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6日夜间至27日凌晨，昆明市五华区发生“群体事件”，导致10多人受伤，多辆汽车损坏；公安机关将现场涉嫌“打、砸、烧”的40人拘捕。事件源自城管暴力对待一位年纪较大的摊贩，引发群众强烈不满，终致冲突升级。这新闻好像是旧闻，关于城管与摊贩乃至民众发生纠纷引爆冲突的事件，我们已经感觉疲劳。暴力为正常社会所不容，但我们却仿佛找不到遏阻的办法。
尽管如此，议论还是十分必要。相关新闻通报中，事件的过程是这样的：摊贩占道经营，城管正常执法，50多岁的摊主杨胜秀“在拉扯中倒地”，不明真相的群众围观，引发冲突，执法者保持克制。而据媒体采访多位目击证人，却是细节迥然有异的另一幅图景：城管要对占道经营的杨胜秀罚款，杨交不出钱欲离开，一名体形偏胖的城管上前就将她的三轮车推了个四轮朝天。毫无防备的她倒在地上，翻过来的三轮车压住了她，从三轮车中滚出来的液化气罐砸在她的头部，致其昏迷。围观群众要求城管把老人送到医院，可城管上车就要走人，群众围住了城管的车子。城管一直不愿意送老人去医院，后来才发生了砸车和把车子掀翻在地的事情。在这里，人们不难看出，首先是公权力的施暴，公民们路见不平，群情汹汹，才导致这场“群体事件”的发生。事实上，被拘捕的那40人，如果毫无血性，没有任何正义感，碰到这种事情冷血地走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就必然不会到大牢里走一遭。
关于这种判断，有一个网民在网络上披露了他的亲身经历，可以佐证。“过年前我曾亲眼目睹在菊花村一个20十多岁的城管打一个40岁左右的女性小贩，小贩被打倒了城管还在用脚踢，我们看不下去，大叫住手，一开始我们过路的就几个，城管看到人少就冲我们喊：再叫连你们一起打，好像要冲过来的样子。真是太生气了，我们过路的几个男的（我一个也不认识）就一起朝城管冲去，去打那个打人城管，这时有20个左右城管也从另一边跑过来，还好参加的群众越来越多，男男女女可能也有一两百人，城管才不敢打我们，我们追打那个打人城管不过两三分钟就有警察来保护城管！我就纳闷了，城管打人时就没一个警察出来保护群众，一但城管出事他们就马上出现！后来听说城管和警察是一起出动的，只是警察在后面，一但有人反抗他们就冲出来保护城管！唉，昆明的执法部门真是蛇鼠一窝！！”
媒体对昆明市五华区“群体事件”进行了一番现场回放：晚7时许城管在执法时导致一名老人受伤，但在民众的传言中，变成了“城管打死人”，于是导致了大范围冲突事件发生。记者赶到位于北市区银河大道旁北仓村事发现场时，多辆警车及城管的车停放在周围。数百人围着一辆微型货车大叫“打人的城管人员就在车里”“凶手出来……”；随后，警察拉起了警戒线。不时有石块、砖块从人群中飞出，砸在微型货车上。有十多名身穿制服手持盾牌的人，进入警戒线后围住微型车；车门打开后，；有3名城管队员从车上下来，其中一名为女性。这时，人群中有人喊，“不能让他们走！”随后，大量石块便飞向城管队员。一名城管队员头部流血，在同事搀扶下，准备上车离开。一群人冲过来试图拦截城管队员离开，接着，几名身着制服的人转身与一中年男子发生冲突，现场顿时一片混乱。然后约有100余人一边追赶一边扔石块，其中还有几名是年轻女子。一辆警车被人掀翻在银河大道上。有4辆写有“综合执法”及“五华城管”等字样的车被掀翻，其中一辆在燃烧。随后赶到的消防官兵将火扑灭。一名手持盾牌的人，跑得慢了点，被十多人打翻在地。“不要打了，再打他就要死了。”其中一人说。
通过上述叙述可知，事态群众并非歹徒，在激愤之下还保留克制，不愿意出人命。而据介绍，被城管施暴的杨胜秀女士，她没有丈夫，还有一个女孩在上大学，自食其力并无任何过错。然而城管执法的行为却很野蛮，一脚踹翻车，殴打杨胜秀，车压在杨胜秀身上，而她也再没有动弹，旁人都以为她死了。更严重的是，城管不管被打者死活，就想扬场而去，和强盗土匪的行径毫无二致，并无视公众的愤怒，被群众围困。警察到场后，却是保护施暴者。在这种明显欺凌弱势、捍卫强权的情形下，民众的怒火才进一步燃烧。人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在实在别无他法的时候，用拳头，用石块（反正是手无寸铁），和武装到牙齿的强权抗争。也因此，40名有正义感的公民，因为“扰乱公共秩序”锒铛入狱。
在这种强权第一的现实下，即使作为“党和政府喉舌”的新闻记者，也不能幸免于来自官方的暴力，惨遭“执法人员”的殴打而入院治疗。报载。3月27日，昆明市五华区政府就“北仓村农贸市场冲突事件”召开新闻发布会；短短五六分钟，五华区副区长李英杰宣读新闻通稿，但通稿中涉及“记者强行穿越警戒线、执法人员依法进行强行处置”的说法与记者述说的事情完全不符。出席通报会的《生活新报》编委王利平当即表示强烈抗议。针对通报中的说法，当晚在现场采访的《春城晚报》记者张扬也发表不同看法，“当时警戒线在拐角的几棵树上，而熊熊（记者）恰好站在没有警戒线的人行道一侧，部分执法人员靠到了路边，推搡了熊熊，让他往后退。熊熊问了句‘你为什么推我？’，对方冲出两三个人，挥舞起手中的橡胶棒朝熊熊一阵乱打。我听到《生活新报》的记者大喊‘那是我们领导，我们是记者’。但是殴打没有停止，记者亮出了证件，对方没有理睬。”后来，昆明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五华分局副局长承认，殴打报社领导的是他们的人。可见，在强权暴力下，他们是不管什么“喉舌”不“喉舌”的，只要看不顺眼，都无一幸免。
