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西方模式与中国阳光大道
前面说到国家的发展道路是当前国际上的热门话题，广大发展中国家对此特别关注。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推行的西方的现代民主模式，即“一人一票、普选、政党轮替”；在经济方面实施自由的市场经济，其效果令广大发展中国家很是失望。不但经济方面停步不前，甚至倒退，而且在一些国家还动乱不止，老百姓看不到苦难的尽头。第一章对此已有简要介绍。
当前人们对中国的飞速发展引起关注，中国模式已经成为中外人士广泛议论的话题。中国发展的特点与西方模式一起摆在世人的面前。说到西方模式与中国模式时，先要说一下“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
一、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
为帮助拉丁美洲国家找到10余年的通货膨胀、债务危机等经济困难的解困之路，1989年美国的经济专家和政要，国际金融机构与拉美国家在华盛顿开会，共同搞出一个10条政策措施的华盛顿共识，其主要内容有实施金融和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放松对外资的限制；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放松政府的管制；保护私人财产权；紧缩货币政策防止通货膨胀；削减公共福利开支；统一汇率等。华盛顿共识是美国兴起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具体化。新自由主义中心思想是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弱化甚至取消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调控；美国著名学者诺姆·乔姆斯基在他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指出 “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实施”。
华盛顿共识曾风靡一时，不少国家效仿执行，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就是华盛顿共识的翻版，其惨痛后果是人所共知的。多年以来，华盛顿共识没有发生多少积极效果，有的反而是雪上加霜。后来华盛顿共识受到“欧洲价值观”和“后华盛顿共识”的挑战，但后者的作用显得疲软无力，动摇不了华盛顿共识的影响，而北京共识却走进了人们的视野。
近几十年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引起国际的广泛关注。“北京共识”一词不是中国人提出来的。而是美国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于2004年5月在伦敦《金融时报》上提出的。他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大胆实践、循序渐进，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不仅关注经济发展，同样注重社会变化，也涉及政治、生活质量和全球力量平衡等诸多方面，体现了一种寻求公正与高质量增长的发展思路，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把这一模式称之为“北京共识”。在乔舒亚·库珀·雷默看来，建立在“北京共识”基础上的中国经验具有普世价值，不少可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参考，可算是一些落后国家如何寻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模式。乔舒亚·库珀·雷默对于“中国经验”的概括未必完全准确，其“北京共识”也未必能够得到人们共识。北京共识一词，既没有开过什么讨论会，也没有形成什么文件，只是他的一家之言。不论人们对此抱有何种态度，但它确是不胫而走，与华盛顿共识形成对照，今后也可能倍受关注和热烈讨论。
近来有的学者认为，对“中国模式”一词要慎用，因为中国还处在发展变化之中，本身还有很多问题，称为模式则有成型、示范，甚至推广的味道。西方对“ 中国模式”炒作，自然有友好赞颂的成分，也有人指出，要注意把“中国模式”化为“中国威胁论”的翻版，还是以强调中国特色或中国道路为宜。我认为用“中国阳光大道”较为合适。这条阳光大道经过新中国６０的摸索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重大发展，才达到现在的水平，今后还要发展。
二、中国发展的基本经验
北京共识说的就是中国发展模式，乔舒亚·库珀·雷默对“北京共识”的很多方面都有叙述。我认为中国发展可归结为四条基本经验。１、理论联系宗际；２、走群众路线；３、解放思想强调创新；4、在稳定中改革发展。这四条是最基本的，其余都是派生出来的。初看这四条好像是老生常谈，没啥新意。我觉得还有必要老话重提，温故而知新嘛！
（一）中国人的事要按中国面临的国内外实际情况来办，不照搬书本和他国经验，再好的理论和经验也要结合本国或本地的实际情况。
