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中国的崛起之路
一、刘涛的《中国崛起策》给人们以深刻的启示
每当说到中国崛起这一话题时，就要想到刘涛博士的大作《中国崛起策》（新华出版社）和２００９年９月出版的《头等强国》（中国友谊出版公司）以及在其博客中续写的一系列有关中国崛起的文章。刘涛先生作为留学德国的博士，经过多年思考，结合国外社会学前沿理论和中国国情，以历史的眼光和全球的视野解读中国崛起之路的国际国内策略。他横论天下，纵论古今，一泻千里，朗朗万言，读之使人眼界开阔，他以行云流水的写作风格，通俗流畅的语言，大量地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地说明观点。在每一策中都映透出他热爱祖国关注人民的炽热情感，也反映出他的理性思维，以及中道不走极端的风格特点。
《中国崛起策》以中美经济共生的话题开篇，从地缘困境，合纵连横的思维，大国战略等来阐明中国在国际关系中所要采取的策略。该书最后的策二十二，以德国的历史经验为鉴，中国永不称霸，而是以中华文化配合中国的综合国力谋求建立和谐的国际新秩序。
在国内策方面，以“当前改革的重中之重”为题，阐述和分析了我国当前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对收入不均衡问题，如城市中各阶层之间，各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进行了分析。改革开放之初，采用GDP中心主义模式确能使经济快速增长，其不足之处是在分配方面有所忽略，对社会福利自然与人文环境的协调发展，即经济增长的质量方面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因而建议在未来15到20年中调整产品结构，保护弱势群体，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改进广大民众的收入水平，以使经济逐步转变到以内需为主的轨道上来。他明确指出中央正在贯彻落实的科学发展观，建立和谐社会的社会决策已经指明了解决问题的方向和路径。
在民主制度建设方面，策中从各个角度阐明这一议题，其核心观点是走渐进式发展民主的道路。他以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历史说明西方全是经过三个阶段，即建立民族国家；利用市场机制发展经济，实现工业化；建立功能分化社会用法律界定国家、市场和社会的权力。这和本书第一章引用张维为的观点不谋而合，他以极为详实的资料说明非洲国家采用了西方现在的民主，也就是一步到位的骤进式民主所遭受的挫折。他以大国崛起的经验和小国失败的教训说明了我们一定要借鉴发达国家三步走的好经验，绝不能重踏一步到位骤进式民主的道路。他在策十四中指出：“针对我国的具体情况，就可以看出我国现阶段不适宜进行过快的和激烈的民主化进程，必须先一步步把许多外围条件完成后，才能进一步谈民主化和更高层面选举的问题。”强调“中国当前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在中国面临空前机遇和复杂矛盾并存的时代，这样的宏观政治体制安排不再仅仅是一种政治语言和官方宣传，而是中国未来关键２０年之发展所必须的，其实，执政党在宪法框架下的稳定执政对于保障中国实现现代化目标和强国梦想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头等强国》是《中国崛起策》的续集，是 刘 先生的又一部力作。该书开篇从中国的地缘出发，分析了中国的地缘优势和困境，进而提出中国应采取的策略。
引用英国学者麦金德对于欧亚大陆这个最大的“世界岛”的地理特征和历史变迁的分析以后，指出中国和欧盟都是“世界岛”的边缘—心脏国家。边缘是指中国的经济重心、人口、文化特质等处在欧亚大陆的东端，心脏（或者是中心）是说中国向西有连接具有丰富资源的“世界岛”中心的能力。特别是上海合作组织为中国通向五个斯坦国家建立了通道，进而连接中东的伊朗等核心地带。指出，中国这样的地缘潜力在欧亚大陆堪称是独一无二的。
随后分析了中国的地缘困境和应对策略。首先是美国精心布置的第一岛链以及中国众多的周边国家的情况和对中国的复杂关系。特别指出伊朗在大国关系中的重要地位，中国和俄罗斯在伊朗问题上协调配合是极为重要的。指出，从西部边界出发，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强大，运用双边、多边合作机制，发展睦邻友好的国家关系，应是战略选择，也是我国走向头等强国不可缺少的环节。
在中美关系问题上认为维护中美经济共生的格局比对抗好。政治经济磨擦是免不了的。我认为还是那句话“要有团结有斗争，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但“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必要的妥协是国际关系中的一种艺术。
以较大篇幅谈中国的国内问题，都非常切中要害。关注弱势群体，建立良好的社会福利和社会分配制度；全民共享成果是下一步改革的方向，讲得非常到位。在改革中切记走向极端。理想固然好，但不能把理想主义上升为意识形态，用激进的狂热去追求。当这种左派理想主义碰壁后，又把新自由主义加以神化。防止左右摇摆，走中间道路是最佳选择。在改革中要走渐进式道路是非常明智的。希望我们中国人不要受“全盘西化”的鼓惑，牢记俄罗斯“找鬼抓药”治病的惨痛教训。
总之，《头等强国》对中国崛起的各个方面的论述比《中国崛起策》更上一层楼。
二、中国崛起的关键在内部
当前有很多有关于中国崛起的文章。从国际到国内，从体制到文化，从教育到素质┅┅人们从各方面阐述这一话题，大家纷纷献策，共同推进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
（一）当前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
前面已经说过，中国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我们已走过了站起来（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建立经济基础）富起来（利用市场机制发展经济，实现工业化）两个阶段。现在正处于强起来（建立功能分化社会用法律界定国家、市场和社会的权力）的第三发展阶段。
改革开放前后的两个30年，这是两个伟大的时代，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不但找到了走向迅猛发展经济的道路，而且在实践中取得了全世界为之侧目的经济业绩。这两个时代为中国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然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完美无缺，改革开放前的文革等的失误造成了很多后遗症，改革开放后也产生了不少问题。人们经常议论的话题可归纳如下：1、机构痈肿人浮于事；2、贪污腐化；3、三农问题；4、贫富差距；5、教育高收费；6、医疗市场化；7、房产天价；8、环境污染；9、假货遍地；10、浪费惊人；11、精神污染；12、嫖赌毒泛滥；13、股市黑箱；14、全国上下争利的拜金主义等等。在崛起过程中必须逐步解决上述社会问题，否则就谈不上持续发展，和崛起就更加无缘了。
（二）推进崛起的条件之一是社会稳定，绝对不能乱。
中国崛起不能只靠GDP和外汇储备的增长，只有逐步解决上面列出的诸多社会问题，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长远目标。如何解决那么一大堆社会问题，当前在互联网和社会上有很多议论，如实行“民主体制”，“文艺复兴”，“道德重建”、“教育振兴”等等，还有人议论“二次革命”问题。不论走什么路，都要以社会稳定为前提，稳定才能发展。有人寄希望于经济链条某个环节的断裂发生经济崩盘或者是发生较大的社会动荡，以实现多党民选的西方民主模式，或者进行二次革命。这两种想法都是非常危险的。恐怕也难以达到其预想之目的。
以上两种极端想法都是以社会出现动荡为前提的。出现社会动荡就能达到极左或极右的目的吗？这只是一厢情愿，除了把中国推向万丈深渊之外，不会有其他结果。
不少有识之士已经从多方面说明，西方式民主不是万能的灵丹妙药。世界上有多少不发达国家实行了西方式民主，但却陷入多个政党与军队相互轮替上台的怪圈，有的还内战不断，搞得联合国疲于奔命，到处派遣维和人员，而其经济却总是不见起色。中国当前广大民众的经济收入、文化水平和思想意识距离现代发达国家还有不小的差距。正在为生活奔走，为看病发愁，为子女上学担忧的人们对参加选举能有多大兴趣？具有从众随大流心理的人是少数吗？依靠父母，依靠青天的小民顺民意识已经消失了多少？因此没有一定的经济文化水平，实行西方式民主不但不是崛起的康庄大道，而且是一种不归之路。
另一极端想法是所谓的二次革命，或者是再搞文革。这也是不切合实际的，因为中国已经不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封闭落后的中国，不具备再次发动革命的条件。
