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下井馒头说矿难
王家岭煤矿矿难大救援刚刚过去不久，玉树地震又揪痛着国人的心。人们期待着再次出现奇迹——被困八九天，可能还有成群人的生命活着，尽管奇迹是小概率的。
地震很难预测，发生重大伤亡和损失之后，人们痛定思痛，提出指责的事情似乎不象对于矿难那样严厉。虽然王家岭煤矿的矿难刚刚成为过去，但是在人们心中仍然隐隐有一种担心：不知道什么时候，矿难这个恶魔又会在神州大地的某一个矿井肇事；中国的矿难实在太频繁了啊！我们默默地祈祷着，祈愿那些在地层深处为人间社会开采煤炭能源的矿工兄弟能够每天都平安无事。
如果说中国人打破世界纪录是创造“奇迹”（如同我们的同胞刘翔所创造的）的话，中国的矿难算不算“奇迹”呢？依笔者看来，恐怕也算得上资源开放的“奇迹”了吧；但是它却是令人厌恶的、带着私有化“特色”的“奇迹”。笔者之所以这么说，是针对有人说王家岭煤矿矿难大救援“创造了生命奇迹”这样不科学的说法的。
笔者虽然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叟了，却是在煤矿出生并在煤矿长大的，加上曾经长时间从事过煤矿安全仪器制造工作，所以对于矿难才有这么一点自己个人的认识。
生命是可以创造奇迹的，但是“生命奇迹”并不是救援所“创造”的；最多只能说，矿难救援尽可能多的挽救了生命，同时见证了被矿难埋进地下的“生命奇迹”；这也确实是对生还者、对他们的亲属以及广大关心他们的人们的最大安慰。
记得小时候，每当父亲升井下班回家，从已经洗成乌色的窑帕里揭出来一个当天的“下井馒头”时，我和弟弟立马高兴得和过节一样；我们细嚼慢咽着馒头，仔细品尝那带着煤尘、岩粉以及机油味道的特殊风味。父亲升井以后虽然洗过澡，但是睫毛眼圈的煤灰常常洗不彻底。看着我们啃他带回的下井馒头，他的表情是那么的惬意。当然，这样的情景，只是矿山解放以后的事。
重庆的天府煤矿，是笔者的故乡，解放以前，主产煤井峰厂曾经发生过死亡百人以上的特大矿难；究竟死了多少矿工，没有准确数字。到了1957年，笔者还亲眼看见一次有工人抬着用篾席包成的大包，里边包的就是解放前那次大矿难死亡矿工的遗骨；也就是说那些死亡矿工，十多年后他们的遗骨才被发现，被后来的、已经做了矿山主人的矿工们挖出来抬上地面加以安埋。他们连姓名以及是何处人氏都没有留下来。
共产党解放军解放了矿山，解放初期对矿山实行了军管。因为还来不及改造，这口井于1950年又发生过一次瓦斯爆炸事故，死亡4名工人；领导和工友为他们举行了以前没有过的安葬仪式。打那后，再没有发生过大的矿难。到改革开放时，这口矿井资源已经基本掘完，不再开采。
父亲是煤矿井下的机电技术工人，井下的动力、通风、运输、排灌等设备的安装、运行、维修等很多活都干过。解放后有一次井下发水，为了排险，他泡在水里面工作了三天三夜，病倒住院。矿领导去看望慰问他，把他评为劳动模范。他为什么那样肯干？原因很简单，因为解放后，煤矿工人成了矿山的主人，大家的劲都使不完。就是在峰厂的这个矿井，以前的“煤黑子”穷工人，解放后有的当了矿领导，有的当了管理干部，还有一位当了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上个世纪的50、60年代，和我差不多一般大的孩子都到父亲井上的工作场所去玩过。在那里见识了测量瓦斯的安全灯，测量井下通风风速的风表，还看见过矿里对工人进行矿山救护训练。作为孩子，当然对“下井馒头”更感兴趣。一个馒头就可以让在井下干活的父亲们吃饱。升井早的父亲们往往把馒头留着，回家犒劳自己的孩子。这“下井馒头”可不是随便就能够吃到的，即或是矿领导干部，也必须是下井才能领取。在家属特别是孩子心目中，那可是下井光荣的奖牌！在矿里，并不是矿长的工资最高，如果干部不下井，矿长的工资就没有井下采煤工人的工资高。
看看现在的矿难，想想那个年代，笔者真是感慨万端。现在的法制比那个年代更不健全吗？现在的规章制度比那个年代更少吗？明摆着的不是嘛！再说安全装备和技术，现在的安全仪器比那个年代的安全灯不是更先进吗？笔者搞过瓦斯遥测仪器，亲自负责过便携式瓦斯测量仪的制造工艺和生产。所以对于所谓矿难因为安全技术“落后”的说法，自然是有所保留的。至于现在的安全投入，一般讲，也不比那个年代少。当然，私营矿主又另当别论了。就说“国有”的天府煤矿吧，改革开放后发展成了矿务局。改开以后，有一口主产煤井竟然发生了一次死亡达10人以上的矿难。原因之一，就是矿当局把井下采掘承包给了不够资质的包工头。所谓承包，说简单直白一点，不过是私有化的一种变相的表现。国有煤矿尚且如此，私营煤矿就可想而知了，能不矿难频发吗？
就是因为矿难频发，才有了山西煤矿的“国进民退”。笔者觉得应该说“国进私退”才对，干的更彻底一点才好。局长矿长们应该多吃几个“下井馒头”，少拿一点所谓年薪和承包钱。那样的话，中国的矿难也许真正能够少发生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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