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西南地区遭遇了历史罕见大旱，最近的消息说，灾区百姓纷纷外出打工，记者从云南省劳动人事部门了解到，到目前为止，通过组织到外地打工的云南人已经有50万，而自己外出的务工人员，数目要多得多。一些地方的基层干部甚至哭劝村民外出打工 也劝农民出去打工。如报道说的文山州砚山县阿猛镇水塘村，“连吃的水都没有，哪来的水种庄稼。”几个月来，水塘村村支书李少中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帮助村民找水源，但在多次努力失败后，他失去了耐心，开始一家一户上门，劝村民外出打工，要不投靠亲戚渡过难关。“出去吧，难道在这里等着渴死吗？”李少中和村干部这样劝村民。
灾区百姓外出打工，或许现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想来想去总不是长远之计，因为这种情况外出打工不是富裕劳动力的外出，而是情非得已。何况今年灾了去打工，如果连续有灾害难道连年去打工？小部分地方遭灾还可以外出打工，要是大部分地方遭了灾就不好打工了。这不，国家防总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张志彤解析当前抗旱形势说，旱情仍呈发展趋势，北方地区旱情露头，东北、华北和西北部分地区饮水困难也比较突出，可能出现南北同旱的局面。真要出现这样的情况总不可能都外出打工。特别是，都外出打工了，抗旱基础设施薄弱的问题不是永远得不到解决了吗？
这个时候，让人不得不佩服当年的大寨人。1963年夏大寨大队遭遇特大洪水，房屋被冲毁，修了十几年的梯田毁于一旦。当时，山西省委决定从国库中调出一批救济粮和救济物资，从地方财政上再拨一部分救济款，扶持大寨大队。但陈永贵和大寨党支部却在此时作出了“三不要，三不少”的决定——不要国家救济粮，不要国家救济款，不要国家救济物资；当年社员口粮不少，社员收入不少，上交国家的统购粮不少。这一口号在山西省委和晋中地委很多干部看来是“勇气可嘉”，他们并不相信大寨农民能够实现这一目标。但“奇迹”发生了，1963年下半年，大寨大队的社员在陈永贵的带领下，抢修梯田，重建房屋，抢种庄稼，经过几个月的苦干，大寨在大灾之年夺得了大丰收。据统计，大寨在1963年的粮食产量非但没少，反而比上年增产，不仅社员的口粮充足，还能为国家上交余粮。现在看来，简直像是一个神话。如果现在有哪个农村书记能够做到这个水平，也完全可以去做个国务院副总理。设想一下，如果大寨当年没有组织起来，没有陈永贵这样的组织领导者，以后的大寨会是什么样子呢？今天遇到了灾害灾民也许同样要逃到外面去打工。
当然，现在的情况有些不同了，分田把农民分成了一盘散沙，集体经济形同虚设，个体农民大灾临头各自飞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毕竟不是长远之计，也不像个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样子。搞社会主义就离不开对人民群众的组织与引领。毛主席早就说过：“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不组织人民群众，怎么能够形成集体的力量？怎么能够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对共产党人来说，在灾难来临的时候，是最好也最需要组织人民群众发挥自己力量的的时候，这种组织作用比捐钱送物更加重要，这样的工作才是长远之计。遗憾的是，现在的一些官员不去想也不敢想“他们可以组织起来”的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根本没有一个长远打算，万一遇上了更大的天灾人祸，会有什么力量可以依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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