在前面（三、文革悲剧发生的原因及其教训的‘教训三’）中谈到马克思一生都在解剖资本主义，为什么在马克思的故乡，共产党没有取得政权，就是因为那时欧洲的经济发展水平，工人的收入和民主权利已逐步改善，这就使得人民的情绪不会走向极端，所以共产党在西欧只能是担当反对党的角色，难以像俄国那样进行暴力革命。中国是东方最落后的大国，农村封闭，交通通讯几乎为零，农民穷苦不堪，百年来遭受无情宰割，几乎达到亡国灭种的程度，具备了发展革命的条件。走投无路的中国人从俄国十月革命看到了救国希望，孙中山都要以俄为师。现在的中国与上世纪三十年代完全不同，工人农民虽然收入低下，但真正吃不上饭穿不上衣的人几乎没有，即使有一半个，还有政府救济。人们在走投无路活不下去时才会出现造反的念头。有人笑谈重上井冈山，现在井冈山的百姓能接纳你吗？上世纪初，大批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不断投身到救国行列，三十年代大批热血青年涌向延安。现在能跟着二次革命跑的能有几个？说不定有的小青年还嘲笑你。搞革命没有大批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行的。
具有上述左和右两种思潮者寄希望于中国会出现全面经济崩盘和大的社会动荡。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但这不是中国人民的之福，而是一场大灾大难，我们应力求避免，即使发生了也不会按左、右两种思潮者所希望的方向发展。（详细说明见第十四章六、向具有极端思潮的人士进一言）把中国搞乱正是国内外敌对势力、民族分裂分子们的梦想，也是西方战略家妄图肢解中国的一个手段。他们完成了大肢解，还要进行小肢解，可能比南斯夫还要悲惨。中国现在已经到手的政治经济成果必将丧失殆尽，形成历史性的大倒退。出现了这种情况，就谈不上什么崛起了。
现在我国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这是我中华民族经过长期浴血奋战取得的最宝贵资源。尽管这个政府还有不少令人不满意的地方，但它是我中华民族赖以继续发展，实现和平崛起的最重要条件。政府与民众齐心协力，走渐进式推进民主的道路，才是使百姓少受痛苦，成本最小的康庄大道。现在的和平环境确是值得我们珍惜，只有失去的东西才能意识到它的宝贵价值，一旦失去再想恢复，谈何容易，那可真是悔之晚矣！
（三）崛起的关键在自己内部，即解决好吏治问题。
当前存在的大量问题都与干部有关。在第四章的（一、内部困难的关键在吏治）那一节中对于机构痈肿人浮于事方面，在第九章的（四、小生产意识在改革开放后的发展）那一节中对于干部的官民等级意识，经济上自成系统维护本地利益（如保护假货）意识，只顾经济发展不管环境污染等实用主义意识方面已有说明。这些思想近年来不但没有收敛，反而有所发展。
最难消除的是官员们等级意识，特别是官、民，上、下的思维定式却难以解决，这种思维与市场绞在一起更是不易处理。只靠思想教育，没有中央权威和民众监督相结合是解决不了的。
大家经常议论说中国始终是人治，距法治还很遥远。千百年来当官就是老爷的意识极其稳固。解放后这种意识自动溶入领导与被领导者的框架中。中国的等级意识很强，听说寺庙中也有处级和尚、科级和尚之说。官本位思想在人们的头脑中难以退走。官大一级压死人。权就是管人的。前两年有的工人不敢向工段长问加班工资的事，“你敢多嘴就叫你下岗！”报上多次披露城管人员横行霸道的事例，在光天化日之下，城管人员就敢把人活活打死。有了一点小权就不可一世，孙志刚被殴打致死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一个收容所的头头，那算是多大的官？她就敢草菅人命。近来报刊揭露几起嫌疑人被逼供致死，在押人员被牢头狱霸殴打死亡。什么牢头狱霸!没有监管人的示意狱霸他敢吗？进了那道门，第一件事就是先“帮助帮助”，也就是老在压犯对新来的人先暴打一顿，这就是对刚来者的“帮助”。这已是多年不成文的规则。改革开放前知识分子受到压抑，对当官的摆架子训人口气十分反感。改革开放后他也当了官，口气很快变了，他那种居高临下的姿势和口吻比以前的干部更甚。
由上可知，中国要崛起首先着眼于内部，管好干部，也就是解决好吏治问题。
三、改革开放后出现社会问题的原因
中国改革开放后虽然成极大，但也走了一些弯路。其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小生产思想意识的作用。
改革开放后，在价值规律竞争机制的作用下，小生产意识如平均主义大锅饭、慢节奏等受到了很大冲击和削弱，但是在另一方面表现得更加顽强。在企业封闭求全，各地方各行业都要自成系统方面，不顾一切地为了发展经济和GDP指标，污染环境、保护假货等方面，各地大搞重复性建设方面，在前面已有叙述。
地方官对上只要民主，对下只讲集中。对中央政策阳奉阴违，搞下有对策。这在拆迁圈地的运动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有的地方根本不把国务院[2004]46号文件放在眼里，对居民断水断电断煤气，并大打出手，严重损害党在人民中的形象。这是小生产政治意识在官员思想中的表现。
改革开放后，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已经克服，但又跳到另一个极端。不断扩大分配差距。强势者还不断使用权力，为自己增加灰色收入。这是小生产意识多贪多占的一种顽症。
第二 没有正确处理政治、经济、文化三者的关系。
前已说明，这三者有一个是中心，余者为其两翼，必须是中心定位正确，两翼配合有力。解放前在革命时期，这方面做得好是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因素。改革开放前因为中心定位错了，所以遭受挫折，改革开放后中心定位正确，上世纪八十年代政治、文化两翼配合较好，全体人民都得到实惠，改革开放进展得比较顺利。1993以后，中心定位虽然准确，但两翼配合不到位，特别是政治方面也就是对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有所忽略，因而出现了不少很难解决的问题。
第三 权力介入市场是国内最大的隐患
政府公权只能用于对市场做政策引导，宏观调控，管理监督，依法评判等方面。在经济大发展中，政府的权力与市场绞在一起，发生了很多问题。有些是政府官员出面，更多的是其亲属走在前台，他（她）们依仗其背后的权力为所欲为，价格双轨制时期的“官倒”，拆迁圈地中取得的特权，国企改制中大量国有资产流向个人腰包，都是因为政府权力介入市场的结果。商人对掌握政府权力的人极力逢迎，首先在其夫人、公子、小姐身上下手，如厚礼馈赠，安排高薪职位，帮办出国留学等。一个市长女儿的身价就值千金，没等她毕业出校，就有人抢着以高薪聘请。有一个电视剧说老板对一个求职者不理不睬，随后听说这人是税务局长的小舅子，立即笑脸相迎，马上安排工作。并给以优惠薪酬。权力介入市场造成最严重问题的就是拆迁圈地。全国很多地方依靠拆迁卖地来发展经济，不少地方官商勾结，有的政府官员把拆迁经营权交给他自己的亲属，这些人依仗政府后台，低价强买，动用黑社会，对居民进行迫害，造成了前仆后继的上访大军。政府以公权保护五小企业，致使假货泛滥。煤矿事故不断，不少官员在煤矿中直接参股，有的甚至于成为无本万利的干股股东。
老百姓对于权钱交易，以权谋利的议论是太多了。有人形容说钱是鸡蛋，权是母鸡。鸡能下蛋，蛋还可以变成鸡。
在权力的作用下，近年来我国的经济一再加速，投资力度逐年加大，经济增长的势头不减。考虑到我国资源承受能力等因素，经济增长要降至一个合理的水平，那是太难了。因为地方政府官员的利益与引进外资，扩大投资规模的经济增长方式息息相关。财政、税收、政绩、形象、公务员的奖金以及汽车补贴等各种福利莫不与此有关。至于在投资、批地、监审、盖大红印等背后的灰色收入更要在经济发展中得以实现，那些国家下达的唐僧肉，只有在经济发展中才有咬上一口的机会。
前面说的国际隐患要通过国内隐患才能起作用。如前所说，国内隐患就是吏治问题，就是地方大员的割据思想尾大不掉。一些人为了个人利益，不惜损害国家利益。他们就是国外官员在“对方国家内部培养文化和政治精英”的一部分。形势的演变能否达到西方战略家们的目的，这应该取决于我们自己。管好干部队伍是解决国内隐患最大的关键。
四、邪不压正中国发展的一个秘密
（一）正负两方面的较量
如前所述，在我国社会中，小生产意识是那样的顽强，在所有社会问题中都有它的身影，它是我国发展崛起的绊脚石。那为什么在改革开放的30年还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中国有句俗语叫“邪不压正”，当然不能把小生产意识称作“邪”这种意识只是到了大工业时代才成为社会发展的负面因素，这里只是 借用“邪不压正”这一民间俗语，说它这个负面因素必将被正面因素淘汰。正面战胜负面有其必然性，因为小生产意识在强大的社会规律面前是将要消亡的东西。
