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弹财富二次分配
-----之被遗忘的下岗职工？
近期，“民工荒”、财富二次分配、调整收入分配的话题是怎一个“热”字了得，再加之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学习会上指出：“要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增加城乡劳动者劳动报酬，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消费能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也先后提及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同时，2月27日下午温家宝总理在与网友在线交流时表示，“一个社会当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那么注定它是不公平的，这个社会也是不稳定的”，并强调“分好社会财富这块‘蛋糕’是政府的良知”；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作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时说：“厚民生才能聚民心，顺民意才能保民安。”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指出：“我们不仅要通过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由此使得舆论对“民工荒”，国民如何分享财富分配的关注和热议持续的升温。
据报道，“对于绝大多数中低收入民众来说，劳动力收入是其最为重要的收入来源，甚至是多数人唯一的财富收入来源”；央行2008年四季度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也指出：“2007年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下降至57.9%。而在美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高达70%。”而众多已公布的资料也显示，我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不论是初次分配，还是再次分配其比重均呈不断下降走势，基尼系数、两极分化也是相当严重的。
或许是因为近期所谓“民工荒”的缘故吧，财富二次分配的“蛋糕”向“农民工”倾斜的呼声颇高，或让什么８０后、９０后“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就是分享成果了，等等。原因是我国今日的经济成就，与亿万进城务工的农民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经济危机中，他们对我国的经济复苏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耐人寻味的是，几乎众多的矛头都指向了现存的央企和某些地方国营企业，曰为：全民分享国企的“垄断利润”。但是，怎样的分享呢？几乎又是什么深化改革，允许私、民营资本进入这些领域，等等。可这样一来，不就成为了私、民企老板们分享财富二次分配的“蛋糕”，广大人民群众只不过是在分享“画饼”吗？
有意思的是，不论是建议我国借鉴日本1960年的“国民收入倍增十年计划”以提高国民收入，进而启动内需，缩小收入差距、平息社会阶层矛盾、促进消费结构变化，还是如题为《同班同学毕业10年收入差10倍 折射收入分配悬殊》等报道所叙述的收入差距，或是什么“刘易斯拐点”，或所谓的什么“人口红利论”，似乎都在有意无意的，或刻意的回避其弊端和原国营、集体、街道企业普通职工，下岗（失业）、买断工龄“被自由职业者”职工如何来分享财富二次分配的问题；亦或者说，这个财富“蛋糕”有他们的份吗？
据资料介绍：“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实施后的结果是，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实际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1.6％和11.5％，超过计划规定的目标；实施计划的第七年，便实现了国民收入增长1倍；人均国民收入按市场价格计算，从1960年的395美元，增加到1970年的1592美元；10年间实际工资平均增长83％ 。1970年该计划完成之时，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已先后超过法国和德国，仅次于美国跃居世界第二位。但是，通货膨胀 、两极分化、大都市人口过密化和农村人口过疏化等问题愈益严重。”
