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易中天的“道德”药方
易中天精英近日在《南方周末》和自己的博客发了《睢宁之套与中国之套》一文，好像从弄历史的变成了“道德”家，但开出的药方又好像读了若干年西方资本治国理论的拥趸，受过若干培训的深有远虑颜色舆论制造谋略家……
先不去理论他对官员提出的批评（因为他们中许多人不止是应该受到批评而已），也不去理论他开出的“道德政府管不得”、应由“社会”与“市民社会”来管之药方，对与不对，荒谬与不荒谬。
也暂不去理论他说的“幸运的是，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市场经济。要建设的，就是市民社会了”， 政府的要“为市民社会”“保驾护航”，到底在代表谁的利益说话，政治上有什么用心。
这里，只对他深深埋于文章、内心深处的，那种排除“群众”与“人民”，排除革命“运动”正当性，那种“精英”主义、无意识（或有意识也未可知，本人不敢妄断）为西方舆论张目（为虎作伥）的片段理念，提出一些疑问，谈一点看法。
1、
“群众运动”、“人民专政”，难道有什么不对吗？早些年怎不说，干嘛去了！
“群众”与“人民”都坏了、臭了，都不行，不能“运动”也不能“专政”了；那么，是不是改为“专家运动”、“精英专政”就比较好些呢？易专家、易精英，你真行，这真让草民无话可说了，“万般皆下品惟有精英高”哇！
道德政府管不得，谁管得？草民又不能“运动”、不能“专政”，那要不要管？应该不应该管？又只能看“专家”与“精英”的意见了！
易精英的“社会”设计很不错。横竖都还是你们“精英”们活得舒畅，可惜与老百姓没有关系！
2、
宋朝以后，文官政治昌明，程朱理学兴盛，“专家”与“精英”的意见强大，朝野舆论自“儒学精英”出；此时“百家”早已死净，确实比较好地约束了“政府”，“皇帝”也只能与“精英”结盟。那时，知识“精英”之利害，可从“带兵的”确实不如“弄文的”看出。直至南宋，杀敌的“岳飞”会死于弄政的“秦桧”，GDP与土地均十倍以上于金朝的大宋江山，会沦丧于小小金国之敌手。而且在此之前、之后，也都确实有不少大儒“专家”与“精英”们，在帮忙金朝主子运筹于前、招降于后、持续麻痹“群众”归顺，帮忙治理朝务。与今日的情形何其相似乃尔！
而明朝朱洪武之后，情况大致与此相同。所以就又有了抗清名将袁崇焕，因两太监诬陷、满朝专权精英如温体仁、梁廷栋、钱龙锡、高捷、袁宏勋、史塟辈……乘机寻隙附议，而被活剐冤杀；洪承畴精英叛敌、承欢大顺军，将祖宗交给的知识为敌国大清出谋划策，打败明朝母国……这些专权精英们个个说起话来，可是儒家经典俱在，道理十足，知识一套套的！
中国多知识精英，个个自视高出“群众”、“人民”何止一等？想的都是“达则兼济天下”，出人头地，而“穷”时，也只是“独善其身”，从来不与“群众”、“人民”一伙的。
可惜自从宋朝程朱理学兴盛，知识“精英”取得舆论话语权，“专家”与“精英”挾天子以治天下之后，宋、明两朝，再无汉唐自强气象，让我们看见了“精英”当权的无能与愚昧！
今日知识“精英”们仍念念不忘要讽刺“群众”与“人民”，绝不坐在一条板凳上。誓夺话语权，进而最好是由他们辅政“治天下”，或至少是当权者要听从“专家”的意见，许多事“不要管”，而让“专家”与“精英”们去“管”！
可惜，我还是要说一句，如易精英者，他们人数比例是5%，还是10%？他们有意识和无意识地远离“群众”与“人民”，只是在为了自己的实在利益发言，其舆论制造，与我们草民百姓的生活与利益，又有何干呢？与国强盛，又有何干呢！！！
3、
社会？什么是社会？社会不是人和机构组成的吗？说着怎那么空，不直说……
“群众”和“人民”，已经被排除，不在社会之内……
“社会”二字，怎么听着都象是在说易精英、余精英、韩精英们......
