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从吉尔吉斯政治动荡来考虑右派的所谓民主效果

关于吉尔吉斯发生的政治动荡来考虑右派的所谓民主效果

吉尔吉斯，总共四百多万人，如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十三亿人口相比，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大一点的县，或者一个省会那么大的市的人口。

吉尔吉斯在脱离苏联独立之后，它的好处就是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因此最大的头儿就不叫县长或者省长，而是总统。如果按右派的观点，它的人民当然从此就享受着独立民主自由。但是，右派的一个谎言在此破灭，吉尔吉斯的腐败指数是1.8（最腐败是0，最廉洁是10），这说明什么大选之类的东西无法防止腐败。

其实，独立国家的好处，也就是上层，既当头儿的那一层有好处，对下面的人民，并无什么好处。实际上从这次动荡看，人类社会还是越集中管理越好。

比如说，如果如果有一个四百多万人口的地区，比如县或者市，发生腐败，县长成了贪官，和独立国家的区别是，这个县长有上级，上级一旦破案就把这个县长给灭了，还可以从外部再派官过来。而一个四百多万人口的国家，一旦最高头儿腐败，有的人说那就下一次不选他，那还得等到下一次，那国家都被他贪污光了。而且这个时候没有上级，无法解决问题。当然可以通过人民革命来解决，但是代价也是很大的。

此外，政治动荡也是由于军队警察等暴力工具执行不力，泰国现在面临红杉军也是这个问题。但是，一个四百多万人口的小地方，能够养活多少军队和警察？就算是百分之一，也要有四万多军队和警察，即使这样，如果有二十万人要暴动，四万军队和警察未见得是对手。而象我国这样的大国，养的军队和警察的比例反而可以少一些。因为，通常都是局部出现骚乱，那么就可以从外部调入大量的警察和军队。比如说，如果中国有某个地区有五十万人发生骚乱，则可以从外部派入一百万甚至二百万军队，维护和稳定社会治安，当然，不忘了把那个首脑免职换一个称职的。

因此，当前苏联解体的时候，原本吉尔吉斯人民是有两种选择的，一种就是呆在俄罗斯国家内，这样可以享受到大国的好处。但是，俄罗斯一旦采取民主制，各党派相互争斗，谁来照顾少数民族同胞的利益？如果照顾不了，则吉尔吉斯人民照样要受苦。

另一种选择就是已经发生的，就是独立出来自己过，但是缺点就是这个政治不稳定，相互斗来斗去，而上面再也没有上级了，也没有调停人了，军队和警察的人手也不够。问题在于，人民是短视的，总是看到眼前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决策经常就是错误的决策，被少数的上层操纵的决策。尤其是如果一个地区的人民信仰某种宗教的时候，因为信仰任何宗教都具有某种虚假的成份，当然就更容易被某些野心家利用宗教的忽悠来从中渔利。

还是来研究中国的问题，人家吃了亏，中国怎样避免这种吃亏？中国的未来会不会有少数民族被煽动起来搞独立？那是肯定会有的。怎样从技术上对付呢？

两个关键的办法。一个是大规模的政治宣传，要反复地，坚持不懈地进行。要注意到这个政治宣传并不是专门针对少数民族，更关键是的针对多数民族，在中国就是汉族，要在全国范围，而不是少数民族地区，反复地进行民族团结的政治宣传。因为有许多案例就是汉族人不重视这个民族团结，造成的冲突。毛泽东思想始终认为大汉族主义往往是危害更大的。

第二就是要在财政上，或者经济上，要把少数民族同胞都“养”起来，就是说，索性要拨大量的钱财把他们“养住”就行。这里的“养”的意思是带引号的，就是说，从市场经济的角度，你必须承认少数民族同胞搞不出多少东西来“卖”。我们必须承认少数民族同胞在创造价值，尤其是现在市场经济社会的价值方面，是“不行”的，确实不行，就说这个高考制度，少数民族同胞都是不能够适应的。但是，这不过就是市场经济的规则而已。如果不按市场经济的价值标准来看，则少数民族同胞会的许多东西，一些文化上的东西，艺术上的东西，是汉族人所不行的，比如让我骑马放羊，我就没有这个技术，你让我跳新疆少数民族的舞蹈，我也不行。现在的价值一切都用市场经济的“可卖性”为标准是不对的，应当有许多标准，许多的人虽然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创造不了价值，但是他的存在，仍然是有意义的。

