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资产阶级的产生及其反无产阶级的斗争历程
于泮泉
列宁说，“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为什么要消灭阶级？因为社会上存在阶级与阶级斗争。这个关系一定要理顺：社会上存在阶级与阶级斗争，我们才会提出消灭阶级的任务；而不是相反，不是我们先提出要消灭阶级，然后才有阶级与阶级斗争。有人可能会问，阶级与阶级斗争的存在有什么不好？为什么要消灭它?不是阶级与阶级斗争的存在好不好的问题，阶级与阶级斗争都是历史的产物，也一定会在历史上消亡。所谓“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只是无产者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给自己提出了符合与顺应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的使命而已。资产阶级最早喊出了“平等”的口号，但是，人类最大的不平等乃是阶级的不平等，人类的一切不平等都或多或少地有着阶级不平等、阶级剥削与阶级压迫的影子。不消灭阶级，即使把平等的口号喊上千万年，平等的理想也不会真正变成现实的。如果说最初资产阶级喊出“平等”的口号有着反封建的进步意义的话，在资产阶级已经牢牢站稳了脚跟的情况下，除了“在资本面前人人平等”即等量资本取得等量利润的“平等”是真的之外，其高喊“平等”的口号统统都是用来骗人的。改革开放以来，一再宣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可这个“平等”何时真正实现过或实行过？差一点就被强奸的邓玉娇被“抓捕归案”，强奸未遂犯却逍遥法外——谁能看到这里还有一点点“平等”的影子？即使在网上一片愤怒的呼喊声中，可怜的弱女子也没能换来一纸无罪的判决！要知道，那可是真正的正当防卫，本应把邓玉娇树为英雄才对呀！而那个未死的强奸未遂犯至今也没有受到任何追究！那不仅仅是因为前者是普通百姓，而后者是当官的吗？更确切地说，前者是除了自己的劳动力外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后者则是有职有权的党内资产阶级分子，二者之间的阶级地位本来就是不平等的，在法律面前如何会受到“平等”的对待?! 何况法律本身就是人定的，必然有着实实在在的阶级性。在我国，盗窃上百万巨款肯定要被判死刑，因为犯盗窃罪的肯定是普通百姓，党内外资产阶级分子绝不会去干那些偷鸡摸狗的勾当；而巨额财产来历不明罪只能被判区区三年有期徒刑，因为能有巨额来历不明财产的人十有八九属于党内资产阶级分子，普通百姓谁家能有巨额财产来历不明？即使有，人民警察们也必定会查个底儿朝天不可，变“不明”为“明”的。这里那会有什么“平等”可言？何况有巨额来历不明财产的人，命中注定同工农大众无缘，当属剥削阶级分子无疑。要实现真正的平等，唯有一个办法——消灭阶级。列宁强调“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这就把问题说到点子上了——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都必须始终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则就不是在干社会主义，而是在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干资本主义或其他别的什么主义！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果断地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就是倒果为因了：好像是因为我们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所以才会有阶级斗争，才会有社会的不稳定、不和谐；而不是因为社会上有阶级和激烈的阶级斗争，造成了社会的不平等与不和谐，我们才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方能最终消灭阶级，实现全人类的真正平等和全社会的和谐、稳定。所以，做出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决定，不过是集中全党的力量，表演了一出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荒唐闹剧而已。好像只要你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就不再存在，可以永享太平，安心地去做“稳定压倒一切”的黄粱美梦一样。
三十年来，我们整天能看到的都是这样一个景象：一方面，所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仅仅是说一说、做做样子而已；另一方面，在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上，那可是动了真格的了。即使在美国狂人冒天下之大不韪，炸我使馆、撞我飞机这样至为激烈的国际阶级斗争面前，我们也没有提过阶级斗争这个敏感的字眼，完全违背了大力宣传的实事求是理念；而且全国上下群情激愤，想表达一下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也被压制了下去。还有“3·14”西藏事件、“7·5”新疆事件这样极端激烈的阶级斗争，我们的党和政府也不敢说出关于这些事件阶级斗争性质的片言只语。
