了多少个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冤魂屈鬼。某刊物介绍，开国功臣贺龙被关时不给水喝，他用杯子接一点雨水还被人踢翻。文革中被伤害的人和他们的亲属对毛泽东的情绪是可以理解的。群众运动中打人者绝不是真正的工人农民。塌实干活的老工人老农民是不打人的。他们是讲政策的。有打杀等极左行为者多半是那些为了表现“进步”的，喜欢钻营上爬的以及年轻的毛头愣子。这些极左人物多是运动的先锋，也是冤案制造者。企图用群众运动反对干部的官僚思想意识是不行的。群众运动与群众路线是两回事。依靠群众智慧和力量，按科学规律，根据法律搞经济建设和民主建设是必须遵守的原则。大撒手的群众运动往往被小生产意识的狂热所左右，给那些投机钻营之徒造成逞狂的机会。由此可看出建设时期搞群众运动只能造成破坏是文革的又一个教训。
教训三 工人阶级在取得政权并进入经济建设后，不能再搞阶级斗争，特别是带有暴力的阶级斗争。因为暴力破坏性太大，解放前由于敌人过于强大，不用暴力就推翻不了统治阶级。新中国建立后当然也有各种矛盾，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但不全是阶级矛盾，如工人和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之间的矛盾只能称为阶层矛盾，对于阶层矛盾，甚至于阶级矛盾，只要处理得当，就不会发展成你死我活的对抗性矛盾。马克思一生都在解剖资本主义，为什么在马克思的故乡，共产党没有取得政权，却在东方两个落后大国中出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这与经济、政治发展水平有关，进入二十世纪的欧洲各国资本主义生产已有相当水平，人们的经济生活比以前有一定的提高。资产阶级的民主、人权、罢工、游行等自由，使人民有出气的渠道。通过罢工、统治者让步的反复较量，工人的政治经济地位和民主权利逐步改善，这就使得人民的情绪不会走向极端，所以共产党在西欧只能是担当反对党的角色，难以像俄国那样进行暴力革命。而东方的俄罗斯和中国都是经济落后封建专制的国家，人民群众在困苦不堪走投无路状态下容易接受暴力革命的思想。因此阶级矛盾只要处理得好，也不会达到誓不两立的程度。既然在资本主义国家都能把阶级矛盾加以化解，为什么在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自己内部非要把矛盾看成对抗性矛盾呢？
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是太大了，由于小生意识狂热等因素的影响，扭曲了运动的方向，出现了毛泽东主席始料不及的现象，发生了与其初衷相背离的事情。虽然文革造成了很大损失，人们又不能不想到共产党毛泽东在极为艰难的国内外条件下，带领中国人民挺直地站立起来，说他功比天高都不算过分。
四、大跃进发生的前因后果和教训
为正确对待改革开放前30年的历史，特别是对毛泽东主席的全面认识，大跃进问题是绕不过去的。大跃进是新中国建国后的第一次重大失误，给国家造成了很大损失，给人民造成了不少痛苦。为什么会发生大跃进？大跃进中得与失，大跃进所造成的后果，人们各有不同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看法。为了正确地对待历史，对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也要议论一下。
（一）大跃进时期都发生了什么？
1958年在中国的大地上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这是以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称为三面红旗）为标志的运动，后来人们简称为大跃进。
大跃进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解放后我国完成了恢复经济、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各项任务，不久又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和私人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制订了正确的发展路线。人们在这一系列的胜利面前有些飘飘然了，全国上下都有一种迅速改变落后面貌的急迫愿望。