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说过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打倒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一是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右派及挨整文人们所污蔑的是为了权力斗争!
左派称之为,反对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反对修正主义。
其实文化大革命的精髓就是文化革命,革中国传统文化的命,革西方文化的命,塑造崭新的可以引领中国辉煌一千年的新文化。
其目的“培养出有高度政治学悟的、全面发展的亿万共产主义新人。”就“能够进一步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能够更快地铲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
不明白这一点,就难以理解毛泽东为什么是千年才出一个伟人。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影响中国文化基础的两个巨人,孔子,毛泽东。孔子构建儒学,影响了中国前两千年,毛泽东建立了“反”论,将影响中国后两千年!
中西传统文化及弊病
一个社会要起码满足两点,一,社会稳定,二,社会发展。
任何社会文化都基于这样两种状况,一,人必须以社会形态存在。二,人有千差万别。
一个稳定的社会要求:人必须以社会形态存在,就要设法尽量消除内部冲突和矛盾,成员之间和谐相处。人有千差万别,就要设法把社会成员之间差别造成的冲突化解到最低程度。
儒学为此做了两点:一,提出泛义的“仁爱”,以符合第一种状况。二,为解决第二种状况的矛盾,采取了承认等级的合理性,并自觉遵守社会等级。为此儒家选择了涉及政权和社会稳定的几个最主要的等级体系------以官职尊卑、以长幼为序,后来又增加了男女主次的三大体系。也就是所谓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和谐的实质就成了,一,对待不同的等级要安分守己;二,对相同等级要谦让和睦。
儒学符合历代统治者社会、政权稳定的需要,经过几千年固化,“和”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渗透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并对社会、政治产生着深刻影响。
影响主要有三点:
一,民众对压迫的承受能力大大增强,为了“和”民众不轻易反抗统治者的压迫,社会矛盾要积累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才会突然爆发,造成中国社会一次次毁灭性巨大震荡。
二,丧失了社会正确发展方向。是非标准不是以实际情况决定,而是由“君、父、夫”等权威来决定,无论对错,“臣、子、妇”都要无条件服从。而中国历史几千年,根本不了解民情的“君”决策错误层出不穷,几千年中国科技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也在于此。
三,人情泛滥,丧失社会正常评价体系。和为贵使人们丧失了判断社会行为正确与否的标准,人情可以替代制度乃至法律。其结果裁判吹黑哨,垃圾论文堂而皇之被通过,毒奶粉配方可以获得国家科技奖,提干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人情院士、人情教授滥竽充数,十三亿人,竞拿不到一个诺贝尔奖。人情执法、人情评判使一切社会行为事非不分。
四,腐败严重。承认上级的绝对权威,同时奉行和为贵争为耻的道德标准,地位越高的人越没有约束机制,民众无权干预也无理干预,眼睁睁看着官员腐败。失去监督的权力导致严重腐败。严重腐败又导致政权更替,社会动荡。
以上弊端严重阻碍中国社会的发展,使中国在封建徘徊数千年之久!
西方文化。
西方文化理论上建立在达尔文进化论基础上,承认优胜劣汰的合理性,否认固有的等级,崇尚竞争,利用法律来保证竞争的公平性。这种体系又承认私有制的合法性,因此不得不维护贫富的差别和等级,使竞争一开始就离开了公平的轨道,成为一个承认以贫富为等级,辅以貌似平等自由竞争的社会文化,而不是实质上的自由平等的竞争。
西方文化体系的弊病为:
一’,富人可以通过财富影响社会、政治,进而维持富人特权。维持不平等的社会制度。
二,没有宏观控制的竞争导致社会盲目发展,社会容易走入岐途,其结果往往会引发巨大的社会动荡,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发生的经济危机,其根源就在于此。
三,社会评判标准的依据是价值,富人可以利用手中的巨额财富,改变影响社会评判标准的公正性。
四,基于西方文化的民主制度,效率相对较低。
毛泽东的“反”论
基辛格回忆录动乱年代也有一段写道:“毛在1966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其目的恰恰是为了铲除现代社会中不符合中国特性的东西,为了打击西方的影响和官僚主义化,以免中国堕落和被纳入世界普遍的文化之中。这场革命所要反对的是共产党本能的东西,是他的人民的传统,是他自己灵魂深处的东西。
“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千条万绪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反”论的精髓就是造反,造帝国主义的反,造世界霸权的反,造当权派的反,造反动权威的反。
通过造反,不但推翻人剥削人的制度,还要推翻以官尊民卑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金钱决定等级的、武力决定等级的西方传统文化。建立民尊官卑,劳动光荣,剥削可耻的新等级制度。
他坚信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人,是主宰世界的主人,人民天生就应该有“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四大自由的权力,要把官员的所有行为置于人民群众的严格监督的光天化日之下,你不想被监督就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下台,就走人。
毛深刻地认识到,民尊官卑的制度不能持久,不深入人心,就一定会“新生资产阶级的兴起”,“官僚与资本的结合”,“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以及美帝国主义主宰下的全球秩序”,“国内资产阶级和买办与跨国垄断资本的合流”,“工人阶级以及贫农下中农重吃二茬苦,重受二遍罪。”
他希望通过文革培养千千万万富有社会正义感,敢于斗争造反,维护人民大众权益,勇于创新,勇于奉献的社会主义新人。
自程朱以来,中国人的灵魂被长期奴役。他多么希望中国人洗心革面,个性解放,恢复汉唐血性,出现无数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杨佳、邓玉娇、荆轲。让他们去打破中国千年传统文化,去挑战全世界强大的帝国主义势力!