那么，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不是真的就不搞阶级斗争了呢？事情完全不是这样。他们要停止的只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却要在“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掩护下，发动一场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且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动一场把无产阶级从领导地位上彻底拉下马来的阶级斗争。
“你说的也太不靠谱了吧？”有人自然要问，“早在五十年代中期，随着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作为阶级的剥削阶级在我国不就被消灭了吗？哪里会又冒出一个资产阶级，并有力量发动一场把无产阶级从领导地位上拉下马来的阶级斗争？”这是至今许多善良人想不明白的一个问题。事实上，答案早就有人告诉我们了，只不过被人们统统忘记罢了。毛主席他老人家不是早就谆谆教导我们吗：“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它里面怎么会有一个资产阶级呢？这当然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很难用几句简单的语言说清楚，但形势又逼迫我们必须说清楚。我在这里只能试试看了。篇幅太长，敬请网友们见谅。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但共产党不是生活在真空里，不是凭空从天上降落来人世间的神物，它是由许许多多普普通通的凡人所组成的，正如人们所说，他们都是人而不是神，因而都有七情六欲，他们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与压迫下，本能地要奋起反抗；在马克思主义的武装下，他们又懂得了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道理，懂得了他们所遭受的压迫是阶级压迫，只有把人民群众统统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强大的阶级力量，以阶级对阶级，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才能推翻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使自己和人民群众一起，获得彻底的翻身解放。因此，他们能够不惜流血牺牲，在拿枪的敌人面前不愧为英雄好汉。但是，三座大山被推翻、自己也的确获得了翻身解放以后，他们的地位变了——当上了大官、中官或小官，完全有机会过上同被推翻的以往剥削阶级一样的生活，且又有了充足的时间思考着自己以后要走的路。这样，他们就在自己从未享有的优越生活环境中，渐渐忘记了无数已经牺牲了的、同自己并肩作战的战友，更忘记了生我养我的广大人民群众。于是，他们不再愿意当普通人，而渴望成为“人上人”，让自己，乃至自己的子孙后代统统永远都过上比以往的地主老财还要优越的日子。可怕的是，明里暗里这样想的，在共产党的队伍中绝不是一个、两个人，而是一批人，是越来越多、不断发展壮大的一批人。就是这些人成了日后党内资产阶级的最初基础。相信不少人都看了电视连续剧《沂蒙》，在剧中于大娘的家里养伤、又受到于大娘一家人舍命保护的那个共产党人，对于大娘一家真是千恩万谢，口口声声解放以后一定会常来看望的，谁知他竟会一去不复返（气得于大娘的儿媳妇在这个人的单位来调查他这段养伤历史时作了不认识他的假证，是善良的于大娘出面澄清才让他走出困境）；还有那对儿将孩子寄养在于大娘家的夫妇，于大娘不惜牺牲自己的亲孙子也要保护这个革命的后代。但这对儿“革命”的夫妇（当然也都是共产党人，而且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竟然也是长期杳无音信，后来，则借口他们在北京工作太忙，派人、派车（多大的派头！）拿着几个臭钱，就想把孩子领走；还有那个于大娘亲生的儿子，参加了革命，出生入死，解放后入了党、做了官后，也要把同样为革命出生入死的结发妻子休了，成了共产党“陈世美”队伍中的一员……正是这些人，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了一起；他们官向官、吏向吏，紧紧地绑在一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组成了一个实力雄厚的党内资产阶级集团。
有人会问，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不首先是一个经济上的范畴吗？所谓党内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政治上的概念，它的经济基础何在呢？这个问题问得好。粗看起来，党内资产阶级只是一个政治上的概念，是一个个党内资产阶级分子因政治上的联系而组成的集团。其实，党内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不仅仅是一个政治上的概念，同样有着自己深厚的经济基础。这个经济基础就是他们都程度不同地拥有对公有的生产资料支配权，他们既可以利用这种支配权为自己及其亲友谋取私利，又可以不动声色地在他们相互之间提供服务，搞货真价实的权权交易。所以，党内资产阶级就是一个建立在对公有的生产资料具有不同程度的支配权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利益集团或利益共同体。这种支配权既可以是直接的（如直接分管经济工作的共产党员），也可以是间接的，如虽不直接分管经济工作，但可以直接影响分管经济工作人员前程、命运的人，以及可以间接影响分管经济工作人员前程、命运的人，还包括可以利用自己手中掌控的其他权力为他人带来现实“利”“害”的人等等。
