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成福
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随着地球村进程的大力推进，中华民族真正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因为我们的文化和教育都有很大的缺陷，一个没有创新精神和先进文化的民族，在世界经济大潮中就会失去自我！一个教育惨重失败的民族，在知识经济的大潮中只能随波逐流！中国人总是好大喜功、孤芳自赏、自欺欺人，现在中华民族最缺少的就是反省精神、忧患意识、批判和反对的声音，需要一大批为了民族生存和利益敢于立言和有为的勇士！
教育，是一个民族希望的所在；教育，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动力。
教育的兴旺就是一个民族的昌盛，教育的失败就是一个国家的落伍。
然而中国的教育，是泥古不化的科举教育，是见物不见人的考试教育，是没有人文精神的“教育工厂”，是严重扼杀学生自由思想、学习兴趣和创造能力的“物化”教育和“奴化”教育。
我认为中国的近现代教育都是失败的，是与世界教育大潮背道而驰的。它在物质上是匮乏的、体制上是落后的、观念上是保守的、方法上是陈旧的、结果上是低效的。教育曾被誉为朝阳产业，而中国的教育已经夕阳西下，一年不如一年，已经民怨沸腾了。
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曾走在世界前列，至少有100多项领先于世界的发明；而近现代科学技术却在中国没有发生，作为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竟然没有一项可以说得出口的发明。在整个20世纪，中国的教育都没有培养出几个真正对中国文化做出重大贡献的人才，更遑论对世界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了。另外，在社会综合经济实力上，我们的发达城市落后欧美50年，西北地区至少落后100年，在文化教育上也是遥不可及，对此我们应该感到羞愧。
中华民族本来并不是一个缺乏创造力的民族，《墨子》中就有小孔成像的记载，周赧王时的偃师就造出了能应节而舞的“机器人”，公输般造出了连飞三日三夜而不落的木鸟，祖冲之设计了指南车、木牛流马、千里船……截止到鸦片战争前，中国人的发明创造占当时世界的65﹪。但这些都是我们祖先的发明创造，是我们祖先的光荣，却成了我们现代人的遮羞布。
我记得小时候，人们把火柴叫洋火，把铁皮火炉子叫洋炉子，把水泥叫洋灰，把煤油叫洋油，把土布之外的布都叫做洋布……说白了它们都是从国外引起的，另外水泥、塑料等的发明，自行车、蒸汽机、汽车、飞机、火车、火箭等交通和运输工具的发明，以及电、灯泡、电冰箱、电报、传真、电话、手机、收音机、录音机、录像机、电视机、电影机、VCD、DVD、电脑、互联网等电子产品和信息产品的发明，甚至我们现代人生活中的大多数物品，都是外国人的发明，教科书几经改版，物理、化学课本上仍然尽是外国科学家的名字。
我在疑问：中国的人才哪里去了？中国的教育到底怎么了？我想其原因就是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不然我们洋洋大国，何以没有一项发明创造呢？
中国的教育体系从小学到大学都贯穿着一种结论教育，就是教给学生现成的结论或答案，教学就是照本宣科，学习就是死记硬背，如果我们的学生就这样一代又一代地背下去，中华民族将会是一个不会思考的民族，这是多么可怕的教育制度！我们的教育方法，多的是知识的灌输，少的是能力的培养，因此学生们走上社会岗位后，不要说发明创造了，就连普通的工作岗位都很难适应。
国外教育理念的精髓是明确个体的权利与义务，培养独立的人格，养成自由的思想！而我们上学就是“读死书，死读书”，把学校办成了工厂，把学生当成了产品，至使培养出来的学生大多数都成了碌碌无为的庸才。不是吗？现在中国有几个思想家，有几个科学家，有几个文学家？为什么没有获得过诺贝尔奖？中国人笨吗？不，有许多华裔科学家就做出了许多发明创造，而且有多人获得过诺贝尔奖，还有许多留学生就曾经是新中国建设的栋梁。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研究过21种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后来相继消亡的文明。结论是这些文明死亡的原因，无一例外，都不是他杀，而是自杀。他们失去了创新的活力，被历史淘汰出局。1876年，美国庆祝独立100周年的时候，在费城举办国际博览会，有37个国家参展，当时清政府也派出了展览团。在这次博览会上，英国展出最新的蒸汽机车，美国展出大功率电动机和发电机，德国展出加工枪炮的精密机床，中国展出的是纯银打制的27套件耳挖勺和小脚绣花鞋，这就是国家的差距！
中国教育在道德教育上完全可以用一败涂地来形容。
一个人病了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整个社会都染了病，那就很难治了。
我觉得中国的教师有愧于“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美称。由于中国教育对人的“物化”，使人们普遍抛弃了精神追求，只求物质享受，已经到了“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和“笑贫不笑娼，有奶就是娘”的境地；由于教育对人的“奴化”，使人们都失去了一颗平常心，要么骑在别人头上当爷，要么跪在地上当孙子，因此当了官就成了土皇帝，作老百姓的就心甘情愿当奴隶；有钱人就成了“爷”，没钱人就成了“孙子”。这并不是危言耸听，你不见妓女已经占领了每一座城市，赌徒早就密布了每一个乡村，中国大地遍地都是贼吗？
领导骄奢淫逸，干部腐化堕落；知识分子追名逐利，无知者冥顽不化；富人为富不仁、一掷千金，穷人穷凶极恶、胆大妄为……近些年来，敌敌畏火腿、苏丹红食品、陈馅月饼、问题豆芽、毛发水酱油、石蜡火锅底料，劣质奶粉吃死人、工业酒精喝死人，还有许多致人死命的食物和药品疯狂倾销，以及卖官鬻爵、包二奶、贪污腐败、假公济私、假货猖獗、学术道德败坏、虚假文凭泛滥，就连“白衣天使”都变成了“白衣屠夫”；“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都变成了“吸血鬼”；而担负社会公正最后一道屏障的司法队伍，也执法犯法出现了信任危机……各类道德沦丧的事件层出不穷、罄竹难书啊！
