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群众运动通常是革命者用于推翻统治者的重要工具之一，而历史上的统治者一般而言都是“反动”的，即“反对革命运动的统治者”。何为“反动派”，一言以概之，即为“反对革命运动的派别”。
在中国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主张通过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农民运动等群众运动，推动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而国民党右派坚决镇压这些革命性的群众运动，因此，我们历来称之为国民党反动派。但是，国民党并不都是反动派，国民党左派同情共产党，认可和支持革命性的群众运动，因此，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斗争史，实际上是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史，而非全部的国民党。
革命运动最初的、最基本的表现形式，就是群众运动，而革命暴动则是群众运动纵深发展的高级表现形式。到现代为止，中外历史上唯一出现过的一位“非反动统治者”代表，就是毛泽东。作为无产阶级专政者的代表，他不但不反对群众运动，反而视其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大法宝，这是他通过研究中国五千年历代封建帝国兴亡周期后所提出的最重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之一。
中国有五千多年的封建帝国历史，在社会主义中国成立之前，还有历时八十多天的袁氏复辟王朝和四十余年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历数上述各朝各代，基本上都没有摆脱“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轮回命运。著名爱国人士黄炎培、美国记者斯诺都与毛泽东探讨过这一“周期”问题，在他们看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纵使取得成功、顺利夺取政权，也难逃中国几千年来兴亡轮回的定数。
回缆我国历史长河，人们发现，历史有着太多的惊人相似，周代商、秦代周、汉代秦、魏代汉，元代宋、明代元、清代明、民国代清朝，可以非常清晰的发现一条规律：革命者利用群众运动（革命运动）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取代反动的统治者地位而成为新的统治者，之后逐渐脱离其赖以革命成功的群众，并最终走向其对立面，从而又引起新一轮的群众运动、革命暴动，原先的革命运动领导者为维护自己的利益和统治地位而彻底沦为镇压革命运动的反动统治者，时间无论长短，最终又被新的革命运动所颠覆。这就是中国五千年的兴亡周期。
幸运的是，毛泽东发现了这个规律，也抓住了打破这个规律的关键之处。那就是群众运动，他认为群众运动是社会主义民主最好的体现方式，他不仅告诉全党不要害怕群众运动，反而要把群众运动当作一个法宝，一个防止地主资产阶级复辟的法宝，一个防止党内修正主义泛滥的法宝。毛泽东深刻地看到，人民，也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创造了时势，时势造就了时代精英，时代精英又充分合理的运用了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因此，社会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定阶段时，群众运动就会必然出现，它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如果开明的、不反动的统治者、当权者能够清醒的认识到这一点，并能率先的、主动的引导利用好群众运动这一有效工具，使统治阶级的统治继续保持革命性，而不是蜕变为反革命者，则社会矛盾便会有效缓解，社会各阶级便能保持最大限度的和谐共处，社会生产便可有序进行、长足发展；反之，则社会矛盾便会进一步加剧，各阶级无法和谐相处，群众运动则会立即被革命的阶级所掌握和利用，成为新的革命者的工具，社会稳定则会又一次被打破，社会生产便会又一次受到重大的破坏，只到新的、更为合理的社会秩序重新建立才能有望恢复。自共产党成立的那一天开始，特别是后来在长期的革命斗争过程中，为增强革命力量以早日夺取革命的胜利，曾经吸纳过一部分进步的资产阶级和改良的封建地主阶级，或者跟他们进行过亲密的合作，他们也的确为党的革命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甚至有的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然而革命胜利之后，这些人相当一部分成为国家和地方的领导干部，这时，在其骨子深处一直潜伏的封资思想被胜利后的兴奋和自满激发出来了，他们觉得自己成功了、当权了，不应该继续做“无产阶级”了，应该做“有产阶级”了，他们开始千方百计的利用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从政策上、法律上、舆论上制造不利于无产阶级而有利于资产阶级的一切可能的东西。