这样，党内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他们之间在经济利益或经济利害上的联系，丝毫不比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分子之间的联系差，反而比他们更紧密。这就是发现一个腐败分子，往往都会拔起萝卜带起泥，很少会仅仅是单枪匹马的根本原因。除非在此之外还生存着一股更大的党内资产阶级力量起着保护伞作用。
这个党内资产阶级从建国的第一天起恐怕就开始孕育了，只是由于伟大的毛泽东一再告诫、教育，并坚决不客气地杀了刘青山、张子善这两个败类，才使一些人那颗不安分的心不得不暂时收敛一下，但又仅仅是“暂时收敛”而已，一旦时机成熟，机会来了，他们哪里能耐得住寂寞？又会不失时机地蠢蠢欲动了。当然，开始时，他们的胆子还会很小，欲望也不是很强烈，但是经不起轻易就可到手的金钱、美女的强烈诱惑，更经不起糖衣裹着的炮弹的连番攻击，中的糖弹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若不被及时发现（事实上也很难被及时发现），他们就会越陷越深，最终由腐败分子变成为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而那些发射出糖弹的人，最初往往都是货真价实的党外资产阶级分子，党内外相互勾结，狼狈为奸，资产阶级的力量就会日益强大起来。党内这样的人多起来以后，他们之间臭味相投，也需要相互勾结、相互利用。开始时他们可能还须同西安事变时的张、杨（请原谅我比如不当。我这里绝没有丝毫怀疑张、杨伟大民族英雄资格的成分，只是出于想比较形象地说明问题、又苦于找不到更恰当例子的需要）一样先相互试探，后来则逐渐心照不宣、彼此彼此，勾搭成奸、连成一气，随着他们之间联系的范围越来越广泛，联系的程度越来越深、越来越紧密，最终形成了党内资产阶级集团。
我估计，在我国，党内资产阶级形成的确切时间应该是1956下半年到1957上半年这一段，标志是党的“八大”和反右扩大化两大事件。在此之前，党内资产阶级还在娘肚子里进行了一次成功的降生预演——实行军衔制。
本来，我们的人民军队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已经建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根本就没有硬要建立军衔制的必要。我们的军队从1927年建军开始，一直就没有军衔制的存在，我们不是照样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并赶走了日本鬼子、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战胜了武装到牙齿而不可一世的美帝国主义及其带领下的十六个仆从国军队吗？尤其是，我军“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这特有的政治工作三原则，同等级森严的军衔制在本质上就是不相容的嘛！但在孕育中的党内资产阶级看来，这种森严的等级制度恰恰是他们在内心当中急切地需要的。不如此，如何能反映出他们自己与众不同的高贵身份？如何能让下级无条件地绝对服从自己而不受到任何质疑与反抗？显然，这里所能反映的心态完全相同于一切剥削阶级的固有心态。而这个心态又恰恰是党内资产阶级所处的经济、政治地位的合乎自然规律的反映。当然，已经退居二线的毛泽东作为是人而不是神之本性的初次表现，并没有看得那么深、那么远，他坚决地拒绝授予自己大元帅军衔，完全是出自于他坚定的无产阶级一员的本能反映，而不是对军衔制的自觉抵制。要知道，他当时仍然拥有对建立军衔制百分之百的否决权，而他并没有想行使这个权利的表示。但是，对军衔制的出笼过程，毛泽东始终只是知情人而不是策划者，当属确定无疑。而一旦对此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伟大的毛泽东就坚决地采取行动，把军衔制给取消了。而资改派一上台，立即又把军衔制恢复过来。这就让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围绕着军衔制所进行的斗争，的确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一场阶级大较量。我们不能把它的意义看得太轻了。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事实就是，军衔制的实施，切切实实地起到了凝聚党内资产阶级分子人心、积聚党内资产阶级分子力量的作用，为党内资产阶级最终降生来人间做了组织上、思想上、政治上的充分准备。从此以后，因为每一位不是军人的国家公务人员和企事业单位人员都可以比照相应的军衔，找到自己所处的位置，神圣的官本位制度与官本位思想由此在新中国隆重诞生，并将永恒不变。
万岁！
1956下半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行将被消灭。这时，党内资产阶级人物感受到了威胁，随着毛泽东同志主动让贤、退居二线，他们感到已经有力量表达自己的意愿了：就是要孕育阶级斗争熄灭论，以阻止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向自己身上蔓延。但是，“阶级斗争熄灭论”这个词一时还没有想好，又顾及这样鲜明地提出问题，是否会背上马克思主义叛徒的骂名。于是斟酌再三，提出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变成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样一来，似乎就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了，又能有效地对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实在是高明得很。