那么，我国的现状是什么呢？是不是在大多数国民的收入还没有怎么增长的情况下已经产生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大都市人口过密化、农村人口过疏化＼老小化了呢？是不是还有教育、医疗、住房“大山化”呢？是不是还成为了奢侈品消费第二的国家了呢？一些城市是不是已拥堵不堪了呢？在如此不同的情况下实施如日本那样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不是不仅不能使得普通国民的收入有所增长和化解、缓解各种业已突出的矛盾，反而会加速扩大现存在的各种问题呢？因为，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企业的责任与国家的责任基本上是等同的；也就是说，国家在让利的同时，无论是其国有还是私有企业，提高普通职工薪酬、福利和劳保待遇等是一种常态。同时，诸多大中型私有企业还提出了一个企业是职工的家的经营观念（这个观念还真有些国营、集体企业的味道），或也可以称之为是日本版的企业与职工同命运，共呼吸吧；或也可以说，“家”的经营、管理观念成就了众多日本企业现在的巨大成果。
而“刘易斯拐点”又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据资料介绍：“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后再也没有富余劳动力了。”那么，为什么从事农业的人要非农产业转移呢？“农业部门人口多、增长快，由于边际生产率递减规律，其边际生产率非常低甚至为零，农业部门出现大量劳动力剩余。此时，只要工业部门能够提供稍大于维持农村人口最低生活水平的既定工资，农业部门就将涌入大量劳动力至工业部门，为工业部门的扩张提供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在此，最为关键的是“工业部门能够提供稍大于维持农村人口最低生活水平的既定工资，农业部门就将涌入大量劳动力至工业部门”这个前提条件。可我们现在的工业部门能够提供稍大于维持农村人口最低生活水平的既定工资吗？即使是提供了，又是否能够维持其在工业部门扎根、娶妻生子呢？由此来看，我们的一些所谓“用工荒”的地区、企业是不是根本就不存在“刘易斯拐点”所论述的最基本的特征呢？没有这个特征，又哪里来的“刘易斯拐点”论呢？
曾几何时，某小品台词“我不下岗谁下岗！”真实的写照了我国原国营、集体、街道企业职工下岗自谋职业的现实情景，那时的“下岗”，准确的说应该是“待岗”（除了破产倒闭的企业），意为国家和企业在经济转型、改制，或产业升级、换代中遇到了困难，因此需要企业职工从大局出发共度时艰，待企业好转了，或财富“蛋糕”做大了，“下岗”的职工再上岗，或者是在招收新职工时“待岗者”优先上岗。然而，现实却演变成为了下岗即成为了失业和买断工龄，即所谓的减员增效。可其实质不如说是以低工资、低福利和劳保（甚至是没有）来换取利润，并冠以什么先进的成本管理之类的名头；而要想上岗也不是不可以，但必须重新签订劳动合同，待遇几乎同农民工一样，可农民尚有土地来平衡，城市职工又能拿什么来平衡呢？难道现实不是这样的吗？或许，丰田的“召回门”事件，以及随后发生的几家世界著名汽车企业的产品召回事件，能够让此类的所谓“先进”进入历史的尘埃中。至此，大量的派遣工、农民工进入到了非农部门中，可这种现象与“刘易斯拐点”论基本没有什么关系，也是为什么我们的普通职工的薪酬比印度还要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果说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对我国的经济复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的话，那么，下岗失业的国营、集体和街道企业的职工，是不是对我国经济跨越式的发展和经济腾飞起到了奠基石的作用呢？退休的员工可以从提高了的退休金中获取财富二次分配的“蛋糕”，可众多的工龄很长却上不着天（不够退休年龄），下不着地（就业市场中的废人），又将以怎样的形式分享这二次财富的“蛋糕”呢？
乱弹财富二次分配
------之切蛋糕
新年伊始，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相继发表谈话明确指出，要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切实改变、扭转劳动报酬低的问题。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领域十多年来，劳动者报酬的比重呈下降趋势，职工工资占GDP的比重，由最高时的1980年之17％不断下降到2007年的11％。”也就是说，在国家与国营、私营企业财富“蛋糕”越做越大之际，企业职工的薪酬呈现出的却是下降走势，因而这财富二次分配改革的“蛋糕”说到底是一个怎样“切”、怎样“分”的问题吧，或是人人平均分还是有所倾斜和有所关照呢？