赖昌星远华走私集团案，曾经使厦门特区“官场”大面积沦陷，一条龙走私的背后是一条龙的腐败。当打私风暴席卷厦门岛时，1000多人因涉嫌与走私分子相勾结或为走私分子保驾护航而被专案组“问话”，专案组共审查涉案人员600多人，成功抓获潜逃犯罪嫌疑人200余人，仅海关侦查部门的案卷材料就有2000多卷，摞起来有10层楼高。后经司法机关审理，共有300多名犯罪分子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其中包括部级干部至少４人，厅局级干部23人，处级干部84人。另外，纪检监察机关还对196名涉案的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做出了党纪政纪处理，涉案干部之众创下了共和国经济犯罪案件的最高纪录。这是已经挖出来的大案，没有挖出来的大案还有多少呢？
目前我国的社会自行车保有量达到4.7亿辆，而据抽样调查，近几年来，全国每年被盗自行车近400万辆，经济损失超过20亿元。你能想一想那是多少个贼在作案吗？这不成了全民运动了吗？中国不成贼窝了吗？这是中国人民创造的世界奇观啊！更让全世界的人都触目惊心的是，在今天这样一个文明社会里，却在山西省洪洞县和运城县还有上百家奴隶砖窑，竟然非法倒卖拘禁着1000多名“黑奴”，而且大多数还是未成年的孩子。先不说黑窑主的丧尽天良、禽兽不如，那么多年光天化日之下的非法生产活动，难道当地政府就一无所知吗？难道当地群众就一无所闻吗？这是对生命的漠视，这是对人权的践踏，这是政府职能的丧失，这是大众良知的泯灭。
19世纪中叶，英国有个叫纽曼的大教育家，他在出任大学校长时便说：“真正的大学教育是什么？不是专业教育，不是技术教育，而是博雅教育。大学的理想在于把每个学生的精神和品行升华到博雅的高度。这样的人首先在精神上就是健康的。”纽曼还说，“大学不培养政治家，不培养作家，也不培养工程师，大学首先要培养学生的灵魂，健全地到达博雅的高度，即具有完整的人格。一个心灵健康的人做什么事情都可以；一个灵魂健全的人做什么事情都更容易胜任。”
中国人的作风败坏，道德沦丧，自私自利，竭泽而渔，已经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大自然是最公正无私的，疯狂的掠夺，必然导致无情的报复。恩格斯曾经在《自然辩证法》中说过这样一句话：“不要过分地陶醉于我们对于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1998年的大洪水，就是中国人肆意破坏大自然的天遣；2003年的非典大流行，就是对中国人贪婪食用野生动物的惩罚……
科举是中国人的发明，选举是西方人的传统。
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而科举制被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中国的教育都是一脉相承的，最早的是科举，后来是应试教育，再后来叫素质教育，但名词换来换去，却是换汤不换药，其实质内容并没有多大的改变。素质教育是个筐，没有什么不能装的。由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完成的，现在素质教育的风过去了，什么可持续发展教育、研究性学习又成为风靡教育界的新名词。聪明的中国人呵，就善于做这样的文字游戏！可怜的中国人呵，人人都会阿Q的精神胜利法！
中国的现代教育从形式上，曾经借鉴和模仿过苏联和日本的教育，现在又模仿美国，但骨子里还是中国的传统教育，是一种照搬照抄不伦不类的教育。现在的素质教育实质上仍然是应试教育，因为现在的中小学教育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应付高考，如果“一考定终身”的高考体制不变，应试教育就无法改变，素质教育就不能真正实现。
应试教育是以纯粹的升学为目的的教育方式，衡量的唯一标准就是分数，教师和学生都只能为这个最终目的而努力奋斗，否则就会被它无情地淘汰。由于僵化的教学模式，我们的大学，在理科方面，还能勉强培养一些普通的技术人员，却培养不出有创新精神有创造能力的人才；尤其在文科方面可谓一败涂地，人们都说大学里培养不出作家，确实如此，文科大学生除了能写点“八股”文章之外，就剩下夸夸其谈了。这种教育体制下所培养出来的“人才”，往往高分低能，循规蹈矩，惟命是从，在工作岗位上很难有大的作为。
由于受到教育上的影响，在整个社会上都形成了重分数轻素质、重知识轻能力、重文凭轻实践、重资历轻实干，这种重物不重人、重外在不重实质的不良风气，曾经淹没了多少真正的人才，扼杀了多少中华民族的精英啊！一道道绳索织成了一张天罗地网，把一大批“学业有专长、术业有专攻”的杰出人才都拒之网外。
假如孔老夫子生于今日，也会因文凭不达标而难以取得教师资格；如果是当今社会，仅仅读过一年书的齐白石，怎么可能当上大学教授，成为大画家呢？如果是现在，小学毕业的沈从文怎么可能到三所大学当教授，怎么会成为现代著名的作家呢？假如没有蔡元培执掌北大，就没有陈独秀、胡适在北大执教的可能，他们的新文学运动就很可能夭折。如果没有熊庆来的赏识，仅仅初一学历的华罗庚，怎么会当上清华大学的研究员，怎么会成为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数学家呢？
中国应该完全改变这种食古不化、食洋不化的教育，借鉴继承扬弃创新一种熔古今中外优秀的教育体制，适应当今社会发展、培养“人才”全面发展的崭新的教育体制，在培养学生学习兴趣、自学能力、动手操作能力、创新创造能力、民主思想、独立思考、挖掘潜能，以及怎么做人成材和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健康的心理状态上下功夫。
中国教育管理存在一个失误，就是行政干预太多，教育没有一点自主权。
中国政府历来在教育投资上都是非常吝啬的，以至影响了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
关系教育发展的财权和人事权、规划权三大权力都掌握在政府官员手中。政府说给你钱就给你钱，给你多少就是多少，没有一点法律保障；政府想调谁就调谁，完全脱离了教育的需要，往往变成了权钱交易；教育的发展需要长期的努力，而政府官员为了任期内的政绩，常常对学校大撤大并，为所欲为，异想天开，以至把全国的教育都搞得一塌糊涂。
2003年9月9日 至21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教育权报告员托马舍夫斯基，应中国政府的邀请，考察了中国的教育状况。托马舍夫斯基提出“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过低”。她在向新闻媒体公布材料时，称“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仅占ＧＤＰ的2％”，而且政府的教育经费预算只占实际支出之教育总经费的53%，剩下的47%则要求家长或其他来源去填补。而据中国官方的数据，“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已达到了3.41％”。 9月23日 下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泉在记者招待会上指出：“这位报告员没有公布中方提供的正确资料，而是使用了一些与事实不符的数据。”托马舍夫斯基此次在中国，对农民工子女教育、一些学校乱收费等问题提出了批评，认为教育事业的责任被下放到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没有足够的财政费用用于公共教育，这导致中国的家庭的教育费用负担越来越重，她对中国的一通批评，引起了轩然大波。
