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呼项观奇先生为同志，不是笔者一个毛头小伙子，在对一位老造反派托大，而是确实很多思想能够靠到一起来。我想一声亲切的 “同志”，即便远隔欧亚大陆的两端，而爱国同心，革命同志的情愫是可以连结起来的。
（同时也很赞赏“”的编辑，各种意见在乌有都可以比较自由地争鸣。九州生气恃风雷，只要有争鸣和思辨，就总能找到解决当前问题的办法。这不是应景之话。）
项观奇同志的《毛派应该担当历史重任》写得相当之好，洋洋洒洒，落落大方，而且抓住了本质。恕我直言，的好文不少，但抓住了本质的不多。
按照笔者肤浅的梳理，项文中提出了一下17个观点，当然有部分可能属于项观奇的论据，甚至不经意的一笔，但笔者认为非常重要，所以把它也视为观点。即：
⑴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不是哲学而是阶级斗争。⑵现阶段的历史任务已经不是揭批资改派而是解决它了。⑶毛泽东同志继承和发展列宁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阶级斗争的理论。⑷瑞典式的典型（社会民主主义）也是历史的一种进步，我国存在权贵专制战胜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⑸“文革”的失败因为它没有触动制度；不能对“文革”一味颂扬，不去研究。⑹毛派的任务是批判地进步，要研究新制度，不能满足于鼓吹简单地回到毛泽东时代。⑺苏东式的，也是中国·朝鲜式社会主义模式存在根本弊端，即政治上专制，思想上钳制，经济上僵死；一言以蔽之就是专制。⑻修正主义得势的根源是专制。⑼要克服专制和特权就必须否定一党专制。⑽政权变了性质，经济关系的性质也必然发生变化，所有制形式不变，内容也要变。⑾不能站在专制特权一边批判资产阶级民主派，不能用反动批判进步。⑿军队、警察不能凌驾在人民之上，不能被用于解决国内的政治分歧；不能绕过最高权力机构指挥、动用军队。⒀防止官僚化，防止特权化的唯一办法就是人民自己管理国家，就是全民的民主。⒁列宁的思想是对一党专制的根本否定。⒂毛派不能为了当局的某些人一两句肯定“毛泽东思想”的表态就俯首致敬、感激涕零。⒃严肃的阶级斗争、政治斗争，不是上网发点牢骚，骂几句出气。⒄前途的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最后的胜利是有把握的。
对于以上的观点，笔者基本认同，对一些观点则完全赞同。一直以来，就某些问题，笔者也试图从理论上加以探索。现在看来不必要了，读项文就可以了。但笔者对⑴、⑵、⒁持保留态度。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西方的一些学者在否定或者非难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剩余价值理论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马克思是伟大的社会学家，他的异化理论极有见地。所以笔者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理,千条万叙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是一种颇有见地的归纳方法，但又不是全部。
现阶段左翼知识分子已经对资改派基本形成了共识，但对资改派的本质属性的理解尚存在不少争议，这也是项文试图说通的一个问题。左、右翼尚没有形成如同当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那样共同的价值追求。而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很多人，还被“春天的故事”等神话欺骗。很多二三线城市的青年职工，如果可以“啃老”的话，压力远没有京沪地区那么大。他们的觉醒是需要时日的。伟大的变革需要伟大的思想启蒙。如果没有五四运动的思想启蒙，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今天我也需要一个启蒙过程，对资改派还必须持久揭批。当然揭批要抓住要害。有很多人图口舌之快，谈升斗之利。那是比较肤浅的。
列宁主义中的民主观，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笔者感觉，项同志为了自己立论，有些将列宁拉过去的嫌疑。从历史看，布尔什维克在它自己领导的制宪会议选举惨败之后，列宁一脚踢开制宪会议，宣布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说列宁反对一党专制，是否可以？还有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就是，当社会的主流民意反社会主义时，左派是否应该通过宣传等待人民慢慢靠过来？有无权利通过革命暴力把人民拉过去？社会主义与制宪的关系？这些问题还要思考。也希望左派同志提供建议。
除此之外，笔者对项文是比较赞同的。
笔者赞同项文对理论学习的呼吁。现在的很多人，以毛派自居，但不怎么读毛主席著作，至少没有系统地、融会贯通地读过。有的人仅仅在网上看过毛主席的零散语录，有的人就是读过毛主席诗词而已。他们对毛泽东，与其说是深思熟虑后觉悟的信服，不如说是对现状逆反而形成的个人崇拜。有的人甚至呼唤毛主席复活，或者幻想毛主席在天堂审判走资派。毛主席不可能复活了，也没有天堂。但革命的实践却要我们进行下去。至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原著，更是曲高和寡。如毛主席所说“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造成的结果就是，左派中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等幼稚病比较常见。
