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心求真陈独秀
——略述陈独秀生平之几事
为何用这个题目，想先在这里分析一下。说其赤心，这里主要是指两点：其一，是说其忧国忧民不为私利，他的一生都是为了中华的苏醒和复兴而呼喊而努力；其二，是其接受马克思主义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并未真正的成为一些人所说的叛党叛国而成为民族的败类。谈及求真，乃是指其一生都是在追求真理，从来都不会为了私利而腐化，更不会为了强权而折腰。而副标题主要是想通过陈独秀生平中的一些重要的事件来说明这几个方面的问题，其实这也是个方法的问题，采用这个方法主要是因为陈独秀的生平太复杂、涉及的事情太多，在这里只能择其要者以论之。
创办《新青年》指引天下
我们都知道，清末中华是一个腐朽落后思想沉闷的灰暗时代。是的，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是有一部分仁人志士觉醒了，也开始了救国救国救民真理的探索，但是这些人却并未真正的找到救国救民的真知。洋务运动失败了，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了，义和团运动失败了，维新改良也失败了，这一切的一切都没能改变中国的落后被人欺负命运。这样，中国的志士们还是需要继续的探索继续的努力。在这样的背景下，陈独秀也在不断的思考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和答案。通过留洋，同把中国与国外进行比较，他看到了中国社会的一种极大地弊病——缺乏民主和科学。于是他创办了《青年杂志》（《新青年》的前身）。
可以这样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的主要目的就是开启民智唤醒国人的民族意识，用新鲜的有活力的思想来改造国人的愚钝头脑。当然，在当时她的行为肯定会再到一些人的反对和诋毁，他据理力争不为众人的责难而动，正如他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所说的那样，“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 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 Democracy）和赛因斯（ 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①]当然他也明白，这样的行动很可能触犯了一些人的利益，会遭到他们的反对，甚至有被害的可能，但他对这样的局面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还是列举他在他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为证，“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 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②]从这些话，这些行为上我们看到应该是一个为国为民不畏险阻不惧强权的有良心的志士。
从研究室到监狱
是的，真理往往只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可是我们想过没有那多数的没有掌握真理的人对这些掌握真理的少数人会有什么样的态度呢？当然，我们不敢说，陈独秀的思想他的理论都是真理，但至少在当时是代表一种新的潮流，一种新的方向，至少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有一种指导作用，这些就足够了。这些也就足够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应了，也包括那些极其反对他的思想的人的反应。面对这样的情况大多数人会选择一种什么样的道路——恐怕是明哲保身吧，或者大多说根本就不可能碰到这样的情况，因为他们不是那种能够挑起民族脊梁的人。而陈独秀选择了另外一条路，这里用他的话说就是：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③]这条路，是怎样的一条路？是充满魔力和苦难的一条路，当然也是求的真理的唯一的一条路。
当然，在这里，我并不是说要每个人都去把牢底坐穿，都去与政府对抗。我想说的只是以下两点：其一，一个人对真理的信念到底有多强，只有在经历大险大难是才能得到真正的检验，而到了这样的时候能够做到不为坚退不为险缩的人确实没有几个；其二，陈独秀对真理的探讨欲望确实超过了他个人的人身安危，而他所追求的真理也不仅仅是个人的修养而是为了整个中华的文明整个中国的国家和大众的利益。
论辩中是劲敌 人格上是挚友
胡适之与陈独秀，可以说是中国近代社会既相互交叉却又并未融合的两条思想的河流。在学术上在思想上他们不断的争吵不断的辩论，但在私交上他们却又是过命的至交好友。这些可以从他们的日常交往中可以看出来。仅举几件“小事”来说明之：
1、二人分歧
1919年陈独秀因“嫖妓”事件备受攻击，愤而离开北大到了上海，10月他把《新青年》也搬到了上海，有意独自办该杂志。在这期间关于到底怎样把《新青年》进行下去的问题与胡适之产生了分歧，甚至最后导致了陈独秀与北大同人的分道扬镳。下面是一些在其间二人之间的信件往来内容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二人之间存在的一些分歧：
“适之，守常(即李大钊)二兄
……现在因为新青年六号定价及登告的事，一日之间我和群益两次冲突。这种商人既想发横财，又怕风波，实在难与共事……我因为以上种种原因，非自己发起一个书局不可……
五月七日
适之兄:
……我对于群益不满意不是一天了……冲突后他便表示不能接办的态度，我如何能将就他，那是万万做不到的。群益欺负我们的事，十张纸也写不尽。
五月十九日
适之，守常(即李大钊)二兄:
……《新青年》或停刊。或独立改归京办，或在沪由我设法接办(我打算招股自办一书局)，兄等意见如何，请速速赐知。
……章程我已拟好付印，印好即寄上，请兄等切力助其成，免得我们读书人日后受资本家的压制。此书局成立时，拟请汉声兄(疑为刘铁冷)南来任发行部经理，不知他的意见如何，请适之兄问他一声。