经济上的，早有吴精英、厉精英、茅精英、张精英、樊精英们管了……
他们都不是“群众”，不是“政府”，是“社会”的，当然也是“市民社会的”……
可惜他们只能宣扬外国理念，为外国主子提供有偿的和无偿的服务……
说重一点，他们是与宋朝秦桧与明朝洪承畴一样都在卖国……
而易中天精英有点象那陷害了袁崇焕的两小太监，不识好歹......
现在，政治上的，外交的，法律的，也都已有“社会”精英们在管着了…….
政府也在大力吸收“精英”，有的已经是 “精英”出身…….
因此，“政府”是会听他们的…….
所以，“群众”们，“人民”们，你们就等着一边哭去吧！！！
不知易精英高兴不?
附：
睢宁之套与中国之套
易中天
一，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干部
实话实说，读完江苏省睢宁县主要负责人对《南方周末》记者的谈话，我的第一反应是哭笑不得。这位县委书记和他的征信办主任，实在是太可爱了！他们坦诚，他们敬业，对自己的工作充满热情，对自己施政充满信心，对自己的想法也毫无掩饰。这倒是很像徐州人的性格，有情有义，直来直去。很可贵，也很难得。
然而恕我直言，他们那些理念，却很少有站得住脚的。大多数，只能叫做“似是而非”。比如他们说，应该在道德与法之间加一个“垫片”，让它们“无缝对接”。这个“垫片”，就是政府的行政手段。这话初听起来，确实“既形象又生动”，让人“耳目一新”，很有“创意”。但正如盛大林先生所言，道德与法之间，原本就是“无缝”的。法律管不着的，必然归道德来管，根本就不存在“对接”的问题，又哪里需要什么“垫片”？就算要有，用行政手段来做，你不觉得这“垫片”大了一点，也太生硬了吗？
这样的“创造性理念”还有不少，比如“既要强调民权，又要强调民责”。这事我在《南方都市报》上已经说了，世界上只有“官责”，没有“民责”，因为“政权民授”而“民权法予”。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公民的权利却不是政府授予的。所以，官有责而民有权。人民有权问责政府，政府却只能服务人民。如果“官问民责”，岂非“主仆颠倒”？
还有那个“让官员们‘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也很成问题。毛主席是说过诸如此类的话，但那是对付敌人的。难道睢宁的官员，是“日本鬼子”？当然我相信，书记同志绝对没有这个意思。我们也不能抓住这只言片语就无限上纲，搞“文字狱”。不过我还是想问，这句话“玩笑话”的背后，难道就真没有“群众运动”和“人民专政”的思维定势？
看来，睢宁当局，可谓“满腔热血，一脑袋浆糊”。
所以，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干部。不是政治教育，也不是道德教育，是常识教育。比如未经同意和授权，不得擅自公布公民个人信息，就是常识。睢宁县委书记不无委屈地说，你不能因为我不艺术，就全盘否定这件事。其实，问题哪里只是“艺术不艺术”，恐怕已经是“侵权不侵权”甚至“违宪不违宪”了。这个时候，你就是再委屈，怕也是没用的。
二，道德沙尘暴，应该谁来管
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对睢宁县领导寄予最大的同情。
同情来自对现实的关注。一个不能不让人忧虑的事实是：“道德沙尘暴”已经越刮越凶了。这一点，恐怕大多数国民都会有切肤之痛。因为即便你没有喝过毒奶粉，也难免要吃到地沟油的。于是，一种呼声就会越来越强烈：这事该有人管管了！
这并没有错，问题是谁来管？
在一些人看来，当然得由管得住的人来。像我这样只会写写文章的，屁用都没有。不要说我，就算孔夫子活转过来，也没用！为什么？因为没有实实在在的制约力量，也不能采取强制措施，哪里刹得住车？那么，当今之世，谁最有力量？政府。这是目前中国最强有力的。难怪睢宁县委书记会很有底气地说：如果公权力都靠不住，NGO靠得住吗？
然而书记同志也许没有想到，政府出手治理“道德沙尘暴”，可能会奏效于一时，甚至会迅速奏效（我从不怀疑中国政府的能力）。但从长远看，却是不折不扣的“饮鸩止渴”。