中国人深知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必须抢时间争速度才能立于不败之地。相信人定胜天的毛泽东主席更是热血沸腾，五七年刚刚纠正了五六年国民经济冒进失调之后，他就批评这次纠正是右倾保守思想在作怪，并把五七年称之为右倾顽症造成的马鞍形。毛泽东主席于1958年发出了反对右倾保守，大干快上的号召，中央决定首先要把钢产量翻一翻，即把１９５７年的５３５万吨增长一倍，为完成１０７０万吨钢铁的任务，就把炼钢炼铁的任务指标分派下去。一些不具备生产条件的部门，为了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就用了一些土办法，在全国形成了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不少地方炼出的东西是废品，造成了很大损失。
全国跃进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提出了超英赶美的响亮口号。在此气氛之下人人跃跃欲试，不久就冒出来很多小工厂。原有的一些小厂也要扩大，去干高级产品。国营厂矿更是雄心勃勃，都要扩大规模，纷纷到农村招工。在这不顾现实条件的大发展中，市场供应就出现了问题。甚至连民用的小五金在市场上都买不到，整个国民经济都失调了。
在这种全国上下都想快速发展的急切心情的气势之下，河南省出现了人民公社化的经验，把农业合作社提到更高级的水平，也就是把以村为单位的合作社组成大队，再把几个大队组成人民公社。报上一公布，全国迅速学习，人民公社在全国推广开来。报刊、电台更是一马当先。在“共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通栏大字标题下报导各地成立人民公社的消息和各式各样的平均主义作法，好像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就在眼前，有的声称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一大二公，一平二调的共产风越刮越凶，浮夸风逐步露头，亩产几千斤甚至万斤的消息在报上出现。农村中大搞不计劳动多少和劳动报酬的水利工程，人们一律到集体食堂吃饭，对这种一刀切的作法，干多干少一个样的生产方式，农民很不满意。急于过渡的平主义大锅饭比钢铁高指标更为严重，因为它伤害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久毛泽东就发现了问题，并批评了共产风和浮夸风，但是要刹住这种向前跑的极大惯性是需要时间的。等到全国清醒时，后果已经出现，造成了农业的全面崩盘，再加上自然灾害和外国逼债，1960年底出现了大饥荒的严重后果。
毛泽东党中央已经发现上面的钢铁高指标和下面的浮夸风，准备纠正。1959年党中央召开庐山会议，这本来是想纠正左倾冒进，由于会议中间杀出一个彭德怀，导致把纠左变成了“反右”。彭德怀到农村调查，了解到农民的不满，写了一个万言书（实际只有三千字）彭德怀所写内容完全属实，反左的意见非常正确，但彭的性格过于直爽，以前同毛也有过争吵，这次二人吵得更凶，又有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彭站在一起对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如果彭向大会递交万言书和发言之前，先和毛沟通一下，事情可能是另一个样子。经过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打着反对个人崇拜的旗号，全面否定斯大林，后来的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尤其是在反右扩大化以后，毛泽东对政治问题特别敏感，曾传说彭德怀出国访问时，赫鲁晓夫接见过他，并对彭说：“你们中国也要反一下个人崇拜，应换换领导了。”这些都是引发毛泽东对彭、黄、张、周四人做出反击的因素。后来还有彭德怀搞“军事俱乐部”的传说。庐山会议最后把四人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庐山会议后在党内开展了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各个地方对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有不满言论的党员干部定为右倾分子。使这次庐山会议错过了纠正左倾冒进的时机。