五月七日
而胡适也积极予以回应，与陈独秀磋商甚详。胡适的回复，今虽未见，但从陈独秀的回信中可猜度一二。
适之兄:
快信收到已复。十四日的信也收到了。条复如左:
(1)“新青年社”简直是一个报社的名字，不便招股。
(2)《新青年》越短期，越没有办法。单是八卷一号也非有发行所不可，垫付印刷纸张费，也怕有八百元不可，试问此数从哪里来？
(3)著只能出稿子，不招股集资本，印刷费从何处来？著协济办法，只好将稿费并入股本；此事我誓必一意孤行，成败听之。
(4)若招不着股本，最大的失败，不过我花费了印章程的九角小洋。其初若不招点股本开创起来，全靠我们穷书生协力，恐怕是望梅止渴。……
五月十九日
虽然鸿雁往来频繁，然而二人意见的不同渐渐明晰，陈独秀致高一涵的信函中，就道明了胡适对陈独秀一些做法的反对:
……适之兄曾极力反对招外股，而今《新青年》编辑同人无一文寄来，可见我招股的办法，未曾想错。……”[④]
二人之间的分歧时不可避免的，因为胡适师从美国杜威教授，接受的是“实用主义”理论，主张以渐进的改良手段在中国建设欧美式的宪政民主政治，而此时的陈独秀，却已经从“法兰西精神”“美利坚文明”脱胎出来，接受了“一声炮响”送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要建立代表工人利益的共产党，用政治革命的方式来建立“人民民主专政”。
2、二人私谊绵长
二者在学术在思想上市有很大的分歧，可二人在平日生活上市相互帮助相互扶衬的。1925年，是胡适最为煎熬的一年。他参加段祺瑞政府的“善后会议”，被民众讥为军阀分赃的帮凶，北大一院的厕所墙壁上甚至有学生的咒骂，骂他“卖身于段贼”，“拥戴段祺瑞为父”。正是在这样艰难的情形下，胡适听到了陈独秀支持的声音：“……现在有出席善后会议资格的人，消极鸣哀，自然比同流合污者稍胜，然终以加入奋斗为上乘(弟曾反孑民先生不合作主义以此。)。因此，兄毅然出席善后会议去尝试一下，社会上颇有人反对，弟却以兄出席为然。但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兄在此会议席上，必须卓然自立，不至失去中国近代大著作家胡适的身份才好……”[⑤]可以看出信件中流溢出的对老朋友的款款安慰之情。同样的，当陈独秀遇到不幸时也能从老朋友那里得到帮助和支持。陈独秀一生多次入狱，每次都能获得老友的帮助而解危。1932年，陈独秀被国民党逮捕，待审期间，胡适发表演说《陈独秀与文学革命》，赞扬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巨大功劳和他一往无前的精神，更对他结合文学革命从事政治革命的实绩作出肯定评价。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刊出傅斯年的《陈独秀案》，公开为陈独秀辩护。
现在我不得不解释一下一个问题：本文主要说的是陈独秀的为民为国位真理的一片赤心和无畏，而在这里为什么却用打断的文字论说他和胡适之之间分歧和情谊呢？我们想一想从这里可以看出，陈独秀本人是一个不会为私交而放弃真理的人，也不是一个为真理而不顾友情的人，那么为什么有的人对其进行批判、诋毁，甚至是咒骂，这些人到底有什么目的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陈独秀的行为危害了他们的利益。
拒绝另组新党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把中国革命失败的原因完全推到陈独秀的身上，同时党内同志也因共产国际的态度也改变了对其“革命领袖”的态度。于陈独秀是就辞去了当时的的一切党内职务。1927年8月7日，中央政治局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就是不让陈独秀参加会议。会后，瞿秋白为临时中央政治局总负责，以取代张国焘的临时中央常委会。张国焘不甘心政治上的失意，就拉拢陈独秀共同建立第三党——国民党与共产党之外的第三党，并命名为“农工党”。可陈独秀思考各种情况之下，就以“没有这个能耐”为理由拒绝了张国焘的提议。到底陈独秀考虑了些什么，我们不可能完全得知。但是有一点，他是会考虑到的，那就是：如果他真的是参与组建了第三党，那他就是真正的叛党，那就是真正的背叛了党组织。这与他的信仰——共产主义是不想符的。在当时他是看到了党（主要是共产国际）的一点反面的东西，但我们不能就武断的说其叛党叛国，至少是不能完全否定他的历史性的贡献。若定要这样说这样做的话，那也是不符合实事求是原则的。
对俄态度的转变
陈独秀的最后信仰——共产主义，可以说是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形成的。这也与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传入中国室友很大联系的。这也就说，在当时陈独秀是对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持有肯定态度，和抱着向其学习的的心态来了解和认识俄国的。而在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把失败的原因一股脑的全部推在了陈独秀的身上。这当然会引起陈独秀的反感和深思。思考之后，理所当然地认为共产国际并不是真理的化身，俄国并不是所有国家的楷模，他本身也村在这很多的问题，俄国“领袖”也并不是所有无产阶级大众真正的领袖。
这一态度的转变有很多的原因，我们也不可能完全推理清楚，但有一点肯定是其中之一，那就是共产国际的领导方式的不合理，并没有给各国的共产党以充分的信任和革命的方式的自由，他的这种领导方式肯定要带来很多的问题。这种方式肯定会引起以追求科学和民主己任的陈独秀的不满。陈独秀的态度也肯定会引起共产国际领导者斯大林的不信任，这样二者之间的关系就不可能是和睦相处的了。
总结
因为我现在没有能把所得资料全部梳理，所以在这片文章中我采用了例证的方式来论证我的观点：陈独秀是一个不断追求民主和科学这一真理的不屑奋斗的斗士，对于中国革命曾作出跟大的贡献，我们应当给予其一个公正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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