二战后，德国和日本都处于国弱民贫的地处，但他们却能够迅速崛起成为经济强国的原因，就是对教育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投入。日本直到1962年的生活水平仍不及中国大陆水平，他们那一代有的孩子是光着脚丫上学的，现在日本的老一代老是喜欢用那时的艰苦求学来告诫孩子们勤学进取。其实，正是日本政府这种光着脚丫的孩子也有学可上的努力，才使日本在经济起飞时才有了人才基础。日本前文部大臣荒木万夫曾经指出：“从明治以来，一直到今天，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战后经济的发展非常惊人，为世界所重视，造成此情况的重要原因，可归结为教育的普及和发展。”
事实上，中国的教育经费多年来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左右，仅是联合国规定最低标准的三分之一，列在全世界倒数的几位，较印度和巴西等国也逊色，比非洲穷国乌干达还低。早在1999年，美国教育总投资已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7.7％（当年中国的GDP只有美国的10％），达到6350亿美元；台湾在经济起飞之际，GDP的12％到22％都用来办教育了。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是怎么起飞的，教育对经济的作用有多么重要了。
尽管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就提出，要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本世纪末达到4％。但10多年过去了，我国在义务教育方面的投入一直没达到4％这个比例。1991年至今，中国经济平均增长9.7％左右，但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只有2.6％。
在2006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殷鸿福痛陈，2005年已从2002年3.41%的峰值跌至2.16%，称“一边是财政收入逐年大幅度提升，一边是全国教育支出比例逐年下降。这个‘降法’应该有说法。”他接着说：“我查了一下，1995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世界平均是5.2%，高收入国家平均在5.5%以上，低收入国家平均为3.6%。国际上当人均GDP达到800美元至1000美元时，这个比例的下限是4%。”真是不比罢了，一比惊心。1993年定的目标显然毫不为过，到期落空、到迄今连10年前世界上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也没达到过，只能说政府投入严重不足。
人大代表纪宝成算账，拿4%衡量中央和地方的投入，过去五年至少少了7000亿元；政协委员沈士团指出，对政协十届二次会议有委员提的尽快实现4%的提案，财政部2004年9月回复说一定使教育投入占GDP比重的增速高于财政收入比重的增幅、争取2007年达到7%。遗憾的是此后不但未见4%，等来的反而是跌入谷底。
全国政协委员王孝询提出了“教育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即国家对教育投入少，造成人口素质低，导致科技力量薄弱，创造发明存量少，影响国家科技发展水平，国家因此而贫穷，更无力增加对教育的投入，形成恶性循环。在这个循环链条中，国家对教育的投入是根本。
王委员表示，以前国家对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只能把有限的投入集中到少数地区、少数单位，也就是大城市和重点校，实行的是“精英教育”。他认为“精英教育”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重点校进入投入多、设施好、师资强、升学率高、吸引力大、生源足的良性循环，而普通学校则陷入投入少、设施差、师资弱、升学率低、吸引力小、生源缺的恶性循环，使农村人口素质和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大，全民素质难以提高。
全国政协委员连英俊说，高质高价理论在不少学校乃至少数领导中仍有市场，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基础教育对国家、地区发展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就是教育产业化思路在作祟。教育产业化不仅导致了教育不公，而且直接影响了教育评价体系，倚重升学率，对素质教育的开展形成了极大的阻碍。
教育组织的衙门化、学校的机关化，校长的政客化，使教育部门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垄断知识、学历、文凭的官僚机构；在教育的实践中，政治目的代替了教育目的，政治规律代替了教育规律，用政治原则来组织和规范教育，致使教育的政治功能无限膨胀，教育本身所应该具备的功能在教育为政治服务的实践中迷失了前进的方向。
希望工程是个耻辱工程，它是中国政府的无能和耻辱。
我曾经在北京街头上看到这样的怪现象：一大群幼年的孩子抱着行人的大腿要钱，而家长却躲在暗处坐享其成，这是家长的无能和无耻，这是丧失孩子做人尊严的乞讨行为。教育本是政府的首要职责，教育投入是政府的法定义务，而我们的政府并没有做到。还把这个责任转嫁给了社会，难道靠大家的善心捐款救助，靠富人的怜悯之心就能解决国家教育问题吗？既然是自愿捐款，还搞什么工程呀？可是再多的希望工程，都近乎杯水车薪啊！如果再这样下去，我看中国的教育就没有希望可言了！关键还是政府应承担起自己应负的责任。
