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佛“一觉醒来”珠三角、长三角就缺工荒荒，连四川、安徽、河南等劳动力输出大省也在为此惶惶，似乎大江南北一夜间就画出了一个“工”在哪里的大问号，一时间，“抢工人”的新闻不断见诸于媒体，还又成为了今年“两会”一个很热门的话题，真可谓荒与慌同在，惶与徨相随。进而让“农民工”进城，或加快城市化进程和户籍制度改革似乎达成了某种共识；亦或可以说，让农民进城既是一种分享财富二次分配的形式，又是一种拉动内需的办法。然而，问题或许是，城易进，居难安吧。因为，古语曰：安居乐业。可面对着我们现在被称之为“大山”的房价，什么“白领”、“金领”们似乎也不堪重负难以安居，还遑论其他人乎？
当我国“用工荒”慌慌之际，欧洲大地上的罢工潮似乎有愈演愈烈之势，题为《史上最“牛”欧洲航空业陡掀罢工潮》一文道：“继德国汉莎航空公司4000名飞行员宣布开始进行为期4天的大罢工后，2月23日法国巴黎奥利机场Alyzia机场服务公司的员工也突然宣布罢工。不仅如此，英国航空超过80%的空乘人员也因不满公司工作环境，投票同意举行罢工，欧洲航空业遭遇了有史以来声势最为浩大的‘罢工潮’”。题为《英国27万公务员举行48小时大罢工 公共服务瘫痪》的报道曰：“英国大选逼近之际，27万公务员8日起罢工48小时，抗议政府计划削减遣散费，罢工令公共服务大受影响。”此前，题为《全国罢工瘫痪希腊 罕见动荡重击欧洲》、《葡萄牙50万名公务员大罢工 抗议政府冻结薪酬》等报道均在述说着减薪、降低原有的生活水平等对人们生活所造成的冲击。可由此再来看“刘易斯拐点”论，或也可以说，欧美正在陷入这个拐点论的“陷阱”中而不能自拔。
因为，“刘易斯拐点”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只要工业部门能够提供稍大于维持农村人口最低生活水平的既定工资，农业部门就将涌入大量劳动力至工业部门，为工业部门的扩张提供无限的劳动力供给。”但是，工业部门要想保持一定的吸引力，就必须为从事农业转工业的人们提供更多的、可持续的后续保障，以使得他们能够驻留在工业部门中；通俗的说就是，从事农业的人们进城后的各项生活水平等是应当逐步提高的，或有盼头的，能够安身立命、娶妻生子。否则“进城”的现实意义又有多大呢？如在大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郊区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多不会有什么进城的冲动，反而不少城里人会向那里流动；又如，每到农产品收获季节，欧美一些国家都会涌入大量的非法劳工，这不就是因为哪里的农民雇不起本国的劳工所致的吗？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前几年，美国农民还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抗议政府驱赶非法劳工的行动，并获得了成功。这或就是“刘易斯拐点”论之陷阱所在吧，农业补贴是其所结的一个必然之果；或还是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个致命伤。
而欧美、日本等众多国家可以通过其资本、收入、福利等优势来进行移民从而获得稳定的各种劳动力资源；或以外包、收取专利费和在他国办厂等形式来转嫁各种成本，以此来维系、确保其国内职工、人民生活等各种福利、薪酬不会因“刘易斯拐点”受到下降的影响。如果把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看成是“工业部门”，而把发展中国家和经济欠发达国家看成是“农业部门”，这个问题是不是就很好理解了呢？
可当金融危机降临后，这些定律、或规律和平衡就被打破了，因而就业、薪酬、福利等均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再加之财政紧缩、增税等因素还会造成物价的上涨，生活的艰难也就非常明显的凸显出来了。然这些在城里工作的人们多不可能回到农业部门中工作，即便是想回去也没有土地，加之农业种植的高度机械化，也容纳不了多少人，失业、减薪等因素导致罢工也就成为了一种必然之因果了吧。但此时，农业部门是不是会比工业部门的大多数人好过些呢？换个角度说，经济好、平稳、欣欣向荣之时，什么“刘易斯拐点”论，或是一些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或其它什么派的经济理论，对经济发展能够起到一些促进作用，而一遇到点风吹草动、或经济＼金融危机就会失灵？就会产生严重的各种类型的贸易保护风起云涌呢？如果把奥巴马的“全国出口战略”看成是倒“刘易斯拐点”，是不是会得出发达国家这个“工业部门”在向发展中国家这个“农业部门”强索反哺之就业岗位呢？