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特点，这是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人的经验总结。毛泽东在其革命生涯中就是这么做的。如前所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和平改造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这些都是早期理论结合实际的生动事例。搞乒乓球外交，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更是按照当时面临的国内外实际情况做出的重大决策。
中国建国初期按苏联模式干计划经济。也就是所有企业都由中央控管，所有经济活动都由中央部委少数领导者和专家安排。毛泽东后来发现这种干法不行，少数人干，多数人看，也不符合群众路线。后来向下放权，把一些企业下放给地方，要发挥各级政府和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大跃进的兴起也有这方面的考虑，虽然大跃进造成了一些损失，但那是打破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初步尝试。三年调整时企业上收，后来又放了下去。那时有“一统就死”，“一放就乱”之说，这却为改革开放后的放权给地方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毛泽东为打破中央统管经济的苏联模式开辟了道路，这也是面向中国实际的一个例子。
改革开放正是邓小平和中国共产党人在面临国内外实际情况下进行反思的重大决策。经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以后，总结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开始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后来中国终于通过逐步摸索，把中国社会主义阳光大道向前推进一大步。走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时期。中国既没有被“社会主义必须和计划经济绑在一起”这个教条捆住，也没有接受华盛顿共识的诱导。而是按中国的实际走自己的路。
改革开放使中国富了起来，其中大发展中的好处不需细说。有人对中国溶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大有说词，什么“资本主义复辟”、“引入外资剥削中国”等。这些说法都是经不起推敲的。如前所说，中国溶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就像孙悟空钻进对方肚子里那样，利用资本主义几百年积累起来的养分，壮大了自己。如果说我们总是关起大门自己搞，仅仅３０年你能达到现在的程度吗？我们开放了自己的市场，让外资偿到了一些甜头，但我们从外界收取更多的益处。资金、技术、市场三大要素是发展生产，国力腾飞的决定性因素。你再怎么能生产，没有市场，产品无处销售，你的生产是不能持久的。尽管有人说中国劳动者以其低工资生产出来的廉价商品供西方人享用，好像是吃了大亏．但这是跨越式发展中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否则你仅仅用了３０就能达到现在的程度吗？从小处说，中国到国外公出的人员，再也没有像上世纪８０年那样背一箱子方便面的吧，从大处看，今年国庆大阅兵我国展示的先进武器装备令全国人民扬眉吐气。你没有经济实力能作到吗？如果不开放，不溶入世界大市场，关门自己干，凡事都自己摸索，虽然也能发展，但速度远不能同这３０年相比。
从军事和国家安全方面来看，我国溶入世界市场以后，不但提升了军事装备水平，而且有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外部环境。由于我们加入了世界市场俱乐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虽然也有国际磨擦，但他要考虑动用武力的后果。不但我们具备了现代还击能力，攻击我们也会损害他们自己，因为我们和他们都在世界大市场中溶为一体了。
聪明中国人看准了在经济方面溶入世界体系的巨大益处，在政治上坚持四项原则，守住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孙悟空钻到你的肚子里吸取你的养分，但孙悟空的社会主义皮气不改。这就叫用社会主义制度干市场经济。这是中国人根据中国面临的实际使中国阳光大道进一步发展。
（二）依靠多数人，走群众路线。
依靠人民群众，走群众路线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法宝。新中国建立后搞经济建设，特别是干工业，还要不要走群众路线？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局良好， 那时我国没有经验，照搬了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工矿企业的产、供、销完全由中央各主管部安排。这种“少数人干，多数人看”的体制安排，四平八稳的工作方法与人们要求快速发展的急迫心情相矛盾。1957年毛泽东提出把部分国企下放给地方，要求地方领导人也要抓工业，抓经济。1958年大跃进起动以后，全国各地冒出来很多小工厂，有的是县级企业，还有不少是公社和生产大队办的。那时虽然有粗制滥造现象，三年调整时大部分被关、停、并、转，但在思想解放转变观念方面对后来影响很大，干工业并不神秘，不是大专家的普通群众也可以干，外行也可以领导内行，不明白可向专家请教，领导、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的工作方式解决了不少技术难题。人民群众办企业的思想深入人心。这就为改革开放后的大发展准备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乡镇企业，不少是由大跃进时干过社队工厂的人牵头干起来的。五小企业遍地开花也与那时人们形成的观念有关。这种群众运动式的大发展虽然产生了环境污染等负面作用，这也许是发展初期必须的代价。
