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的“私人化”与杂文的衰微
郭松民
——读《中国当代杂文二百家》有感
作为一个杂文爱好者，“杂文衰微”，“告别杂文时代”这样的话题，一直是我无法面对，也无法理解的，直到不久前，我看到了一套《中国当代杂文二百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刘成信、李君、王芳选编），并怀着探究的心情，认真阅读了一遍，我才了恍然大悟，觉得可以就这个话题谈谈自己的看法了。
在我看来，杂文之所以衰微，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自1980年代以来，杂文创作出现了“私人化”的倾向，所谓私人化，就是杂文（以人文知识分子为主）失去了观察时代的宏观视野，而是简单地把个人命运作为衡量时代的尺度，自己生活得好，就是好时代，反之就不好，甚至是“浩劫”。在很大程度上，杂文成了宣泄个人情绪的一种工具，这就不能不脱离普通读者，无法引起他们的共鸣，也无法承担起为时代代言的任务，因此其衰微或逐步边缘化，也就不可避免了。
这个结论有什么根据吗？有的，根据就在这本书里！但由于笔者所写的是一篇短文，所以不可能对全书做一个全面的梳理，而只能挑出下卷中季羡林大师的一篇杂文《血泪书写的见证——我为什么写<牛棚杂忆>》来做一次麻雀解剖。
之所以选季老的文章，原因有三：其一是我所说的杂文创作私人化倾向在这篇文章里表现比较明显；其二是季老被官方和主流知识界所共同接受，堪称当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最后，季老去年刚刚去世，身后备极哀荣，为文化界的一件大事，许多读者熟悉他。
那么，“私人化”在杂文创作中究竟有什么表现呢？笔者将其概括为这样几个特点：曰“怨”、曰“惧”、曰“假”。
先说“怨”。季老在《见证》一文，开篇即道：“我三生有幸，也住进了大院（指“牛棚”，笔者注）——从语言学上讲，这里的‘住’字应该作被动式——而且一住就是八九个月。像十年浩劫这样的‘壮举’，在人类历史上绝对是空前的——我但愿它也绝后——‘人生不满百’，我居然躬与其盛，真是千载难逢，我不得不感谢苍天对我特别垂青、加佑，以至于感激涕零了。试想，现在还会有人为我建院，派人日夜守护，使我得到绝对的安全吗？”
——一股怨毒之气，扑面而来，给人感觉好像是受了多大委屈似的，不过以我读《牛棚杂忆》的印象，则所谓“牛棚”云云，无非是一种封闭式的学习班而已，同为北大教授的孔庆东也对此多有考证，“牛棚”并非地狱，盖可断言。当然，这种学习班似乎不怎么舒适，学员也不怎么顺心，但怨到如此咬牙切齿，好像也大可不必；
再说“惧”。“最可怕的是，我逐渐发现，十年浩劫才过去20年，很多人已经快要把它完全遗忘了。”“我恐惧，是因为我怕这些千载难得的经验一旦泯灭，以千万人遭受苦难为代价换来的经验教训就难以发挥它的‘社会效益’了。想再获得这样的教训恐怕是难之又难了。”
——“文革不能再来”——这是1980年代迄今杂文的一个绝对主题，而理由则主要来自的感性：“我”蹲了“牛棚”；“我”挨了批斗；“我”被下放到了农村……，总之，因为“我”安逸优雅的生活被文革破坏了，所以文革就是浩劫。而对文革理性思考的杂文，可以说是少之又少，为什么“才过去20年，很多人已经快要把它完全遗忘了”？就是因为感性的东西不容易持久，而理性的结论才能经得起时间的洗礼；
比如文革为什么会如此激烈？有没有知识分子整知识分子的因素？文革的口号之一是“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睽诸今天的情况，以院士、教授、博导们为代表的学术权威们垄断一切学术资源，大发“学术财”，且造假的造假，对女生“潜规则”的也不在少数，如此看来，当文革风云乍起，“造反”的学生和年轻教师们对他们有一些不恭之举，似乎也并非全无理由。但是，经历过文革的杂文家们对此反思过吗？检讨过吗？没有。我们透过他们的杂文，会感到他们都是一些纯洁无辜的羔羊，但这样的杂文有说服力吗？
最后说“假”。“我在这里先郑重声明：我决不说半句谎言，决不添油加醋。我的经历是什么样子，我就写成什么样子。”“谎言取宠是一个品质问题，非我所能为，亦非我所愿为。经过了所谓‘文化大革命’炼狱的洗礼，‘曾经沧海难为水’，我现在什么都不怕。”
——这些话真可谓掷地有声，但未必可信。季老自己就说过，他的处世格言是“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不全讲”说明还是有所畏惧，并非“什么都不怕”。
1976年1月24日出版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季老的一篇文章（署名：北京大学教授 季羡林）《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容诬蔑》，季老在文章中，用同样掷地有声的语气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实是非常及时的，完全必要的。在这场斗争中，我们知识分子也获得进一步的改造和提高。”“可是现在竟有人说运动一来，就批知识分子。这倘非无知，即是别有用心。我们要坚决予以回击！”“奇谈怪论的制造者摆出一副为知识分子‘请命’的架势，实则居心不良。”
这些话，不知是真话还是假话？季老从未在自己的杂文里解释过，似乎已经“把它完全遗忘了”。而在文革中能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分明是受到重用的表现，并不像被迫害的样子，这和他在《见证》一文所作的血泪控诉，完全对不上号，不知道哪一篇文章里说的才是真话？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大意这样的话，要做革命文学，先要做“革命人”，因为“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我觉得先生的判断并没有过时。在我看来，杂文要振衰起弊，首先杂文要跳出以个人利害得失衡量一切的狭隘观念，以更宽阔的视野看待历史、看待现实，不能总是带着“我今天得意了，所以要出一口恶气”的心态写杂文。杂文如果甘做晴雯、王熙凤式的人物，睚眦必报，锱铢必较，那杂文是没有什么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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