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中国的奋起发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必须举全中华民族之力，团结的人越多越好，为此要尽一切力量化解矛盾，使消极因素争取向积极因素方面转化。团结必须有中心，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的中国共产党就是现实存在的中心。为了团结更多的人，必须提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认识。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一个创造，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国特色不是始自今日，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就逐渐地表现出来，“中国特色”这一用语的出现则是改革开放后的事，经过多年的发展，其内涵逐渐丰富，使之成为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一）毛泽东是中国特色的首创者
什么叫中国特色？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中国的事要按中国的实际情况来办，不能照搬书本和外国经验。如前所述，中国革命没有照搬城市武装暴动的外国经验，而是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理论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要由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由无产阶级领导，在中国创造了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国外军事理论认为游击战只能是一种起配合作用的战术，在中国却把游击战上升到战略的高度；在党的思想建设方面开创了延安整风的新形式：整顿学风，以反对教条主义；整顿党风以反对宗派主义；整顿文风以反对党八股。整风中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方针，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实行有团结 有斗争的策略，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但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解放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的和平改造的政策。所有这一切都体现了和别国不一样的中国特色。
（二）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有了重大发展
改革开放这一方针的提出就已显示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了巨大飞跃。在这一方针指引下。在实践中一步一步地找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部分。过去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中国共产党突破了这个洋教条，创造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用社会主义制度干市场经济的理论，这是一个创造，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
市场经济在资本主义初期是脱缰野马，对劳动人民任意践踏，在中国，市场经济是有缰野马，缰绳掌握在工人阶级的代表，即共产党的手里。既要它拉着经济迅跑，又不准其对劳动人民随意践踏。也就说资本可以占有一部分劳动剩余价值，但不能搞野蛮资本主义式的抢劫。
（三）党的十七大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现无榜样的独创事业，在其初期摸索阶段，很难避免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偏差。小的偏差与主流大方向相比算不了什么。
从党的十六大，特别是十六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入丰富完善的新阶段。
十六大以后中央的难题很多，基层矛盾错综复杂，部门利益尾大不掉，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央政令不畅，下面不听中央的。其中之一就是各地方圈占土地，2003年土地减少了3000万亩。十六届三中全会上中央决定：放弃单纯追求GDP指标，转变为追求综合增长，强调五项统筹，“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后来又发展成科学发展观这种新的指导思想。逐步形成“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关注民生，改革开放的成果由人民共享”等完整的理论体系。对这种转变很多人不理解，但不管怎么强调，都是上热下冷，各地仍然以招商引资为第一目标，竞相对投资者开出零地价、零地租，倒贴“三通一平”的转让，结果是强征老百姓的土地，使得农村因为土地征占而发生的上访告状事件大幅度上升。这时候温家宝总理作了四次批示，要求各地执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要严查违规违法征占，但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对这个批示当真。接着，中央发了四个文件，强调“三严”，要执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要严肃查处土地违规违法征占，要严厉惩处在土地征占过程中发生的腐败案件，发了四个文件都没用，口头上拥护中央决定。结果是依然故我。