刘涛博士近来揭示了这一秘密。他在《中国世纪》“头等强国，我们进入畅想时代”一文中，当叙述了中国飞速前进的大好形势以后说：“中国内部让我们不满意的地方仍然太多太多，但是中国模式的奇特之处就在于，带着问题超速前行。前进路上问题很多，超级复杂，国民性中很多积习难改，腐败依然是体制的顽疾，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的成就更令人瞩目，前行的速度更快，在整个世界往上冲的动能的确是世界第一。前进的速度带着超强的力量和活力克服了问题的难度，牵引着中国崛起的列车在全世界为中国谋求利益。这是和时间赛跑的一场角逐，看究竟是前进的速度克服了问题的障碍，还是问题的障碍绊住了前进的速度。到目前为止，中国非常成功。前进速度克服障碍”
“前进速度克服障碍”这一论断是 刘 先生的精辟见解。中国的问题虽然很多，它没有绊住中国的发展，而且为解决诸多问题还提供了条件，也增强了人们的信心。
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和南巡谈话是中国取得成功的法宝，是“前进速度克服障碍”的保证。
（二）要看到我国的正面形象以增大信心
前面说了不少官员们在小生意识影响下发生的负面事例，目的是为使人们认识其危害性，提高克服小生产意识的自觉性。但也不能因此把我国的干部队伍看成漆黑一团，实际上我国的干部队伍中的大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某些人可能存在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或犯过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他们为国家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我国之所以能在短短的60年取得了使全世界为之惊奇的具大成绩，这与广大干部是分不开的。中国现在不乏焦裕录式的好干部。媒体上报导的时代先锋不断涌现。在评选使人感动的十位警察的候选人中，有那么多催人泪下的感人事迹。从四川大地震后全国抗震救灾的战斗中可以看出，我们的干部那种忘我的无私奉献精神，真是感人至深。
我国在改革开放后，虽然出现了一些社会问题，但也要有一个全面认识。在八九年以后，西方发达国家联合起来对我国进行全面封锁和制裁。90年以后，西方流行了“中国崩溃论”，在他们眼里，好像是中国很快就要完了。在此巨大的国际压力下，党和政府以及全国人民没有被气势汹汹的外部环境所吓倒，在党中央强有力的领导下，从容应对，不急不躁，一方面抓着发展经济这个中心不动摇，另方面从各个角度打开对外交往的新局面。正是由于我国的从容应对，不慌不乱，使西方认识到中国是整不垮的，无奈之下，又慢慢地和我国恢复了正常关系。
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鼓舞之下，西方政客们满以为用搞垮苏联和东欧的经验来对付中国，那是富富有余的。他们盼望中国也会冒出一个戈尔巴乔夫，中国使他们失望了。他们觉得很奇怪，在苏联和东欧用过的成功经验为什么到中国就不好用了呢？他们根本就不懂中国。
不论西方如何鼓噪，中国照样走自己的路。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后，中国的发展速度大地加快了。中央领导组织制定了863科技攻关工程，神舟飞天计划、三峡水利工程、西电东送、青藏铁路等一批大工程的发展蓝图，此后一步一个脚印，有条不紊地向前迈进，经过不懈的努力，后来终于结出累累硕果。
1993年以后，党中央又几度煞住国内泛滥的资产阶级自由化风潮。港、澳的顺利回归，98抗洪，在世界人民面前都彰显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的勇气和智慧，中国是不可战胜的。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世纪之交终于实现了加入世贸组织和举办奥运会的百年梦想。有人说奥运会算什么百年梦想？这个提法是说中国人早就企盼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而摘掉这个帽子是和强国梦联接在一起的。
1998年东南亚在西方的调理下。发生了经济危机。各国的货币大幅贬值，老百姓苦不堪言。在此邻邦的危难之际，中国明确宣布，要与邻为善，人民币绝不贬值，受到了全世界的好评。
世纪之交是中国多难之秋。有两件大事使人难以忘怀。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和南海撞机，对此全国人民义愤填膺，进行了有力的声讨，人民的情绪达到极点。这时党中央领导人沉着应对，方寸不乱，有理有节，不管怎么样，以发展经济为中心这一条不能变，任何力量也休想把我们从这条路上拉开。进入新世纪不久又出现了非典传染病突然袭击的灾难，引发全世界的关注，中国人民与政府、专家齐心协力，南北呼应，上下配合，终于制服了这一天灾，所有这一切都在世人面前展示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的坚强与智慧，中国人民无坚不摧的英雄气概。在反思小生产意识危害的同时，也要看到我国的正面形象，只有如此才能信心十足，大踏步地向前挺进。
改革开放后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都说明我国的社会主义阳光大道在改革开放中的拓宽和发展是完全正确的。有人对我国溶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颇有微词，前面说过，我国与西方市场溶为一体就像孙悟空钻到对方肚子里一样，尽吸其养分，但社会主义皮气不改（详见第十三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条路我们走对了。对这条阳光大道讴歌如下：
阳光大道颂
阳光大道 中国开辟 中共领导社会主义
全国人大 最高权力 人民代表民主选举
多党合作 政治协商 民族自治团结坚强
政治体制 打好基础 率领前行党和政府
经济建设 困难重重 从无到有奋力前行
艰苦奋斗 两个五年 重工基础初步齐全
前进路上 出了问题 急躁冒进文革悲剧
经济路线 不太完善 经过反思需要改变
阳光大道 需要发展 拓宽坦途 在所难免
思想解放 面向实际 真理检验实践唯一
改革开放 大旗高举 一个中心建设经济
国家体制 社会主义 四项原则绝不放弃
小岗血印 树起大旗 联产承包风靡大地
粮食丰收 自给有余 猪肉敞开票证废弃
恢复高考 乐坏青年 三十多岁赶上末班
平反摘帽 遍及华夏 犹如古代大赦天下
改革开放 真是极好 百姓欢呼党的领导
风云骤起 苏东剧变 西方狂喜结束冷战
西方大国 对华不服 干涉内政借口围堵
经济制裁 封锁全面 从容应对不慌不乱
西风劲吹 自由邪风 几次顶住没有放松
物价狂涨 百姓叫苦 狠刹滥贷软性着陆
西方绝招 整垮苏东 用于中国为何不灵
几年制裁 毫无效果 只好回头重进中国
经济建设 决不稍停 科技规划又指太空
工程大项 逐步开工 西气东输西电东送
三峡水利 举世无双 全国欢庆国力大张
青藏天路 无人能比 神舟冲天举国同喜
十四大会 通过决议 制度创新高举大旗
社会阶段 市场经济 政治体制社会主义
世贸谈判 十有四年 世纪之交终于如愿
经济溶入 西方体系 尽吸营养壮我身体
政治制度 社会主义 绝不动摇原有皮气
经济增长 民生改善 几亿脱贫国际称赞
港澳回归 举国同庆 百年屈辱一扫干净
世纪之交 喜事成双 申奥成功惊喜欲狂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 披荆斩棘路更宽广
世纪开始 非典降临 全国同心赶走瘟神
改革开放 继续发展 五项统筹三农重点
以人为本 社会和谐 科学发展再上台阶
永世难忘 二零零八 多方考验对我中华
中国崛起 有人不快 多方策划暗中使坏
北京奥运 世界盛会 早已看准中国软肋
何处点火 利用藏独 软肋捅刀你敢不服
西方媒体 一起出炉 歪曲报导移花接木
中华儿女 奋力反击 雄狮怒吼和你讲理
五月十二 大难降临 全面考验中华精神
抗震救灾 全国动员 上下齐心奋勇向前
北京奥运 绿色人文 中华彰显奥运精神
中华健儿 奋起拼博 争金夺银体育大国
两个奥运 同样精彩 充分展示人道关怀
志愿青年 服务深广 奥运破例也予颁奖
阳光大道 两个时代 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前三十年 专打地基 后三十年高楼耸起
两大时代 成绩彰显 都有失误在所难免
前人有误 后人改进 前人感知也会兴奋
中华苦难 屈辱百年 前仆后继方有今天
革命烈士 志士仁人 仰天长啸血泪沾襟
前人栽树 后人乘凉 艰苦奋斗永志不忘
中华民族 全面复兴 团结奋进必然成功
（三）对于经历过的弯路不能忘记
前已说明我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在取得一系列成绩的同时，也出了一些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根源是我国几千年形成的小生产意识，必须逐步解决这些问题，才能继续发展。十七大以后，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征程，为顺利向前，对这一段弯路不能忘记。以便深入反省小生产意识的危害，并逐步克服之。为此列出下面历史弯路歌：
历史弯路歌（原警世歌序集）
经济大树 东方崛起 特大发展 世界惊异
特殊化肥 催生奇迹 伤及土壤 又伤根系
根系何在 百姓心里 工人农民 弱势群体