这种急躁冒进、共产风和浮夸风等违反经济规律的作法不久就受到了惩罚。经过1958、1959两年的飞快发展，到1960年末就出现了问题，造成了全国大饥荒的严重灾难。过去称那次大灾荒为三年自然灾害和外国逼债造成的困难。实际上局部天灾几乎年年都有，而那一次却是经济，特别是农业的全面崩盘。作为主要掌舵人的毛泽东当然要负主要责任，后来他作了自我批评。
（二）改革开放后对大跃进的两种评论
１９５８年大跃进确是犯了急躁冒进的错误，造成了农业崩溃，发生了三年饥荒的严重后果，而且毛泽东应负主要责任。这是全国的共识，对这一点没有人持有异议。但是有一些人并不满意这一结论，而是认为五八年的大跃进是一场反科学胡闹，而且注入了愚蠢和野蛮的含义。这些人从群众的土法炼铁这一事实出发，给大跃进的全过程加上“反科学”、胡闹”、“愚蠢”和“野蛮”这四顶帽子。对这一观点不敢苟同，因此不能不重复几句。
1、产生失误的原因
（1）五八年大跃进失误的原因有两条，一是急于发展钢铁的高指标，二是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平均主义大锅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从历史经验中深切懂得落后就要挨打。全国上下都有一种迅速改变落后面貌的急迫愿望，必须抢时间争速度才能在全面封锁的险恶的国际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毛泽东主席的心情更为急迫。
五八年制定了不切合实际的钢产量指标以后，又大批右倾保守思想，提倡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在这种群众运动的氛围之下，刮起了一股头脑发热之风。河南省发表了建立人民公社的消息以后，人们头脑中的平均主义意识急速膨胀，导致全面的人民公社化，随后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浮夸风越刮越凶，这是导致农业崩溃的主要因素。
（2）认识问题：如前所说，社会主义怎么搞法，怎样发展生产，怎样走向共产主义只有一些轮廓认识，谁也说不清楚。特别是对市场经济的历史阶段没有认识，不知道只有市场机制价值规律才能迅速提高生产力，以达到物质极大丰富这个共产主义的第一条件。毛泽东没有识到这一点，中央其他领导人当时也未必认识到这一问题。
（3）中国在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两大胜利之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局良好。人们在这一系列的胜利面前有些飘飘然了，一贯反对主观主义的毛泽东这时也不自觉地脱离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他又拿出大搞群众运动的老经验，过高地估计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以为大搞群众动动就能创造人间奇迹。
（4）、急于求成的冒进情绪是我国历史积淀下来的小生产意识的通病。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中分析了产生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三次左倾路线错误的历史与社会根源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中的急性病。这种思想意识对毛泽东以及后来的党中央领导人都是有影响的，1977年提出要在五年内实现全国农业机械化，再建十来个大庆也是急躁冒进情绪的反映。这种急进情绪对后继者就没有影响吗？不论前人有多大错误，也应客观地给予评说。王明等人给革命造成那么大的损失，党和毛泽东还是耐心地分析犯错误的主客观原因，没有人说他们是反科学胡闹。
２、１９５８年大跃进的实际情况