从上可知，十六大以来的党中央该有多么难哪！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在党的十七大能够通过吗？各个地方思想不通的大员们能否举手？各省、市上来的代表资格是要经过其各地领导审查把关的。
不少人是以期待企盼的心情听完十七大报告的。十七大的成果达到了老百姓的预期。十七大精神是智慧的产物，既维护了党的团结（这一点太重要了），又指明了今后的正确方向，做到这一步已经是很不容易了。这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将与党的七大、十三大一样载入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从遵义会议开始，到党的七大，全党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为取得革命胜利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到党十三大，全党团结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党的基本路线的旗帜下，取得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绩。从十六届三中全会开始，到十七大，全党团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旗帜下，开始了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
这次大会与七大、十三大也有所不同。遵义会议是革命走在悬崖绝路的情况下召开的。客观情况逼着共产党人逐步认识了毛泽东思想。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文革结束，大批老干部受尽以阶级斗争为纲路线的迫害进行反思后召开的，改变路线的阻力不是很大。十六届三中全会后要改变党的方针路线极为困难，因为改革开放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GDP每年以9%的速度增长，后来竟以两位数飞奔，外贸顺差激增，全世界为之瞠木结舌。各级政府官员、国企干部、商界、知识精英们得到了前所未有超额的实际利益。各级政府从招商引资，GDP高速增长中尝到了巨大甜头，他们的思维惯性犹如脱缰野马，不论你中央拿出何种招数，也难以驾驭。这次转变方针的客观因素是自90年代以来发生了不少社会问题：耕地减少，威胁着粮食安全；环境污染日益严重，我国的资源和环境不堪重负，因拆迁圈地造成了大量的社会冲突，上访大军前仆后继，地方官员不顾这些，继续我行我素。这些问题既是这次转型的困难所在，又是推动转型强大动力。
党的十七大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大旗，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历史的继承和发展。
二、共产党的领导是新中国的灵魂
有一些人士在网上说到他（她）只爱国不爱党。产生这种情绪性想法的人，有的是在改革开放前30年或当前社会中，其本人或其亲友受到过这样或那样的伤害，有的是受到西方所谓普世价值宣传的影响，再联系国内发生的一些官员的违法乱纪行为，就把根源归纠于共产党的一党领导体制，甚至迁怒于马克思。这是一种糊涂观念。对此很有必要再重复而简要地议论一下。
（一）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大一统的继承者
第二章说到大一统意识是中国历史的一大特点。中国统一了，生产就发展，人民就能休养生息，分裂了，军阀野心家就混战厮杀，生灵涂炭。这已为中国的历史所证明。民国时期名义上是统一了，实则是各地军阀跋扈，发生过多次国内战争。北伐成功后中央和地方也是貌合神离，各怀异心。正是中国共产党结束了军阀纷争的局面，建立了完全统一的民族国家，为改造社会，发展现代经济准备了最关键的政治条件。
（二） 中央集权是维护统一的重要因素
前面也说到，中国在秦始皇统一后，名义上废除了分封制，但官员们分封裂土思想根深蒂固，他们总想集财权、军权于一身，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即使是地方小官也想称霸一方。中央政权和百姓是维护统一的向心力，地方官员是破坏统一的离心力，历史上建藩与削藩的拼杀声时有所闻。因此为了国家强大和统一，中央政权必须管住地方官员，否则必然是横征暴敛，民不聊生，肥了地方官吏，中央国库空虚，荒年无力赈灾，对外无力御敌，国运必将是步步衰落。中央集权是维护中国统一的重要手段，也是中国历史的又一特点。
新中国建立后，官员们的旧封建意识一直延续下来，上下、官民意识自动溶入领导与被领导的框架中，他们对上强调民主放权，对下强调集中服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民族区域自制制度和民主集中制的规则是适合我国国情的。也是历史的传承与发展。
（三） 新中国60年的成绩与问题都是中华文化支撑与作用的结果
中国是有几千年文明史的国家，具有连绵不断的光辉灿烂的文化。在哲学思想、政治智慧、军事谋略、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的辉煌成就前面已经述及，不再重复。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众多的优国优民维护大一统的贤臣良将，以身许国的志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千古名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一通俗的老百姓语言，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炎黄子孙。以国家为重，以民族大义为重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文化中的瑰宝，也是现代中国人具有极大凝聚力的源泉。五四运动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他们从满清政府的“屡战屡败，一败即降，割地赔款”中转变到“屡败屡战，不怕牺牲，坚持持久”的战斗精神。中国兴起是中华文化支撑的必然结果。