中国改革的成功，不是靠专家和大知识分子，而是在中央政策支持下，由农民带头发动的。小岗村十七人血印拉开了农业改革的序幕，乡镇企业在国家大企业之外异军突起。“要想富，先修路”，农民认识到路是物质流的必要条件，以后又认识到通讯的重要性，那是信息流的工具，一步一步地向这两条努力，再加上本土优势，就为资金流入创造了前提。农村起步在前，城市的小商小贩紧随其后，几年打拼，越滚越大，不少人用其原始积累办了小工厂。南方沿海城市，特别是广州离港、澳很近，信息灵通，日用小商品小家电工厂像雨后春笋一样发展起来。这些国企圈外的游击队逐步成长为企业正规军。由此可知，中国革命是靠群众路线发展起来的，改革开放的成功也是靠群众路线这个法宝起步的。“经济建设中也要走群众路线”，这是毛泽东破坏了以少数专家为核心的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后起步，在大跃进中完成的。
群众路线和群众运动要区别开来，为了发动群众，有时也要以运动形式大造声势，但有组织有领导并遵守法制的群众运动，才能说是走群众路线，对运动大撒手，听任个别人乱来的运动不能叫走群众路线。大炼钢铁是大撒手的群众运动，大庆会战的声势也很大，但那是有组织有领导的运动。解放后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都是有组织有领导的运动，群众中任何人都不准乱来。
（三）解放思想 创新代旧
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事务和环境都在不断地变化，人们的认识也要随之改变。过去好用的东西在改变了的时间、空间和社会条件下，是否好用就要思考，既不能死抱着老一套不放，也不能盲目跟风滥变。在重大历史关头，就要解放思想，不被旧框框套住，以便创新代旧。中国革命就是在不断思考不断创新中前进的。在每一重大历史转折关头，中国共产党人都能与时俱进，成为民族的领路人。日本侵华战争开始后，与国民党打了十年，共产党千百万人头落地的情况下，及时转变思路，要与国民党捐弃前嫌，首先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经过曲折的道路才得以实现，红军接受国民政府的改编，战士们思想不通，不少人眼含泪花戴上国民党的帽徽，挺进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敌后战场。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未来的路怎么走？又摆在中国人的面前。经过检验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历史反思， 1976年4月5日 天安门事件的平反以后，终于形成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抛弃了“以阶斗争为纲”的过时老经验，开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代。这是中国最大的一次解放思想后的变革，要彻底翻掉“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优越”的畸形认知。
解放思想是创新的前提。创新是多方面的，不只在科学技术方面要创新，社会制度也要创新，马列主义也要向前发展。中国共产党人经过摸着石头过河，循序渐进地逐步探索，终于在党的十四大对中国的阳光大道向前推进一大步，理直气壮地打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旗帜。
循序渐进、探索试验、允许失败、速度适当等是创新代旧的必要规则，不论是”农村的联产承包、经济特区等一系列改革都是这么干的。
改革开放没有止境。环境、条件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的。在改革的过程中，顾此失彼也是难免的。因此面对新情况还要改革，如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产生了环境污染，这就要再改，改革开放之初，五小企业遍地开花，有的经过多年发展壮大，逐步成长为注重环境保护的大企业；有的原地踏步，有的是后来出现的重复性建设，对这些小企业就要实施关、停、并、转，这种改革不是否定前面的改革，而是进一步完善，不是退回老路，而是螺旋式上升。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确立，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贯彻，都是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向前发展的必然。
（四）在稳定中改革发展