一提到大跃进，人们就会想到全民大炼钢铁、亩产万斤浮夸风等负面的东西。却不知道全国人民特别是工人在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精神鼓舞下，意气风发，豪情壮志，干劲冲天，他们干出来的不完全是废铁乱渣，也有不少我们过去没有的产品，他们的口号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的创造条件也要上！”如开始造汽车时，我们设有外护板的压型设备，心灵手巧的工人把一些零件用手工敲打的办法愣是一点一点地干出来，被人称之为敲打工艺。搞一个大设计项目，那时我们连手摇计算器都很缺乏，用最原始的珠算和计算尺计算出几亿个数据。这些工人和技术人员就是在这种艰苦条件下干出了我们急需的产品。还有各工厂出现了无数的小改小革，如某厂的二百多斤的产品或零件在车间内要用空中吊车搬运，吊车经常是忙不过来。工人和技术人员共同搞出在车间运输二百多斤重物的小撅车。这东西很简单,弯成∩形的铁管,两端装上带有轴承的小轱辘,作为着地的支点,∩形铁背处焊上一个长铁管作为杠杆,这杠杆一端成一弯曲钩,用以插入重物顶部的吊攀孔,以杠杆力撅起来,一个人很轻松地就能把它运走。办法虽土，但解决实际问题。类似的小改小革何止成千上万。举小改小革的事例是为了说明工人群众对国家发展的作用，他们并不全是蛮干，更不是胡闹。
在急于发展的思想作用下，为了完成下达的高指标，确是有不少地方用土法强干，蛮干，出了不少废品，土法炼铁就是人们全面否定大跃进的事例。但大跃进时期也不是一无是处。那时各厂矿除了大干技术革新以外，也干了不少对国家有举足轻重的大项目。如万吨巨轮、万吨水压机、第一台轿车、大庆油田、电气化的宝成铁路、两弹一星、核动力潜艇┅┅┅等等都是在1959年前后起步，或组建班子，或迅速上马。除了大炼钢铁中有一些错误做法外，过去的人们还真是创造了奇迹, 这些都是让西方人侧目的事项。如果不是那时人们的敢想敢干和艰苦奋斗精神，中国人的腰可能一直还是弯的。
3、不要给大跃进扣上反科学、胡闹、愚昧、野蛮这四顶帽子
五八年大跃进的确有不科学的地方，如对社会发展规律认识得不够清楚，企图不经过市场经济历史阶段，在物质极大丰富之前就想消灭三大差别，靠进共产主义。发展速度过急过快等等。那时国外封锁我们，我们又不能坐以待毙，只能是土洋结合，以土为主，拼命苦干。有不少地方是不够科学，但不能说是反科学胡闹。反科学与胡闹连在一起就有故意捣乱之意，哪有不想打胜仗的将军？由于了解情况不清，判断失误，指挥不当，打了败仗，你能说他是反科学胡闹吗？就是王明犯了那么大的错误，造成那么大的损失，只能说他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也没有说他是胡闹，反科学胡闹的罪名，这对于毛泽东主席以及全国人民都太不公道了。只能说是好的动机做错了一些事情，何况全国人民，特别是工人拼命地苦干，用很多土办法干出来只有洋设备才能干出的产品和科技成果，创造了大量的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土设备、土工艺、土办法。六十年代的大庆也是用土办法干出来的，大庆工人用人推、肩扛，水一把泥一把，工人们用身体堵住井喷的感人情景还历历在目，他们就是用西方人不能理解的土办法愣是为祖国打出了最宝贵祖国最需要的石油，如果大庆会战没有成功，没有打出石油，你也不能说他们是反科学胡闹，他们是一心一意为国家为人民哪！
在外国封锁的国际环境之下，我们只能自己摸索着前进，确实有不够科学甚至可笑的地方，从不知到知是一个摸索前进的过程，只能说这种过程不够科学或违反了科学。但不能加上反科学胡闹的罪名。
至于说愚蠢，现在就不愚蠢吗？当人们对某种未知领域做出一些不够合理的事，也可以说是愚蠢，但后人不能对前人的“愚蠢”探索冷嘲热讽。对万户这样探索飞天梦而牺牲的先驱者，你能嘲笑他愚蠢吗？
在大跃进中人们有些作法近乎乱干，甚至蛮干，但那是蛮而不野，因为他没有伤害他人，所以不能加上野蛮的帽子。现在的城市拆迁中组织打手，殴打被拆迁户，那才叫野蛮，当然不论是五八年的蛮干，还是现在的野蛮拆迁都是个别地方的局部现象，不能以偏概全。更不能以此来否定大局。
（三）、大跃进的后果
五八年大跃进在工业方面有得有失，在农业方面后果严重。三年灾荒中损失极大，虽然是人民公社化造成的，但人民公社是在大跃进气势之下的产物，也可以说是大跃进催生的事物。人民公社化可以说是得之极少，失之极多，后果严重，国民经济几乎全面崩溃。那几年不但老百姓经受了粮食奇缺，物质匮乏之苦，饿死人的事也时有发生；而且使我国经济停滞了几年，别国（如日本）却大步地前进了，这就等于我们又落后了多少年。我们与世界的差距又拉大了。在当时尽管问题很多，但执行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以后，不到三年时间就解决了，
大跃进造成了那么严重的局面，却能很快地好转，其原因除执行了正确的方针政策以外，还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因素。第一、全国人民和各级干部经过多年的教育，有着极高的社会主义觉悟，第二、党和毛泽东主席在人民中有极高的威信。全国人民听党的话，各级干部认真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不存在“下有对策”的问题。全国上上下下扭成一股绳，共渡难关。
