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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锡良:5000年中国“最坏的盛世”!

孙锡良 · 2010-04-08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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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坏的盛世”

       中国的历史按传统的文明史观来看据说有五千多年,我们可能无法对这几千年的过程都连续地给予比较客观全面的描述,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中华民族在其走过的历程中有过无数的繁荣期,即常说的盛世,也有过无数的痛苦衰落期,最终会导致朝代的更替。
 

       今天的中国,是整个中华文明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小部分,但又是中国人最值得探讨的一部分,我们无法重新书写过去的历史,无法重铸文明,但是,我们需要总结历史,我们需要看清现实,最大而且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要面对未来,我们要将中华民族的文明历史延续下去。

 

       按照官方的说法,最近的三十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繁荣昌盛的一个“和谐盛世”,是中华民族最值得自豪的三十年,这种说法到底是否正确、是否能经得住推敲,我想不应当是由官方说了算,也不是由少数专家说了算,当然,如果我说要由人民说了算可能也有些人不愿意承认,一来我不能代表人民,二来在现实的中国人民说了也不能算数,今天,我只想站在个人的立场上发表我个人的看法,我认为:如果一定要说是盛世,那中国正在经历的是一个历史上“最坏的盛世”。

 

        判断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存状态及繁荣程度很难只凭借其表面的现象和孤立的国内标本,官方判断中国正在经历历史上“最好的和谐盛世”依据的多半是部分中国人的“吃、喝、玩、乐”,而没有把自己放在世界的大家庭中去作比较,这显然是经不住推敲的,有一个被西方人士广为笑谈的中国式笑话是:“中国精英说最近三十年的时间创造了西方二百多年的经济奇迹,中国人的意思很简单,就是中国近几十年发展很快,用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创造了西方近二百年的成就,但是,美国人用一句话就可以让中国人哑口无言:我们用不到三百年实现了对中国五千年的超越”。其实我举这个例子并不是说明美国比中国如何的好,也并不表明美国的文明就远超中国,文明是一个历史沉淀的过程,美国现实的发达并不代表其对中国整体文明的超越,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我们在分析自己的国情时也不要做一个井底之蛙,也不能只看表象,部分人吃喝玩乐的进步并不能代表中国整体文明的进步,更不能以此为标准来框定历史上最好的“和谐盛世”,如果按世界标准,中国还有几亿人处于贫困状态,有很多农村甚至连非洲都不如。

 

       所谓“盛世”,也就是“盛于世”,简单讲就是在世界范围来说,我们是繁荣昌盛的,“盛世”不是只与自己比较的“盛史”,在与自己的历史比较的同时,更要与世界其它民族、其它国家相比较,如果只与自己的历史相比较,那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永远处在盛世,因为历史总是在前进的,即使是最贫穷的国家与其过去的历史相比较也是有进步的,但是,我们能不能说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处在盛世呢?显然不能。我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判断她是否处在“和谐盛世”至少有几个标准:

 

       第一个标准:是否为世界文明史作出自己独立的贡献。不管是传统的所谓“四大文明古国”还是新兴的文艺复兴后期的欧美诸强,每一个国家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都有自己的文明贡献,有政治文明、有科技文明、有文化创新、有技术革命,每一种文明的发展都影响着全世界人类的进步及全人类的效仿,无法向世界传递可接受的文明的国家肯定算不上一个值得尊重的国家,也根本无从谈到对世界文明史的贡献,一个没有自身文明成果的国家能算得上盛世吗?即使不把中国放在世界范围看,就把现实的中国与历史的中国相比,近一百多年来中国为人类所作出的文明贡献也是微不足道的,近几十年更是毫无文明成果可言,中国历史上的所有繁荣盛世都产了属于我们自己的文明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就算跟自己比,今天的中国也谈不上“盛世”,未来,我们准备拿什么样的文明成果奉献给世界?