毛泽东1967年3月30日说:“中国,就现时说,可以说是在世界上起决定因素的国家。对于革命说来,对世界革命说来,现在的中国是一个起决定因素的国家。什么中等国、大国,如果在这点上比较的话,无论如何,没有中国的作用大。只要中国不倒,中国不变色,世界就有希望。多数地方都修了,都黑了,我们还可以把它重新光明起来,重新由黑的颜色变为红的颜色。何况现在世界各地革命力量或者已经起来,或者正在起来,要革命的总是多数,希望我们给予支持。”
毛在文革中提倡人民关心国事,勇于怀疑和独立思考,鼓励造反和“反潮流”,倡导“四大”和“大民主”,把权威的标准由迷信党组织、社会的集体理性而下放于个人理性。这恰恰是启蒙精神的标志。
在文化革命中,他几乎要求人们破除一切迷信:对党的机构的迷信,对长官(当权派)的迷信,对文化权威(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迷信(今天我们亲眼所见,所谓“砖家”们的所作所为),以至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本身的迷信——甚至包括对毛本身的迷信.他嘲弄林对他的吹捧不过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他反对树立对他的"绝对权威",他认为自己早晚有一天也会“被打得粉碎”——“那又如何?不过粉碎而已。”
在国际上,他不迷信权威,以造反精神打破了雅尔塔两强瓜分世界协议、打破了冷战的两极格局,从而使中国屹立而起成为世界之第三极的人;导致二十世纪后半期的世界地缘政治发生根本改变。
毛泽东不相信西方选举民主,那是散发着铜臭的假民主。他更希望“造反”民主,一张张大字报,一个个大喇叭,口诛笔伐,一场场批斗会,一队队示威者,触及灵魂。任何人只要有理,都可以随时向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发起斗争。
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意义
文化大革命摧毁了解放后效仿斯大林模式而建立的官僚主义体制。把怀疑主义、理性主义、平等主义和个性主义的文化启蒙因素深深地播种到民族的精神中。
毛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以最深刻的历史悲剧的形式,为中国播下了走向全面改革和伟大文化解放的火种。建立新中国是红军长征所播火种的收获,中国千年兴盛一定是文革播下火种的收获。
文化大革命虽然暂时失败了。但是,毛泽东——这个驾驭中国革命彻底改造了中国之人性和生活的人,这个以人民战争的形式领导了二十世纪历史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席卷了数亿人口的伟大国内战争和群众运动的人;这个动员了十亿人民,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以超人之伟力,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试图营造一个前所未有的最终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消灭私有制、实现人类终极平等的乌托邦理想国的人,这个发起了十字军东征以来最伟大的群众行动、使西方势力被逐出于东方的人;这个最终把千万人的思念引向天安门前那块孤独耸立的岩石的人;必将永远屹立于人类历史上千古不朽者的最前列!
今天,在日益发达的网络,在各级信访局门口,在拆迁现场,在下岗职工维权的道路上,在二代农民工身上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文革遗风。
中国要崛起,必须进行思想文化改造,我们必须进行第二次,第三次乃至多次文化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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