如当让一部分地区和少数人先富起来，并形成先富带后富成为了改革的一个指导方针后，以深圳为代表的诸多沿海地区成为了我国先富的排头兵。2月28日发布的《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发展报告》显示：“中国多个经济大省的经济总量已超过G20部分国家；2008年广东省的经济总量已超过沙特阿拉伯、阿根廷和南非，在G20各国中可排到第16位。除了广东，江苏、山东和浙江等省的GDP也超过了G20部分国家。”对此，舆论发出了“经济大省‘富可敌国’，社会福利呢？”之追问。然而，问题的关键是不是还在于：这些先富起来的地区又带动了几个后富地区了呢？以极低的价格，甚至是“零转让”获得了国营、集体和街道企业的私营等资本又带动了几个后富人呢？
又如，资料介绍说：“‘五一劳动奖章’和‘五一劳动奖状’是中国工人阶级最高奖项之一，1989年全国劳模大会筹委会硬性规定：在各地评选的人员比例中，一线工人不得少于32%。”应当说荣誉也是一种财富，可如今这个财富企事业单位的纯一线职工又分得了多少呢？是不是面对着荣誉这个财富，我们又都成为了工人阶级中的一员，进而实实在在的将“32%的蛋糕”分切走了呢？
耐人寻味的是，曾几何时，我们众多的主流经济专家、教授，什么社会精英一直在不厌其烦的大肆鼓吹薪酬应该向国企管理层倾斜，或管理层持股，或什么ＭＢＯ，高薪揽才等等；可要扭转劳动报酬低和进行财富二次分配了，怎么又开始非常笼统的大肆抨击起国企职工薪酬、福利、劳保等高来了呢？可反过来，几乎还是这些人，却又对私企职工的低薪筹、低福利和低劳保，超时加班，甚至是“血汗工厂”、“包身工”和“黑砖窑”的重现，以及对题为《江苏某工厂下班女工解裤腰带安检 不堪侮辱辞职》、《大学生卧底打工迪士尼代工厂 曝其劳工工伤频发》等问题是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且还时不时的抨击一番《劳动合同法》... ...这是不是才是真倒退呢？因此，面对着我国做大了的财富“蛋糕”，他们的财富二次分配向“农民工”倾斜论、什么赔偿论等是不是又会成为一种道具，最终演绎为切下来的“蛋糕”“掉”到自家的盘子中呢？
题为《墨电信大亨全球最富 中国富豪数量仅次于美国》一文道：“2010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排行榜10日在纽约发布，墨西哥电信大亨卡洛斯·斯利姆·赫鲁成为全球首富，而比尔·盖茨则从榜首位置跌落到第二。这也是近三年来世界首富的第三次易主。在新公布的排行榜中，来自中国（包括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的富豪共有107名，上榜人数首次达到第二，仅次于美国。...中国大陆富豪们的表现尤为抢眼，从2009年的28人增加到了今年的64人。”大陆富豪是很抢眼了，可其普通职工的收入是否也抢眼呢？因为，从一些公开的资料上可以看到，世界富豪所控股＼或所在企业的普通职工的薪酬也是很抢眼的，并且也是随着企业财富的不断增长基本上随着同步增长，也就是说财富的共享。而我们不少富豪所控股＼独股的企业中普通职工的收入多不会随之增长吧？也正因为如此，才造成了题为《无锡一买家豪掷2千万一次买22辆宝马车引热议》、或什么“富二代”问题，或大陆富豪海外狂赌、某企业家一掷万金赌输几十亿，或煤老板和一些富人成为了某种负面代名词等问题层出不穷的一个重要成因吧。
由此就不由得联想到了我们的证券市场，无论是什么性质的企业，“铁公鸡”比比皆是，且都说要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可最终损失惨重的却又都是他们；而某些城市已经“富可敌国”了，回老家买房，“有钱人不想跟没钱人住在一块，没钱人更不想跟有钱人住在一块”等高论也随之而来了。当美国华尔街的贪婪造成了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后，穷人（纳税人）救助起了富人（银行家），可金融危机稍微有所好转，高薪、高奖金又加身到谁的身上了呢？真可谓，有难同担，有福独享呀。这是否对我国财富二次分配的“蛋糕”怎样“切”有所启示呢？
