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清明节
清明时节雨纷纷。这话再一次被证明的确是不错的，不但一向雨水充沛的地方如此，就是云南广西那几个干旱了几个月的地方也星星点点的下了雨，总算是没有辜负时节。我们祭奠先人，泪水总是难免的，老天爷也许是被人间的这份亲情所感动，陪着洒一把泪也未可知。
每年清明最思念的是我那远逝的父亲，今年是他老人家离我们而去的第二十个年头，思念之情更是萦绕于心。
父亲之死豪无壮烈可言，二十一年前被查出患肺癌，虽然极力医治，终究回天乏术，一年以后，撒手人寰，去世的时候，70岁还差数月。
父亲死于肺癌，许多人认为是因为他一辈子抽烟所致。其实，早年在四川涪陵山区打游击的时候，营养严重匮乏，山区恶劣的气候环境，加上根本就没有医疗卫生条件，年纪轻轻就感染了肺结核，而且长期没有医治才是根本原因。
解放以后，父亲才有时间有条件医治肺结核，也的确是治好了。结核钙化了，许多年没有复发。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身体的抵抗力下降，那些钙化了的病灶居然发展成为癌症。
二十一前，在查出父亲患肺癌的时候，医生就明确说过，他的肺结核病灶，是诱发癌症的基础。
父亲，原名邓英贤，1921年出生在四川广安县（现在的广安市）一个大家族。
年轻的时候就读于重庆“中国公学”，并且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当时学校总支书记。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女共产党员江竹筠（江姐），是父亲的同学、同志。由于江竹筠时任支部书记，所以，她实际上还是父亲的部下。
已经不记得是哪一年，《红岩》杨益言罗广斌，当时此二人在重庆市委负责宣传工作，业余时间完成了小说初稿，并且已印出了样书。
为了防止革命历史的错漏，特将样书寄了一本给远在武汉的父亲。在样书的扉页上面杨益言罗广斌二人亲笔签名，同时还附了一封信，内容是说，为了尽可能的还原历史事实，希望父亲能够有所建言云云。
这本书寄到后，父亲叫上几个朋友到家里来，一边喝酒一边谈论着那些书里面的情节。
我有两个妹妹两个弟弟，但是只有我有幸被允许和他们同桌吃饭，所以也只有我听到了父亲从来也没有说过的革命故事。可惜的是，我当时也还太小，十几岁的孩子，对于桌子上面的菜的兴趣更大一些。
不过，父亲的故事仍然令我激动不已，平时那个严厉的父亲，突然高大起来，成为我心中无限崇拜的英雄。
父亲在重庆“中国公学”参加共产党不久，曾经和一批革命青年，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奔赴延安投身抗日。一行人为了避开国民党政府的拦截，打算步行走山路。
他们走了一些日子，到了四川北部，经过一个小镇。因为见当地有些特别的民俗，同学中有一个人，拿出照相机准备拍照留念。那时照相机还是非常少见的东西，尤其是在那些大山深处的穷乡僻壤。于是，被人向地方政府（国民党政府）举报，说是有人用枪----山民把照相机当枪了。
于是他们很快就被抓进了监狱。幸亏后来重庆党组织援救及时，加上并无其他证据，在关押了一些时候，全体获释。
国民党政府当然怀疑学生们是准备去延安的，但是苦于抓不到把柄，只能不了了之。
父亲曾经说过，终于没有能够去到延安直接参加武装抗日，是他一个很大的遗憾。
回到重庆以后，父亲奉命去涪陵山区组织地下游击队。游击队很快组织起来了，父亲被任命为游击队政委。就在那时，父亲不幸患上了肺结核病，在那样的环境里，根本没有治疗的可能。
党组织为了保持和游击队的联系，在涪陵山区的边缘设置了一个交通站，以铁匠铺为掩护，有夫妻二人做党的交通员。
内战期间，国民党大力围剿游击队，经常开大部队进山武装剿灭。但是，由于有党组织的正确领导和广大人民的坚定支持，游击队仍然能够发展壮大。
不幸的是，在一次围剿中，铁匠铺被暴露，铁匠在逃跑时被打死，好在其妻幸免于难，得以逃脱，去了延安，此人后来嫁给了陈伯达。在后来党组织审干的时候，她还为父亲写过证明材料。
