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靠什么化解民怨、维稳社会
——关于群体性事件的堵压与社会积怨的化解策略之思考
现在，中国的社会转型与体制变革已进入到了自己的高危期。在这个高危期，各种社会矛盾的冲突不断加剧，上访、截访等群体性事件更是堵压不止。中国的GDP虽然很了不起地上升到了世界的第二，然而它的社会维稳压力却并没有同步地回落下来。据悉，北京在奥运会期间就曾动用了近60多万的警察保安参与了这一盛会的社会维稳。为什么中国的GDP上去了，而它的社会维稳压力却与日俱增起来了呢？其根源何在？以后的社会又该如何维稳？所有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作出理性的反思和深刻的检讨。
一、社会的维稳压力为何越来越大了？
中国的社会维稳压力现在是越来越大了。这一点在中共的高层也是认可的，并通过自己的政治局经常性地研判这一问题。近几年来，拉萨、新疆等地的骚乱、黄石、瓮安群体性事件的善后，连同目前老是频发的校园血案，的确都把各地政府维稳社会的神经给异乎寻常地绷紧了起来，维稳社会、如履薄冰，不敢有丝毫的松懈。
维稳压力的增大，一个最经常的看法就是说它导源于这种收入、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基于这种研判，一些官方的学者也总是拿收入分配的差距越来越超出了国际警戒线来说事，把它当作最主要、最根本的导因，似乎一切都是它惹出来的祸端。
然而要看到收入、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也还只是引发这种维稳压力增大的极深层的原因之一，更让整个社会愤愤不平的深层原因也还有这种出身、地位、贫富、门第、权势的遗传与世袭化。龙生龙、凤生凤，官的子女还是官、民的子女还是民，贫者辈辈贫、富者代代传；上层的权贵再怎么平庸，依然占据着上层的高位；下层的精英再怎么贤良也只能蜗居在社会的下层。官员权力的通吃一切与作威作福，社会上下层对流的阻断与隔绝，更让下层的社会贤良精英无从晋升而大展宏图，更多民众的理和屈也只能憋在心中而无从伸张。看看红色后代吧，它们之中又有几个不是亦官亦商的红顶商人，从政居高位，经商赚大钱，无不处在政经权力的金字塔尖。通过中国的官僚体制和父辈们的关系网，它们轮流坐庄式的垄断着中国的政权、财权，而成为世袭罔替的权贵豪门、商界财阀。这样，收入的贫富、社会的门第、晋升的机遇，也就因这种体制性的阻断而被永久性地固化起来。在这样的固化中，就是再怎么堵压，也难以堵住更多的陈胜、吴广迸发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样的呐喊。所有这些，都让一些社会的怨言、理想的幻灭、绝望的念头多源头地潜滋暗长起来。这些东西累积下来，也就演变成了引发社会动荡的隐患和策源地，维稳的压力也就因之而生、因之而长起来。因此，这种民怨的排解就只能指靠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和某些体制性的改革，以把更多的民主、平等、公平、正义等体面性生存的东西催生出来。
二、现阶段的社会维稳靠的是什么，对不对路？
根据上面的分析，中国社会维稳压力的增大，其最根本的导因不是别的，而是我们的体制改革在经济上对共同富裕、政治上对人民民主、社会上对公平正义的背离。这样的改革因这种贫富、门第、权势的世袭化而让中国的民众根本无从体面地生存，民怨的滋长与沸腾是情之所呼、理之所然。
对于这样的导因，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维稳却采取了这样的基本方略，一是堵、二是压。