土壤何伤 两大体系 环境污染 精神扭曲
全面污染 水土空气 农民发愁 江河哭泣
滥砍滥伐 沙尘漫天 私挖乱采 破坏资源
精神污染 全国遍地 方方面面 疯狂争利
造假兴起 追求暴利 地方保护 舆论吹嘘
教育收费 花样出奇 上学真难 百姓叹息
精神产品 书刊文艺 情色飞舞 凶杀暴力
药品高价 层层剥皮 医改市场 用药养医
房产天价 高得出奇 严重违反 价值规律
百姓血汗 存入银行 房产贷走 天价售房
地方政绩 商人谋利 相互联手 拆迁圈地
房价停滞 赶快拆迁 房价又涨 逼你掏钱
低价拆迁 卖地赚钱 不搬就打 残忍野蛮
富人进住 城市中心 平民钱少 赶到偏村
以权谋利 权钱交易 钱是鸡蛋 权是母鸡
圣人之言 不可忘记 上下争利 而国危矣
根源何在 追溯千年 小农意识 只顾眼前
自古皇权 迷信武力 地方官员 豪夺榨取
人心向背 兴亡规律 载舟覆舟 循环更替
周期动乱 百姓遭殃 生产倒退 国力大伤
如何终结 更替循环 民主法治 界定三权
党的政策 针对两伤 科学发展 和谐之光
中央方针 甚是英明 下有对策 能否执行
中央决心 百姓齐心 上下合力 应有信心
社会转型 警钟长鸣 防止崩盘 切勿滥行
中华民族 前途光明 复兴在望 理性力争
警世之歌 忧国忧民 泣血诤谏 力争国魂
十七大会 方向指明 团结全党 踏上征程
中央权威 得到加强 百姓欢呼 管住地方
逐步落实 科学发展 节能减排 成效初显
三座大山 开始松动 减免学费 惠及学生
医改方案 已经出台 房价泡沫 有望下来
警世之言 即将过去 历史弯路 不能忘记
注：三权即政府、市场和社会各系统各人民团体之权
五、化解两个情结 文革与改革
中国崛起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奔向现代化的伟大征程，是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宏伟事业，就要在前人特别是1949年建国以来的政治、经济、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开拓前进。前已说明，我们必须正确而全面地认识历史，特别是建国以来的历史，以便发扬其成功的经验，吸取几次失误的教训。只有如此才能把全国人民凝聚起来。在改革开放前、后这两个时代都有很大的成绩，也出现过一些失误。当前人们对两个时代的领导人毛泽东和邓小平存在有不同看法，且有情绪化的情结。这两个情结是绕不过去的，把两个时代的成功与失败，领导者的成功与失误逐步议论清楚，才能凝聚人心，振兴文化，以达到伟大复兴之目的。
文革是改革开放前的重大事件，是对毛泽东产生不满情结的重要因素。除前面第六章对毛泽东的功绩与晚年失误的主客观因素的说明之外，实际上毛泽东还有更深层的考虑。从他的思考脉络可以看到，他不但完成了使中国站起来，腰板挺起来的历史性任务，而且还要完善使劳动人民永远当家作主的社会体制，根除今后有可能产生重新压迫人民大众制度的文化和思想意识，即官和民的政治意识。毛泽东在陕北与黄炎培的著名谈话中所说用民主的办法可以防止历史兴亡周期率的重演。从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可以说明毛的话是真实的。
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并执行了在红军中要实行官兵平等，在军队中实行三大民主，制订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最初规则。他一贯提倡共产党人干革命是为人民服务，不能当官作老爷。他的儿子毛岸英从国外回到延安，不是给毛岸英安排工作，而是叫毛岸英背着二斗米跟劳动模范吴满有去学生产，以便了解中国社会，增进劳动人民的感情。1947年土地复查时成立了贫雇农团，不久解放区报纸出现了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他对这种封建时代农民起义后成为新统治者思想加以纠正。大力提倡学习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解放后曾多次进行反官僚主义的斗争。1957年的整风和大鸣大放，经过了反右派的一段弯路之后，1958年在全国掀起了大鸣大放高潮。所有这些都是毛泽东想用大民主的方法提高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民主意识，教育干部克服当官作老爷思想，提高为人民服务观念。
经过一系列的教育、鸣放、运动都不能解决问题，说明中国人的官民的思想意识的极端稳固性。这是因为中国长期形成的以小生产意识为基础的封建思想体系所决定的。其中：政治意识，随位变迁，平民百姓，依赖青天，小民顺民，委曲求全，进入官场，事事专权，为民做主，就是好官。“青天大老爷为小民做主”这些戏曲台词说明官、民思想的长期存在。当了干部就自认为高人一等，是管人的。普通百姓对官（干部）有一种敬畏心理。
为使中国不再重踏李自成、洪秀全的老路，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都不能解决问题，他下决心对于中国文化采取措施，终于发生了那场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发动文革以及他的所有思考和活动的目的是什么？一句话就是为了救中国救穷人，这是他一生的奋斗目标。人们不论举出多少事实，不论你挖出多少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不论你说他的手段是什么阴谋、阳谋、权谋、权术，你可以指出他的手段、方法、效果有多少错误，但是你永远也否定不了他救中国救穷人这个为之奋斗一生的目的。由于受到文革伤害对毛泽东发泄情绪者，人们可以谅解说服，为配合西方反华战略把搞臭毛泽东作为突破口，以便否定中国现代史，把肢解中国作为最终目标的极个别人物，不论她挖出多少故事，也只能是蚍蜉撼大树，最终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一生中最大的失误，也是他一生中为了救穷人对中国文化思想意识所采取的最大动作。使我们极为遗憾的是，在文革的全过程中一再发生与他本意、目的相背离的事件，运动开始有一段时间他不在北京，发生了矛头指下的横扫，八届十一中全会制定了十六条，明确规定文革的目的是一斗、二批、三改，矛头指上，这是第一次偏离，造成了很多的不幸；放手发动群众，而群众中混有极左份子，成为打砸烧杀的先锋，他们不遵守十六条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规定。大打出手，以破四旧之名乱砸文物，火烧英代办处，把文化革命搞成武化革命；为了局部私利，群众运动发展成为山头林立的派性组织，从木棒子到枪炮，把文化革命搞成武斗内战。这些偏离毛泽东主席本意和目的之悲剧事件掩盖了毛主席深邃思想的光辉，引发后人对文革的激烈争论。
文革的后果是严重的，受到伤害的人们及其亲属的心灵伤痕到现在也难以抚平，但是一想到毛泽东为中华民族建立了一个顶天立地的完全统一的民族国家，为进入现代化社会准备了具有决定性的条件，为后来发展在六个方面打下了坚实基础，他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完成了资本主义初期上百年才达到的资本原始积累任务，为改革开放后留下了极其丰厚的政治、经济家底儿。他以高度智慧使我们这个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提升到世界级强国的行列。到了晚年，他还为后代的幸福而呕心沥血，可惜他太急躁了，想在其余下不多的时间里干成一件事关子孙后代的大事。欲速则不达，干了效果与其愿望完全相反的事情。我们中国人向来是以民族大义为重，不管内心有多少伤痛，也会从全局着想，把目光投向远方，为我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继续奉献力量。
再一个绕不过去的情结就是对改革开放认识上的重大分歧。改革开放后出现了一些大家都不太满意的社会现象，有些人把它归纠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对邓小平产生了情绪化情结。因此对改革开放后的成绩与失误也必须有一个全面而客观的认识，才能继续前进。