但是，社会是由不同的人们之间以一定的各不相同的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共同体；社会主要矛盾就只能是不同的人群之间的矛盾，而不能是社会制度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社会基本矛盾揭示的则是社会制度内部不同组成部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以及社会制度内（社会生产关系）外部（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二者体现的是根本不同的关系，尽管这两个关系也是紧密相连的。而这两个关系的联系就在于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的突出表现之一，而绝不等于社会基本矛盾本身。所以，“八大”抛出的社会主要矛盾的说法是难以自圆其说的，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一个错误修正。而产生这个理论本身恰恰成为我国党内资产阶级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表明它已经隐蔽而隆重地登上新中国的历史舞台了。
伟大的毛泽东不愧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即使在当时，他老人家特有的阶级敏感性，也已经让他隐隐约约地扑捉到党内这个资产阶级发出的些许信息，使他想到，目前必须搞一次党内的整风运动了，而且应该大开城门，欢迎社会各界广泛地参与进来。
没有想到，整风运动一开始，立刻就遭受到社会上右派分子对党的所谓猖狂进攻，有的竟叫嚷要共产党下台，要与共产党轮流坐庄。党内资产阶级分子一看，大喜过望：机会来了！于是装模作样又故作慌张地向毛泽东报告：大事不好！毛泽东也感到事态严重，认为应该反击。身居一线的党内资产阶级人物觉得拿到了尚方宝剑，干脆使出了浑身解数，抱着同当年的蒋某人“宁错杀三千，绝不错放过一人”一样的心态，开始大打出手了，一下子就定下了上百万个“右派”分子。这样做至少有四大好处：一是可以显示出自己坚定的“无产阶级”（掩盖其真实的党内资产阶级）立场和“卓越”的工作才能与“政绩”；二是可以借机转移视线，逃脱党的整风运动可能给自己带来的种种麻烦；三是还可以把由此可能产生的一切消极后果统统一股脑儿地归罪到毛泽东一个人的身上，而无须承担一丁点儿风险；最后则可以顺便检验一下自己的实力，给敢于冒犯自己的人一个小小的颜色看看，维护自己对全社会的专制统治。毛主席在建国以后发动的针对党内（资产阶级）的第一次整风运动就这样中途夭折了。实事求是地说，关于这次反右扩大化，毛泽东同志由于对整风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准备不充分，对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严重性估计过大、过高，仍是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的，不须任何人“为尊者讳”。但是，应负主要责任和直接责任的人，绝对是身处反右第一线的指挥员，而不能赖到已退居二线的毛泽东身上。所以，这个反右扩大化，是党内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后第一次“卓越”表演，成为其产生的又一个最显著标志。
事实上，对当时右派分子的所谓猖狂进攻，完全可以采取“严肃反击，一个不抓，批评教育，以理服人”的方针。因为这些人的问题，主要还是思想认识问题。他们在民主革命时期，是我们党在中国社会上的同路人，其中大多数在本质上是好的，至少比今天的“精英”分子胜强百倍。他们不是共产党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公开的原有党外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能要求他们同我们工农大众、革命干部一样地认识问题。面对中国三大改造与当时世界的政治经济形势，产生他们那样的想法，一点儿也不奇怪；而他们敢于把自己藏在心里的知心话如实地讲出来，就是对共产党高度信任的表现；何况不久前的三大改造运动，也受到了他们的基本拥护。要知道，这已经是相当地不简单了。这些都清楚地表明，这些人绝不是我们的敌人，其中的大多数都是我们的真心朋友，而且是难得的、同我们党的立场、观点、方法都极不相同的诤友。毛泽东同志不是说过嘛：我们不仅要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一道工作，还要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一道工作，而且还要同反对自己反对错了、并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而认真改正的人一道工作吗?！我看对毛主席的话还可以修改为，即使他们不改正也没关系，只要他们不把自己的言论化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行动，不说鼓动卖国、侮辱人民、反对人民的话（因为那样的话，矛盾的性质就发生质的变化了），我们仍然应让他们讲话。我们没有必要、也绝不应该给他们扣上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正如毛泽东同志讲的那样：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因为人民手中掌握着强大的政权，不怕资产阶级造反。我们党完全应该一以贯之地真诚相信他们，毫不动摇地继续有效地团结他们，与他们一道工作。同时积极组织和动员党的各级组织以及工农大众把右派分子的言论当成难得的反面教材，严肃地予以批判与反击，切实地创造出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借以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提高各级党组织的凝聚力与战斗力，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免疫力、政治觉悟和政策理论水平，并毫不犹豫批判地吸收右派分子言论中的一切积极因素为我所用，帮助我们搞好整党整风运动（完全不应该中止整风、全力反右）。