对于那些制造民族分裂的骚乱，用兵平叛，高压防堵，绝对都是少不了的。这也是一个国际通例，没有人指手画脚你的是是非非。即使有之，也可不理不睬。因为这是你的内政和主权范围内的事，它们管不着。但这种强制性的堵压方略却不能一刀切地运用到自己的所有内政上，比如群众的上访和一些群体性事件的处置上。而我们现阶段的社会维稳却恰恰在这一点上忘记了，无论什么性质的社会维稳，都把这种强制性的堵压方略当作一个法宝来使用。比如，我们的一些地方官员处置民众的上访以及群体性事件，就是连堵加压，不让民众的理屈上达伸张。堵就是不让下情通过上访的形式上传，以达天庭。基层的矛盾基层解决，不要向上移交；实在解决不了的就依靠自己的强力压着、拖着。总之，一个原则就是不能把基层的矛盾、基层的积怨往上移交，而给上边添麻烦，其惯用的方法就是对之进行强制性的截访和依托学习班、精神病院对之进行羁押。每到上访高危期，各级政府就会动用一切力量对可能上访的人群或犯有前科的钉子户进行重点地监控跟踪。到北京上访的就指派各地的驻京办负责阻截，一经发现就通知地方政府派专人专车押解回去，劝阻教育、遣散了事。
压就是动用拘押、判刑、降级降薪、开除公职等高压态势，吓阻、威胁、平息各种可能的群体性上访。每遇这种群体性事件以及自己难以调解的上访，我们的各级政府就会一级一级地动用撤职、刑拘等高压手段，吓阻、威胁那些意欲上传民怨的上访者，说什么谁带头上访就拘押谁，就降谁的级、撤谁的职。事实上，中国的社会维稳在处置这种民众的上访事件时也确实是这样说的、这样做的。其惯用的方法就是以精神偏执的理由把那些不听劝阻的上访者羁押在各种学习班或精神病院中进行强制性的思想改造，直至其屈服败下阵来，而不再上访为止。前不久各大网络猛批基层官员以各种精神病患者为由，肆忌无惮地对上访群众进行截访、羁押，就是这种维稳方略被地方政府所滥用的一个真实缩影。这样的维稳，仅仅抓捕、关押几个领头的、一驱了事，而很少探查这些事件赖以发生的缘由和导因。
除此之外，每遇这种群体性上访的高危期，比如北京的奥运会、上海的世博会、人大、政协开会期间，大大小小的单位领导也总是学着自己的上级，动用着各种高压、恐吓的言辞和手段，吓阻、威胁着自己手下的那些在职人员，千嘱万咛它们不要顶风违纪上访，自找霉头。有话有屈都在自己单位内部说，绝对不能捅到上边去；谁犯了这条戒律，就开除谁的公职、停谁的岗、取消谁的福利，比如年度的奖金、绩效工资等。中国的社会维稳就是这样通过自己的高压、恐吓态势，把那些吃着政府财政或国家皇粮的在职人员嘿唬得战战兢兢、言不敢出、理不敢论、屈不敢伸。
这种高压、恐吓式的维稳方略，固然能把一些人的上访念头和对现存体制的愤懑情绪，高压、吞咽到它们的肚子里。然而这样的维稳总是长久不了。这些憋进去的屈、怨、苦，也总有一个忍耐的极限。如果憋不住了、无法忍耐了、没有退路了，这种憋屈、累积起来的愤懑情绪就可能一下子迸发出来，而成为各种群体性事件或极端行为的导火索。这样的事例在中国应该已出现了不少，比如农民工的血腥讨薪、辽阳民众的千人下跪等。
再比如最近一段时间校园血案的频发，一些社会底层为何要频频制造出这样的血案呢？它们到底是为了什么？无可否认的是，这种校园血案的底层发动绝对都是当今社会矛盾尖锐化出来的东西。温家宝也是这样研判的。温家宝很可贵的一点就是能够直面这一惨痛的现实。但如果我们细细想来，这种血案的底层发动，恐怕也要与我们所惯用的堵压方略，有着某种根本性的因果关联。在我们对社会的一味高压防堵中，在我们对民众上访的敌意化定位中，它们的理无处可讲、屈无处可伸、苦无处可诉。它们的苦、它们的屈、它们的理，就只能一直地憋着。实在憋不住了，就可能绝望、激愤起来，而通过一些极端方式发泄自己的憋屈和绝望的情绪。从这个层面上看，有些极端化的反社会冲动，也并不总是这些社会底层发动者的错，其根在于我们维稳社会策略的不对路。维稳压力的越来越大、动荡隐患的越来越多，似乎就铁证般地证实了这一点。
三、未来的中国应靠什么化解民怨、维稳社会