但凡有些许能解决问题的办法，谁也不愿意做一个“暴徒”；逼人太甚，只好肉身抗争。当前经济的快速发展，贫富差距的不均必然会加剧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而如果矛盾越积越深却不去想把办法解决那么爆发只是迟早的事。就像昆明的这起殴打城管事件，是群众的愤怒积聚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平日里对城管深恶痛绝的不止是被他们迫害的小贩，就连普通市民也对城管的粗暴和无理痛恨反感，因此一旦有了导火索，群众便会一呼百应，自觉自愿的加入到暴力事件中，造成了这样的后果。城管的胡作非为、恃强凌弱、胡作非为，已导致民怨四起，直接将老百姓们逼为“暴徒”。
城管这个官小权大的称谓几乎成了所有流动小贩的克星，也渐渐变得带有贬义色彩，城管们口口声声地说自己是执法人员，执法者本当为民，而城管们却用辱骂、打人、掀摊、抢东西的手段“执法”，极尽破坏之能事。
有人辩护说，城管也是按“规矩”办事，小摊小贩屡教不改，任再有耐心的人也早已突破极限，而睁只眼闭只眼上头又会责怪他们“办事不力”，极有可能丢饭碗。多为下岗人员的小贩认为城管在砸他们的饭碗；城市管理绩效差，城管的饭碗又要被砸。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城管也并非罪不可恕。然而，人们活在世上，都是为了生存；为了自己的“工作”，就可以将别人逼得无路可走；为了“执法”，就可以用暴力压迫弱势人群；这是哪一家的规矩？！
也有人总结道，千错万错还错在机制上，或者说是错在行政思维上，没有很好地给小摊小贩找到合适的安顿之所。可以说，城管和小贩都是现行决策体制的牺牲品，是缺乏利益相关者充分参与的民主决策体制下，城市决策者忽视民生政治道德的牺牲品。这种说法，似乎还有些道理。
有评论指出，民意对城管正在敌意化；这种敌意，是基于每一个人对生活中发生的各种现象的直觉与判断长期形成的。日常生活中，每当民众与城管等地方政府部门之间发生冲突之时，各种权力间就形成共同体，形成权力链，令民间社会长期处在消极被动状态，一般民众对此既无奈，又不满。这种不满情绪如同在每一个心中装上了火药，遇到机会，这种情绪就会被引爆，从而酿成事端。当城管与商贩之间发生冲突时，商贩是弱者，而城管代表政府权力。当警察出现，将城管保护起来“依法处理” 之时，围观者想到的不是这些城管被法律惩治，而是最终恶意执法者得不到处罚，受伤害的总会是平民百姓。所以，现场的围观者本能的做法是制止警察将暴力执法的当事人带走。所以，围观民众的即时反应有着某种合理性与正义性。当这种即时正义通过暴力方式来表现的时候，权力部门面临两难的境地：强力打压民意，会进一步失去民心；不及时制止暴力事态，则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的事端。因此，各城市与地方政府被迫大规模提高维稳成本。中国各级政府的行政成本本来就居高不下，现在再加上不断提升的维稳成本，地方财政不仅不堪重负，还会因经济力量没有用于百姓的生活保障，而使民意更为不满。这些不满又迟早会对政府形成某种不利影响或助长不稳定因素。政府应放手让民间疏导、温暖民间，维护民间正当权益。
笔者以为，民生从来就与民权紧密相连。在任何时代，凡是民生得到好转的时候，都是民权进一步解放的时候。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民生好转，就是建立在经济体制上，民权得到尊重、人民得到解放的缘故。而30年发展下来，经济上得以解放的民权，遭遇了政治上的禁锢，成为当今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而城管欺百姓，警察护城管，仅仅是政治落后的一种表现而已。经济上得以解放的民权，在推动政治上民权的解放。
以前，发生不少孩子溺水、众人旁观，抢犯杀人、路人冷漠的报道后，在网络世界，总是看到不少网民在叹息：中国这样下去，没得救了。可是，笔者在昆明这次群体事件中，分明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在强权面前，中国有很多挺身而出，不惧坐牢的血性男女；中国也不乏仗义执言的舆论。只要这种正气、正义的存在，中国必然有救。
尽管政府下血本维稳，但每年还是有10万起群体事件；每一起群体事件，都要“依法”处罚大批的涉案公民，多则几百人，少则几十人；而造成民怨的官员，却总是被当局原谅。不知道他们算过一笔帐没有，按每起群体事件“依法”处罚人数50人计算，每年因群体事件而遭到处罚的公民就达500万。而每个公民背后假设有10个亲友，那么每年就有5000万人受到影响。也就是说，当局现在每年将数以千万计的公民推向对立！
现在，是值得当权者很好思考的时候了。中国各级政府的维稳成本越来越高，但是，却不能使社会稳定，原因何在？但无论如何，都不是人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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