父亲去了涪陵游击队以后，便和重庆原来的大部分同志失去了联系，或者严格的说是断绝了联系，那是当时革命纪律的要求。
党组织的联系仅仅只有董必武同志一个人，好像他那时是地下市委的负责人。
由于交通站被破坏，父亲只能自己赴重庆直接听取地下市委的指示。但是当时情况已经相当残酷，国民党对于共产党的围剿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大量的共产党员被逮捕被杀害。
父亲在接受了市委新的指示以后，迅速返回涪陵山区。可惜的是，在父亲在重庆期间，由于游击队没有得到党组织的及时指导，很快就被国民党军队打散了。无奈之下，父亲只得再一次回到重庆。
重庆市委告诉父亲，国民党政府已经通缉父亲，重庆是不能呆了的。不光是重庆，就是国内其他地方也不能呆了，唯一安全的地方就是想办法去香港。而且要快，越快越好。
党组织做了安排，当晚就必须离开重庆。
父亲没有亲兄弟，只要一个姐姐，也就是我的姑妈邓惠贤。许多年以后，我这个姑妈还给我讲过父亲和江竹筠等人在她家里开会，她坐在门口望风的故事。
父亲知道他离开重庆就有可能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姐姐了，他有些不舍，于是去了姐姐家，姐姐当然不知道其中缘故，给父亲做饭吃了以后就让他睡在家里，她有个小叔子，也就是我姑父的弟弟，当时住在他们家，是在一家工厂做工，每天要很晚才回家，父亲就睡在他的床上。
父亲知道，这里也是不能睡的，危险时刻可能降临。等姐姐睡着了，父亲写了一张纸条留给姐姐，就悄悄地离开了姐姐家。
姑妈后来告诉我，父亲的纸条是这样写的：“姐姐，重庆我不能呆了，我走了，以后情况好了，我会来看你的，再见！”这张纸条放在枕头下面。
事情果然如父亲预料的那样，由于邻居的举报-----那时举报共产党人是有奖励的----警察深夜冲到姑妈家，将下班回家睡觉的小叔子抓走了，因为年龄差不多，警察把人抓错了。父亲也有惊无险。好的是，因为警察以为抓到了大共产党，邀功心切，顾了抓人忘了抄家，不然，父亲的那张纸条也肯定被抄走了。
父亲被党组织安排在当天深夜上了一条很大的货轮，是原美国支援中国抗日战争的登陆艇改装的。父亲被像货物一样“装”货仓里的一个角落。
那时，长江航行条件远不如现在，很多地方不能夜航，从重庆到上海需要十多天的时间。在一个密封的货仓里呆那么长的时间，的确不是容易的事情。
吃饭，只能在他的同志值夜班的时候，悄悄地送给他，那么有一顿无一顿是当然的事情。而且在密封的货仓里，大小便也是严重的问题，据说，也只有憋到同志有机会把他弄上来解决。
就这样，父亲总算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在同志们的帮助下到了上海。按照重庆党组织原来的意见，是应该从上海走海路去香港隐蔽。但是，上海的斗争环境明显好于重庆，白色恐怖没有重庆那么厉害，加上上海迫切需要干部，在上海党组织的挽留下，父亲就留了下来，参加了上海的地下斗争，一直到解放。
据父亲说，只有到了上海以后，他才开始治疗肺结核。解放以后，他有了更好的治疗条件，国家还多次给他疗养的时间，这样总算把肺结核彻底治愈了，所有的病灶全部钙化，按照医生的说法是彻底的好了，事实上，在以后的几十年内，他的确没有再受肺结核的折磨。
但是，就是这个表面看似乎已经老实了的肺结核，却在慢慢的变化。而且变化得十分的危险，最后竟然发展成为癌症，终于还是夺去了父亲的生命。
父亲走了，庆幸的是，他走的时候没有承受什么痛苦，很安详很平静。这是我们唯一的安慰。
父亲走的时候，是1990年，和当时大部分共产党人国家干部一样，他是“干干净净”走的，没有留下任何财产。房子没有一间，存款没有一文。他活着的时候，经常说的就是：“赤条条来，赤条条去”，他的确是这样的。
又是清明，我记忆里的父亲仍然是那个严厉的、清廉的、正直的父亲。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