我们说理解当代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理解中国的历史，特别是近百年来中国历史的轨迹。比较重要的就是，1949年前的中国是怎样的，1978年前的中国又是怎样的。
对1949年前的中国，有一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及无知青年认为政治上存在自由、民主、宪政的萌芽，经济上有一个“黄金十年”，若没有日寇入侵等外加因素，是可以发展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这种想法天真到可爱，完全可以置之不理。笔者想请他们注意，到1975蒋介石死时，台湾还是军法统治，不能视而不见吧。至于台湾的民主化，笔者认为既有日据时期就开始的地方自治选举的影响，又因为台湾的地方势力是反国民党政权的，国民党不得不让步给他们。而国民党在大陆时，地方上的土豪劣绅、村痞山霸都是依附和支持国民党的，所以如果国民党始终在大陆执政，中国的境况会比今天更糟。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就是喜欢想象。他们往往喜欢说不谈主义，多研究问题。这使得他们自锢手脚，对社会改革的理想也都停留在呼吁和请愿的水平。你不谈主义，就得就事论事；就事论事，就不能全面反对当局，而得依靠当局，小骂大帮忙。逻辑很明显。胡适到死都在跟国民党哭求民主就是铁证。他们对台湾的民主无尺寸之功。李敖对台湾民主有贡献吗？我看不多。今天大陆的自由主义者大多也是那样，不足介意。
左派对1949年前中国的认识是统一而合理的。但也要注意，我们反对国民党，正是因为他们不能提供资产阶级民主，而非他们提供资产阶级民主。否则便无法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意义。
对1978年前的中国，有很多人开始糊涂起来了。他们认为，不说是完美无缺的，也是曼妙绝伦的。他们全面肯定那个时代，认为要解决今天中国的问题很简单，回到1978年前就行了。这种说法完全站不住脚。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否定之否定发展的理论，又不符合中国及苏联等的实际。
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莫里斯·迈斯纳在代表作《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中，详细地谈了革命后新秩序凌驾在人民头上——也就是所谓热月反动的问题。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大卫·科兹则《在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中猛烈地批判苏联体制的非社会主义因素，并指出苏联解体是官僚、精英专政的必然结果。项观奇同志更是直言当时的中国属于半社会主义。笔者认同他们的观点。
这种观点无疑比较犀利，以至于有人难以接受。不接受不要紧，可以慢慢来，慢慢聊通。但有人却将“托派”的帽子扣在项观奇及笔者头上。我说同志哟，托洛茨基和列宁、斯大林本是理论之争，完全可以温和处理。列宁就很宽容，而斯大林动用秘密警察压制并最终从肉体上消灭托洛茨基。对所谓“托派‘残酷打击、无情斗争，杀了好多无辜的人，甚至殃及中国。完全属于毛主席“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指示批判的标的。到今天，“托派”总该可以脱敏了吧。而你们抱残守缺就那么厉害，现在还用“托派”的帽子扣人。
有些人始终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公有制，公有制就是国家和集体所有制。丝毫不考虑掌握国家的政权的性质，也不考虑集体企业掌握在一把手的手中还是职工的手中。也不想想，井田制时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总算高度国有了吧。那也是社会主义？
他们反对国企私改，这无疑是对的。但对国有企业民主化管理及职工权益的保护并不关心，似乎回到名义上的国营就万事大吉了。现在恰恰是很多国企，给老总们规定了惊人的高工资，在正式员工之外长期使用低酬劳的合同工，这些剥削形式和私有企业毫无二致。而国企领导的任免，则充满着猫腻，完全是寡头企业。“九评”之九说“蜕化变质分子所把持的工厂，名义上是社会主义企业，实际上已经变成他们发财致富的资本主义企业。他们同工人的关系，变成了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像这样的蜕化变质分子，他们占有和支配着部分生产资料，剥削别人的劳动，难道不是道道地地的资产阶级分子吗？他们在国家机关中任职的同伙，与他们串通一气，营私舞弊，收受贿赂，坐地分赃，参与了各种各样的剥削活动，难道不也是道道地地的资产阶级分子吗？”请同志们认真思考一下这段话。
在公有制等于社会主义的形而上学公式的指导下，有些人睁着眼睛说瞎话，说朝鲜是社会主义国家。且不论朝鲜本来的高福利已经名存实亡，也不论朝鲜的货币改革完全属于劫掠民财，单看他们的世袭制问题。周总理曾讲过共产党人传贤，国民党才传子。把朝鲜那样的世袭制国家称为社会主义，真是有意无意替太子党做舆论。将民有菜色的朝鲜当作社会主义的典范宣传，是社会主义宣传呢，还是反社会主义宣传呢？居心何在？当然从地缘政治出发，反对美、韩颠覆朝鲜又是一回事。