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就谈不上发展，改革也就面临很大困难。中国的改革发展是在国内外比较稳定的环境中进行的。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社会稳定的保障。高度集中是稳定的前提。如前所述，中国共产党高举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大旗，在经济非常落后，人民极为穷困的情况下，为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必须实行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在前面第三章已有说明）由此可知。要想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下，进行改革和发展经济，必须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西方发达国家，亚洲四小龙，都是这样走过来的。中国也是如此。
三、中国发展的三个关键年份
中国发展的关键环节之一就是不相信西方的普世价值，实际上西方模式有三步走的西方早期发展模式和一步到位的现代模式，我们只参考其早期模式，完全拒绝他们的现代模式。不论你如何花言巧语，不论你用什么花招征服了多少个中国的知识分子，也休想撼动中国人的意志。
新中国走过的60年是在不断抗拒西方压力下发展起来的。中国多次对西方的“民主”说教表示拒绝，前面说到的三件大事最为关键。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非常明确地拒绝了西方的三权分立的体制；１９８９年顶住了国内外的巨大压力，没有向西方让步；２００８年顶住了西方用破坏北京奥运会为手段的一次对中国的全面进攻。那时西方所有媒体一齐上阵，扮演了最不道德最不光彩的角色。西方的这次表演彻底擦亮了中国人的眼睛，全世界的中华儿女空前团结，年轻一代冲向保卫中华民族核心利益的第一线。
四、中国阳光大道的八项措施。
由于中国发展的相对成功，引发人们的探讨，特别是被西方民主普选模式弄得焦头烂额的国家的深入思索：“中国人有何诀窍，中国发展的魅力在哪里？下面只是说一下个人对中国发展措施的看法。
措施之一：面向本国本地当时的实际情况。任何理论、经验都要与实际相结合。这是最基本的，已如前述。
措施之二：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的大多数。
前已说明，中国不但在革命时期依靠人民群众，在经济建设时期也要依靠群众。前30年虽然没有完全抛弃计划经济体制，但由中央部委少数领导和专家安排企业的产、供、销的格局被打破了。大批国企下放到地方，地方领导也要抓工业，抓经济，彻底结束了少数人干，多数人看的冷清局面，工业建设同革命一样也是人民大众的事业。
工业建设不能由少数专家包办，不等于不用专家。对专家要尊重，要保护，要向专家学习。但又不迷信专家，不把专家的看法绝对化。什么叫迷信？把某事某人绝对化就是迷信，例如说毛泽东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这就是宣扬个人迷信。不迷信专家是说工农群众经过学习、实践也可以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也可以成为专家。如何提高？在干中学，干就是最好的学习。中国有句格言：“实践出真知”，民间谚语也说：“眼过千遭不如手过一遍”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大多数是一界书生和种地的农民，开始干革命时，他们哪会打仗？由于形势所迫，只好拿起刀枪，在战争中学习打仗。在工业建设中要求干部都来抓工业抓经济，外行可以领导内行，人民大众也能干工业，放手叫大家干，最初难免出些问题，交一点学费是必须的。经过总结反思就提高了，不能重复交同样的学费。大庆石油大会战就比大炼钢铁提高了一大步。领导、技术人员和工人三结合的工作方法在经济建设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正如民间谚语所说：“三个臭皮匠，能顶一个诸葛亮”这些都说明依靠人民群众的大多数是非常重要的。
措施之三：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创新代旧；
中国28年的革命和新中国60年的建设都是在不断地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中完成战略转变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提出。论持久战观念、理论的问世，都说明这一问题。最大也是最成功的战略转变就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安排。这得益于中华文化中早期朴素的辩证思维方式。中国有很多成语故事，如守珠待兔、刻舟求剑、愚人食盐等都反映了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批判。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时期吃了死抱教条的亏，逐渐养成了实事求是的思维传统，因而在关键时刻绝不“一条道走到黑”，总要思索、试探、寻找另外的坦途。当然在试探中小心谨慎，这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来历。
措施之四：循序渐进，允许探索，允许失败，先点后面，速度适当；
改革开放是前无先例可资借鉴的事业，每走一步都要遵守上述原则。改革开放之初，虽然已经认识到市场对发展的作用，为慎重起见，只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商品经济”。这具有探索和减少社会阻力的双重意义。不论是农村的联产承包，深圳特区都是采取允许探索，允许失败的政策下干起来的。先典型示范，成功后再大面积推广，还强调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这些虽然都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创新代旧这一基本经验派生出来的内容，但却是非常重要而且必须遵守的原则，以免走大的弯路。