中华文化也有与 现代大工业不相适应的消极东西。其主要内容是产生于农耕经济的以小生产意识为基础的封建思想体系。其中危害最大的就是官民、上下的等级思想意识和只顾眼前的实用主义意识。改革开放前、后社会上发生的问题都与这种不适应现代工业的小生产意识有关。文革、大跃进失误都是这种意识惹的祸。当前社会问题也是这种意识在兴风作浪，如环境污染是只顾眼前的招商引资赚钱的实用主义思想造成的。大量的煤矿事故更能说明这种意识的危害性，而且它还会在今后发展的路上充当绊脚石。
中国的失误并不是因为引入马克思主义，也不是因为用了共产党这一名称，而是中国本土的文化思想意识在起作用。由于封建思意识的长期存在，由谁领导也不可能摆脱它的影响。谁都知道全面贪污腐化是国民党失败的重要因素。所以说以小生产意为基础的封建思想体系是任何执政党都要面对的难题。新中国的60年尽管有一些失误，但远不能和取得的成功相比较。
（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立国之基
有的网友对戴秉国在中美战略对话中提出中国的核心利益时，把中国的基本制度放在国家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前面不能同意，有的说这是把党放在国家之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的根本。正是因为有了这一制度，才创造了60年飞速发展的人间奇迹。60年来国内各种矛盾和斗争多半是围绕党的领导这一核心进行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本质就是逐步削弱、架空，最后摆脱党的领导，没有党的领导，社会主义也就不存在了。如果群众组织、社会团体都变成波兰团结工会式的组织，那中国就要彻底变了。西方正是利用这些群众团体，逐步整垮各社会主义国家的。
西方战略家们路线是：要想削弱中国这个潜在对手，必须肢解中国，先搞垮中国的中央政府，搞垮中国政府就得先搞掉中国共产党，其手段是搞臭新中国的历史，使共产党在人们心中失去合法性，为此先从搞臭毛泽东作为搞臭新中国历史的突破口。
1976年毛泽东逝世，全世界各国首脑，知名政要、民间人士对毛的评价极高，称其为改变世界历史的巨人。近十年来一个民族败类先把毛定性为希特勒式的人物，然后以记者身分到国内采访，搜集材料，加工取舍，写一本用以搞臭毛泽东的书，向她的西方主子邀功。于是在全世界泛起一股反毛的热潮。
毛泽东主席在晚年虽然有所失误，但是他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心中永远是一座丰碑。不论你挖出多少故事，但是你永远也否定不了毛主席为救中国救穷人而奋斗一生的这个目的。历史将会证明，妄想撼大树的蚍蜉式小丑，最终要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否定、架空共产党领导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把中国变成西方要求的“民主”国家。多党轮换、在议会中相互打斗，久议不决，决而不行，各自为政。如果中了西方的圈套，即使不退到大混战大分裂的黑暗时期，但中国的腰到现在还是弯的，更谈不上富裕了。
有人以当前社会上的很多问题为例，说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化了。不能这么说。为了摆脱贫穷，为超越式发展，你关闭大门搞自力更生是发展不起来的。必须搞市场经济并溶入世界市场经济体系，同时也要开放国内市场，在经济上溶入资本主义市场，以便取得超越式大发展，政治上坚持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就是中国特色，现被称为中国模式，一些被西方民主模式弄得焦头烂额的发展中国家正在关注中国模式。至于中国在前进中出了一些问题，那是没有经验造成的，也是本土的消极意识起作用的结果。党的十七大以后，对市经济这个野马已经套上缰绳，将会逐步勒紧，但也不能急于求成。
由此可知，党是国家的灵魂，是骨头连着筋的关系，亡党必然亡国。爱党和爱国是一致的。但是人们面对地方官员的野蛮拆迁，殴打群众，为了拆迁卖地赚钱，党的干部如此残忍，叫我怎么爱党？如果再深入想想，在革命年代投机分子都远离共产党。共产党执政后，混入少量投机分子是难免的。按党的方针政策办，你代表党，你为个人私利，破坏党的政策，你代表不了党，贵州习水残害女中学生的干部，被邓玉娇捅死的干部只是混入党内的蛀虫，他们能代表共产党吗？当然不可能要求受过伤害的人一半时就转过弯来。有情绪的人们将会逐步明白，共产党的领导对维护中国的统一和发展该是多么的重要。
（五）正视历史，继承现实是中国人民的最佳选择
历史不能重演，时光不会倒流。新中国已经走过了60个年头。这60年虽然都有人们不满意的地方。但毕竟是把一个几乎达到亡国灭种边缘的贫弱大国引向现代化的康庄大道。虽然还有一些不尽人意之处，在党的十七大以后，正确的方向已经指明。在现有基础上向前走是最佳选择，中国没有其他出路。走西方代议制民主的右翼之路和希望再次革命的左翼之路，都是走不通的死路，其结果必然是天下大乱，使中国已经到手的政治经济成果完全丧失。使中国的崛起机遇与我们擦肩而过。求稳怕乱是老百姓的普遍愿望，在下面《第八节向具有极端思潮的人士进一言》专谈这一问题，这也是我写《中国发展的两大方略》的中心思想。
三、承前启后展望未来增强信心
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到现在的2009年，共经历了三个翻天覆地变化的30年。从2009年到2039年或者说是本世纪中叶，我中华民族还要经历更为波澜壮阔的第四个30年。在这中华民族最辉煌的四个30年中，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华民族真正觉醒的开始，巴黎和会的国际老爷们以为中国是任人宰割的羔羊，他们没想到中国人也会发出雄狮般的怒吼。五四运动是一次思想解放，贫弱的中国也敢向强权抗争，中国代表在人民的强烈要求下，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从五四运动开始，中华民族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艰难征程。中国共产党继承了满清末期倒在血泊中救国志士们的遗志,更是接过并发展了伟大先行者孙中山的宏愿,领导了在苦难中流血抗争的中国人民，进行了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斗争。中国终于在1949年取得了第一个胜利，建立了完全统一的民族国家。为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使落后的农业国向现代化工业国转变准备了最充分的政治条件。