道理也很简单：道德不是法。因此，道德一定是在“法外”的。也因此，如果政府来管道德，必定“法外施法”、“法外行政”。这就必定导致政府“捞过界”，也必定导致公权力的无限扩张。无限扩张以后，又怎么样呢？道德沙尘暴，就会变成“权力沙尘暴”。公民的合法权利，就难免会受到伤害，因为政府的权力已经不受限制了。
或许有人会说，为了治理这铺天盖地的“道德沙尘暴”，我们采取“权宜之计”，先让政府的权力“有限扩张”。等到道德环境治理好了，再让它缩回去，不行吗？
抱歉，不行。第一，什么叫“有限”？边界又在哪里？第二，请神容易送神难。权力既然越过了法律的边界，它还缩得回去吗？更重要的是，第三，政府的权力一旦越界，就必定在治理道德环境的同时破坏这环境。因为道德的堕落，恰恰源于权力的泛滥。没有“真天子”，就没有“土皇帝”；没有“宫中龙”，就没有“地头蛇”。黑恶势力也好，硬闯红灯也好，本质上也是强权政治、特权思想。只不过，是“山寨版”的。
所以，道德这事，政府管不得。
三，睢宁之套，即中国之套
政府管不得的，公民也管不着。因为如果政府都没有权力管，公民作为个人，又哪有这个权力呢？公民能够做的，是管好自己。别人的事，他顶多只能批评，其实是没法管的。孔夫子，不是连他自己的两个学生宰予和冉有，都没能管了吗？
能管的，只有社会，也应该是社会。事实上，我们之所以要有道德，就因为只有组成社会，人类才能生存。为了保证社会稳定，个人安全，人类发明了道德。道德是社会成员的约定俗成，也是社会关系的维系纽带。所以，即便将来国家消亡了，法律没有了，道德也仍将存在。何况，社会恰恰是介于政府与个人之间的“第三者”。政府管不得，公民也管不着的，正该社会来管。社会管道德，名正言顺，理所当然。
可惜，我们缺乏这个传统。或者说，这个传统很弱。秦汉以后，中国社会的结构，是高高在上的皇帝，统治着一盘散沙的草民。处于二者之间，并把他们联系起来的，是官府和衙门。也就是说，中国社会的事，其实一直是官员在管的。所以，政府管道德，在中国有“群众基础”。公民自律，社会自治，则少有人说，少有人知，也缺乏配套的机构和制度。睢宁县委书记说“西方的自律和自治，在中国50年也做不到”，恐怕也是“话糙理不糙”，因为我们确实缺少“市民社会”这个中间层次。
现在麻烦了。政府管不得，公民管不着，社会管不了，我们走进了死胡同。
这当然不是睢宁一县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国的问题，睢宁不过是中国的缩影。所以，睢宁的困惑，就是我们的困惑；帮睢宁解套，就是帮中国解套。
怎么解？只能加强“市民社会”的建设。市民社会来自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讲究“公买公卖”。这就是“公平原则”。讲公平，首先得平等。这就是“平等原则”。既平等，又公平，生意就做得下去。而且，要想长期做下去，你就一要“守约”，二要“守信”。两个都不守，没人跟你玩。这就又产生了“契约原则”和“诚信原则”。体现“契约原则”的，就是法律；体现“诚信原则”的，就是道德。显然，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就是“解套之手”。当然，得是货真价实的。
幸运的是，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市场经济。要建设的，就是市民社会了。这当然需要一个过程，我们必须有耐心。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也不是一点事情都没有。政府要做的，一是保护，二是服务。中国的市场经济是有缺陷的，市民社会更是很脆弱的，很需要政府的“保驾护航”。在这方面，睢宁能不能带个头呢？
是所望焉。
本文刊载于2010年4月9日《南方周末》第29版，责任编辑史哲，发表时有删节，这里是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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