前已说明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必经的历史阶段。上世纪的传统观念是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可是人们在现实生活对比中，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缺乏活力，被称为短缺经济，人民的生活不如西方。后来逐渐明白这是因为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结果。封建社会结束以后，在到达人们的理想境界之间都要经过一个不能超越的市场经济历史阶段。这个阶段要完成生社会化发展生产力这两大任务，以达到物质极大丰富这个人类理想社会的第一个条件。由于社会主义国家要跨过这个历史阶段，故产生了难以解决的矛盾，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与这一矛盾不无关系。中国在文革的沉痛教训中深入思考，再也不能死抱着传统教条不放了。“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这个洋框框一直束缚着人们的头脑，但是谁敢离经叛道？谁敢违反计划经济模式？这时邓小平站了出来，在老干部支持下开创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新纪元。开始时只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经过不断地摸索，一步一步地才找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中国的社会主义阳光大道进一步发展和拓宽。行进在这条通向现代化的阳光大道上，经过30年所取得的成绩全世界有目共睹，GDP增长了100倍，外汇储备达2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三峡水电、青藏铁路等一大批世界级工程，载人航天的壮举等一系列伟大成就都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硕果，都是改革开放政策浇灌出来的艳丽鲜花。当然没有改革开放前的政治经济基础，要取得这些骄人的果实也是不可能的。正是邓小平机智而勇敢地抓着这个通向现代化必由之路的转轨时机，没有让它稍纵即逝，这是邓小平对中华民族建立的巨大功勋。如果当时错过这一历史机遇，我们现在也许像朝鲜一样还在苦苦地摸索呢！
市场经济不能与资本主义划等号，我认为在共产党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的国家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不在于干不干市场经济，国家节制资本，也就是国家控制、指挥资本的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本节制国家，甚至绑架、控制了国家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对任何事都要一分为二，在其进行的过程中都难以避免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其领导人也会有失误的时候。上述一大堆社会问题，虽然不是邓公直接造成的，但邓公的有些讲话却没有加入前提，没有考虑可能的后果。仅举一例。前面提到“发展是硬道理”和南巡谈话是中国取得成功的法宝，是“前进速度克服障碍的保证。白猫黑猫论，在经济十分困难时，这话也可以理解，但猫论具有实用主义色彩。国际外交都是讲实用主义的。“发展是硬道理”和“白猫黑猫论”这两句话不是同一时间对同一件事讲的。后来人们把硬道理和猫论连在一起，用来处理国内事务就出现了问题。1993 年以后在小生产意识中实用主义这一顽疾的作用下，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生了部分扭曲。小生产意识的特点之一是：思想方法只顾眼前，人们把发展是硬道理和猫论连在一起就理解为，不管这个那个，先把经济搞上去再说。最后竟变成只要能赚钱，怎么干都行。各个地方为了GDP指标，竟把压低工人工资可污染环境作为招商引资的优惠条件，有奶就是娘。这方面在前面已说了不少，不再重复。
邓小平在讲话中对中国可能偏离社会主义轨道也有多次警告。举例如下：
“ 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３６４页）
“ ……同时也有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这种右的倾向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一旦中国全盘西化，搞资本主义，四个现代化肯定实现不了。中国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我们搞社会主义虽然犯过错误，但总的说来，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会见西班牙副首相的谈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２２９页）
“ 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
“ 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在全国科技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１１１页）
党的十七大以后，继续高举由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贯彻了以人为本、社会和谐和科学发展观，已经或正在解决各种社会问题。虽然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走了一点弯路，但远不能和取得的伟大成绩相比。
不论有多少社会问题，但邓小平提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改革开放的国策为中国开辟了一条更为完善的阳光大道。我国就是沿着这条阳光大道，在荆棘丛生的极为险恶的国内外环境下走过来了，而且取得了全世界为之钦佩羡慕的巨大成绩，也为解决上述的社会问题提供了条件。因此改革开放后的飞速发展是中国崛起路上极为关键的一步，不管出现多少社会问题也遮盖不了改革开放取得成绩的耀眼光辉。
改革开放后同改革开放前一样，也是成绩极大，问题极多。对这两个时代及其领导人都要用平常心态给以全面地评价，并了解两个时代取得的巨大成果以及造成失误的社会思想意识根源。我们必须接受历史，我们要在现实的政治经济基础上，总结继承历史的成功经验与失误的教训，走一条成本最小的发展崛起之路。
毛泽东和邓小平是中国现代史的两位巨人。他们的业绩将永久载入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
六、敢问路在何方？就在脚下
中国的路怎么走？我们首先在政治上找回上世纪表现出的民族自信；在经济方面要转变成以内需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在文化方面要发扬优势，扬弃糟粕，溶合创新，形成崭新的中华文化，大家议论最多的话题是体制问题。只有实行民主体制，中国才能顺利发展。但实行民主体制又谈何容易。从人们的谈论中可归纳出有四大难点：
难点一：在广大群众的经济和文化水平不高的情况下，立即实行民主选举未必就能解决问题，弄不好还可能出娄子，因此急不得；
难点二：好的制度能造就好人，有好人才能订出好制度，有人担心陷入了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怪圈。企、事业退休金的一国两制政策就是私心特重的政府官员和“精英”们合谋的产物；
难点三：目前中国人的小生产意识还是很严重的，在政治方面，百姓缺乏社会公民意识，顺民意识还比较重，还残存着“凡事忍让，走投无路就走暴力极端”的行为方式，遇事不善于走理性维权之路。当官的缺乏公仆意识，残存着高高在上的官老爷思想；
难点四：当前急需界定政府、市场、社会三方面的权力边界，行政许可法对政府权力有所界定，有些官员就是我行我素，他不执行怎么办？
鉴于中国的情况复杂难办，中国崛起的路在何方？这是不少人遇到现实问题发出的问号。实际上路就在脚下，就在你、我、他以及我们大家的脚下，在全中国人民的脚下，其中知识分子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对发展形势持悲观论者认为，老百姓算啥，你监督得了吗？不能认为百姓的意见不起作用，关键是你能不能行使公民的权力，每个人都不断地向前走？涓涓溪水，汇成江河。某城市人民不断地向中央反映，终于把那个只考虑个人政绩，不顾人民利益，推动房价暴涨的第一把手拉下马，中央是重视百姓呼声的。温家宝总理在两会后答记者问时，明确告诫各级政府官员：“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干部只有做人民公仆的权利。”
在民主建设方面我们要向西方的历史学习。不跟着他们现在的说教走。
中国崛起需要有以下八个步骤，也可以说是八个方面：
（一）当前要实行中央权威与民众监督相结合的体制。由于中国情况复杂，小生产意识在迷漫着中华大地。必须树立中央的权威，否则是管不住那些专搞下有对策的官员的。当年孙中山提出要经过训政阶段，再逐步走向宪政。在强势政府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快速发展经济，减少贫困人口。这一步我国基本上做到了。
（二）实现公平正义，增加工农大众的收入，提高群众购买力，增加和扩大社会保障体系，以扩大内需，使经济走上以内需为主的良性循环的发展道路。这也为实行民主直选创造经济条件。这一点我们正在做。