毛泽东看到了这种倾向，也看到了这种危险，他知道，要防止复辟，仍然必需要充分发动群众运动，让群众特别是无产阶级群众，自发的去讨论、去选择、去捍卫自己的胜利果实不被别人窃取。新中国四九年建国直至七九年，三十年间中国的群众运动几乎没有停止过，但中国的科学技术、工业建设、农田水利建设、国防建设、政治外交等领域，无不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在此不一一列举），可以说，中国目前可以看到的最重要的科技成果和建设成就，大部分是在那个年代创造并留到今天还在发挥其重要作用的，可见，正确的群众运动，对社会生产的发展不是制约了而是促进了，不是有害而是有益。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党的领导人都象毛泽东那样着眼于党和国家的前途，着眼于社会主义发展的高度来看待群众运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中国无产阶级，在他们的伟大导师毛泽东去世的当年，便被一场资产阶级当权派主导的政变夺去了专政的地位，从此，中国的无产阶级一步步重新回到了被专政的地位。三十年前公开抛弃了“群众运动”这一党的革命的致胜法宝。在没有任何群运动监督的三十年里，资产阶级果然在一天天复辟了，地主阶级也一天天复苏了，党的很多正确的原则也被修正了，而在这个过程中，包括工人农民在内的无产阶级正一步步重新回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前的悲惨的生存状态之中，被压迫盘剥的透不过气来。表面上看，这三十年，特别是前二十年，我国没有群众运动，实际上，不是没有，而是没有被允许；但是后十年，特别是最近几年，由于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复辟加剧，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已经被盘剥的一无所有，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各地官民冲突、企业劳工冲突等群众运动不断发生，国内外敌对势力甚至一些邪教组织趁机将这些零星的群众运动加以诱导、利用，甚至披上革命的外衣，到处煽风点火。可见，群众运动是否发生，不是以个别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只要有社会矛盾存在，就会有群众运动发生，革命的统治者自上而下主动引导的、一定范围内的、革命性的群众运动是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社会生产的发展的，而自下而上的、被迫采取的群众运动，往往会被伪革命者所利用，是不利于社会稳定和社会生产的发展的。
中国共产党本来就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更不应该视群众运动为洪水猛兽。如果共产党当权者不害怕群众运动，支持群众运动，就是真正的共产党革命派，群众运动就能够成为党和政府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的有效形式之一；如果共产党当权者害怕群众运动，压制群众运动，只能使自己沦为共产党反动派，而使群众运动转而变为更强烈、更高阶段的革命运动。然而这就冒一种致命的风险，就是一旦共产党革命派因不是党内当权派而不能合理引导组织群众运动，则群众运动就可能会被披上革命外衣的敌对势力所利用，这种风险不是没有，而是很大；不是不可能，而是很可能。近年来的国际国内形势已经证明这一点。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的新一届领导集体，近年来针对国内外出现的新形势新情况，陆续提出和实施了一系列缓解社会矛盾的政策和措施，从社会主义荣辱观、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到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开展、亲民形象工程的推广、和谐社会的构建等等，就其实际效果而言并不大，在人民中，特别是基层群众中影响更小，究其根本原因，就是这些活动和新政的的推行脱离了群众运动，没有群众的参加，最终被活动的特定成员内部消化、流于形式，甚至被党内的资产阶级当权派阳奉阴违或曲解歪化，因此新政深入民心者寥寥。鉴于当前国内外敌对势力的进攻步伐明显加快、党内外资产阶级及其当权派、代言人也在加紧复辟，无产阶级和贫苦群众已经到了工无所做、地无所种、病无所医、老无所养、学无所上、房无所住、食无所安全的地步，党内幸存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应该勇敢的站出来，打破“不搞群众运动”的思想禁锢，积极引导人民群众，在各行各业针对贪官污吏、官僚资本家、市霸村霸等开展有效的群众运动。
一言蔽之就是，在当前的国内外形势下，有效的开展群众运动是挽救党和国家命运的重要法宝，否则，群众运动不但不会逐渐消失，反而会越来越强烈、越来越难以控制其性质和发展方向，其结果，不是有利于党，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而是有可能颠覆党、颠覆国家、再次置人民于水火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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