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和李锐吹捧的是资本主义的“文化”
《炎黄春秋》2010年第6期第一篇文章，“当今文化焦虑问题——对文化问题的几点非学术思考”。是曾在1985年7月至1987年初，担任过中央宣传部长的朱厚泽。同时，第四篇文章还刊登了《炎黄春秋》顾问、反毛急先锋李锐的文章：“深深怀念朱厚泽同志”。在吹捧朱的同时不忘吹嘘自己。
让我们看看这两篇文章给我们透露出了一些什么样的信息吧！关于朱厚泽的文章，《炎黄春秋》的副社长、责任编辑杨继绳在文章“编者按”中给戴了许多耀眼的光环：“推进中国民主、科学事业的中坚英才”、“中国民主思想的重镇”等等。可是这篇文章我看过两遍之后，深深感到一点也不像是一个当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长的人；而出现在眼前的倒像一个资产阶级绅士、自由资本主义传教士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喋喋不休的形象。我这样说是有以下根据的。
首先，他背离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朱厚泽这篇文章（以下简称朱文）通篇文章近万言，从地域上讲，涉及全球；从时空上讲上下千年；从讲文化到讲文明，从讲高端文明讲到文化磨擦、利益碰撞；还有“全球化、知识化、民主化” 冲击世界的“三大潮流”啦；“传统农业经济、现代工业经济、当代知识经济” 三大“经济结构转型”呀；“农耕文明、工业文明” 两大“文明转型”呀！就是不触及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这一实质和要害问题；只字不讲剥削阶级如何用文化和精神的欺骗为其剥削、压迫服务；只字不讲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用文化侵略、精神腐蚀为其奴役、压迫、剥夺服务；就是不讲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服务这一客观规律。
其次，他反对社会主义改造，为私有制的灭亡呜冤叫屈。新中国建国后，经过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进入了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我国的经济建设出现了跃进的形势（用现在的话就是跨越式发展）。实现了我国历史上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转变；由落后的农业国向现代化工业国的转变。而朱文是怎样描述这两个伟大转变的呢？朱文说：“我国在面临外来强势文明进入的时候”，“在器物层面接受外来文明时，采取了国家主义的形势：用国家垄断资源，政府直接委派官员操办；以国有制为形式，搞国家工业化。对民间力量限制、削弱、甚至企图把它消灭。” 为私有制的灭亡呜冤！
第三，他为帝国主义侵略张目，是十足的洋奴。现在鼓吹全球化的实质，就是全球资本主义化，这是资产阶级侵略、压迫、剥削、掠夺的策略。这是地球人都知道的常识。而朱文却胡说什么有人说全球化就是“美国化”，我不能不问：为什么18、19世纪主要表现为“英国化”呢？还要问一问你中国不是在“八、九、十世纪” 也搞“中国化”、“或者叫‘汉化’、‘唐化’吗！”请看朱厚泽的嘴脸，他是在为谁说话？他是不是在为资本主义、为国际垄断帝国主义张目，他说鼓吹的文化、文明不正是剥削、压迫、侵略和掠夺的真实内涵吗！
第四，他主张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改良主义者。朱文回忆了中国的“现代文化焦虑”过程，从1840年西方“现代文化敲击中国的大门开始”，“一直焦虑到五·四运动”，“最后走上了苏联道路”。朱文总结了20世纪出现的所谓“四大思潮及其实践”：即法西斯主义，它给人类带来了灾难，被人们唾弃；前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由于政治垄断、经济垄断、思想垄断，内部危机而解体；北欧的民社会主义，不仅“平稳渐进”而且还实现了欧盟；资本主义自身的完善，美国借助新的技术革命逐步上升，进入了持续的发展。朱厚泽是主张走美、欧的资本主义道路的。这说明他己经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这是毫无异议的。
第五，他反对暴力革命，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朱文说：“我思考，实际上是六大思潮”，“另外两大思潮是指民族独立运动中的两条路线选择：暴力革命的路子与和平渐进的路子”，朱厚泽是主张走那一条路呢？他说：“通过武装斗争把殖民者赶走的同时，还清除了殖民地带来的文化。因此这些地方出现了文化的断层”，“把它带来的文化也消灭了，就是连洗澡水带娃娃一起泼掉了”。朱厚泽是主张反对暴力革命路线的，主张和平过渡，主张“三宽”，即对待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剥削阶级也要“宽容”、“宽厚”、“宽松”。他不仅否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而且否定了中国的民主革命、抗日民族战争、人民解放战争。清清楚楚地表明：他是在说我们把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文化都给消灭了，罪过啊罪过！现在特别需要他这样的“中坚英才”、“思想重镇”出来做救世主了？只可惜这一“英才”早逝、“重镇”沦陷了！