具有极大讽刺意味的是：没有整天喊着“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小国古巴、朝鲜等，却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已经实现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免费教育，而他们的经济条件比我们差得远是众所周知的。更让人脸上无光的是，就连穷兵黩武的“ 暴 君”萨达姆竟然也做到了。另一个让人不愿意接受的现实是，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世界范围内早超过了5﹪，而我国却始终在2﹪左右徘徊。
中国穷吗？每年仅干部公费出国（境）考察经费，就高达三百亿美元（约2550亿人民币），而义务教育总支出仅有1500亿元左右。中国每年的公车消费是3000亿元，占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还强。从省长到乡长，甚至村长也要有公务用车，而且档次越来越高，数量越来越多。另据新华社发布的数据表明，即使在公务车改革的呼声中，各地政府采购汽车的数量，每年仍以超过20%的速度在递增。媒体报道，2006年，仅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中心汽车采购量就达11700多辆，比2005年增长33.8%。
先不要说政府官员的综合消费了，单这两项消费就达5550亿元，拿这个与可怜的教育经费相比，是否教育的投入少得让人心酸呢？写到这里，我不禁要问中国的官员怎么那么多、那么奢侈呢？他们都是教育培养出来的所谓人才，怎么就看不到教育的贫困呢？难道他们是一群狼孩吗？要知道，一个官员的豪车就可以建一座农村小学，汽油费就足够一年的开支了；一个官员的出境游就够好几名教师一年的工资，一个旅游团的消费就够一所学校的开支了。如果把这些钱省一些放到教育上能建多少所学校，能给多少贫困的教师发上工资，能让多少失学的儿童重新走进充满阳光和温暖的教室呢？
有人在报纸上取笑印度人贫穷，因为印度政府的办公室里没安装空调（印度的天气是很热的），甚至印度的国防部长办公室都没安装空调。读罢，我骂白痴！印度是比咱中国穷，但难道国防部长办公室都安装不起空调？当然不是，而是这是一个没有官员奢侈消费却挤出了教育经费的国度，而中国呢？
那些臃肿的机构减除一半，别说教育，什么事都有钱干了。按目前编制而言，全国超编50万人。1978年全国行政支出是49亿，1990年是333亿，1991年是375亿，1994年是764亿，比1978年增长了3.4倍，而同期财政收入只增长了3.65倍。地方各级政府的行政费支出每年都以24％的速度递增，有的省市超过50％。比如1995年北京的行政费支出就超过前一年的65％。机构冗员使政府正常收入无法应付如此庞大的支出，冗员多，闲人多，鱼龙混杂，不仅“滋养”出大量蛀虫，还“培养”了某些政府官员松、散、懒、私的坏风气。
鉴于目前的教育形势，我认为教育系统应该形成垂直化管理，依法建立稳定有序的投资机制，制定长远有效的发展规划，以便于统筹兼顾、协调发展，而且要让懂教育的人士来管理教育。教育应该完全遵循教育规律，绝不能让那些对教育一无所知的政客，为了升官发财而随意折腾，因为广大青少年经不起糟蹋，那可是一辈子的前程；人民群众不答应，那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
中国的科教兴国与人才强国战略都是无法实现的神话，甚至是一场虚张声势的政治运动，或者是一场劳命伤财的闹剧而已。
我国在九五期间，在高校教育中引进了211工程，实际上就是中国教育失败的真正开始。211工程的目的是通过国家的重点建设，让中国的若干高校和部分重点学科进入世界先进水平的行列，成为世界一流。这实际上就是中国教育系统的面子工程。
进入211工程的各大学，为了自己的排名，合并其他大学，每个大学都想成为一所综合性大学。由此引发的就是大学教育开始收费、开始扩招大学生，又开始乱招研究生、博士生，并由之引发的中国教育中的腐败，结果使中国教育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学校越来越大，学生越来越多，可学生的文化素质却越来越低。
211工程的实施，在全国大学刮起了一场教育风暴。首先是学校升级成风，专科向本科、学院向大学、普通大学向重点大学、专科大学向综合大学……本来，学校升级是一个水到渠成、循序渐进的过程，在中国却搞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学校升级本来有许多软硬指标，但在善于造假的中国人手里都不成问题，做一些表面文章也就应付过来了，上级领导为了自己的政绩也全当睁眼瞎子了，在某种程度上这成了当局者领导下的一场集体舞弊行为！高校合并实际上就是一次大洗牌，就是一场教育资源的抢夺战，寥寥几所“著名高校”得到政府巨额资助，依靠合并迅速做大做强，并吸收了其它高校的优秀师资，连锁反应是在京的其它高校只能从省府挖人填补空缺，省府高校则从地方院校再挖人，造成本需急需扩充师资的地方和边远高校再度陷入无钱无人的贫弱境地！
其次是以适应社会的名义，大兴增设学科之风。许多大学不管自己师资情况如何，也不管对该学科有无实际研究，只要是能赚钱的学科就盲目上马。一时间，各个大学竞相开设广告专业、影视专业、商品学专业、经济管理专业、文秘与公关专业等等，造成这些专业的毕业生大量涌向社会，就业希望越来越渺茫。恰恰是这样的学科竟然成了当今大学的招牌，似乎没有这样的专业就没有市场，就不是现代化的大学。究竟这样的专业对社会有多大贡献，社会需求量有多大，大学是不会去考虑的。随着学料泡沫的膨胀，出现的是学位过热和文凭过热现象。大家都深恶痛绝的文凭买卖和交易，大学是始作俑者。
教育产业化是一个错误，教育一旦产业化，必然会商业化，这就把人民教育办成了金钱教育，成了唯利是图的行业，而违背了教育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人才的初哀。
教育是人间的最后一片圣土，一旦被金钱所污染，人民大众通过教育公平竞争，走向理想生活的道路就被堵死了。教育的产业化必然会出现变质和腐败，学校就会变成赚钱的工厂，把教育人才作为次要的，而把经济利益作为主要的目的。所谓的产业化，就成了不择手段地向学生收费的借口。当今世界上除了中国，还没有哪个国家把教育当作商品投入市场竞争，把受教育者当作榨取暴利的对象！
中国从1989年开始实行大学收费制度，当时每学年学费是200元，是当年城镇居民平均收入1376元（国家统计局数字）的1/7，加上生活费和其他学杂费开支，平均以每年600元算，供养一个大学生的费用占居民年收入的50%左右。到了1995年，高校收费被形容为“井喷”，于是穷人孩子读大学开始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2000学年的大学学费，相当于14个相对发达的大城市人均年收入的一半甚至更多；而达到“两亿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的80%-90%以上。目前，大学学费一般在5000元到1万元不等，比起1989年，增加了25－50倍，而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只增长了4倍，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2.3倍，大学学费的涨幅几乎10倍于居民收入的增长。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说：“过去十年，高等教育投入的经费中，来自政府的部分只增长了3.5倍，来自学费的部分却增长了18倍。”