大跃进期间，一些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日用品工厂纷纷转去生产高、精、尖产品，结果是粗制滥造；各地都出现了一大批小的工矿企业，中央对各地的企业实行关、停、并、转。各地认真执行了这一决定。关闭、封存、合并了一大批小工厂，一些转产的工厂退回去干原来产品。中央要求在大跃进期间从农村新召来的青年工人，一律返回农村，以减少城市商品粮供应的压力。这一工作可真难坏了基层干部，面对愤怒、哭泣等各种表情的青工群众，他们耐心地做思想工作，顺利地完成了这一极为艰巨的任务。如果没有人民群众高度的觉悟，各级干部的敬业精神，特别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极大威望，那是绝对办不到的。
由于急于过渡到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这种平均主义大锅饭造成了农业的全面崩溃，1961年发生了饥荒，人们吃不饱，油水更少，不少人得了浮肿病，这时饿死人的事肯定会有，尤其是老、弱、病、残。但饿死3000万（还有说是4000万的）之说，究竟有多大的可靠性？是什么权威部门统计的，哪个人首次发布的？不能由某个人一拍脑袋，以后大家就跟着讲。3000万可不是小数，不但有老弱病残，青壮年可能也在这3000万之内。人饿急了是要造反的，年青人会等着饿死吗？可是没听说那个年代有闹事的事件发生，如果有，当时可能不报，改革开放后，即便媒体不说，在网上也会有人说，尤其是反毛的人。在下孤陋寡闻，以后有了较权威的信息发布我才相信。最好不要人云亦云随大流。
（四）大跃进的有益经验和教训
1、小生产思想意识起到关键作用。小生产意识有一特点：“做事性格 易走极端 慢慢悠悠 不知争先 感到危机 冒进超前”（详见第九章）。急躁冒进是发生大跃进的思想根源。人民公社化是在平均主义思想驱动下，犯了更大的急躁冒进错误，企图在生产力很低的情况下，立即消灭三大差别（即城乡、工农、脑体劳动的差别），向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靠近。这是小生产意识对我国造成的最大的一次错误，所以对小生产意识必须反思。
２、对大跃进中的群众运动要一分为二。
１９５８年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产生了不少废品，造成很大损失。那是缺乏有效领导和没有经验造成的。其正面意义是办工业也要走群众路线的首次尝试。
新中国建立后搞经济建设，特别是干工业，我国没有经验，照搬了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工矿企业的产、供、销完全由中央各主管部少数专家安排。这种“少数人干，多数人看”的体制安排，与人们要求快速发展的急迫心情相矛盾。也不符合依靠人民群众，走群众路线这一传统精神。1957年毛泽东提出把部分国企下放给地方，要求地方领导人也要抓工业，抓经济。1958年大跃进中发动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都来干工业，全国各地冒出来很多小工厂，有的是县级企业，还有不少是公社和生产大队办的。那时虽然有粗制滥造现象，但在思想解放转变观念方面对后来影响很大，干工业并不神秘，不是大专家的普通群众也可以干，外行也可以领导内行，领导、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的工作方式解决了不少技术难题。人民群众办企业的思想深入人心。这就为改革开放后的大发展准备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大跃进再次证明，走群众路线和群众运动是有区别的，为了发动群众，有时也要以运动形式大造声势，但有组织有领导并遵守法制的群众运动，才能说是走群众路线，对运动大撒手，听任个别人乱来的运动不能叫走群众路线。大炼钢铁是大撒手的运动，大庆会战的声势也很大，但那是有组织有领导的运动，是走群众路线的典范。
这方面的详细介绍见《第十三章 二、中国发展的基本经验》
五、虚幻的假设