措施之五：保持社会稳定是发展的必要条件；
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就谈不上发展，改革也难以进行。为了维护稳定，就必须面对社会上的各种矛盾，研究其根源和化解的措施。中国的改革发展环境极为复杂艰难，要涉及各方面的实际利益问题。中国是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走过来的国家，官员自恃高人一等的官老爷意识不易消除，老百姓易走顺民暴民两个极端的意识也不大容易消失，只顾眼的实用主义也容易发生官民的利益之争。中国提出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社会和谐、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等一系列理论政策为解决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创造了前提，再加上一些具体措施和思想教育，就为社会稳定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
措施之六：维护国家统一是根本；
如前所述，大一统意识是中华文化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大优点。中国共共产党高举中华大一统的大旗。他结束了旧中国军阀纷争的乱世局面，建立了统一的民族国家，为中国社会转型发展经济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
维护国家统一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不论是台独还是达赖以及他们的幕后操纵者都休想触动中国的底线，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们宁可两败俱伤，也不会在核心利益上委曲求全，因为祖国分裂之日就是亡国之时，不但崛起和民族复兴与我们擦肩而过，而且一定会跌入万丈深渊，多灾多难的中国人民可真要吃二遍苦，造二荐罪了。
措施之七：中央集权与民主监督相结合是中国特色民主模式的雏形；
中国不相信西方的“一人一票，普选，政党轮替”的民主模式，并不是不要民主，关键在于要什么样的民主。为达到何种目标的民主。从字面上讲，民主就是由人民当家作主，用民主手段推举出好的领头人，能带领大家发展经济，强国富民。在经济落后的国家中推行西方的普选式民主能达到这个目的吗？如前所说，他们的这种民主给第三世界国家带来无数苦难，经济上没有发展，有的还更加贫困。
新中国建立之初，在经济水平极其落后的条件下，如果实行普选式民主，即使没有四分五裂，在经济方面也始终是直不起腰的穷困国家。前面说到，一个正在为生活奔走，为看病发愁，为子女上学担忧的人们对参加选举能有多大兴趣？具有从众随大流心理的人，依靠父母，依靠青天的小民顺民意识还远未消失。一些贪官还可能钻这类选民的空子。央视曾报导某村选举时，一私企老板在村长竞选中承诺，投他一票者，发给两万元，他果然当选，立即兑现。他是想为村民办好事，带领大家共同富裕，还是想以权谋利不得而知，那要由时间来检验了。因此没有一定的经济文化水平，实行西方式民主不但不是崛起的理想之路，而且可能成为阻碍民族复兴的拦路虎。
根据中国国情，我国实行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议事规则是民主集中制。集中或者说中央集权是中国的历史传统，民主是西方传入的理念。民主集中制正是中西方溶合的现代规则。中国实行的是协商式民主和监督式民主。前３０年以协商式为主，后３０年在协商式民主的基础上加大了人民群众的监督力度，尤其是互联网出现以后，民主监督的力度大大加强。在基层开始进行民选试点。中国在当前的中央集权与民主监督相结合的体制下将要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模式。
措施之八：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为保持社会稳定，中国人民始终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国内外的任何挑拨离间都没有任何作用。因为人们坚信，没有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也就不存在了。更谈不上在稳定中求得发展，一切改革成果也将付之东流。人们确信只有共产党能把全国人民聚拢在一起，其他任何政治力量还不具备这个能力。讲到这里有人会立即想到官员的贪污腐化问题。前面已经说到,其他什么人上台就不会贪污了吗？请看那些不是共产党执政的发展中的国家吧，海峡对岸的那个老扁，他可不是共产党员，却形成一个家庭贪污集团。可见贪污受贿问题不是与共产党有必然的联系。贪赃枉法问题正是需要用体制改革来解决的问题之一。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已在这方面做出明确规定。
以上所谈只是保证发展的原则性措施。每个时期还有针对当时具体情况的方针政策。如为了可持续发展，党制订了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如以人为本、社会和谐、全面协调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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