新华网报道，按照国际通行的高校学费标准，学费一般占人均GDP20%的比例。中国一名大学生的费用相当于中国人均GDP的80%左右，远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尽管从绝对值（如换算成美元的数额）来看，中国似乎不比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多，但中国高等教育平均收费与中国国民平均收入之比例是美、英、日等发达国家的6倍以上！
有分析表明，我国老百姓教育开支占收入的比例，在世界范围内都属于较高的。一名大学生的花费等于一个一般中国农民13年以上的纯收入，对于相对贫困线下的农民则需要40多年的积累。据高校自己统计的数字，贫困生占学生总数的20﹪。也就是说，现有的高校收费标准，让20﹪的家庭难以承受。教育部前副部长张保庆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高校学费收费过高，超过百姓的经济承受能力。他说，他 和他 夫人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也只能供一个孩子上大学。
中国的教育经费本来就捉襟见肘，政府又将数百亿教育经费投放到少数名牌大学，而更需要投入的基础教育却资金严重匮乏。政府搞了危害国计民生的教育产业化以后，普通民众在教育支出的重压下苦不堪言，尤其是广大贫困农民和中下层人民的孩子就被卡在高校门槛之外了，因为他们根本交不起学费！教育的高收费已经严重阻止了底层人民通过“教育”改变其子女命运的希望，堵塞了社会正常的人才流动渠道，这样就造成了社会阶层的严重分化，穷人的孩子很难有出头之日了。
教育的产业化，以及商业化的脱变，必然会出现教育的不公平。由于受到经济的影响和制约，一些富家子弟将会受到高等教育，而穷人子弟只能接受一般的教育，现在研究生 和 博士生的录取就是一个例子，它已经引起了社会大众的普遍质疑。当那些富人们把子弟送到贵族学校，甚至国外读书、留学、深造，作为洗钱的一种方式的时候，而穷人的孩子还在为一日三餐发愁，挣扎在饥害交迫的边缘（马加爵的悲剧，就是典型的例证），他们必然会在教育竞争中越来越处于不利的地位。
教育的产业化，使许多低素质的富人子弟滥竽充数成了大学生，从而整体上降低了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搅乱了整个人才市场。而且在就业比较困难的情况下，许多优秀的大学生因无钱、社会关系较差无法就业，而学习较差但经济条件好的学生，由于社会关系好却顺利就了业，这样就造成了人才的不公平竞争，为社会的文明进步埋下了障碍，造成了新一轮的社会矛盾。把神圣的教育事业当作产业来发展，虽然经济上会有暂时的收获，但它必将付出无法挽回的惨重代价。
教育的产业化，使教育变成了多收费、乱收费和贪污腐败的重灾区，这并非的危言耸听。根据审计署审计调查，2006至2007年，一些教育部门和学校违规收取择校、补课、赞助等费用5.02亿元，部分城市违规统筹使用、挤占挪用基础教育经费18.08亿元，一些地区和部门滞留基础教育经费24.31亿元。此外，还有部分学校大量举债，抽查的17所示范中学2008年9月底债务余额共计20.81亿元，平均每所学校负债1.22亿元，借入的资金主要用于校区建设。这么热火朝天近于疯狂的建设，人家心里想的不是教育发展，而是为了巨额的建筑回扣，反正债务是国家的，回扣是自己的，损公肥私，何乐而不为呢？这些仅仅是教育腐败的冰山之一角，教育乱收费已经让老百姓吃尽了苦头，而又无可奈何。
高校扩招是一个错误。教育是一项文化事业，其发展必须循序渐进，不能搞一夜间就建起一座高楼大厦的蠢事。
从苏格拉底的大学理念开始，大学一直是作为一种文明延续和发展的空间而存在的。她的职责是以培养具有深厚人文关怀、创新意识和理性精神的独立个体为目标，为理性的国家培养合法的公民。大学，她不应该只是培养工具的场所，也不应该成为一个交易市场。大学最不应该成为一个道德普遍堕落的场所，一个被迫放弃良知的前沿阵地。
1998年，在经历了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经济主要拉动方面的出口受到影响，中国经济处于一个暂时的困难之中，为了保住当年经济增长，政府的有关方面一直在寻找出路。就在这个时候，任职于亚行的汤敏先生（后来被人们一直称为“教育产业化之父”）给国务院写信，建议对高等教育进行改革，扩大招生、提高学费、把原来计划外和计划内两种不同的招生方式进行并轨、“让老百姓把钱从银行里拿出来花”。
这个建议很快就被政府部门所采纳，于是在全国范围内，高校的扩招一时成为风气，高校的收费也节节攀升。让我吃惊的是，中国教育的“大力发展”，居然起因于发展经济；让我难以置信的是，中国教育的“全面改革”，居然不是教育专家的研究论证，而是一个“金融大腕”的异想天开！这不是把中国教育当儿戏吗？
与1998年相比，1999年、2000年、2001年3年共扩招300多万人。三年扩招，硕果累累。三年之内，中国普通高校每年由108万人增加到270万人，三年中翻了一番多；三年之内，普通高校在校生由不到340万，增多到719万人，增加了80％；三年之内，我国的高考升学率由36％增加到57％，高等教育规模偏小的矛盾得到了扭转。
从此让中国人沾沾自喜的是，我们只用了3－5年时间，就走完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用了几十年才完成的高等教育由精英到大众化的转变。中国大学扩招的神话就是这样诞生的。
扩招的一个结果是，大学的规模都迅速地扩大了，一夜之间，中国国内出现了许多巨型大学，本科生动则两三万、四五万；研究生动则上万；同时，几乎所有的大学都在扩建，上千亩地已经不算大了，几千亩、上万亩才是真大；学校下属系、系下属专业的三级管理已经不行了，要四五级管理，中间必须要有学院，甚至还要有校区；专科学校、学院的名字不好听了，必须叫大学，而且一定要强调是一流大学；博士点、硕士点几个、十几个已经不行了，必须要几十上百个。然而，“大的大学”并不意味就是好的大学。