现如今，《走向共和》、《色戒》等卖国汗奸文化受到了吹捧；戏说历史、谎诞不经，低级庸俗不堪、宣扬资产阶级的超阶级人性论、人权、博爱、民主、自由、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自由主义的反动堕落文化受到宽容；戏谑庄严、贬损崇高、褒扬庸俗、膨胀自我、恶搞正义、荣辱颠倒、信仰丧失、是非混淆、价值扭曲、玩世不恭、虚无主义、思想堕落的黄色恶搞文化丛生；贪官污吏、索贿受贿、买官卖官、收红包拿回扣不认为是大耻大辱，反认为是有能力、有办法；“被查处受苦一阵子，享受一辈子” 的损公肥私贪腐文化成风。在私有化和反动腐朽思想影响下，从影视到各种文艺形式，对黑社会势力的表演、报道、宣示越来越多而广的黑恶势力文化蔓延滋长。这些都不是朱厚泽的焦虑！他是那一家的“中坚英才”、“思想重镇”，这还不清楚吗！
现在再来说说李锐的文章。要说我对朱厚泽也好，对李锐也罢，都未曾有什么接触，也并无个人恩冤，我只是根据他们的文章，就事论事罢了。李锐对朱厚泽的“三宽”，倍加称赞。事情总是有其两面性。我看过朱文和李锐的文章，我认为如果就人民内部而言，“三宽”、“四宽”都无何不可。但是，对于死不改悔的阶级敌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者决不可，“一宽”也要不得。朱厚泽在1985年7月担任中宣部长后，那时在否定继续革命的理论、否定文化大革命、制造出毛泽东晚年错误、伤痕文学盛行、右倾翻案之风猖狂、资本主义自由化思潮泛滥时，还责怪不够宽容、不够宽厚、不够宽松，还嫌自由化的太慢；还嫌演变的步子太小；还埋怨复辟的胆子不大。结果走向了反面，被当作“替罪羊”，同其后台一起被罢了官。
《炎黄春秋》和李锐之所以吹捧朱厚泽，主要是为了推销民主社会主义。他们是反毛、反共、反社会主义志同道合的“同志”！他们是修正马列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者；是共产党的叛徒！
李锐在鼓吹朱厚泽时，一时一刻也没有忘记吹嘘他自己。在这篇一千多字的短文中，李锐吹自己的地方就有7处之多。例如：
一是李锐“在厚泽入医院时曾多次和老伴去看望”，“一起照相”，还一起表白“无愧于人民和国家，也无愧于这个党”（他竟能说得出口！）朱去世的第二天送去了“怀念绝句”，并挂在他的遗像旁边。多么亲密，多么够交情！
二是李锐说：（任电力工业部部长助理时，）“1956年《人民日报》约我写社论”，当时许多负责人都是文化低的老干部。唯有我李某人文化高，且为人民日报写社论，可不是一般写稿子啊！
三是李锐说（任青年干部局长时）：“1982年下半年，我曾请耀帮同志到这个班（朱所在的中央党校青年干部班）讲过两次话”，胡耀邦是何许人，我说请即能请到，而且还不是一次呀！
四是李锐说：“我是一直关心宣传工作的。胡乔木和邓立群长期掌管意识形态，影响改革开放，很是不安的。于是向耀邦推荐厚泽担任中宣部长”，“1985年7月厚泽到中宣部上任”。厚泽是我李某人认识并推荐的。胡耀邦是听信我的。这完全是一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口气，那像一个副部级干部！
五是李锐说：“耀邦被迫辞职，在中宣部只工作一年半的厚泽也随着下台。后来我给江泽民写过一封信，请他重视朱厚泽的才能，继续任职”。看！我同江泽民也有联系，你们知道吗？
六是李锐说：“都不在位了（指李锐和朱厚泽），我们的来往、交谈就更多了，‘关怀莫过朝中事’，尤其关心何时宪政大开张”。似乎他是关心国家宪政大事的。这是一种自我吹嘘，李锐关心、鼓吹、推销的是民主社会主义，实质上的资本主义，他什么时候关心过工人下岗、农民失地、道德败坏，男盗女娼；他只会把改后出现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官员腐败……都推到改革不彻底、不到位这些似是而非的原因；或者是攻击和污蔑毛主席、共产党、社会主义！
七是李锐说：“1997年老中青三代朋友几十人为我祝八十寿辰时，大家都讲话，厚泽讲的尤具理论意义……” 其中还盗用了鲁迅的话，“救救孩子”，其实鲁迅是反对对敌人宽容、宽厚、宽松的。谁不知道鲁迅是主张痛打“落水狗”的！李锐说朱讲完后，全场热烈鼓掌，似乎李锐也受到了称赞、感到了光彩。
朱厚泽的“文化焦虑”只能是腐朽资本主义的衰败、没落的哀鸣；李锐的吹嘘也只是这种衰败、没落的共鸣。沉船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唯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将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永葆其美妙之青春！ 岳求珍 2010.6.8. 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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