和古代如强汉、盛唐等王朝不同，新中国不是改朝换代或朝代振兴，而是要在极为险恶的国际环境中彻底改造社会，发展现代政治、经济、文化。1949年的中国是一片荒凉，百废待举。中国的经济要经过从无到有，从有到大，从大到强，也就是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这三个阶段。1949年到1979年这第二个30年，我们走过了从无到有这个最困难的阶段，即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全面地站了起来。从1979年到2009年这第三个30年，我国走过了从有到大的阶段，即富了起来。从2009年到2039年我国还要走过从大到强的阶段，使我国成为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我国走过的和将要进行的四个30年都是承前启后的关系。没有前者就不会有后者。各个阶段在继承前人成果的时候，不必对前人的失误过于苛求。前人失误的教训也是后人的财富。毛泽东之所以取得革命的成功，创造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当然是他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的经验与智慧，也是吸取了王明等人的左、右倾错误教训的结果。邓小平走改革开放道路的初步成功，也是吸取文革教训的必然。同样我国向从大到强进军的伟大征程中，也要全面看待前人成功与失误的两个方面，并正确对待之。
改革开放后30年不但找到了走向迅猛发展经济的道路，而且在实践中取得了全世界为之侧目的经济业绩。当然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完美无缺，改革开放前的文革悲剧造成了很多后遗症，改革开放后也产生了不少问题。如人们经常议论的话题有：机构痈肿人浮于事；贪污腐化；贫富差距；教育、医疗、房产这三座大山；环境污染等等。在第四个30年中必须逐步解决上述社会问题，否则就谈不上持续发展。这些也和第二个30年出现的问题一样，都是小生产意识为持征的封建思想体系影响的结果。
前面说的一些负面事例，目的是为使人们认识其危害性，提高克服小生产意识的自觉性。但也不能因此把我国的干部队伍看成漆黑一团，把93 年以后看得一无是处。在第十章第三节中《（二）要看到我国的正面形象以增大信心》对此已经述及。实际上我国的干部队伍中的大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某些人可能存在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或犯过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他们为国家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我国之所以能在短短的60年取得了使全世界为之惊奇的具大成绩，这与广大干部是分不开的。我国在改革开放后，虽然出现了一些社会问题，但也要有一个全面认识。在八九年以后，西方发达国家联合起来对我国进行全面封锁和制裁。90年以后，西方流行了“中国崩溃论”，在此巨大的国际压力下，党和政府以及全国人民没有被气势汹汹的外部环境所吓倒，在党中央强有力的领导下，从容应对，不急不躁，一方面抓着发展经济这个中心不动摇，另方面从各个角度打开对外交往的新局面，使西方认识到中国是整不垮的，无奈又慢慢地和我国恢复了正常关系。
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鼓舞下，西方政客们满以为中国也会冒出一个戈尔巴乔夫，中国使他们失望了。他们觉得很奇怪，在苏联和东欧用过的成功经验为什么到中国就不好用了呢？他们根本就不懂中国。
不论西方如何鼓噪，中国照样走自己的路。中国组织制定并实施一大批具有世界水平的大工程项目和神舟飞天计划，极大地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
1993年以后，党中央又几度煞住国内泛滥的资产阶级自由化风潮。港、澳的顺利回归，98抗洪，在世界人民面前都彰显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的勇气和智慧，中国是不可战胜的。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世纪之交终于实现了加入世贸组织和举办奥运会的百年梦想。
进入新世纪不久又出现了非典传染病突然袭击的灾难，引发全世界的关注，中国人民与政府、专家齐心协力，南北呼应，上下配合，终于制服了这一天灾，所有这一切都在世人面前展示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的坚强与智慧，中国人民无坚不摧的英雄气概。在反思小生产意识危害的同时，也要看到我国的正面形象，只有如此才能信心十足，大踏步地向前挺进。
中国共产党领导十多亿人口的大国，从一片空白走到今天这一步真是太不容易了。由谁当第一把手也不可能十全十美，能达到七全六美也就很不错了。
中国的路怎么走？我们首先在政治上找回上世纪表现出的民族自信；在经济方面要转变成以内需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在文化方面要发扬优良传统，扬弃过时糟粕，发展溶合创新，形成崭新的中华文化。当前大家议论最多的话题是体制问题，有人认为只有实行西方式的民主选举，才能管住地方官员。在广大群众的经济和文化水平不高的情况下，立即实行民主选举未必就能解决问题，弄不好还可能出娄子，那些为看病发愁为子女上学担忧的人对选举又能有多大兴趣？弄不好一些贪官还可能钻这些选民的空子。
目前中国人的小生产意识还是很严重的，在政治方面，百姓缺乏社会公民意识，顺民意识还比较重，还残存着“凡事忍让，走投无路就走暴力极端”的行为方式，遇事不善于走理性维权之路。当官的缺乏公仆意识，残存着高高在上的官老爷思想。