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乃有大师之谓也。”而中国现在的巨型大学，有的仅仅是大楼、缺的不仅仅是大师，更严重缺少的是教师。1999—2001年期间，与普通高校学生规模近一倍的增长速度相比，教师总量只增长31%。这样全国高校生师比达到18.2∶1，有的高校甚至超过35∶1。由于高校生师比例过高，导致部分课程的班级规模越来越大，一些高校的课堂人数甚至超过200人。这样的教学效果必然受到影响。同时，教师配置也存在严重的专业结构性短缺问题。一些基础课及与高新技术相关专业任课教师严重缺乏，基础课甚至由缺乏教学经验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和在读研究生担任主讲教师。按照国家教育发展“十五”计划，全国普通高校生师比应该达到15∶1。这样算来，高校教师队伍缺口高达11万。欲速则不达，于是就出现了大学校长带头，教授们抄袭论文晋职层出不穷的丑闻，从而带出了一大批以抄袭论文为专长的大学生。
美国斯坦福大学校长说，如果斯坦福的校园面积增加一倍，学生的人数也增加一倍，那么，这所大学要花20年才能达到原有的教学质量。中国在几年间就完成了高校扩招，硬件很快就上去了，而软件却迟迟没有跟上，没有优秀的教师，就难以培养出合格的学生。大学毕业生的文化素质普遍下降了，老百姓都说现在的大学生连以前的高中生都不如。扩招的目的是培养一大批高素质人才，如果以降低大学生的素质为代价，那么扩招还有什么意义呢？
大学纷纷扩招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财富，生源实际上就是市场的代名词，高昂的学费成为大学滚滚财源的保证！但是这样的结果就几乎是放弃了教育。由于大学扩招，有的大学研究生人数几十倍地增长，而教授人数却不可能这么快地增长，因此有的教授一个人就要带40－50个研究生，这样好像不是教授，都成了中小学的班主任，像这样的带法，能带出合格的研究生吗？
2005年8月，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大师讲了一句“中国大学办得很成功”，立即引起了广大观众的强烈不满。在中国青年报和新浪校园频道的联合调查中，4802人投票表态，同意杨大师观点的仅占2.1%，不足百人；赞成另一位大师丘成桐观点的则占92.3%。丘的观点是，以目前国内的本科教育模式，不可能培养出一流人才，中国大学生的基础水平，尤其是修养和学风正在下降。
实际上，大学扩招就是教育产业化的恶果，它把大学变成了交易批发文凭的市场，而不是培养人才的圣地，使大学校园里充斥着铜臭味，因此从这里走出来的大学生就很有水分了。大学扩招只能成为一个泡沫，一个笑话，如果再不悬崖勒马，后果不堪设想啊！现在已经把大学弄得乌烟瘴气，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还会把整个教育搞得一塌糊涂。
高校扩招的初衷是解决就业难题，但就业人数的总量并没有减少，而且问题还越积越多，尤其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就业的难度。
现在中国依然是一个农业大国，体力劳动的岗位偏多，而知识分子的就业岗位偏少，也就是说农民和工人的就业岗位比较多，广大农村和基础产业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另外，中国要跨入工业大国的行列，就必须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培养大批的有技能的产业工人，因此高中毕业生的就业一般不会成为难题。
与此相反，许多大学生的就业却成了难题，由于大学重理论而轻实践，他们到社会上后反而高不成低不就，很难找到心满意足的工作岗位。现在的公家单位都人满为患，而高科技企业又少之又少。如果让这些人去干苦力，就是对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也是对国家包括家庭财力的巨大浪费，况且他们自己还不愿意去干那些有失大学生身份的工作。而且现在的学生一到社会上就成了书呆子，缺少创业精神和能力，只能依赖于单位与家庭，这样他们的就业机会就会更少了，这样一大批高学历的人才一旦不能就业，就必将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一项对全国近百所高校进行的“200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六成多的大学生毕业即面临失业，2005年全国高校毕业生的一次性就业率仅仅有33.7%。根据人事部进行的“200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2006年大学生的需求量将大幅下降，将由去年的214.1万个岗位下降至166.5万个，降幅达到了22%。同时，今年整个中国内地共有413万名高校毕业生涌向就业市场，比去年增加了22%，但全国对高校毕业生的需求预计约为166.5万。而在广东，去年有24.5万大学生进入就业市场，而今年增加到了30万名，这个比例上升了22%。随着高考升学率的直线上升，大学生的就业率将会猛跌，这个反比例是谁也无法改变的，那么谁该对此负责，谁该反躬自省呢？
高校扩招，必将形成大学生的就业高潮，也就是新时代的“知识青年”问题，但时代不同了，不能用“上山下乡”的简单办法来解决。如果社会不能顺利地接纳他们，不能找到适合他们发展的职业，有的人就会去犯罪，那可不是一般的犯罪，而是高智商的犯罪，诸如短信欺诈、网络犯罪等，现在已经在社会上初露端倪，以后将成为社会的一大隐患。
从近十年来中国大学扩招中的混乱无序，盲目的升级运动，忽视和牺牲掉的大学精神，虚假繁荣背后所潜藏的人文危机，对大学教育体制被金钱、权利锈蚀后的种种弊端，道义和真理的放弃等等乱象来看，中国的大学已经病入膏肓！
无论是211工程，教育产业化，还是大学的扩招，这都是一场虚张声势的闹剧，是教育的现代神话，都是浮夸风、放卫星，是只重数字不重实质的弄虚作假，是教育上的大跃进，它必将给教育界、国家和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中国的教育投资在侧重点上发生了偏差。那就是过度重视高等教育，而忽视了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的作用，对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投入严重不足。
1999年，在义务教育经费总量中，政府预算内拨款占50%-60%，但对于非义务教育的高等教育，政府却负担70%以上。中国大学生人均拨付经费9000元，而小学生人均只有530元。2001年，中国义务教育总投入的增长率为18.2％，低于非义务教育总投入的21.3％和全部教育投入20.2％的平均增长率。