依靠堵压的方略维稳社会，这是绝对少不了的。但是一味地指靠它维稳社会，也是不行的。因为这样的维稳只能延迟各种社会矛盾的尖锐化，而却不能从根本上把它化解、消融掉。未来的社会维稳需要改变自己的策略，要把事后的堵压与事前的疏导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且更要注重这种疏导策略的运用，它以解决群众的矛盾积怨、切身利益为自己的本责。所谓疏导就是帮助群众解决问题、维护群众切身利益。处置群体性的事件和社会底层的上访，不能动不动就使用警力进行高压和吓阻，而要身临其境、换位思考、理解群众。对于它们的疏导，最好的策略莫过于通过平等的对话、理性的沟通，设身处地摸查、了解它们的利益诉求、矛盾积怨、心理憋屈，真心实意地帮助它们解决各种合理诉求。如果能够这样的疏导，解决了它们各种利益诉求、各种关切问题、各种矛盾积怨，让它们在这样的疏导中理有地方讲、屈有地方伸、苦有地方诉，试想它们还会再聚众上访吗？它们的聚众上访在更多的情形中都是我们的一味堵压恐吓催生出来的。这不是它们的错。
所以，对群体性事件的善后、对社会底层上访的疏导，阻力、代价都最小的方法，就是替民做主、维民权、谋民利、解民忧、化民怨。没有了这种滋生各种社会矛盾积怨的问题，它们又何以冒着被堵压、被羁押的风险而上访呢！未来的社会就应该指靠这种更加人道化的方略进行维稳。这样的维稳可以化解社会的矛盾积怨，消除群众的激愤情绪、推进社会的安定和谐。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柬埔寨的内战中，洪森首相对付波尔布特和红色高棉的基本战略，就是站位在对方民众的利益诉求上，解决它们的革命和斗争所想要解决的问题。随着对方民众所关切问题的解决，红色高棉这个反政府组织也就很快分崩离析起来，并转而投向政府的怀抱。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这个处置群体性骚乱的经验表明，真正持久的疏导方法，就是解决这些关乎社会底层切身利益的各种问题。要知道，现在有不少社会底层的上访与群体性事件，都是我们的一些地方官员剥夺、伤害它们切身利益所催生出来的，比如一些地方政府扣压、挪用退休教师的生活补助津贴以及农民的被征土地置换金、城市房屋拆迁补偿金等。对于这些退休教师、失地农民、城市拆迁户通过集体上访的形式追讨自己的这种合法权益，究竟有何错！这些人不集体上访你能把人家的各种合法权益老老实实地还给它们吗？如果你不扣压、挪用人家的退休生活补助金，这些人又何必一大把年纪地上访呢！你把人家的退休生活补助金退还了，这些人还上访吗？可见，只要我们把这些社会底层上访所关切的问题解决了，社会上的民怨也就自然化解了，社会的维稳也就迎刃而解了。
最近，中共的新疆维稳运用的也基本上是这个策略。新疆的边患和骚乱，根源何在？说穿了也还是这种窘迫的民生、落后的经济和拉大的差距。等到中央把它们那里的经济和民生都解决好了，生活富足了、日子好过了，恐怕境外的热那亚就折腾不起来了。胡锦涛通过东西部的省市对口支援和中央财政的倾斜支持，而全力、加速推进新疆民生和经济的跨越发展，这就是设身处地替对方、替社会底层解决切身利益问题的一种积极尝试，这样的维稳作用是持久的。新疆的换帅，也即王乐泉的上调、张春贤的赴任，就是执行这一维稳方略的结果。
所以，未来的社会维稳，必须更多地运用这种旨在替社会底层解决切身利益问题的疏导方略，基本的方法就是推进这种收入分配层面和政治体制层面上的改革，把更多的民主、平等、公平、正义、共富等体面性生存的东西催生出来。作为一个人道化的治国者必须在这一点上有着清醒的认识。因为只有如此，才可能推进整个社会的长久维稳。
2010年5月23日 初稿于论道书斋， 胡显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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