鉴于中国的情况复杂难办，中国崛起的路在何方？这是不少人遇到现实问题发出的问号。实际上路就在脚下，就在你、我、他以及我们大家的脚下，在全中国人民的脚下，其中知识分子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对发展形势持悲观论者认为，老百姓算啥，你监督得了吗？不能认为百姓的意见不起作用，关键是你能不能行使公民的权力，每个人都不断地向前走？涓涓溪水，汇成江河。中央是重视百姓呼声的。温家宝总理在两会后答记者问时，明确告诫各级政府官员：“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干部只有作人民公朴的权利。”
在民主建设方面我们要坚持中国自己的道路，我认为中国崛起需要有以下八个步骤，也可以说是八个方面。其详细内容见第十章《六、敢问路在何方，就在脚下》。
回首过去艰难奋斗的路程和取得的胜利，一种豪气不由得在我们内心中升起，展望未来，无限美好的远景，使我们的信心倍增。无论前面的路上还有多少茂密丛生的荆棘，还有多少拦路虎和绊脚石，也挡不住中国人民勇往直前的脚步。正如毛主席所说：“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四、也套用西方人的一句话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已经走过了60 个年头。前30 年使中国站了起来，后30年使中国富了起来。在这60 年中也发生过一些问题，出现过几次失误，造成过相当大的损失，也有不少大家不满意的地方。但是这掩盖不了这60年所取得的巨大成绩。由谁来干也不可能完美无缺。
西方人流行一句名言：“西方的民主制度并不是最好的，但是还没有发现比这更好的。” 邱吉尔 先生好像就说过类似的话。中国人也可以套用西方的这一名言：“我们承认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是最好的，但我们还没发现对中国比这更好的制度”。有人会说西方的“三权分立，一人一票，普选民主”就是更好的。对你们的这一说教我们不相信，查一查你们西方哪一个发达国家是在普选民主制度下发展崛起的？没有！一个都没有！你们全是在中央政府高度集权之下发展起来的。再看看你们向第三世界推行一步到位的骤进式民主给这些国家造成了多大的痛苦？幸亏我们的领导者头脑清醒，没上你们的当，否则我们的国家早就四分五裂，国将不国了。
五、谁说医生不能给自己治病
有一些人总是用“医生不可能给自己治病”来说明中国共产党仅靠自己的力量是铲除不了自身的弊病的，特别是贪污腐化问题。医生个人除外科手术之外，对一般病症也是可以为自己开处方进行治疗的，一个医疗集体为这个集体诊治就更是不在话下。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着批评与自我批评传统的党。遵义会议是不是为自己治病？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不是为自己治病？延安整风是不是为自己治病？当然治病时需对症下药，用猛药还是用温药要根据病情而定，否则就会出大问题。用文化大革命这剂猛药去治疗思想问题这个慢性病，造成了严重后果。延安整风是温药，用以解决思想问题，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除了自身的拨乱反正能力以外，还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和众多的为国建言献策的专家学者，忧国忧民的志士仁人在我国历史和现实中从不缺乏，他们都是中华文明培育的国家脊梁。
六、树立正确的破立观
过去说“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了”这话值得研究，对于推翻旧社会的革命来说是正确的。在革命成功后就要搞建设，也就是说破后就要立。经过战乱之后建立起来的古代王朝都知道休养生息，以走向正常的生活轨道。没有希望再继续“破”的。老百姓更是希望过几天好日子。破就意味着砸滥旧的。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轻易地说“破”。即使对于某个不太适应现时的规章制度，也要先立后破，拿出新的以后再把旧的废止。
中国经过无数人的牺牲，多年的战乱，好不容易建立起来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经过两个60年的奋斗才走到今天这一步，为什么有的人还想“破”？一“破”一“立”又要经过多少年？就像一个大楼虽然有一些不大好的地方，也只能是修补一下，而不能把大楼炸掉重来。
在革命年代对旧社会要拆台，在新社会建设年代则要补台。新社会不是不要批评，但要站在维护国家利益的立场上进行批评。这种善意的批评也是补台。
平民百姓，特别是政府官员都应注意自己的行为对国家是补台还是拆台？老百姓的理性维权就是补台，从忍到拼，由忍气吞声的顺民发展到暴民，就是给国家填乱，起到拆台的作用。政府官员，特别是和群众直接打交道的政府工作人员，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关系到社会稳定。例如信访接待员对来访群众的态度就可以看出其素质。对来访者能耐心听取其诉说，有明确政策的事项要给予耐心解释，对其合理诉求答应向有关部门沟通反应，这种工作态度就是为国家化解矛盾，就是补台，有些信访员对来访者摆出居高临下的气势，对人不屑一顾的架式，有的还没说几句话就拿出杀手剑：“你们来访超过五个人，我们就要抓人！”。这种拿国家工资的人不为国家和人民排忧解难，化解矛盾，专给国家填乱，这种人就是拆国家的台。
七、争取团结大多数