中国在教育经费总量不足的情况下，高教比重偏高。教育经费分配不合理的问题是中小学、尤其是农村中小学办学条件恶化的主要原因。在欧洲的一些高福利国家，在基础教育阶段（包括小学、初中、高中）基本上全部依靠公共资源，即使在美国、日本、韩国等基础教育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公共资源所占的比例也达到75％以上。
纵观当今中国，我们的社会生产力并不发达，不需要那么多的高知识分子，而更需要大量的既有一定文化，又有一定技术的劳动人才，高中生（包括职业教育）是最合适的人选，因此我们应该把教育的重点放在九年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建设上，而不是大学教育上。
从教育宏观调控上，政府应适当缩小高等教育的财政投资规模，加大对义务教育和高中阶段的投资力度，调整财政教育经费的支出结构，增加财政对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的投入，这对提高国民素质，增强综合国力，使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步入良性循环都是大有益处的。
上高中难于上大学，这是近几年内发生在青海和宁夏两省的怪事。以青海为例，2002年高考招生录取率达到85.9%，可高中入学率只有53%。而宁夏的普通高校录取比例是58.6%，高中入学率只有48.65%。这种问题同样存在于其他一些省份。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分析，我国15岁及以上人口中具有高中及中专学历的人口比例仅占14.36%。这一比例低得让人吃惊。
未来几年内高中阶段教育适龄人口将进入高峰期，从2002年起，我国初中毕业生超过2000万。2005年15—17岁人口达到7700多万人，给高中阶段教育发展带来新的人口压力。目前高中阶段教育容量不足，已成为制约劳动人口文化水平提高和教育事业发展的主要瓶颈，同时也使我国教育结构出现“两头高、中间低”的格局，大部分初中生都会被淘汰掉，产生了教育发展的结构性失衡，严重地制约着中国教育的大力发展。
高中文化程度人口比重偏低，成为我国人力资源素质提高的瓶颈。专家们对我国目前初中毕业生升学率仅为52.6%十分忧虑，尤其是中部地区一些人口大省的初中毕业生，升学率多年徘徊在45%左右。近半数合格初中毕业生无法升学，就意味着他们将直接参与就业或在家待业，长此以往，我国将会积聚大批初中及以下受教育水平的劳动者，对我国人力资源整体素质的提升形成不利影响。
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2000年我国从业人员中仍以具有初中和小学受教育水平的人员为主体，占75%左右，其中仅接受过小学教育的占33%。而接受过高中和中等职业技术教育者占12.7%，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占4.7%。这种受教育比例远不能满足现代经济对劳动者知识、技能的需要。现实中也表现为高层次专业人员和劳动熟练工人严重缺乏。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这种现实产生的影响将会越来越大。
2006年，全国880万人参加高考，本专科录取530万，录取率达60.23%，录取率如此之高，能挑选出好学生吗？两个人赛跑，就连瘸子都会得亚军，这个道理不会不懂吧！然而由于高中学校相对较少，大多数青少年初中毕业还未成年就失去了上学的机会。
现在许多初中生不能升入高中，他们必然流入社会，要么去当童工，要么就成了社会闲杂人员，由于他们思想性格各方面还没有成熟，社会经验严重不足，最容易受网络影视等暴力文化的影响，或者受社会上一些不良风气的诱惑走上犯罪道路，成为社会的一大隐患。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中国“十五”期间青年发展状况和“十一五”期间青年发展趋势研究报告。报告指出，“十五”期间青少年犯罪总体数量呈上升趋势，未成年人犯罪增长迅猛，其中全国法院判决的青少年罪犯5年间增长12.6%，未成年人犯罪数量增长情况更加突出，5年间上涨68%。由于发育年龄提前和频繁接受暴力文化影响等原因，近年来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危害社会的行为逐渐增多。
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的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青少年犯罪现象呈上升趋势，青少年犯罪总数占中国刑事犯罪总数的70%以上，其中十五六岁少年犯罪案件又占青少年犯罪案件总数的70%以上。与此同时，青少年犯罪在年龄、类型、手段、方式上呈现一些新特点。从近几年中国青少年犯罪的情况来看，犯罪低龄化、团伙犯罪增多、暴力抢劫犯罪多、作案方式成人化、作案手段凶残化和科技化等特点。
教育就像一座金字塔，由小学、初中而高中、大学，应该是从大到小，这样建筑起来的塔才固若金汤，如果头重脚轻、基础不牢，那个塔迟早是要倒塌的。跳过高中教育而大力发展大学教育，这是违反教育规律、得不偿失的行为，必将引起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现在应该是大力普及和发展高中教育的阶段，而大力发展大学教育还为时尚早。
一个国家的兴旺发达，靠的是千千万万的人民大众，而非数量有限的所谓“精英”。只有一个国家的民众的整体素质提高了，才能表明这个国家的实力和发展的潜力。日本和德国在战后获得的高速发展，就是得宜于广大的高素质的产业工人。所以说我国目前的教育投资的重点必须加以调整，要加大对中小学（包括高中）的投入。
另外，要严厉制止教育乱收费问题，九年义务教育本来是关系国家和民族兴亡的惠民工程，但广大学子和老百姓并没有得到实惠，相反却让全国中小学校有了双倍的经济收入。因为学校除了能够得到国家的财政拨款之外，学校的收费并没有丝毫减少，而是化整为零，变相加大了。解决教育乱收费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让学校分文不取，一切开支由国家和当地政府解决，一旦收费就是违法犯罪，这样才能让那些蛀虫无孔可入，才能坚决杜绝义务教育的乱收费问题。
教育的根本所在就是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我认为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是，我们不能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之后就万事大吉，国家应该适当压缩大学的规模和数量，加大高中教育规模，把义务教育普及到高中，把精力放在普及十二年义务教育上。以此来提高我们的国民素质，也就是提高我们的综合国力。