部分的原因，就是很多同志为反对而反对，追求事事处处和修正主义者对着干。修正主义说什么，他们就反着说。修正主义者推出李锐，他们就反李；修正主义者推出袁腾飞，他们就反袁。没有独立的理论和实践关注点。实际上还是没有脱离修正主义的指挥棒。
结论就是苏东体制、中国·朝鲜体制具有巨大的反社会主义因素，而无一例外发生蜕变。有的变成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有的变为权贵资本主义社会，有的变为带有浓厚封建残余的专制社会。几乎没有幸免。如果1978年前社会的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不存在问题，第一、就无法理解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原因；第二、就会得出资本主义复辟仅仅因为修正主义路而已，就成了典型的观念领导社会的历史唯心主义了。因此，今后的革命者对上述体制必须加以扬弃地、批判地继承和发展。
理论发展也是如此。笔者反对把毛泽东看作先验的巫师式的人物。请问同志们，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体系还是一个封闭的体系？是一个发展的体系，还是一个静止的体系？笔者认为，曲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一如今天老爷们做的，那是修正主义。而反对导师死后或者经典著作外的任何改变的，那是教条主义。对全局而言应该反对修正主义，但左派反躬自省，尤其要注意检讨教条主义。
教条主义者完全无视（司法独立、工会独立等广义的）民主的积极意义。站在专制一边反对民主，用反动压进步。还是项观奇同志说到了点子上“在中国，谁在决定政策、 谁在推行政策， 不是清清楚楚吗？ 不是那些所谓的『知识精英』， 而是党官僚。 凡是你还有权骂的， 肯定不是主要敌人和危险，谁能封你的嘴， 谁才更可怕。”在中国这个官本位的封建残余浓厚的国家，我们简直需要从反封建做起。任何民主，哪怕是些微的，哪怕是西方式的民主，都是对专制集权的进步。只不过我们认为自由主义者的民主治标不治本，口惠不实而已。
教条主义者们完全不懂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他们对党的性质、军队的性质、当局和人民矛盾的性质等的认识一塌糊涂。一言以蔽之，就是不能运动地、变化地看问题。似乎60年前如何，现在也是如何，将来也会是如何。他们一方面说社会主义社会长期存在阶级斗争，而一到关键时刻又称和修正主义者只有意识形态之争。那么在他们看来，所谓阶级斗争其实就是整知识分子、整不同意见人士而已。不是吗？“文革”中的一些人，一说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畏首不前，说整“反动学术权威”就非常踊跃。这种擒贼不擒王的错误做法，长期没得到反省。
在他们看来，社会的进步要靠某些人的幡然悔悟，靠绝对意识从天降临，而非人民的推动。在他们看来，历史发展最好要靠宫廷政变。他们胡编什么某人指示不允许打击迫害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如洛阳“刘三姐”等人的消息，以此自我安慰和满足。还是项文说得好，“有些同志一见有个『毛泽东思想方阵』，有句『毛泽东思想万岁』， 有个这样的表示，那样的表示， 就热烈欢呼， 就俯首致敬，就感激涕零， 这是多么得幼稚， 又多么得充满修正主义味道啊！”
有人兴奋地说“中南海正门新华门两侧的大红标语，‘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内门照壁上赫然挂着毛主席手书‘为人民服务’的镏金大字，至今依然。”因为这几个字没有被铲掉，所以今天的公务员就还在为人民服务。原始拜物教！如果按照那样的标准，国民党到今天都尊奉孙中山先生。那么为什么毛主席会说一九二七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指宋庆龄）与我们的同志们”呢？鲁迅先生也说国民党搞祭奠孙中山先生的活动“静默十分钟，各自想拳经”。毛主席和鲁迅先生的话岂不发人深省？左派不是明朝的大议礼，纪念礼仪的问题、个别标语口号的问题都是细枝末节，关键的问题是路线问题！
笔者想问教条主义者们一句，如果皇帝反革命，你们还敢不敢革命？反贪官的同时反不反皇帝，是区别真假马列主义、真假革命的试金石。当然，策略可以，但不能从心底深处被俘虏。
有一些教条主义者甚至滑到了修正主义者的伙伴的地步。他们自觉将言行限制在修正主义者许可的范围内，不折腾，还不允许别人革命。先是好言相劝，再等等吧，相信他们“有能力纠正自己的错误，有能力做出符合人民意志决策”（见对项文的评语）；要是你不听，就开始口诛笔伐。只要你批评了修正主义的党，他们就说你否定党的领导，要搞资产阶级多党制；只要你批评了寡头的国企垄断，他就要说你反对公有制，云云；只要你批判军队、武警自愿充当镇压人民的工具，他就要说你反对党指挥枪，等等。有一次研讨会，一个与会者居然说现在主要威胁是民运分子，左派要帮助当局肃清他们。我简直怀疑他的背景。还好大多数同志不认同他。这样的教条主义者，再不醒悟起来，人民都容不下你们。
请同志们扪心自问，自己是教条主义者，还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让我们老老实实读读原著，兢兢业业搞搞调查吧。项观奇同志开了个好头，向他致敬。是为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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