由此是不是就带来这样的问题：
１、工业化就是为了“消灭”农业吗？
２、工业化必然就是城市化吗？是不是只有如此才是工业反哺农业的较佳形式呢？
３、我国的城市化建设是不是必须重蹈一下现一些经济发达国家“城市化病”的覆辙，才会真正的转变“摊大饼”呢？
题为《遣返中国劳工隐现越南心态：遣返不等于不欢迎》一文有这样一段叙述：“事实上使用中国工人成本很高，月工资都在5000元以上，而同样的越南人只需要1000～2000元左右。”王庆说，“许多人可能会奇怪我们为什么不使用廉价的越南工人，因为他们没有中国工人勤劳，工作效率也不高，往往是三五名越南工人(工作效率)才顶得上一名中国工人。”此又在说明着什么呢？
题为《媒体曝山东富豪身家396.2亿 超内地福布斯首富》一文介绍道：“南山集团的发家从一个仅有56户人的小山村开始。1978年,宋作文只是黄县东江镇前宋村（后改名为南山村）村民,他与在东北的朋友一起贩运木材,赚取了5000元现金。靠这5000元做本,宋作文与一帮村民开始做豆腐、糊水泥袋、做石棉瓦。1987年,他们看准了农村市场对廉价晴纶枕巾需求量大的行情,投资兴建了纺织厂,随后追加资本,成为全国最大的村办毛纺厂。到1987年底,宋作文和他的第三小队固定资产已达5500万元,全队56户人家,户户过百万,家家搬进了166平方米的别墅楼房。1994年到2000年,南山村兼并了周围3个乡镇的8个穷村,并大规模兴建生态旅游业,开发建设了古文化建筑群、国际高尔夫球场等旅游服务项目。2002年,南山村的旅游资源已经吸引游客70多万人次,门票收入就达4200多万元。宋作文将一个村办小厂发展成为以股份制为主体的现代化国家级大型企业集团,2008年,南山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达316亿元,综合实力位居中国企业500强第178位,因为带领南山村1827户村民致富,每户资产超过400万元,宋作文当选央视‘感动中国2003年年度人物’”由该报道中不难看出，没有“进城”的南山村的人们不仅已步入到了共同富裕之路上，还在为更美好的明天增砖添瓦。
近期，有新闻报道说，某省的“保姆县”没有了保姆，原因就是当地的经济有了不小的发展，进而就近就业成为了最优选择。而不论是南街村，还是大寨，或是现在的一些蔬菜、果品合作组＼社，其多数人富裕的根本原因不就是因资源、资本要素掌握在多数人手中，并享有着增值等各种收益吗？各地的小产权房为什么禁止不住？不就是其产生的资源要素利润的大部分能够被农民所获得吗？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强力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支持符合条件涉农企业上市，促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努力缩小城乡公共事业发展差距，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应当说，这抓住了农民可持续增收的实质和本源性的问题；因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中，谁掌握了资源、资本要素，谁就掌握了财富。特别是首次提出的“强力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支持涉农企业上市”的政策，应该成为国家的重大长期发展战略。
其实，当“没人叫你在广州买，也没人叫你在深圳买，那你回老家买不是便宜点嘛，那你为什么要在广州、深圳买呢？”＼“广东的地级市房子均价都在5000元以下,有钱人不想跟没钱人住在一块，没钱人更不想跟有钱人住在一块”在诸多地方成为了某种现实，户籍是不是早已不是障碍了呢？即使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人“进城”，无非是徒增了些失地的下岗工人罢了。难道不是吗？
2010年3月1日，中国平安步入了全流通时代。然而，从题为《持股员工与平安大股东僵持的背后》等报道看，其职工分享“二次财富”的现实将会是一场艰难的旅程。这是不是对国民如何分享做大了的财富“蛋糕”之二次分配有所启示呢？而题为《调查:86.5%受访者忧虑新富家族联姻“公权力”》的报道，也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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