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中国是一个宗法社会，治理县以上的主要是各级官僚机构，辅之以宗族伦理；治理县以下的，主要靠宗族论理，辅之以官僚法治。这种治理结构虽然被近代社会不断冲击，但由于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且没有其它系统的伦理可替代，所以一直到民国末，始终是中国的统治核心和骨干。
解放后，我们党为加强统治，清除杂音和异己，统一思想、资源，集中力量搞生产，建设正统的社会主义，将统治链条延伸到城镇社区，细化为街道办和单位；延伸到乡村，细化为生产队和生产组。通过各种运动、宣传和强硬措施，将原有的宗法治理结构及其意识形态全部解释，代之以全新的社会主义治理结构和伦理道德。
于是，许多新的词汇进入了中国人生活，像领导、单位、公社等。领导制代替了家长制，单位取代了家庭，队组取代了家族。以前出门都被问“你是哪里的，谁家的”，后来变成了“你是什么身份，哪个单位的”。全新的统治肌肉在老百姓之间慢慢成长，产生力量。
但是，改革开放以后，此类情形发生了巨大变化。公社被全面打碎，队组作用基本消失，单位大半私化或融入社会，但邓小平却没有像毛泽东那样先破再立，在城乡间建立新的统治结构和道德伦理，而是破了以后就此撒手不管，所谓发挥人的积极性。于是，社会一切物质、意识和道德开始整体松散、倒伏、腐烂。这哪里是窗外几只苍蝇能左右的了的。
更重要的是，旧的统治力量退出，并不意味着没有其它力量觊觎广大城乡的统治真空。于是，伴随私有、发财致富起来的有产富人、恶人和贪官开始在城乡沆瀣一气，并逐渐演生出暴力组织和黑社会，继之而起的是人们的更加自私、冷漠和浮躁，继之而起的是西方宗族的广泛入侵，继之而起的是整个社会的日渐沦丧。
还有个但是：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建国60年，改革开放30年，我们党从来不敢认真比较反思一下我们究竟做对了什么，做错了什么。是路线问题，还是方法问题。从来没想过道德问题的背后是深刻的社会体制、经济结构等问题，不是简单的开展“八荣八耻”这类小学生活动就能解决问题的。现当今，上层一味沉浸在自己制造的繁荣现象中，有意无意忽视深层问题，得过且过。你不去讨论别人会去，你不反思别人会去，一但别人去反思反省了，弄清了，明白了，谁还跟你继续往前摸石头？你不怕被蛇咬，我还怕被鳄鱼给吃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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