（三）在提高城乡居民经济收入的同时，还要提高大众的文化教育水平。大众的文化水平也是实行民主的前提。一个为看病发愁为子女上学担忧的人，他对民主选举能有多大兴趣。一些贪官还可能钻这类选民的空子。
（四）通过大讨论等各种形式，逐步树立大众的公民意识，消除其小民、顺民、暴民意识，遇事依法理性维权。同时逐步使官员树立的公仆意识，服务意识，依法行政意识。消除其当官就想管人整人的思想。这一条是最难的。
（五）用法律界定政府、社会、市场的功能和权力范围，使我国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民族国家，也就是国家的宪法、法律能一竿子插到底，没有地方和基层的截流，全国统一市场不受地方保护主义和行业拢断等的干扰。
（六）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从基层开始实行民主选举试点，再逐步向上层推广，逐步完成实行宪政的历史进程。
（七）在当前情况下虽不能立即实行普选，但民主监督是绝对需要的，以使干部正确行使人民所赋予的权力。如舆论不受地方官员约束的监督权，群众的知情权，民情上达的通畅渠道等要逐步完善起来，政府网站的建立就是要起到这个作用。用异地人搞民意随机抽样调查，叫百姓给地方官打分并予以公布。这对胡作非为的地方官就有约束作用。
在渐进地推进民主进程中，中国共产党要负起领导和监督的责任，制订和贯彻政府、市场、社会各人民团体的权力界限，并监督实施。地方党委成员和政府公职人员不能在公司中任职或充当顾问，也就是不能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必须使公共权力与市场脱钩。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是不能低估的。只有共产党能把全国人民聚拢在一起，其他任何政治力量还不具备这个能力。讲到这里有人会立即想到官员的贪污腐化问题。其他什么人上台就不会贪污了吗？请看那些不是共产党执政的发展中的国家吧，再看看海峡对岸的那一位吧，他可不是共产党员哦！可见贪污受贿问题不是与共产党有必然的联系。贪赃枉法问题正是需要用体制改革来解决的问题之一。
（八）反思大讨论
有人说中国需要来一次文艺复兴。我觉得中国需要首先进行一次思想解放的讨论，特别是要讨论反思小生产意识的危害。有人提出：下一场“文化大革命”离我们有多远？我认为说远就远，说近就近。上世纪60年代那样的文化大革命已经远离我们，因为那是一场社会悲剧，永远也不会再来了，因为那不是文化革命，而是武化革命，不用文化手段解决文化和思想意识问题。而是以殴打，挂黑牌子等污辱人格的野蛮方式来对待人民内部矛盾。中国人民绝不会容忍那种悲剧再次上演。但是真正的文化革命还是要进行的。那就以文化手段，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法，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讨论。这种讨论是完全平等的，没有“指示、训导、批判”的一方，也没有“接受、服从、聆听”的另一方。更不允许人身攻击和谩骂，目的是要搞清历史和文化中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内容，特别要反思小生产意识的危害性。与此同时，还可适当讨论历史分清功过是非，从新找回民族自信。通过讨论甚至争论达到认识上的统一，而且还能提高一步。我们不应有禁区，文革不是我国的短处，那是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空前绝后的人类历史上的特大事件。多少年后，东、西方将会出现一批专门研究中国文革的专家学者。人们会以客观态度，不带情绪地进行研究。文革发生的社会、文化基础是什么？为什么在中国发生？其动力是什么？为什么会一呼万应？―――。研究文革将会成为一门学问。对文革资料我们不应当一炬了之。那是我们付出很大代价并属于全人类的一笔财富。我们没有见不得人的地方，不要捂着盖着。我们不讲，别人讲得就越是起劲。不同意见的争论，不会影响稳定。只有如此才能全面准确地认识历史，找回自信。一个民族能不能进行民族反思是一个民族是否成熟的标志，这关系到能否全面认识自己的大问题。不能全面认识自己的民族，或者护短的民族是走不远的。
反思小生产意识的危害要以批评,特别是自我批评为主.仔细想来,小生产意识可以说是我有、你有、他有，我们大家都有。平均主义、封闭意识、只顾眼前等这些思想方法在不掌权的普通百姓中觉得没有什么，对于干部，特别是主管领导就不是小事，因为他的言行关系到全局。因此在干部中进行这种大讨论特别重要。
七、社会前进的推动力
中国社会要向前发展，谁来推动？在面对强势政府的情况下，这是人们一直担心的问题。答案是“民主法制，界定三权”。也就是用民主与法制的手段来界定政府、市场和社会上各系统各人民团体的权力。这实质上是一个政治体制不断改革不断完善的过程。谁是第一推动力？就是老百姓。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推动着社会发展进步。在社会需要面前，出现了各种矛盾，就会有人研究解决之道。全社会有大量关心国事不断进言献策者。“大道理好讲，面对着野蛮拆迁，县委书记竟然到北京抓记者，大道理有什么用？”我觉得这要用发展眼光来看。改革开放后有人说：“老百姓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骂娘”用词不雅，实际就是发牢骚。这不是老百姓没良心。而是一种社会进步，过去肉很少，人们也不敢发牢骚。甚至是没有精神头发牢骚，解决了吃肉以后，因为又有了更高的要求没得到满足才发牢骚。老百姓的牢骚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中央自十六大以来的一系列政策都是反映人民意愿的产物。关注民生，关注物价等等都反映了老百姓的意愿和要求。那些大搞形象工程，用百姓的血汗向自己脸上擦粉的官员，这种人的口碑不好，这必然要反映到党内及党的高层，了解情况的代表、中央委员们不投那种人的票，老百姓的呼声能说没有作用吗？民主与法制的建设、改革的动力也是老百姓。民主与法治是一个健康社会的两条腿，缺哪一个都不能健康平稳快速发展。没有民主监督制约的法治不是法治，有权人为所欲为，有法不依，其实质还是人治。没有法治的民主也不是民主，不遵守法律的群众运动式的大民主，打死人不受追究，那根本就不是民主。由于中国的封建传统意识比较牢固，有权就想管人，特别是要管“不听他话”的人。所以民主与法制的建设很不容易，因此必须加强中央权威，才能排除利益集团的干扰，逐步建成完整的法律体系并形成制度。只有加强中央权威，才能对人民群众的依法维权行动，得到公正的司法对待。中央权威与人民相结合，才能逐步管住那些自命不凡滥用权力的官员。
当前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解决之道也要靠人民群众以各种形式的反映，专家们的调查研究，由中央根据民意加以纠正。当前正是由于人民大众的维权意识和行动，警民冲突不断，上访大军前仆后继，“房改掏空，教改逼疯，医改送终”等网上声音，学者们的出谋划策等因素，党中央才提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关注弱势群体----等一系列方针政策。共产党中央和各级干部以及广大党员不乏具有全局眼光忧国忧民的志士。对人民群众的呼声，网上的反映，专家的献言，中央领导人岂能不予以极大的关注？对全国的维权冲突，又怎能不想找到解决办法？对西方福利社会发展道路岂能不进行思索？凡是不想使中国发生大乱的党内外人士，不论是高层领导，还是下级干部，对于中国向何处去的大问题，都会加以深思。人大闭幕后的答记者问时,温总理语重心长地说:“现在不是评功摆好的时候，要有忧患意识”，又以“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来告诫干部。推动社会前进在人民，把民意凝聚成制度、法律的重任在于专家和中央领导。向下贯彻这些法律，至少在当前没有中央权威是不行的。
八、教育是国家未来的根本
当前全国各界谈论教育的话题不少。教育部门为中小学生减负采取了不少措施，结果是越减越重，书包是越背越大。中国教育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对此也议论一下。
（一）教育改革呼声与实践
从晚清开始中国就意识到教育改革的必要性。从私塾到学堂，逐步向西方学习。五四运动以后，随着新文化的兴起，对教育思想也有所反思。“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是人们对旧教育的批判。新中国成立后曾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教育方针。文革时期要革教育的命，批判师道尊严，改变高校招生办法，改革教材内容等措施，不能说没有一点积极探索的意义，可惜在文革中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造成严重后果。文化革命本应以文化手段，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解决思想意识问题，然而却演变成武化革命，放纵学生殴打老师，给老师挂黑牌、游街示众等污辱人格的极左行为，对老师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在教学内容方面轻视理论教学，搞实用主义。某知名大学的一个机器设计专业的设计课程，只把在实际工作中所用的100多个公式，加以推导说明了事，完全不讲理论，在一个电影中对讲解引用牛顿三定律的教师批判说成是不受工农兵欢迎的教条。文革中的教育改革误入歧途。