在充分地发挥包括右派分子每个人以及每个参政党集体智慧的同时，也卓有成效地让他们起到对执政党严格而宝贵的监督作用。那样的话，伟大的毛泽东所一心向往的“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将会如期出现，那时的中国将会呈现出一幅多么美妙的情景啊！可惜这一切，都被可恶的党内新生资产阶级搅合得糟糕透顶了。至于中途转变整党的正确方向，搞反右斗争扩大化，正是党内资产阶级产生后，迫使我们党所犯的一个几乎无法挽回的历史性错误。如果说反右扩大化给当年那么多右派及其家属、后代乃至更多旁观者的心灵造成了一定程度伤害的话，那么，它给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自己所造成的伤害更深、更大得多，以致造成了直到半个多世纪之后的今天仍无法完全康复的严重恶果。而今天的资改派与货真价实的右派分子力图要把这笔账完全记在伟大的毛泽东身上，则完全是别有用心，也经不起历史检验的。严格说起来，不是在反右扩大化之前发生了一次所谓右派分子向党的猖狂进攻，而是新生的党内资产阶级利用反右扩大化的方式向党发动了一次猖狂进攻。进攻的结果，使所谓的右派分子和中国共产党两败俱伤，而且比较起来，我们的党组织遭受的伤害更为严重。党内资产阶级一亮相，就不动声色地借力打力，取得了一次决定性的胜利。实在是不同凡响！
有人可能会问，这些右派分子与党内资产阶级不是同属于一个阶级吗？他们怎么舍得对自己同类下这么大的狠手呢？道理很简单，当时，毛主席、共产党、工农大众，三者之间是切切实实的鱼水关系，他们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力量太大了，党内资产阶级如果力保同类，只能同右派思潮一起玉石俱焚。“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他们深谙“舍车保帅”、“舍不得孩子套不了狼”的真谛：只要党内资产阶级自己还在，毁掉社会上资产阶级的一个派别，又可以在社会上造就出一个更大的资产阶级来（党内资产阶级的这一愿望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已经得以圆满地实现了）。何况党内资产阶级人物个个都清楚，我们党有“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我们对这些右派分子们搞得再严厉，也不过对他们来一个相当大的冲击、戴上了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而已，不会让右派分子从此在人间蒸发的（茅 于轼老 先生这个公开的右派分子到了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不是还活得很滋润吗？这同文革中的所谓“三种人”所遭受的待遇可有天壤之别了）。而且通过反右扩大化，可以理直气壮地伤及到共产党自己的阶级基础——个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一些坚贞忠诚的共产党员。党内资产阶级正乐得看热闹呢！同时，资产阶级向来就不是铁板一块的，除了他们在对付无产阶级时可以结成“共济会团体”外，他们之间一直是勾心斗角的，甚至也可能是你死我活的。这就是他们需要两党制或多党制来维护其整体利益的根本原因。如果形势逼迫党内资产阶级不得不对所谓的右派分子统统赶尽杀绝的话，相信他们连眉头也不会轻易地皱一下的——这从他们对文革时期的所谓“三种人”以及参与八九年学潮的学生骨干们的态度就可见一斑了（这是后话，我们将在以后的文章中对此作更深入的分析）。
不久，反右扩大化的恶果不失时机鲜明而及时地呈现出来，从此以后，我们党难以再直接听到真实声音、捕捉到真实的信息了（悲乎！）！众所周知，全国解放以后，出于安全的考虑，毛泽东的人身自由其实是受到严格限制的（毛泽东至死可能也没能明白过来，这是后来成为党内资产阶级人物的那些人，给毛泽东下的一个温柔而又狠毒的套儿：把作为人民领袖的毛泽东同他最信任的工农大众在空间上隔离开来）毛泽东同志本人也显得无可奈何。他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无法同广大人民群众时刻保持密切联系的情况下，主要只能通过指导身边工作人员到基层调查研究了解情况、解决问题。而那些身居一线的领导同志不愿意经常向毛泽东请示、汇报工作，其中不少人不经意间已经不自觉地成为党内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因阶级立场不同的关系，自然也不能向毛泽东汇报真实情况。出于继续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的良好愿望，毛泽东同志就只能依据那些十分不完全的信息去做出判断与决策了（当然，毛泽东自己也是尽最大可能去亲自接触群众，调查研究——但这些毕竟只能是很有限的）。从而这些判断与决策不可避免地会包含或多或少的主观与错误成分。所谓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的出台就是这样。今天看来，三面红旗仍然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那些年间我们取得了那么多的成就就是明证，由于篇幅所限，恕我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今天的资改派和社会上的右派，对这三面红旗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完全是别有用心的。而它所产生的许多不良后果，则大多是党内资产阶级故意破坏造成的。