中国政府历来都是非常看重任期内的政绩，而不重视社会长远发展的，其实老百姓的心中都有一杆称，如果哪一届政府将教育经费提高到GDP的8％，实行从小学到高中十二年的全免费义务教育，中国人民将会永远记住他们的丰功伟绩的。
教育的不公，是社会上最大的不公。在这个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是最重要的资 本，人们的能力取决于智力而不是体力，而智力无疑是要通过教育来开发的。
从全社会的角度看，从一个人的命运沉浮来看，最大的不公则是教育机会的不公平。在这个新经济时代，知识是最重要的资 本，人们的能力取决于智力而不是体力，而智力无疑是要通过教育来开发的。相对贫穷的人们，只要不忍饥挨冻，只要还有通过受教育向上发展的希望，他们就不会失去梦想，就毋须妒羡别人的美食华服。
市场经济就是自由竞争的经济，谁拥有较多的资本，谁就处于优势地位，相对贫穷的人们，只要通过受教育才有向上发展的希望，只有以自己的勤勉进取去赢得自尊和 成功。也就是说，教育机会的公平，对广大老百姓来说是最大的公平。
《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用最权威的 数据说明了教育领域存在的教育机会不均加剧的现状。这份报告指出：一是义务教育财政资源分布不均，对农村存在教育歧视。农民收入本来比城里人低得 多，《教育法》却规定向农民征收教育附加，而大多数地方的城镇居民则无此责 任。城乡教育预算内经费差距巨大，使城乡中小学生入学率、教学条件与教育质 量相差悬殊。二是地区之间高等教育机会分布不均。比如，北京市高中毕业学龄 人口只占全国的0.9％，而北大、清华在北京的招生名额分别占总数的13％ 和18％。三是公办学校本是公共资源，一些享受政策倾斜的重点学校却私收高额择校费、赞助费，还不用纳税或上缴。这个研究报告所揭示的问题与人们的直觉是吻合的。
现在的中国教育城乡教育差距拉大，城市中小学人满为患，而农村中小学却门可罗雀，农村学校危房破房较多；农村师资力量较差，好的教师流失较严重，学生也像教师一样流向了城里，因此面临生源枯竭等诸多困难。即使有的农村教学楼盖起来了，教育基础设施改善了，教育是否也因此搞上去了呢？事实并非如此，这只是一个表象，师资力量没跟上去。“就是盖一座金銮殿，也培养不出一个大学生！”这是老百姓的讽刺语。中国农村小学教师力量多是以民办教师为主，山区学校的师资力量令人担忧，如此下去误人子弟。今天的中国，由于基础教育问题，科学技术赶不上西方列强，进入不了工业国家的行列，还停留在第三世界。同时，我国还是一个农业大国。中国有十亿农民，农村基础教育应摆在重要位置。农村教育拖了后腿，整个教育水平将会被拉下来。
高考录取分数线的高低不一，也是教育不公的一个重要方面。2002年，全国有527万考生参加高考，预计录取率52％。但北京、上海、海南、新疆等地预测录取率都超过70％，其中海南的录取率预计高达76％。从录取分数线看，以文科重点为例，2002年北京462，上海497，新疆490。而山东是568，河南562，浙江560，北京与山东等地相差100分左右。高考录取适当照顾一些边疆、少数民族和一些不发达地区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照顾北京、上海等经济、文化、教育都非常发达的城市，就让人们无论如何都很难接受。
由于各种原因，海南省基础教育相对落后，每年高考的录取分数线都低于内地省份。在内地进不了录取线的，到海南能进录取线；在内地进不了重点大学的，到海南就能上重点大学。笔者从有关部门得到这样的数据：省外就读生在海南报名参加高考的人数1998年有100多人，1999年有200多人，2001年达到500多人，2002年则有1000多人。不仅在海南，国内很多地区也同样存在类似情况。
同样浙江、江苏、湖南……这些高考分数线较高的地区，考生外流都已经不是秘密。“到分数线较低的地区高考”，如今这已经不仅仅是个别现象，而是成了大部分地区众多考生的共同认识。特别是随着各地户籍改革的深入，户口迁移变得越来越简单，高考大移民正愈演愈烈。据报道，2006年全国违规的考生有3000多人，这么多的违规考生就不能不使我们来反思教育的公平问题。
高考移民现象的出现，根本原因在于目前全国高考录取分数线不统一，即使采用相同试卷的各省区，高考录取分数线依然相差悬殊，有的相差100分到200分。一些山东考生的高考成绩如果放在西部省份能上重点本科，在山东可能连专科录取线都达不到。2006年，以理工类本科录取分数线为例，山东527分，青海335分，前后相差192分，这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公平合理的。
而今高考后出现的“移民潮”，给社会带来的震荡和影响也将日益显现出来。高考大移民也给各地的学生造成了心理上的伤害，不平等的观念在学生心中留下了阴影。每年高考划线后，考生家长都会对因区域不同而分数线相差悬殊表示极大不满，但人们的不满并不能改变孩子的命运。现行的高等教育机会分配格局，特别是表现为分数线的巨大差异，存在的不公平，早已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在“两会”上，不断有代表、委员就此发表意见。
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 姚守拙 教授认为：“高考应履行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现在由于做不到这三点，甚至导致了一些腐败行为的滋生。一些学生家长通过种种关系把孩子的户口转到北京。高考时，同是一个班的学生，成绩好的上不了大学，成绩差的因为户口在北京上了重点大学的情况时有发生，对社会的影响非常不好，也在学生的心里投下了阴影。”
《教育法》第36条规定，“教育者在入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依法享有平等的权利。”高考既然是全国范围内的统一考试，就应该让考生们在全国范围内公平竞争，而不应该变成省、市、区范围内的竞争。各地高考录取分数线的不统一，使得考生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出生在哪个地区以及父母是谁，录取分数线的不公平实际上造成了考生人格上的不平等。如果全国高考录取分数线不能统一，那么高考的公平公正性就必然让人产生怀疑，“高考移民”现象便不可能因为封堵、打击而销声匿迹。
——本文原名《中国教育批判》，写于2006年6月
——第一次修改于2007年7月
——第二次修改于200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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