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学者秦晖有一个很有趣的理论，叫做尺蠖效应，大概是说：在缺乏宪政民主机制的国家，政府的权力和责任不对等，可以滥用权力而不受问责，因而其依托专制强权，先以“左”的名义抢劫、化平民之私为“公”，再以“右”的名义分赃、化“公”为权贵之私；这样无论政府是左还是右，最终都只是使资产流入权贵的私囊——正如尺蠖这种小虫子，无论是伸还是屈，都是向着一个方向爬。
相应的，秦晖提出了“反尺蠖效应”来形容美国瑞典这些“福利国家”，认为在民主制度下，无论左派还是右派上台都需要靠多数票的支持，人民为了扩展自由而选出右派、却不允许减少福利，为了增加福利而选出左派、却不允许减少自由，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最终会惹出祸来——
“在美国，由于左派右派都要讨好穷人，实现“业主社会”便成了右派对付左派的主要口号。右派对穷人说：左派讲让国家照顾你们，再照顾还不是寄人篱下，我们让你们自立成为业主，不靠神仙皇帝，创造幸福全靠自己！
所有人都当“企业家”明摆着不可能，所谓“业主”首先是指有自有住房。穷人的住房问题历来是美国政治关心的焦点。罗斯福新政的第二年即1934年美 国国会通过了第一个《住房法案》，以后国会又11次立法，为住房保障层层加码。1949年美国《住房法案》：“让每一个家庭能在适宜的居住环境里拥有一个舒适的家”，逐渐成为美国人普遍认同的国策。
美国的“低福利”，无非是覆盖率低(只覆盖最穷的人)。包括廉租公屋、租房券、住房补贴在内，美国的各种福利安排覆盖了约10%的最底层人口，尽管比欧洲国家普遍低，但由于美国经济发达，这样的安排保证穷人有房住基本上已不是问题。美国的住房问题主要是如何让穷人成为房主——这一直是历届政府住房公共政策的重点。尤其在高叫“业主社会”的右派执政时更是如此。
福利制度可以让穷人有房住，却无法让穷人成为房主，即便是瑞典等高福利国家也只能提供公屋。而美国人试图通过优惠按揭贷款来圆穷人的“业主梦”。美国住房按揭的发展趋势是首付越来越低，按揭期越来越长，以降低门槛，使穷人也能贷款。同时还对万一无法还贷的穷人出台了保护措施，如规定即使穷人因违约断供而被银行收走抵押产权，仍然必须允许他们租住，而不能把他们赶走等。
“次贷”实际上是这种趋势的延伸，其主要的“创新”有二：一是“再按揭”，即还贷困难时可以用新增房价做抵押再贷新款。二是“按揭证券化”，即贷款银行可以把这些高风险债权以证券形式卖给其他投资者以规避风险。这两个“创新”使贷款人资质门槛几乎完全被拆除，资质评估也因此形同虚设，同时借款人与直 接贷款行的风险也借“经济全球化”与美元的全球货币地位而被有效地转嫁于全球投资者。短期看来这两招果然可以“扶贫”：据报道在“次贷”泛滥的十年间，美国最贫穷阶层住宅自有率一度从42%增加为49%。”（语出秦晖《全球经济危机的缘由及根本解决之道》，略有删节）
另外，秦晖还提出了“天平效应”，认为人们需要一个权利和责任对称的政府，授予政府权力，然后政府用这个权力为我们提供安全与广义安全 (即社会保障与公共福利)。这个对称可以有不同的选择。有人要政府承担更多责任，相应地愿意授予政府更大权力，这就是“福利国家”，有人担心政府权力大了会损害公民自由，要求严格限权，相应地就不指望政府承担太大责任，这就是“自由放任”。宪政民主国家一般就在两者间摆来摆去，就像一架天平左右晃荡，在一个特定时间到底摆向哪头，由选票来决定，我谓之“天平效应”。高税收就要有高福利，低福利就要有高自由。不允许统治者权大责小、有权无责、国民无自由也无福利。但是也不可能要政府权小责大、有责无权、国民自由、福利都最大化。
秦晖算得上是一个说真话、有良心的右派，他认为福利和自由不能兼得，其实已经认识到了阶级矛盾的根源，但却避而不谈、视而不见，这是右派常犯的幼稚病。因此我要提出自己的进一步思考。
为什么自由会与福利相冲突？
首先，我们要明白美国右派死守的“自由”是什么。是指言论自由等“虚”的自由吗？不是的，言论自由跟福利并不矛盾，何况言论自由是美国宪法所保障的最基本的权利，不足以成为美国右派竞选的筹码。
所谓的自由，是指少纳税、多剥削的自由。帝国主义国家之所以能转型为“福利国家”，很重要的一点是通过增加福利来刺激消费、同时缓解了产能过剩和阶级矛盾；然而高福利必定是通过高税收来实现的，而高税收是一种劫富济贫的手段，必然要减少资本家获得的剩余价值——这种“自由”才是与福利相冲突的。在资本主义国家，高税收其实是对私产的掠夺，而私产是资产阶级最大的自由！
所以，表面上看，“自由”和福利都是有利于美国人民。但其实“自由”（再次强调：不包括言论自由等基本人权）有利于美国人民中的富人，福利有利于美国人民中的穷人。无论哪个阶级社会都是穷人比富人多——或者说被剥削者比剥削者多，在真正的民主国家，如果右派无法保障福利而空谈“自由”，那么无论竞选多少次都只能是左派上台。
美国右派固然也要实行高福利、讨好穷人而上台，却不敢得罪富人、增加税收，因此才设计了次贷陷阱，将风险转嫁全球，拿全球的财富来填补福利亏空。这需要美元霸权来实现，而瑞典之类不具有全球货币发行权的国家，只能在福利改革中不断提高税收，当税收高到一定程度、资本家所获得的剩余价值低到一定程度，瑞典也就成为了“民主社会主义国家”。
由于美国的福利不是由本国的资本家买单，资本家仍然在大肆剥削，次贷危机表面上看是为穷人谋福利而造成的，实质上是资本家一味追求剩余价值、不负社会责任而造成的。美元霸权的支点使美国政府这架天平在劳资双方之间达到了暂时的平衡，其中购买了大量美国国债、为美国提供大量廉价商品的中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旦美元霸权终结，现有福利制度无法维持下去，美式民主这把双刃剑将迫使美帝国主义向瑞典学习，真正走上民主社会主义的改革道路。
至于美元霸权何时能够终结，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大债权国何时开始抛售美国国债、或者这些国家本身的经济衰退而无法再为美国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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