另一点就是政策要有“提前量”，要有前瞻性，就是说，不要等到骚乱发生了再去宣传，再去指责，再去镇压。如果发生那样的事情，都是因为政治上的短视而造成的，急功近利而造成的。

例如，假设俄罗斯在1991年解体的时候就有前瞻性，那么，考虑到已经遇到的车臣的情况，自从镇压车臣叛乱以来，有多少人民受苦？经济上的损失有多大？有多少的俄罗斯军人被打死？耗费的军费开支有多大，为了防止恐怖袭击而花的钱有多少？假设所有的这些钱加起来有多少多少亿美元。那么，如果俄罗斯提前在1991年就知道这一点，索性在那个时候就制定一个计划，把所有的这些钱都白送给车臣人民，让他们过好日子，让他们生活稳定，并辅以坚持不懈的政治宣传，那就不会有许多丈夫因为误入分裂组织而被打死，也不会造成许多寡妇们的仇恨。同样也是花钱，这么花和那么花，就是不同。

但是如果当初俄罗斯真的这样花钱，就会有一些混帐们看到社会安宁之后会叫嚣凭什么要给少数民族地区那么多钱？因为事情没有发生，就不象是有政绩的样子。安全这件事情经常就是这样。比如一个大楼做好了一切防火灾的准备，购买了大量防火装置，并进行了大量的防火宣传和演习，因为准备好了，结果火灾几百年也没有发生，就会有混帐来批评说花在火灾上的那么多钱是没有必要的，这领导不是很尴尬吗？

也就是说，做事情有前瞻性，是看不到明显的政绩的。如果中国的政府提前二十年就做好准备导致了后来的煤矿生产事故量全球最低，谁也不会认为这是一个政绩，反而认为这是应该的。

但是，做事情有前瞻性，要有提前量却是应该的。毛泽东这个人就有前瞻性，他就能够在只有三万红军的时候就知道革命一定能胜利。而在1949年解放战争远未结束，还将有歼灭约二百多万敌人的战斗任务的时候，就已经前瞻到了准备大规模建设，并指出一些共产党中在手执武器的敌人面前不愧为英雄的称号但是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他能够在五十年代末就考虑大规模修建大量水库，能够下决心一定要根治黄河，一定要根治淮河，一定要根治海河。他能够在六十年代远在苏联解体之前就宣布苏联是“修正主义的日子长不了”，并在中国开展大量的反修防修活动。他能够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

但是，这些前瞻性的动作，都是经常受到急功近利者的批评的，认为这也没有必要那也没有必要，只要有市场就能够解决一切。

但是，市场经济最大的特点，就是根据行情来做事情，市场本身就决定了它是急功近利的，如果一个投资下去，要二十年甚至三十年才能够收回成本，许多资本家都是受不了的。因此，超长远的投资，只能够是政府做，而且必须顶住一些混帐们的唠唠叨叨的压力。

我们不应当在某少数民族地区发生暴乱之后再想到镇压，在旱灾水灾地震已经发生之后再急匆匆地去救灾，在有了矿难之后再努力地救矿难，永远被动地行动，这儿有火到这里灭火，那儿有火到那里灭火，就算是制造了许多感人事迹，自己也累得够呛，仍然是一种缺少前瞻性的表现。

我有幸曾经和高级的棋手下过棋，我的感觉就是，高级的棋手是具有前瞻性的。比如一开始他把马跳到某一个位置，在我看来好象没有什么用处。但是，再下下去，就发现他的马到处都是口，主要的战略要地都被他的那只马瞄住了，那个时候我才恨透了那只马，但是对之毫无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