 

       第二个标准:中国是否拥有自己的原始推动力?一个国家的进步表面上看是靠世界人民的智慧共享得来的,但是归根到底还是看其自身的原始推动力,西方国家近几百年的原始推动力是什么?有人说是基督教使然,我不认为是这样,基督教不是近几百年才有的宗教,况且经历盛世的国家也并非都信仰基督教,在我看来,简单讲是两条:一是科学素质;二是道德素质。西方国家国民的整体科学素质的强大,决定了西方国家的原始创新能力的强大,原始创新能力的强大决定了西方经济(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的持续性发展动力,纵观当今世界人类生活的点点滴滴,我们不难发现:我们的每一个现代生活元素几乎无一不是西方科技进步的产物,无一不是西方智慧的结晶,我讲这一观点有可能让很多人中国人不舒服,认为我是在崇洋媚外,其实没有必要,现实摆在面前,我们无法逃避,在我们能看得到的工业产品中,几乎是很难找到原始产地是中国的,能让中国人唯一还能自慰是,历史上中国也曾经将自己的智慧传播到全世界,中国的手工艺品、“四大发明”曾经也享誉世界,但那只是过去的历史,当然,我们无须为自己现在的处境空自卑,我们更应当清醒、理性地认识到我们目前的窘境原因之所在,占有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不能为世界原始的科技进步作出贡献本身就是一个值严肃反思的事情,难道我们要永远坐在那里等待西方进步的残羹冷汁吗?现在的中国是一个没有真正科学家的中国,只有受驯化的工程师和技术员,中国科技进步的每一个原始点都来源于国外,这是一个比较难堪的缺少智慧的国家形象。

 

         道德素质是保证西方国家科技文明得以正常推广和应用的一个重要保证,也是保证西方国家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得以有效重建的重要保证,这里面可能还包含有很大的宗教信仰成分,有很多人总把现实中国道德堕落的根源归咎于改革开放以后西方腐朽思想的侵入,归咎于西方堕落生活的侵蚀,这客观吗?不客观,我们不能排除西方人对中国人的不道德行为和不道德宣传,这是民族竞争的需要,也是自然界适者生存规律的需要,我们无知的接受堕落的成分就不能简单地责怪别人,我们不能整天拘泥于西方人不道德的点点滴滴,我们必须看到整体上西方国家民族内部的道德观和国家秩序是相当进步的,而反观中国,民族内部整体的道德败坏是有目共睹的,与西方国家内部在道德领域存在的落差也是巨大的,尤其是近三十多年来中国人道德缺失的速度之快已经让中国在整体上将自己的国际尊严降格,将自己的“文明古国”的形象玷辱,无论是国家道德还是国民道德都接近于堕落的边缘,国民道德的堕落缘于国家道德的堕落,国家道德的堕落已经置中国于生死存亡的危险关头,如果堕落的趋势无法得到有效遏制,中国的未来不是复兴,而是灭亡。中国道德堕落的责任不在西方,而在自己。

 

        第三个标准:人民的感受是否整体幸福?我们如果承认中国近三十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值得自豪的“和谐盛世”,那么最有发言权的应当是享受这一盛世的人民群众,只有人民内部整体和谐才谈得上国家整体和谐,大家看看:一个无官不贪的社会和谐吗?一个矿难频发的社会和谐吗?一个黄、赌、毒、抢、拐盛行的社会和谐吗?一个群体性暴力事件接二连三的社会和谐吗?一个造假猖獗的社会和谐吗?一个大部分百姓买不起房或者成为“房奴”的社会和谐吗?一个两极分化享誉世界的社会和谐吗?一个百姓无法维护自己尊严、告状无门、只能以自杀了结性命的社会和谐吗?在封建社会,老百姓拦骄喊冤,县太爷还要问个究竟,如今的公民拦车喊冤不但被立马架走,而且还要强遭拘留,这叫什么世代?日本侵略中国活埋过中国人,如今的政府拆迁队居然也在光天化日之下也活埋自己的同胞,90几岁的抗战英雄尚难幸免,这叫什么幸福的社会?一个由腐败官僚和商人组合共同敲诈人民的社会和谐吗?一个千疮百孔的、停滞不前的、拥有8亿受歧视农民的农村和谐吗?一个长期唯西方国家马首是瞻的国家和谐吗?我不认为中国是处在“和谐盛世”,只有中国人民绝大多数感觉精神蓬勃向上的时代才是真正的“和谐盛世”。

 

           对照三个标,中国算不算得上五千年的最强盛世是一目了然的,“盛世”不是自封的,是要公认的,不是靠官方宣传的,而是人民感受的。

 