如前所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分三个阶段。共产党毛泽东完成了从无到有，即经济也站起来这个最艰难的阶段，在这从无到有的阶段，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有一些失误，有人以此为据，攻击毛泽东在3 0年的和平时间没有任何功绩可言。并提出：“如果也给老蒋三十年的和平，既无内忧，又无外患，说不定蒋介石搞得更好呢，……”。这个“如果”只不过是一种似是而非的假设。可惜历史不能重演，时光不会倒流。人们不能把时间倒回去几十年，给蒋公一个重塑历史的机会。但人们可以在想向中使历史再演一次。在当年中国这个特定的时空之下，能够“既无内忧，又无外患”吗？谁会给蒋公３０年的和平？看一看中国的文化积淀，人们的政治意识随地位的改变而变化，走入官场的人就想割据一方并一手遮天，合久分，分久合在中国历史上几次重演。中央统一压住各路诸侯时，百姓就有修养生息的机会。国家四分五裂军阀混战时，人民就要遭受苦难。二三十年代中国的内外环境，谁会给蒋公以三十年的和平？大小军阀能给吗？在共产党帮助下打败了北洋旧军阀后，他真的统一了吗？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四川的刘湘、刘文辉；绥远的傅作义，东北王张作霖，山西的阎西山，河北的于学忠，山东的韩复渠，西北的马鸿魁、马步方，大小军阀多如牛毛，个个虎视眈眈，各怀异心。山西的铁路轨距都自立门户，外省的火车休想进入山西。北伐成功后不久就发生了蒋、阎、冯中原大战，随后又同李宗仁大打出手。再说国际上都在盯着中国这块肥肉。日本的东条英机能给蒋公30 年的和平吗？也许有人说没有共产党闹土地革命，蒋公就能一心搞建设，不对，地主与农民的阶级矛盾在先，共产党领导土地革命在后，即使没有共产党，也会出现别的如陈胜吴广式的人物。1938年发生了冀东农民大起义完全是自发的，与共产党没有任何关系。社会有矛盾就有斗争。因此只有解决了国内各种矛盾后才能为经济建设创造了前提。这是蒋公难以解决的问题。
再说蒋公是怎样对付日本侵略的。这在前面已经说明。由于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不但使日本人轻易地占领东北，东北人民自发组织起来和日本人拼命，由于各自为战，没有政府的统一指挥，形不成合力，多被敌人消灭。不久日本人打进关内，成立了以汉奸殷汝庚为头头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后来又同日本人搞了一个何（应钦）梅协定，拱手让出了华北，日本看透了中国，才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日军偷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以前后五年，中国政府一直和日本不但保持外交关系，而且有秘密接触，在德国暗中撮合下，差一点实现与日、汪合流。美对日宣战以后，蒋公才看清了世界未来的趋势，丢掉了“中日和解”的幻想。
综上所说，给蒋30 年的和平搞建设只不过是一种虚幻的假设。或许还有人会用台湾近年来的发展证明这一假设。
近年来台湾的经济起飞，其必要条件是实行市场经济。但只有这一条件还不充分。全世界实行市场经济的不发达国家有一百多个，经济腾飞的又有几个？台湾之所以得天独厚，是因为它和大陆相比，还具备了以下的充分条件：
1、 地方小，人口、民族的构成比较简单，虽有省内省外人员的矛盾，比较容易解决；
2、 从大陆带走了大批文物、黄金和各种能带走的国有资产和财富；
3、 吸取了国内失败的教训，必须解决农民的土地要求，蒋公用他带走的国有资产对地主的土地进行赎买分给农民，解决了最大的社会矛盾。
4、 鼓励地主们将出卖土地的资金，投入工商业，用以发展资本主义生产。不论是政府和私人，不用为资本的原始积累而大伤脑筋；
5、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美国在市场、技术、人才培训等全方位的支持，用以向中国大陆示范,说明资本主义优于社会主义。
如果蒋公领导整个中国，他还有以上的条件吗？他能解决诸侯割据、民族纠纷吗？他有钱对全国大小地主进行赎买吗？发展工业的原始资本怎么解决？美国能全力扶持吗？美国对一个具有潜能的大国的援助是有条件的，首先你得自立自强，能处理好内部事情，只能帮你到他可以控制你的程度。绝对不会像扶植台湾那样扶植一个大中国。企图用台湾的发展情况证明前面的假设也是站不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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