但这种破坏，不是同毛泽东对着干的破坏（他们也没有那个胆量和能量！），而是顺着毛泽东的思路，以比毛泽东更“毛泽东”的办法去破坏。比如，毛泽东讲一大二公，他们就刮“共产风”，搞一平二调、搞大食堂，鼓吹“穷过渡”，宣称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毛泽东提出大跃进，他们就拼命吹牛皮、“放卫星”，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一个党内资产阶级分子说他们的一亩地能打八千斤粮食，更大的党内资产阶级分子就问：“不能打一万斤吗？”，那个小一点的党内资产阶级分子则“信心”十足地回答：“尽量争取”。闹出了天大的笑话。后来另一个党内资产阶级人物重新上台后，立即大张旗鼓地为那个小一点的资产阶级人物平了反。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一件事：惺惺相惜嘛！当然，这时不仅一般人，就是伟大的毛泽东当初也没看清，这不是一般性的吹牛皮、放大炮的问题，而是党内资产阶级有意识地发动的对无产阶级、对我们党的第二次猖狂进攻（借以损害党和毛泽东的崇高威望，并有意地抬高他们自己——以后的事态发展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
但是，毛泽东还是及时地发现了苗头不对，一次又一次地通过“反冒进”，进行纠正，局面已经出现了转机。但不明就里的彭德怀访问苏联回国不久，来不及向毛泽东汇报访问苏联期间，受到赫鲁晓夫等人接见的具体情况，匆匆忙忙地向毛泽东抛出了一份万言书，批判大跃进是什么所谓“小资产阶级狂热”等。我分析，他所针对的绝不是毛泽东本人，而主要是针对当时身居一线的一些人。由于遇到李锐等卑鄙小人故意投机钻营、播弄是非，彭本人又没有机会直接向毛泽东说明情况，毛泽东也不知道彭受赫氏这个敏感人物接见的详情，党内资产阶级人物还趁机添油加醋地下了“彭德怀里通外国”的结论，加上毛泽东向来反对任何人背后搞小集团活动，彭本人又的确有着诸多居功自傲的不良倾向……种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使彭德怀同志在庐山会议上受到了错误的批判，酿成了一桩冤案。彭德怀、毛泽东、我们党，三败俱伤；党内资产阶级则又一次笑到了最后。
彭的冤案给我们带来了严重的不稳定，苏联的赫氏集团又不失时机地一次又一次通过逼债、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在世人面前公开中苏两党分歧等办法频频向我们发难，盘踞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不断地叫嚣要“反攻大陆”，印度人在策动了西藏叛乱、达赖外逃之后又不断地频繁制造边境纠纷，美帝国主义对我们更是虎视眈眈，国内的敌对分子与敌对势力也乘机蠢蠢欲动，还恰逢我国又遭受到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形势真是糟糕透顶，我国进入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困难时期。多亏我们有英明领袖毛泽东，有周恩来等一大批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尤其是有着亿万同我们党同心同德的工农大众，在适时地采取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等有效措施后，我们的国民经济形势迅速好转。在此期间我们党相继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和八届十中全会，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相继做了自我批评，有人相反，虽然他们“共产风”刮得最有力，牛皮吹得最邪乎，对我们党产生的一切错误都有着更直接、更不可推卸的责任，在不做任何自我批评的情况下，却说起“三反天灾、七分人祸”的风凉话，把错误一股脑儿地推到别人身上。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提出，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这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因此，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很快，毛主席、党中央就决定在全国人民中深入开展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谁知，党内资产阶级在一线具体领导这次教育运动时，又故意混淆矛盾的性质，鼓吹一些所谓“四清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交叉”等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毛泽东十分生气，亲自主持制定了著名的“二十三条”，第一次明确地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矛头直指党内资产阶级。党内资产阶级自然不能退却，更不思悔改，他们亲自泡制出的“桃园经验”，采用同反右扩大化、和在大跃进刮“共产风”时的同样手法——形“左”实右，扭转运动的大方向，把斗争的矛头有意从党内资产阶级身上转向对准基层广大干部与群众，大搞“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这是党内资产阶级产生后，向党发起的第三次猖狂进攻，明目张胆地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如果说，以往党内资产阶级发动的反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都是采取迂回曲折的道路进行的，他们并没有直接对无产阶级下手的话，这一次，他们可就不客气了，屠刀已经公开地砍向无产阶级及其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了。