       我为什么说中国是处历史上“最坏的盛世”呢?主要有二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中国的繁荣是建立在三个寄托之上的。首先是寄托挖空中国所拥有的地球资源,中国近三十的所谓高速发展,其中最大的一个依靠因素就是资源的无限消耗,石油、煤炭、金属、非金属等矿源几尽挖绝,并且挖出来以后要么是贱卖,要么是低水平消耗掉,这种消耗不仅仅是浪费了资源,而且严重地污染了环境,中国人民现实的生活环境其恶劣程度绝对是古今中外历史所罕见的。其次是寄托占用和破坏子孙赖以生存的土地,政府天天讲18亿亩耕地红线,还有谁相信这个承诺?一个靠大兴土木支撑繁荣的时代是不计成本的,无论是国民还是国家都在贪大求洋,都在啃食着自己生存的宝贵土地,啃食完耕地又开始啃食山林,“短视的林权改革”是一轮新的对环境破坏的运动,我不否认林权改革在个别地方的短期经济效益,但是,它必将对中国人民的生存坏境带来致命性影响,为今天不慎重行为买单的必将是我们的子孙后代。第三个寄托是市场的开放,近三十近来,中国的表面繁荣依靠的不是科技,也不是管理,而是市场,有人认为改革开放的政策催生了中国式繁荣,这种提法要理性分析,分析起来也比较复杂,今天我不想展开,我想只提一个假设就知道我们的表面繁荣来自于哪里:如果中国不放开市场,中国能得到西方的一丁点好处吗?。几十年来,门户洞开的结果除了得到了表面繁荣以外,我们还得到了什么?超国民待遇民的西方国家企业已经接近于全面控制中国的各个产业,可以毫不夸张地讲,从农业到工业,再到金融业,中国已经全面被西方牵着走,并且越陷越深,国内“私有化的浪潮”慢慢朝着“西方并购的浪潮”迈进,中国政府喊了十多年的经济结构调整为什么就调不过来?为什么会进步缓慢?因为我们没有核心技术支撑,我们形成的独立的研究体系除极少数能苟延残喘以外,绝大部分接近沦陷,我们的调整权和调整速度由别人说了算,市场是换不来技术的,换来的只能是操控权握在别人手里的技术,当中国的市场控制权被西方操控到一定程度时,市场这个本可以由中国调控的法宝就会大权旁落,那时,我们的中央政府还能依赖什么?一个不能由自己支配的所谓繁荣期毫无疑问是最坏的繁荣期。

 

        第二个理由:中国的现实繁荣是一个精神堕落的过程。近三十年的所谓繁荣,首先让中国人失去了价值判断标准,“金钱”成了社会进步的唯一标准,尽管近几年从上到下都有所反思,但是,这条标准已经深深地传染到几代人的血液中,无法在短期内得到任何改观,除非进行整体性换血,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对金钱的极度亢奋和对传统道德的极端蔑视中,没有多少人能够在关键时刻对“金钱与道德”作出一个理性选择,90%以上的中国人有处于“金钱剥削道德”的状态和准状态之中,无数人在批判他人的罪恶之时,自己也处于类似的道德困境之中,因为每个人都害怕在这个人人都认为“繁荣昌盛”的时代自己处于落伍者的范畴,人人都不惜一切代价来实现自己搭上“繁荣列车”的愿望,否则,你很有可能被社会所歧视甚至是唾弃,不管你使用了什么手段,当你在物质上实现了超越所在圈子的积累,你就一定能活在虚荣的生活中,如果你曾经犯罪,只要你一天不被绳之以法,你就可以以强者自居,非常悲哀的是,在现实的中国,有很多罪大恶极的人仍然能被供奉在道德的神坛上,黑白不分的社会评判环境加速着中国一代代人前赴后继地违背人类社会的良知与道德,拼命的武装自己的物质基础,教育者的“道德观”正一步步在被教育者心中成为“笑话”,我不知道这个“笑话”还要延续多久?也许只有这个“笑话”成为历史的时候,中国才真正有可能步入“和谐盛世”的新时期。

 

       结束语: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可以不追求长盛不衰的繁荣期,但是,永远不能放弃对自身的思考,千万不要把对于部分人而言物质上的简单丰富作为“盛世”的标准,如果把整体堕落的民族与少部分人物质的丰富看成是“盛世”,那我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坏的盛世”。

 

中南大学孙锡良(禁止转载)2010年4月4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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