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和学者报私仇是可耻行为
文/安庆仁
政治家从来不以成败论英雄，因为政治家的胜利更多的原因是时代使然，当政治家的思想与时代合拍或曰他的见解符合老百姓的意愿，他必然就会成为赢家，反过来，他的见解如果不符合老百姓的意愿，他必然就会成为输家。无论多么伟大的政治家，一旦历史发展的趋势逆转，他也没有回天之力。
政治家的成败如果用中国哲学来解释，就是天道的轮回现象，得道者多助故而获胜，失道者寡助故而失败。正因此，历史上无数雄才大略的伟人，只因陶醉于自己的宏图大志而忽略了民众的感受，最后竟以悲剧收场，例如：雄才大略的拿破仑，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一时席卷欧洲，但最后竟惨死于孤岛科西嘉。“此生谁料”，正如陆游语。
另一位英主丘吉尔其实比拿破仑还惨，拿破仑至少品赏过胜利的喜悦，而丘吉尔还没有来得及品尝，就被哄下了台。中国的蒋介石先生，在伟大人物群体中也应该有一席之地，与拿破仑和丘吉尔一样，蒋介石也曾经深得民心，当年出师北伐他只有十万兵，但攻城略地势如破竹，不过半年时间，横扫中国。问原因何在？答曰：得民心者得天下。
反过来也同样成立，失民心者必然失天下，无论拿破仑还是丘吉尔，抑或刚愎自用的蒋介石。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人虽然失败了，却没有人泼污他们民族英雄的形象，包括他们的政敌，对他们英雄的一面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且有意识的维护他们的人格魅力。这其中最有典型意义的就是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一对宿敌，虽然彼此又没齿之恨，但只是在政治层面丑化对手，而涉及个人私生活的问题，二人则绝口不提。
事实上，发迹于上海滩十里洋场的蒋介石，在私生活方面有太多可以挖掘的话柄，如果毛泽东想搞臭蒋介石，只要放开一个口子，其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绯闻艳史，根本轮不到唐人写《金陵春梦》，大陆的文人骚客们也遭弄得洛阳纸贵了。可以说，毛泽东的人格魅力在这里显现的淋漓尽致，他坚决反对文人们用这种手段编排自己的宿敌，据说，为此他还下过一道禁令：等我死以后，你们再写蒋介石，连我一起写。
因为有了毛泽东的谕旨，那么多对窥探名人隐私极为上瘾的大作家，解放后挖空心思要给蒋介石“树碑立传”，最后都不得不忍痛割“爱”草草收场。聪明莫如蒋介石，想必，落草为寇的他对此事也不可能没有耳闻。俗话说，坦坦荡荡真君子，嘀嘀咕咕是小人，毋庸置疑，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是真君子，一生中，枪对枪，炮对炮，元旦献辞对新年文告，但绝不用那些下三滥的手段。
这无疑说明，毛泽东跟蒋介石讨还的是阶级仇，但绝不假公济私报个人私仇。蒋介石当年掘毛泽东祖坟，毛泽东胜利后却告诉手下人，一定要保护好蒋家祖坟，文革时，蒋家祖坟被红卫兵破坏了，毛泽东听闻后连连摇头：不应该，不应该啊。后来指派专人处理善后事宜，并特别指出，别伤及蒋家亲属，共产党不搞株连九族。
1955年，唐人的《金陵春梦》从连载正式成书，当时大陆有关部门曾打算出版发行，但随即被制止了，很多文化名流不免有失落之感，其一是错过一次绝佳的机会，竟让唐人钻了空子，当时便有人发牢骚：世无贤人，遂使竖子成名。其二是抱怨大陆不让出版，老百姓茶余饭后不免少了很多谈资。说不好听点，这就是中国文人的窥淫心态作祟，不免让人喟然，是狗改不了吃屎。
1978年，毛泽东过世两年后，《金陵春梦》终于羞羞答答的登陆了，再过些年，《红都女皇》、《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以及美国人写的《毛泽东传》，也在大陆开始流传。正应了毛泽东的预言：等我死以后，你们再写蒋介石，连我一起写。再再过些年，随着文人骚客对江青的抢救性挖掘，毛泽东就成了魔鬼的化身，五毒俱全，坏到了家。
在当年北京的文化圈和沪上演艺界，很多文化名流津津有味的谈论毛泽东及其妻子江青的私生活，说的有鼻子有眼，活色生鲜。在这一刻，他们不再记得自己文化名流的身份，也不再知道世间还有“道德”二字，俨然以为自己就是出没于市井的长舌妇，故而可以东家长西家短的捉弄别人，并从中体验生命和生活的双重乐趣。其实是无耻至极，因为抹黑别人并不能证明自己高尚，反而说明自己心理很不健康。
臧克家说，有的人死了，可他还活着，有的人活着，但已经死了。的确如此，例如，毛泽东死了，死了三十多年了，但老百姓还在纪念他，冒着坐牢的风险。有的人还活着，但老百姓却说，老不死的，你为什么还不死；还有些人，也死了，但老百姓说，你要是早死该多好，那我们就不会吃二茬苦、受二茬罪了。
我们常常说做人要厚道，做政治家和学者更要厚道才行，因为这两种人是社会的标杆，老百姓的眼睛整天都盯着他们，他们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影响着老百姓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他们如果是负责任的，老百姓必然会树立责任意识，他们要是没有责任感，老百姓更不会有责任心，他们要是寡廉鲜耻，老百姓哪里还在意道德，这，正是今日中国社会的现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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