文革中的极左行为在教师等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弹作用。当前教育中弊端与这种反弹作用不无关系。改革开放后，纠正了以前的脑体倒挂分配政策等错误作法，提高了教师的地位和待遇，不幸的是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就是把教育产业化，教育产业化就是把教育变成教育部门的摇钱树。从幼儿园开始摇，一直摇到大学、研究生，摇你没商量。教育部门一方面高喊为中小学生“减负”，另方面不断拔高教学大纲内容，大搞超前教育。正如人们所说，你用大学课程水平的学生和人家的中学生进行奥林匹克竞赛，拿奖再多又有什么意义？中小学教材几乎是年年都要变化，教材很少能为后来的重复或参考使用。各个中学相互比拼升学率，为了应对考试，家长逼着孩子到处充电。教学辅导书铺天盖地，每年都花样翻新，老师要学生买辅导书，学生要家长出钱，这些书不愁没有销路。各种教学辅导班遍地开花。教师们尽展才华，大有赚钱之地。教育部门经常查处假日补课的学校，又以升学率作为评价学校的标尺。各学校在补课受罚和升学率双面压力下左右为难。不准学校组织补课，优秀教师就成为社会辅导班的争夺对象，还有的教师在为即将参加中考的初中三年级学生自开突击班时，一小时收费25元，上下午各两节，就是每天一百元，几十个学生，两三天就可收入万元，有的学生可能还挤不进来。中、小学生过去是斜挎背包，后改为双带后背包，越背越大。爷爷、奶奶背着大书包接送小学生成为大街上的一道风景。在重负之下，孩子们的身心受到摧残，有厌学情绪的孩子可能不是少数。中学生的近视率已超过半数，初一年级有的近视率竟达2/3 。报上介绍说南方发达地区有一个村子义务兵体检时没有一个合格的。过去不重视体育课，小学生在课间时不准到操场去玩。近来教育部门突然下令，体育分数要计入升学考试内容，使应届毕业生叫苦不迭，对于力量和耐力，那不是突击一下就能达标的。现在的社会已经变成考试竞争的社会。为了应考和竞争，负担已经很重的中、小学生还要参加各种辅导班。英语、写作、奥数是不可少的，至于艺术类如绘画、提琴、钢琴┅┅等更是走捷径的桥梁。双休日孩子们更为忙碌。如此重压繁忙之下的幼小心灵，其天真的奇想，智慧的嫩芽过早地凋谢了，还能想什么发明创新？留下的只是对走捷径者的羡慕。艺术院校招生和公务员招聘成为几万人挤来挤去的独木桥。一夜暴富，一举成名，超男超女成为孩子们的偶像。向网上贴出艳照就成了名人。不知名的小辈由于拍了一部上床戏就成了明星，媒体争抢报导，大把的广告费就随名而来。据报导一些影视剧的群众演员每天只收入20元，可能是刚够吃饭的，生活虽然艰苦，但还是要苦熬下去，她们天天地幻想着，说不定导演看上自己，给个主角，经过名导演的包装，一下子就会成为世界级影星，名利双收。据某权威团体对青少年进行理想追求的问卷调查时，其结果令人大吃一惊，其中想当科学家的一个都没有，想到企业当工程师的更不用提了，谁要是问青少年是否将来想不想到企业当工程师？他（她）肯定要笑你是个傻冒。面前这种社会性风气还谈什么创新？还讲什么发明？凡此种种的社会现象与媒体炒作有直接关系。
（二）当前中国教育弊端的根源
教育是社会的重要职能，教育部门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是国家的根本，是未来的希望所在。它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意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与历史传统的思想意识更是千丝万缕，密不可分。
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等一切上层建筑都来源于一家一户的小生产经济基础。这种农耕的小生产方式形成了一整套宗法等级制度和意识形态。家有家长， 国有国 君，地方有民之父母官。忠君、孝父、尊师成为最根本的道德标准。上对下关系就是教育、指挥、训导。下对上就是接受、服从、聆听。中国几千年来就是在这种农耕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中慢慢悠悠地向前发展，没有多少外来干扰。这与中国的地理环境有关。中华民族好像坐在一个大圈椅中，前面是浩瀚无边的太平洋，后面是喜马拉雅山、帕米尔、阿尔泰山围起来的圈椅靠背。中华民族在这样一个封闭环境中，各兄弟民族经过漫长的岁月，逐步溶合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此前虽有过日本海盗在东南沿海进行骚扰等局部外侵，但大体上没有外国能跨越东、西两面的天然屏障，来打乱中华民族慢慢悠悠的发展进程。19世纪欧洲发生了工业革命，生产技术产生了飞跃，进入现代大工业飞速发展时期，欧洲资本主义强国极力向外侵略扩张。中国的天然屏障再也挡不住西方的坚船利炮，海上大门洞开。西方人在撬开中国大门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人狩猎文化的理念。狩猎民族重视快速和攻击，因而形成了不依赖他人的独立意识，积极进取和团队协同的整体意识。西方各民族具有狩猎民族的特性。这种理念是和现代大工业生产经济相适应的。快节奏，争速度是现代大工业时代的特点。在此新形势下，以小生产意识为基础的封建思体系，不能适应现代大工业时代的要求。而这一思想体系却牢固地束缚着中国人的头脑，阻碍中国人的前进步伐。日本虽然也有中国封建意识的影响，毕竟是程度较轻，通过明治维新发展了资本主义，而中国的维新变法却以失败告终。新中国成立后，小生产思想意识仍然是我国几次遭受挫折的根源，当然也是我国教育各种弊端的总根子。中国古代的教育思想体系与古代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适应，因此并不影响社会慢慢悠悠地向前发展，也曾有过辉煌时期。现在是以生产社会化为特点的大工业生产时代。经济基础变了，再慢慢发展就不行了。必须更新观念，认识小生产意识对现代社会的危害性。因此可以说小生产意识及其衍生的教育思想体系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它是我国近代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的百病之源。
（三）中国教育改革的出路
中国教育改革是和中国的体制改革这一总体进程相联系的，它是总体改革的一部分。总体不动，单搞教育改革是行不通的。当然从教育这个局部推动整体改革也未必不是可行之路，但难度是很大的。网上有篇文章中提出：“教育革命要改变教育者自身”，“以教育人为主改为以学习为主”，“不仅学已知，还要鼓励探索未知”，“改传授知识为探索创造知识”，“要在学法而不是教法上下功夫，关键是一个‘问’字”，“必须提倡民主精神，要从小孩子就开始培养民主意识”。这些极为精彩的建言的确击中了中国教育弊端的要害。但推行起来是太难了，且不说来自教育者的思想阻力。就是社会上也未必认可。推行“问”字当头的启发式教学，在家长方面就可能想不通，“不教学生知识，孩子们七嘴八舌的，能学到什么？”，“可能是老师都不会，才叫孩子们讨论”，小学、中学，包括成人教育，老师要有“板书”的功夫，教师要在黑板上功整地写出备课内容，学生们功整地抄写。教师没有过硬的“板书”能力，就认为讲的不系统，学起来很吃力，更不便于复习。关于考试更是一个难题。“不考试行吗？那不就成了走后门儿的天下？文革时期也不是没试行过？”旧的思想观念是教育改革的最大障碍。
教育改革是如此之难，当然不能知难而退，坚冰必须打破。我认为要在推动中国体制改革和改变思想观念两方面下功夫。更新思想观念则是首要任务。
前面所说的我国几次遭受挫折和教育弊端的根源是小生产意识。在前面《第九章小生产意识是中华文化中的消极因素》中谈到小生产意识，从六个方面影响中国的发展进程。其中的政治意识是当前教育改革的最大障碍。小生产的“政治意识，随位变迁，平民百姓，依赖青天，小民顺民，委曲求全，进入官场，事事专权，为民做主，就是好官”。解放后这种意识装入领导和被领导者的关系中。不论官位多大，上对下讲话都是“指示”。现在改了，在报上已经把“指示”改成“重要讲话”了。不论大小官员，每次讲话都加上重要二字。都是重点，也就没有重点了。这种缺乏民主理念的上下关系的意识在教育中也是根深蒂固的，在百姓中树立现代公民意识，摈弃小民顺民和暴民思想，在官员中树立公仆意识，在师、生关系中树立相互讨论的平等、民主意识则是改革的关键，要改革教育者自身，要改到寓教于乐就必须从认识思想根源入手，找到根子才行。长官意志，上对下的专断不变，教育也就变不了。再好的教育思路、办法也难以推行。
我认为在中国推行民主体制，改革教育要从改变观念起步。首先认识小生产意识的危害，开展全民大讨论，提高人们，特别是广大干部的认识。与此同时在国家体制方面逐步推进民主改革进程以及各方面（如教育）的配套改革。本章的《六、敢问路在何方？就在脚下》一节中提出民主改革的八个步骤。总之教育改革是中国总体改革的一个部分，需要通盘考虑，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九、分配是和谐社会的基石