中国不论在革命时期还是在经济建设时代，都需要有最广泛的人士参加，团结的人越多越好。统一战线就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大法宝，也是建设的一个重要条件。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就要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例如批评毛泽东甚至全盘否定毛泽东的人有两种情况。大部分是在反右、文革中对极左作法有亲身感受，或者是认识上有些片面性，发表一些情绪化的语言应于理解，耐心说服，克服片面性。只有极个别人有意配合国外势力，故意搞臭毛泽东，以解除中国人的精神武装。因此对批毛者要区别对待，只要是希望祖国好，不希望中国再发生动乱的人都要团结争取。至于为配合西方反华战略，把搞臭毛泽东作为突破口，以便否定中国现代史，把肢解中国作为最终目标的极个别人物，则是中国人民的死敌。不论她有多大兴风作浪的本事，最终只能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再有对精英的认识也要有所区分。前已说明 人的能力有大小，前进速度必然有先有后，少数人走在前边，所谓行行出状元是符合辩证法的普遍规律的。没有少数人的突破就不会有整体的前进。各行各业都涌现出一批能工巧将，技术专家，洞察纵深的理论家思想家和各种精英人物是我们民族的希望所在。冒尖对人民大众来说是一种福音。而文革时期人们出于文化平均主义的心理把冒尖的人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来批判，这是是窒息民族灵魂的民族自杀行为。对知识精英我们应当尊重保护，至于极少数专为领导出坏点子，坑害国家和劳动人民并捞取个人好处的所谓学者，他们不应该称为精英，要称也只能是带引号的“精英”。我们国家的精英越多越好。只是说过一些错话不是有意配合国外势力要搞垮中国的人也不能作为“精英”看待。
八、向具有极端思潮的人士进一言
正视历史，继承现实是中国人民的最佳选择。因为历史不能重演，时光不会倒流。新中国已经走过了60个年头。这60年虽然都有人们不满意的地方。但毕竟是把一个几乎达到亡国灭种边缘的贫弱大国引向现代化的康庄大道，老百姓的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当前虽然还有一些不尽人意之处，在党的十七大以后，正确的方向已经指明。在现有基础上向前走是明智之举。中国没有其他出路。走西方代议制民主的右翼之路和希望再次革命的左翼之路，都是走不通的死路，其结果必然是天下大乱，使中国已经到手的政治经济成果完全丧失。使中国的崛起机遇与我们擦肩而过。
当前社会上对新中国的两个３０年有很多争论，一些人往往用诉说在文革等运动中遭受的苦难说事，有的甚至于使用攻击式的，甚至是谩骂的语言，用以发泄情绪。发泄情绪有什么用？人们只是关心、诉说过去人们经受的苦难，但是想没想过中国人民未来还能不能遭受苦难？中国的路怎么走才能少走弯路？怎么做中国人民在今后才能不受苦难？这是大家都在思考的问题。
改革开放前的30年和改革开放后30年都是成绩很大，问题很多，前30年使中国站起来，后30年使中国富起来，其主要领导者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有很大功绩，也都有过失误。中国现在的发展既不是在否定改革开放前30年的前进，也不是在否定改革开放后30年的前行，而是在继承这两大成果的基础上的发展。吸取其中成功的经验和失误的教训。我很理解人们对民主的渴望。我觉得走渐进式发展民主的道路才是可行之路，既不能立即实行西方的普选式民主，也不应实行极左思潮所希望的再搞文革。极左和极右的这两条路在当前中国都是走不通的。有学者指出：西方发展之路都是三步走：一是在统一并高度集中的中央政府领导下发展经济、教育，二是市民文化和法治社会的建设，最后才是普选式民主，第三世界不少国家在经济落后的情况下颠倒了发展顺序，把西方发达国家的第三步当作第一步，实行西方式民主，终日争斗不断，有的内战连年，部族相互屠杀。政治家们没有心思也没有精力考虑经济发展。
我国由于建国后发生过几次失误，给人民群众特别是知识界造成了不少痛苦，再加上当前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因而产生了两种极端的思潮。一是要进行二次革命，另一个是立即实行西方式民主，这种左、右思潮都是要改换现在的中央政府，主张从头再来。具有上述左和右两种思潮者寄希望于中国会出现全面经济崩盘和大的社会动荡。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但这不是中国人民之福，而是一场大灾大难，即使发生了也不会按左、右两种思潮者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因为中国人的封建割据思想根深蒂固。从中国历史经验来看，每逢中央失去控制时，必然是群雄四起，厮杀混战，要经过几十年或几百年的军阀争斗，才能再次建立统一的国家。当前中央政府一旦失控，那会是什么样的景象？首先台独、藏独、疆独必然是立马树旗，各地方的野心政客、军阀，打着各种旗号独霸一方，黑社会老大也要上升到地面上来，公开伸头建立其势力范围。到那时中国能出现多少个党？多少个国家？多少个黑庄园城堡？简直是难以想象。这些“国家”能相安无事吗？领土纠纷，民族仇视，水资源分配等都是战争的根源。藏独、疆独还要把汉民族驱逐出去，那时难民如同潮水，流离失所者遍布街头。一直梦想肢解中国的国际势力绝不会坐壁上观。完成了大肢解，还要进行小肢解，可能比南斯夫还要悲惨。中国现在已经到手的政治经济成果必将丧失殆尽，形成历史性的大倒退。出现了这种情况，还谈什么崛起，又有谁能重整山河？中国大乱谁高兴？朝思暮想肢解中国的国际势力，想火中取栗的野心家们，民族分裂分子，把一大把来路不明的黑钱洗白的家伙，当然那些把资产、子女已转到国外，国外绿卡在手者，一看形势不妙，赶快飞之夭夭。99.9%的人民大众可就惨了.。
中国经过一百多年的艰苦奋斗，走过了曲曲折折的道路，才取得建成民族国家（站起来）走向市场经济道路（富起来）的两大成果。想一想这一百多年来有多少志士仁人革命先烈倒在血泊之中，有多少平民百姓死于战乱之下，解放前、后的历次群众运动中又有多少冤魂屈鬼，这两大成果真是来之不易呀！为了对得起过去牺牲的人们，也为了子孙后代我们也要倍加珍惜。
现在我国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尽管这个政府从历史到现实还有不少令人不满意的地方，但它是我中华民族赖以继续发展，实现和平崛起的最重要条件。失去了它你就能幸福吗？请想想伊拉克吧！萨达姆固然不好，专制独裁，对一些人进行过迫害，但那时的老百姓生活、安全还是有保障的。美国给伊拉克送去了什么？部族仇杀，天天爆炸，血染两河。何日才是苦难的尽头？当然我国不能和前伊拉克政府相比，但中国大乱以后，比伊拉克可能还要悲惨十倍。中国大乱不但使中国人民跌入万丈深渊，对全世界也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到今天这一步真是很不容易，尽管过去和现在都有大家不满意的地方，但是党领导的政府是现实存在。是乱了从头另起炉灶好呢？还是从现实出发，走渐进式向前发展的道路好呢？在中国人面前一个是遥遥在望的天堂，一个是万丈深渊的地狱。中国人是会算这笔成本账的。尽管你和你的亲人过去或现在遭受过伤害，在这笔成本账面前也会以民族大义为重，做出自己的抉择”
