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曲的公权力下，欲加之“病”何患无词
蔡金安
多次听说地方政府、公安机关围追堵截上访者，把一个个本无“精神病”的上访者硬说成是“精神病患者”，强制送进精神病院。北京大学法学院教师、北京大学司法鉴定室主任、卫生部专家委员孙东东也为这种行为造势，放出“老上访专业户，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的厥词。如今，两个湖北十堰的市民因为拍摄一个上访现场，也被当地警方送进精神病院。
2010年4月9日，湖北十堰市民彭宝泉和邓复华因拍摄一个上访现场，被当地警方送进精神病院，此事由网友最先曝光，传统媒体继而跟进，引发社会各界关注并质疑，“被精神病”一说也开始流行。
在精神病院留置6天并“治疗”后， 4月15日下午，经公众、网友广泛关注及媒体推动，“被精神病”者彭宝泉得以从十堰市精神病院出来，回到家人身边。由于重获自由，一扫萎靡之态。
回想这6天6夜的遭遇，彭宝泉心有余悸：“再也不能进到那种地方去了，没有精神病也会弄出精神病来。”
4月9日这起上访事件的主体是十堰市五交化公司，此前就因拆迁等方面问题有过多次上访。在获知湖北省纪委的一个组在十堰市宏正酒店驻扎后，该公司20余名员工打着横幅，在酒店门前上访。
对此事件，十堰市公安局称“致使该酒店正常经营秩序及酒店内旅客工作、生活受干扰，并造成该处道路交通受到影响”，遂组织警力赶至现场维持秩序，并将参与该事件的11人带至公安机关调查。对彭宝泉及邓复华两人，警方称在讯问中发现二人精神异常，遂将二人送往精神病院。
彭宝泉称，之前警方曾将他带到十堰市中医院精神病专科，要求该院收治，但医生诊断后认为他“没有精神病”，不予收治。随后，警方又把他带到十堰市精神病医院，医生在没有诊断及鉴定的情况下，即给他安置进了该院“兴奋病室”，除了他和邓外，还有另外9名重症精神病人，有专人看护。
在留置期间，彭无奈服了两天药，服下后感觉头脑发晕，走路都是飘的，就像喝醉酒的样子，心跳也加快。而与他同室的重症患者都是手脚被固定着，由于难受而面目狰狞。
与此同时，当地市委市政府于4月15日上午11点召开了新闻发布会，称警方处理事件、收治流程及诊断依据都是符合规定及科学的，并称彭和邓出院是应家属的强烈要求而作出的决定，其出院后引发健康及其他相关问题家属要负责。
上访者，往往被官员们称之为“刁民”或精神病患者，不少被强送进精神病院。这次帮上访者拍照的两个市民，也“被精神病”而强送进精神病院。
在扭曲的公权力下，很多时候，想把某个人强制送进精神病院，需要的或许仅仅只是某种授意，而没有严格的程序约束与责任惩处。不少地方官员不能正视“上访”问题，把上访群众当作“刁民”，认为是“精神病患者”，滥用警力简单粗暴阻止“上访”，把一个个上访者强送进精神病院。为了赚钱，精神病院什么人都愿意接收，对那些非自愿被送进去的人来说，他们噩梦般的监狱生活就在强制医疗的名义下开始了；他们哭诉自己不是精神病人的行为，却被当作是典型的精神病症状。他们唯有乖乖配合，否则定然免不了皮肉之苦。
群众之所以不断上访，甚至“进京”上访，原因也许有多方面，但绝大多数上访群众是善良的，他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自己的合理诉求长期得不到解决。乌鲁木齐市市委书记栗智曾说：八成上访者是有道理的。公安部信访办副主任李竹红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与新浪网联合访谈时也说，“上访群体80%都是农民，绝大多数都是社会最底层，也是弱势群体……绝大多数上访群众最初反映的诉求是有道理的，当然没有任何人会平白无故的就来上访。”
因妄言“老上访户99%有精神病”而招致网络炮轰的孙东东，迫于民意压力，不得不发表致歉声明，可是，要让后面扭曲的公共权力低头则很难。什么样的权力可以将一个人随随便便当作精神病人强制送进精神病院？又是什么样的恶规在支撑着这样一种法外刑罚？
如何看待群众“上访”问题，说到底是一个如何对待人民群众感情的问题。李竹红副主任说，“只有真正对群众有感情，你才能够真正为老百姓办实事，真正为老百姓考虑问题。”
需要治疗的，不是那些“被精神病”的上访者，而是官员的思想作风和政府机关的工作态度。如果官员们对人民群众倾注了真感情，能站在人民群众的角度看问题，办事情；如果我们的决策机制、管理体制、官吏制度都能够做到充分的民主；如果我们的执政者都能够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百姓的意见和诉求能够得到充分的尊重和处理，那么庞大的上访者队伍就会自动地化解。
201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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