建设和谐社会是国家的一项最基本的国策。解决好分配问题则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的工作，公平与效率并重的分配机制和社会保障制度是和谐社会两大支柱。没有公平的分配机制，社会和谐的目标恐怕就难以实现了。
（一）当前分配中存在的问题
1、贫富差距难以缩小，而且有越来越大的趋势。当前已经形成了富有阶层与平民阶层。前几年报上说，有一位教授工资是4768元还在喊困难，只好再去干兼职工作。这使那些收入在千元以下的人很不理解，他们对收入在三、四千元的离休人员羡慕已极，收入达四、五千元，怎么还哭穷呢？岂不知、三、四千元只是平民阶层中的较富有者，而四、五千元则是富有阶层中的贫困者。其思想不能用平民的意识衡量。“大家都是人，我的房子、车子不如人，公众场合出手还有些小气。高尔夫球我从不敢沾边。我怎么啦！”这是富有阶层中贫困者的心态。富有阶层当然要利用手中的一切资源进一步提升经济地位。垄断行业总是叫喊亏损，要求涨价。他们不但工资高，奖金多，经常特别是年终还要分红和分实物，有的还要轮流用公款去旅游什么的。至于领导吃喝宴请更是不在话下，他们能不亏损吗？有权的人想方设法取得工资外的灰色收入，大权大用，小权小用；有能力的人只好通过回扣、走穴、红包、……等等来达到目的。有钱的大款们更是得心应手，有钱能使鬼推磨嘛！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社会财富的积累是有一定数量的。就像一大锅牛肉汤，有人用大勺子去舀，他几勺子就下去多半锅，有人用中勺 子、小勺子，轮到平民只好用筷子沾一沾放在嘴中咋一下了。在权力与市场相结合的环境下，只能是富的越富，穷的越穷。平民手中唯一的资源就是他们的劳动力。我国已经或正在形成蘑菇状社会，圆高比（即财富与人数之比）形成极大的反差。富有阶层人数不多但财富很多好像蘑菇盖，平民人数众多，所占财富很少，好像蘑菇茎。
2、市场畸形化的问题不易解决。中国的市场经济比较年轻，缺少管理经验，与市场经济配套的法制体系也不健全。在分配中的效率与公平方面，当前主要问题是不公平。就以文艺界来说。一个演员一夜就成了名人，出场费就是五十万。媒体声言某某人身价值几个亿。有报纸披露，到四川灾区慰问演出还收出场费，该演员辩解说没收，后来说收的那一万五千元算不上出场费，只是----有人一想：“我一年也拿不到一万五，人家却当作小菜一碟。中国的市场这是怎么了？能者应该多拿，但也不能千百倍的差别呀！政府官员和大款、大腕们一比，心中就很不平衡：“他们一出场就五十万，我们赚那万八千的月薪，老百姓还说我们是高薪阶层。”因此利用权力打擦边球，搞灰色收入已是尽人皆知的潜规则。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房地产虚高泡沫等都是畸形市场造成的恶果。那位专给富人盖大房子的老总说GDP增长了100倍，房子才长了16．7倍。看来畸形的市场把人的智力也畸形化了。
（二）解决的路子在哪里？
党的十七大胜利闭幕，说明了：正确的方向已经指明，复兴大业的航船已经起动，道路正在开通。从媒体报导中可以看出，关注民生、节能减排，抑制物价、医改方案、查办土地违规----等一系列措施相继出台，有的已初步见效，为了拉动内需，2009年把加大社会保障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低保补助金提高了标准。对违法占用农田的官员加大了惩处力度。央视焦点访谈中曾展示了铲别墅，还农田的大快人心的画面。
指明了正确方向并不代表未来的路途会一帆风顺。路程还是艰难得很，关键是干部们的思维惯性，各部门的利益问题。从湖北天门市打死拍照者、辽宁的一个县委书记到北京抓记者等事件可以看出有权者的思维：“我有权，你就得听我的，你不服管，我就揍你抓你。”
有人问道：“在今天的社会体制下，什么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最大的障碍？”，我以为改革的核心是政治经济利益再分配。人民日报有一篇文章，标题是“关键在治官”，内容说的是虎照造假案的背后是官员的利益问题。改革必然要涉及各种集团的政治经济利益。前面说到国民生产总值就像一大锅肉汤，有小部分人用大勺舀，几勺子就下去半锅，另一些人用中勺，再一些人用小勺，到老百姓只好用筷子沾一下咋滋味了。但改革又不能走极端，要理性渐进，沾筷子的百姓改用小勺，那些用大勺的就请用中勺了。改革的进程要悠着点，步子不能过大过急，以化解和减少障碍。改革却是一门高超的政治艺术。涉及谁的利益，谁就会出来反对，如2009年人大会议上，有不少的事业单位代表提出反对与事业单位退休金改革有关的方案，五城市的改革试点就进行不下去了。企业在人大的代表可能很少，历年来在全国人大对一国两制的退休金政策从来没发出什么声音。又如医疗改革方案刚一出台，在医务界就有反应，“减轻患者负担，医生的收入要降低吗？”改革药品多层次销售渠道，经销人员也要反对，报上说过，20元出厂价的药品到患者手中加到98元。要经过五道中间环节，真是层层剥皮。国家改革虽然不能过急，但态度要坚决，优柔寡断是不行的。
改革试点到一定程度就要用法律固定下来，逐步界定政府、市场、各社会团体的权力界限。
十、树立国民信心要提到日程上来
2008年是中国最难忘的一年。这一年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见后面第十二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以及全国人民，特别是年轻人向全世界全面展示了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2008年证明了中华民族的极为强大的凝聚力，这一年极大的增强了中国人的自信心。在任何情况下，中国人民都是不可战胜的。
我国要乘2008年展示自己信心倍增的势头，采取进一步措施，把民族自信心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从央视焦点访谈中的变化就可以看出国家信心大增的端睨。好像是2005年，央视焦点访谈栏目有时报导一些负面内容，可能是由于当时社会矛盾太多，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此后负面报导在央视焦点访谈中就很少出现了。从2009年开始，央视焦点访谈中又出现了批评声音，特别是官商勾结，违法占地的内容。这是中国信心大增的表现。
国家应对金融危机的信心，更是彰显了中国人的丰采。报刊对被免职处分官员的异地当官的情况也有所揭露，都说明了同一个问题。
近来中央加大了反腐败斗争的力度，这是增强信心的又一个例证。其中的两大举措引起关注：
一是中央纪委监察部近日印发《关于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的通知》。《通知》指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充分认识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的重要意义，迅速掀起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的热潮，切实把中央精神转化为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实际行动，
《通知》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继续下大气力加强对中央关于扩大内需、结构调整、自主创新、节能减排、关注民生、“三农”工作等政策贯彻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及时纠正违背科学发展观的行为。要严格执行党的政治纪律，当前要坚决反对分裂破坏活动，坚决抵制破坏民族团结、挑拨民族关系、制造民族矛盾的言论和行为。要按照加快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要求，加强廉洁从政教育和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加大查办违纪违法案件工作力度，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创新。
二是继去年6月开通全国统一举报电话12388后，中央纪委监察部又统一开通了全国纪检监察举报网站(www.12388.gov.cn)，以进一步拓宽信访举报渠道。该网站专门受理民众对中共党员、党组织和行政监察对象违反党纪政纪行为的检举控告，以及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建议。
这两项措施深得民心，很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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