毛主席看到，面对羽翼渐丰的党内资产阶级，他的一切正确设想，只能统统失灵，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社会主义成果，随时有丧失殆尽，广大人民大众随时有重吃二遍苦、重遭二茬罪的可能。而且已经退居二线的毛泽东本人，也已经被视为一块可有可无的绊脚石，有人已经公开地抱怨他“占着茅坑不拉屎”了，以致诺大的北京，对毛泽东来讲，已经是他“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地方了。唯一的选择，只能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内资产阶级展开一次公开、全面的斗争了。于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告诫全党，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已经混入了我们党内，目前正睡在我们的身边，甚至被培养成我们的接班人，必须坚决地同他们进行斗争。可是，运动一开始，党内资产阶级仍然占据领导地位，他们敏锐地觉察到，必须毫不犹豫地向无产阶级发起第四次进攻了，否则，他们会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因此他们立即采取派遣工作组的办法对人民群众进行残酷镇压。毛主席当即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出了向党内资产阶级全面进攻的进军号，并先后八次接见了一千多万红卫兵小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终于被发动起来了，资产阶级司令部立刻土崩瓦解。
但是，党内资产阶级绝不甘心他们的灭亡，他们暗地里利用他们的子女、亲属，组织起反动组织，祭出“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反动血统论，冒充红卫兵，到处搞起打砸抢，矛头再次对准基层人民群众；或由他们在暗地里亲自出面，鼓动群众斗群众，甚至公然挑起武斗，转移斗争大方向。引起“打倒一切”、“全面内乱”，并把这个责任统统推到毛泽东和广大人民群众身上（改开后更成为他们肆无忌惮地妖魔化文革、妖魔化毛泽东的主要借口），借以保护他们自己蒙混过关。在毛主席明确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发出视察大江南北重要讲话后，才将局面扭转到正确方向上来。此后，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夺权斗争，建立了军干群与老中青两个“三结合”，文化大革命似乎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但是，由于斗争的形势错综复杂，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人物身份难以确认；加上这些人，过去都是我们革命队伍中的成员，有的还可能战功赫赫；且因慑于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群众的强大监督力量，在他们身上的确不易找到今天大量存在的腐败现象；我们党历来有“允许人犯错误，允许人改正错误”的一贯政策，所以，他们中大部分人又被重新起用，特别是其中的一些人极其擅长伪装，并深谙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为官之道，不惜出卖自己的人格与灵魂地做出“永不翻案”郑重保证与承诺，遂被结合进新的领导班子中来。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党内资产阶级并没有受到彻底的清算，而只是受到了一次很轻微的冲击。他们人还在，心不死，这就给他们提供了日后卷土重来的充分机遇。
以上我简略地回顾了我国党内资产阶级的产生，以及它产生后，在毛主席还在的时候，是如何不断地变换手法，毫不动摇地从事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以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不断地壮大自己的阶级力量的历程。如果说党内资产阶级实力之强大到毛主席还在世的情况下，也能让无产阶级一再受挫的话，那么，毛主席逝世后，就更没有人能成为他们的对手了。一旦让他们得手，无产阶级的处境命中注定必然是十分惨烈的。由于篇幅所限，本人只能在另外的文章中继续这一话题了。
由于本人阅历有限，眼界狭窄，理论水平不高，这里所阐述的又都仅仅是本人自己的最新观点，同主流的声音自然格格不入，同右派的观点可能根本对立，同大多数左派同志目前的认识也有太多的不同或太大的距离，错误与不足更是在所难免。热切地欢迎广大网友广泛地参与讨论，进行善意的批评与反驳，以期通过“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使我们对建国后、毛主席在世的二十七年间历史的一个方面达成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共识，为进一步认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打下一个科学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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