有一位经常发牢骚甚至骂大街的老工人说了这样一句话：“现在再怎么不公，大家还都有口饭吃，乱了谁管谁呀？”听了这话，感慨甚多，这是老百姓求稳怕乱的心里话。我想如果没有一个坚强的中央政府，发生四川大地震，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可怕后果？自陈良宇落马以后，中央权威已经得到加强，下有对策者只能软拖，不敢硬顶。党的十七大以后，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关注民生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得到确立，有的已经开始落实。老百姓已经看到了曙光。中国的问题成堆，不可能一下子就全部立马解决。但中国已经踏上了强起来伟大征程。
九、究竟是谁对西方如此无知？
有一位移居海外的 华人陈 先生在网上发了一篇标题为《想不到在西方呆过的张维为会对西方如此无知》的文章。此文批评中国到现在还不接受西方的“普世价值”，“实在是又可怜又可悲又可气”。对此不能不议论一下。
看了这位先生的文章，感到很有水平，在维护西方普世价值方面远远超过那些西方学者。但仔细推敲起来，尤其是结合中国实际，总觉得还是有些问题需要讨论。
（一）什么是真正核心的普世价值
这位先生说：“自由、民主、人权”是核心，而“和平、良政、和谐、消除贫困”等是从“自由、民主、人权”派生出来的。可是你想没想过核心中的核心是什么？我觉得最核心的东西是生存权。吃饭、穿衣、住房是人生存的基本条件。处在饥寒交迫中的人们，对自由、民主、人权又有多大兴趣？只有解决了生存权才能谈民主、自由等问题。为什么联合国把消除贫困作为千年发展目标？这说明生存权是人类最核心的普世价值。西方对此却不认同。
（二）解决生存权的途径在哪里。
人类为了生存，就要发展生产，发展经济。一个国家如何发展经济？当今世界再想用抢夺的办法，用战争赔款的办法，用掠夺殖民地的办法来发展经济是不行了。特别是落后的穷国弱国在西方的“普世价值”面前能说什么能做什么呢？人家帮你出主意，想办法：“结构调整方案”，“休克疗法”，“华盛顿共识”，推行“普世价值“的妙招一个接一个。接受国的惨状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这位先生也有耳闻吧！请读一下张维为研究员在在慕尼黑同欧美学者关于民主话题的精彩辩论吧！（见《中国触动全球》第47页或本文后面的附录）。
再看欧美发达国家是如何发展的，对外抢夺是过去的事，我们就不提了。他们全是三步走，引用 张维为 先生的的话：“关键问题就是民主化的顺序，西方原生态的民主社会自己演变的顺序大致可以这样概括：一是经济和教育的发展，二是市民文化和法治社会的建设，最后才是民主化”也就是首先搞经济教育现代化，二是搞市民文化与法治建设，第三步才是民主化。西方没有一个国家是先搞民主普选以后再发展经济的。西方人不向第三世界介绍他们三步走渐进发展成功的好经验，却推销一步到位立即实行其普世价值的馊主意。
（三）凡事都要以发展眼光看问题
这位先生说：“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会受到时代的制约，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普世价值也不例外”，其意思是说不能用现在的标准评判西方过去不大人道的行为。这话非常正确。先生这个原则既然可以用于对待西方过去的所作所为，也就应该用于比西方落后几百年的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对于西方的历史现象可以谅解，为什么对正在发展道路上苦苦挣扎的穷国非要苛求他们必须一步到位呢？西方对己宽对人严的双重标准，先生你认为合理吗？
还有这位先生说：“如果当时的非洲当权者不将与自己同宗同族同肤色的同胞当作奴隶的话，美国的白人到哪去买那么多的黑奴呢？如果当时中国的人文环境能接近西方，中国人会飘洋过海到地球的另一边去出卖苦力并在合同期满后宁可忍受“排华法案”的歧视也不愿意回到自己的祖国吗？”总之，西方的历史局限，那是因为当时世界上所有非西方国家的自由、民主和人权状况不好造成的。真够理直气壮啊！买黑奴是因为有卖的。用此推理，“向中国推销鸦片是因为中国人喜欢吸毒，请问他们贩运奴隶全是买的吗？有没有强行绑架的？在回运途中的非人道待遇，招致奴隶死亡的不在少数吧！他们那不是干了赔钱的买卖？这种倒因为果的辩解逻辑，实在不敢苟同。
说到去海外谋生的中国同胞即使受到迫害也不愿回国，这不正说明中国的发展比西方落后了几百年，同时又遭受西方列强和本国封建势力双重压迫的悲惨境遇吗？东方的落后不会成为西方野蛮行为永远占据道德制高点的理由。
（四）东西方对实现自由、民主、人权的不同理解和发展道路
自由、民主、人权确实是人类不断追求的东西，但东西方有着不同的理解，在西方人看来“一人一票、普选、政党轮替”就是普世价值，在实现的步骤方面必须一步到位，立即无条件执行，不准你强调本国的国情，否则就是不民主的异类。就要在国际社会中口诛笔伐，有的还要受到武力制裁。
这位先生又说了：“中国只看到与西方在科学技术上的差距，认识不到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的落后，更觉察不到后者才是前者的根本原因还情有可原的话，当今的中国人还继续排斥西方文明的核心，拒绝将自己纳入普世价值的世界轨道。实在是又可怜又可悲又可气了。”，“如果说当年的白人只将自由和平等的权利赋予给白人，那我们黑人，华人，为什么不在自己的国家里，在自己的土地上，将自由与平等的权利授予给自己呢？”总之一句话就是你们不接受“一人一票，政党轮替”这么好的普世价值，不但可悲，而且可气。你们埋怨西方把民主只给白人,不给黑人华人，你在本国给自己呀!”。第三世界很多国家按西方的说教办了,看看效果,不对了！经济方面总是不见起色，有的国家还内乱不断，一国分成几帮，相互攻击指责。还有的国家，落选的一帮不服，发动群众静坐，逼当选者下台。换了以后，下台的一帮还照此办理，百姓可就遭罪了。中国人没听西方的，中国只学习西方渐进式发展的历史经验，没有听信他们“普世价值”的说教，事实胜于雄辩．中国人已经走完西方人的第一步，就是先把经济基础发展起来。中国还要走西方的第二步。通过逐步发展，中国将要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模式。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