题为《分析称国企高管与职工收入差距扩大至17.95倍》一文道：“统计显示，2008年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 员平均劳动报酬为2.9万元。从事纺织业年均收入只有1.6万元，而电信业和石油天然气开采业都是4.6万元，电 力业为4.2万元。此外，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布的数据显示，据上市公司年报分析，208家国企高管与—线职工的收 入差距，从2006年的6.72倍扩大到2008年的17.95倍。”而题为《财政部称全国个税纳税人仅9000万 暂不调起征点》一文道：“据财政和税务部门统计，目前起征点为2000元情况下，个人所得税纳税人只有9000多万，占比较低。‘如果起征点上调到3000或5000元，个人所得税纳税人将减少到三五千万人。’一位财政部官员说。”由此数据来看，众多人士笼统的抨击国企职工薪酬高是不是很不公正呢？反过来说，无视诸多私企、私有控股企业的普通职工低薪筹、低福利和低劳保，超时加班等问题，难道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义吗？难道就是我们共享的“改革成果”吗？难道就是某些人张口闭口的什么世界潮流、“普世价值”吗？
我们的一些人士今天一个月没有几千元无法活了，明天一个月少了几万元无法生存了，后天再来个什么这了哪了的又如何如何了... ...那么，一个月只有百元、一千多元的广大普通职工（包括什么农民工）又将怎样的活、怎样的生存呢？对中国经济起到腾飞作用的、且还没有什么保障的广大下岗职工又将怎样的生存呢？
而问题的关键或许还在于，众多的央企、国营控股企业多已是上市公司，他们所获得的利润是不是首先应该是证券市场中的投资者分享呢？诡异的是，我们的一些媒体、专家学者、教授和诸多精英们，总是在不厌其烦的笼统抨击国企职工薪酬高了、福利和劳保高了，诸如此类，可当养老、医疗等改革似乎要与企业接轨的风声见诸媒体后，好家伙----如捅了“马蜂窝”一般。不是这也高，那也高吗，怎么要与企业接轨了，就一百个不愿意了呢？所以，当面对着题为《宁波代表曝国企干部退休金不足县机关门卫一半》、《一个工薪家庭的收支账本：每个月根本攒不下钱》、《居民收入仅占GDP43% 委员坦言降至历史最低》等此类的报道，抨击者们的“法眼”紧闭，三缄其口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吧。
题为《全总：国企高管与职工收入差18倍 2成职工5年未加薪》一文道：“来自全国总工会的张世平委员发布了一项总工会关于职工收入的专项调查，据上市公司年报分析，208家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相差近18倍，而调查显示，两成职工5年间从未涨过工资＼调查显示，被调查职工月均工资2152元，为全国城镇在岗职工月均工资88%。其中低于此标准的占67.2%；低于标准50%、每月只拿1000元左右的占17.3%；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每月只拿几百元的占4.8%。”对于此调查，我们又将做何感想呢？
百思不得其解和要领的是，一些人士每月没有万元都没法活了，某些人士一年的服装费、化妆费等就让企业的职工望尘莫及；一些人士在抨击他人的同时，自己却不务正业的四处“走穴”捞钱；某些人士每月的烟钱、一顿饭的酒钱就值一名企业职工月薪酬的几倍、甚至是几十倍等等，不一而足。为什么国营、国有控股企业的职工就不能薪酬高点，福利和劳保好点呢？为什么诸多的私企老板都不知怎么吃、怎么玩了，花天酒地、包“奶”成风，豪赌不止且成千上亿的输钱... ...怎么就不肯给职工涨点薪呢？号称是中国的良知们，又怎么对此种现象熟视无睹呢？难道国营、国有控股企业的职工个个都成为了所谓的“农民工”，我们的社会就有消费能力了？就和谐了、公平了？就过上更加幸福和有尊严的生活了吗？
近段时间以来，丰田“召回门”事件余波不断，舆论也是沸沸扬扬；可由各类报道来看，最终“害死”丰田的，不如说是其什么“精英思想”、或管理。因为，不少报道都在说着一个事实就是，丰田的普通员工早就发现了相关的问题（看来，群众的眼睛是雪亮这句话，放之四海而皆准），但是他们却都不敢说，不敢说的原因就是怕会被其上司、或主管解雇。但是，从很多电视新闻报道上看，丰田的普通员工却又拿出了与企业同存亡的架势。这又给予了我们怎样的启示呢？
而增加劳动者的劳动收入、或收入初次分配，不仅是政府的责任，也是企业的责任，二者缺一都将是跛脚的。或许，如今“农民工”所存在的很多矛盾和题为《杭州高薪难聘缝纫工 “85后”挑战“中国制造”》、《沿海一些地区开出超预期福利条件招揽农民工》等报道中所述的诸多而难题，其症结就在于原国营、集体和街道企业下岗、买断失业职工身上吧？这个症结解开了，财富二次分配的“蛋糕”是不是就很易“切”了呢？
据人民网北京3月14日电：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回答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提问时说，“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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