（五）国际话语霸权和各个国家的国内的舆论管制不能混为一谈。
这位 陈 先生对西方搞话语霸权主义的批评极不满意，说这种指责是贼喊捉贼！因为任何人在西方都有表达自己思想和言论的自由，没有谁能搞真理垄断，或是搞所谓的“话语权霸”。真象到底如何？请看以下事实。
西方经过多年经营，掌握了民主、人权的定义权和解释权。经过西方媒体的多年鼓吹，从学者到民众，形成了千篇一律的共识：“西方的一人一票，政党轮替是民主、人权的标准模式，不遵守的国家必定是违反“民主”和“自由”的，是侵犯“人权”的；西方世界的价值观是“普世”的，因此侵犯这些普世原则就是违反世界和平；西方打击这样国家就是维护世界和平。为了西方利益，准备搞垮某国政府时，首先制造该国的“民主”、“人权”方面的恐惧气氛，把对方妖魔化，通过媒体群起的轰炸报道，取得西方民众的广泛支持，以达到同一声音的效果。按照他们解释的民主定义，对各国复杂的社会性信息进行筛选、裁剪，再用“据说”、“不愿透露姓名的权威人士”等词语遮掩其虚假信息来源进行欺骗，张冠李戴，移花接木更是其常用手法。后来真像大白已经是时过境迁，反正当初预期的效果已经达到了。西方对南斯拉夫和伊拉克就是这么干的，他们又想对中国也来这一套。2008年他们利用达赖扇起了一股反华妖风，西方媒体全部不约而同地把矛头对准中国。真是黑云压城。他们不懂得中国。大一统思想是中华民族几千年传承下来的重要文化元素，是扎根在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意识，是任何力量也撼动不了的。中华民族有极强的凝聚力，特别是当外敌入侵或发生重大天灾时，这种凝聚力就会以排山倒海的气势迸发出来。当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时，为什么没有像对非洲那样，以直线划界瓜分中国呢？德军司令被风起云涌的自发的民众反抗浪潮惊呆了，直接面对这些“暴民”还不如由“满清傀儡”作为西方的代理更为有利。再看今年面对西方利用藏独闹事掀起的反华浪潮，四川的地震天灾，海内外中华儿女空前地团结起来，反驳西方媒体的网上浪潮是西方完全没有料到的。保卫北京奥运会，支援灾区这两大事件极大的提高了中国人民的素质和精神境界，因为中国已经不是八国联军进北京的那个时代了。
从对南斯拉夫、伊拉克、和中国的这些事实充分说明：“我们西方定义的普世价值就是真理，你不遵守就可以打你”这不是话语霸权又是什么呢？
这位先生又举出一些事例说明西方可以随意表达意志，进行各种游行示威。在中国就不允许。这又一次说明民主、自由是有时代的局限性的。在西方处在资本主义初期，正在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出现很多社会问题，并危及国家时，他们有那么多自由吗？现在他们已经进入民众已经富裕，各方面都比较稳定的时候，人们不论表达什么诉求都不能动摇其国家的根基，他们自然就不在意，还可以显示其民主程度。如有人对西方的“普世价值论”提出质疑，恐怕就要遭到围攻了。如前所说，西方的战略家把弱国或小国整得非常悲惨，在世人面前还理直气壮，使弱者还无法反驳。他打了你，“理”还在他的一边，被打者还要受到谴责。这是弱者没处讲理，也讲不出理的世界。西方人民大众为什么不主持正义呢？高素质讲文明道德的西方民众从未意识到西方国家的非正义举动，在他们享有经济、政治、文化现代化成果时，就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的政治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他们价值观就是普世价值。其政府向别国强制推行其价观和政治制度是给那里的人民造福，为当地人民送去“民主”和“人权”。只有在其子弟伤亡太大，财力消耗过高，影响了大家经济生活时，才会发生反战活动，反战不是因为其非正义性，而是认为政府的出发点是好的，只是干了一件得不偿失即不合算的事情。在话语权一边倒的威力之下，在西方价值观的熏陶下，西方民众没有判断正义与非正义的能力，即使有也是极为稀少，声音微弱。
这位先生对中国的一些指责，要中国进行反省。你可知中国是在何种情况下谋取生存之路的吗？当西方已经进入坚船利炮的工业化时代，中国还处在封建皇帝自我陶醉的时期。西方列强把中国打翻在地，从此开始了追赶西方的艰苦奋斗历程。首先中国得站起来。满清政府屡战屡败，一败即降，割地赔款。后来中国人学会了，也来个屡败屡战，不怕牺牲，持久坚持，终于站起来了，还要在世界站稳脚跟。朝鲜停战协定生效后，中国做到了。中国要生存，要发展工业，没有西方人那种野蛮积累原始资本的条件，只能是节衣缩食搞建设。西方声言利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和平演变策略颠覆中国。在此凶险的国际环境下，大家生活非常困难条件下，社会矛盾很多的情况下，去搞什么民主化，国家即使不四分五裂，恐怕在经济上你也直不起腰来。所以民主集中制或中央集权制是中国前30 年挺直腰板的保证，虽然有一些失误也是难免的。何况中国几千年积聚下来的封建思想意识，还在不时地进行干扰。官员们的大老爷意识劳心者治人的意识还很强烈。在这国内外的环境下发展经济该是多么的不容易。改革开放后中国有了长足的进步。在言论自由方面和以前不可同日而语。中国一直强调的舆论导向问题对于正在发展中的国家，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矛盾很多的国家，为了稳定和谋求发展是必须强调的，不能让西方媒体利用国内矛盾进行挑拨，以掌控国内民众。这也是时代的局限性。既然 陈 先生要人们谅解西方历史时代的制约，那为什么不谅解中国人所受到的历史时代的制约呢？因为中国比西方还落后一大截呢。你 陈 先生对野蛮资本主义时期的西方和在百年屈辱中艰苦奋斗的中国采用双重标准，是何道理？
从以上分析想一下，究是张维为对西方无知，还是这位批评张维为的 陈 先生对西方和中国都是如此的无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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