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人民的角度看毛泽东时代
--文革杂谈四
：正宇君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是历史的最终评判者。站在人民的角度看待历史，评价历史，其结论才最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社会发展的历史，不仅仅是人民从事创造的历史，同时也是广大劳动人民不断地从被压迫的地位中得到解放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出发点就是为了保护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的。真正的、按照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毛泽东时代的根本特征。
这个制度的根本特征就具体地体现在政府制定的政策、法律以及在实际施政过程中无论从出发点上、还是到落脚点上都是为了确立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崇高地位和最大可能地赋予和保护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与资产阶级理论家们所宣扬的让资本家、让所谓的各种精英、所谓的各种英雄充分地富裕起来，然后靠他们“施舍”给劳动人民的鬼话有本质的区别。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使广大劳动人民获得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彻底的一次大解放。建立真正的由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断地完善和发展这个制度是共产党的根本宗旨的体现，是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时对人民的庄严承诺。确立劳动人民在社会生活中的核心地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质的一个具体体现。
文革是干什么的？说到底，文革是在社会主义制度面临复辟的危险性的时候，由已经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发动的旨在保卫人民革命成果、保卫劳动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的权益、避免社会主义的旗帜改变颜色而向自身内部的走资派进行斗争的一场由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思想大革命。
毛泽东时代的根本特征和真正的共产党人所追求的政治目标在文革时期得到了充分的展现。文革时期就如何才能建设好社会主义、防止革命成果丧失和保卫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等领域在理论和实践方面所进行的史无前例的艰辛探索中获取的成功与教训充分地说明了劳动人民要真正当家作主是一项十分艰难、伟大的工程。
文革中所表现出来的为广大劳动人民求得根本解放而敢做前人不敢做的事的伟大精神是真正共产党人的宝贵财富，是毛泽东时代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的可以总结、借鉴、利用的政治资源。文革使人民应该、也能做好国家的主人的理念深入人心，使真正民主的思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扬光大。尽管文革在具体的实践中也曾在许多具体的事件上出现了错误地理解和运用民主的地方，但仅就全国广大劳动人民都能够积极踊跃地参加涉及国家前途和命运的政治活动、能够充分、及时、有效地监督各级政府官员来说，如果你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的，你都不能不说文革无论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在世界民主发展史上都是一次伟大的创举。文革时期所要强化的和所提出的许多新的原则都将继续是劳动人民的美好理想和奋斗目标，文革将伴随这一理想永远存在在劳动人民的心中。文革也将由于人民的存在而无论在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
有人说文化大革命犯了多么多么严重的错误，是比法西斯还要法西斯的暴行，是史无前例的大灾难。那么请问，现在谁还会有能力再犯一次这样的大“错误”呢？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够在那个时间发生，并能席卷全国，影响世界，这不仅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以及当时现实的客观条件相联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毛泽东在长期的领导中国革命的事业中，表现出的高尚的品德、杰出的才能，光辉的思想，伟大的功绩赢得了人民的信任。他们相信社会主义，他们相信毛泽东关于文革的主张。在文革初期，不仅“左派”在争取群众，“右派”，也就是当时的“走资派”也在争取群众。刘少奇所支持的文革五人小组在北大挑起群众斗群众，就是如此。对此，王若望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刘少奇的悲剧就在于他必须打着毛泽东的旗帜反对毛泽东。说穿了就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帜反对社会主义。这也就是刘少奇失败的必然结果。
当时的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也就必然选择支持文革。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是历史的主人。怎样评价毛泽东时代，怎样看待文革，只有真正地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站在历史的角度上，看它是不是真正地为了人民，是不是真正地给人民带来了利益，是不是真正地保护了人民的利益。这是唯一正确的标准，这是连那些所谓的精英们也不敢公开反对的标准。
现在讲奇迹，过去也讲奇迹，根本的差别是为了什么人。界定是不是真正的奇迹，奇迹的大小，必须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站在人民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的高度，联系历史条件判定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到底是为了什么人。
以这一观点为标准，毛泽东时代和文革时期与历史上任何时代相比，除了经济的较快发展外，它到底创造了什么奇迹了呢？
一：毛泽东时代赋予了、文革捍卫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
中国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中国人民不仅从宪法上，而且在现实上真正地获得了当家做主的地位。劳动人民再也不受任何人的剥削和压迫了。他们有了自己应有的经济地位，有了参与国家各种政治生活的权利。
我国自1956年农民基本上走上了集体化道路，基本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社会主义制度就基本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除了发展社会生产力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确立劳动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地位。历史上的任何一种革命，其直接的目的都是反对统治势力对自己的压迫和剥削，改变自己不合理的地位。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民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改变劳动人民的地位，社会主义作为新民民主义革命在中国的自然延续，其目的也是这样。让广大劳动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不仅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全世界一切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也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革命时的庄严承诺。这一承诺的实现是中国历史上从没有过的大事，这与历史上人们所期望的所谓的“清官”、人民的“父母官”的爱民行为有着本质的区别。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政府官员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是人民的公仆。“父母官”，虽然在历史上一直是一个褒扬的词，是人民期盼的好官，但它却形象地从根本上说明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卑微地位。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是对中国传统的等级观念及等级制度的一次彻底的革命，是对官本位思想的一次最彻底的否定。
因此，社会主义制度不可能在风平浪静中诞生、巩固和发展，劳动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地位也不可能在平平安安中得到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虽然消灭了剥削阶级存在的经济基础，但是，阶级作为具有政治倾向和利益追求的人的集团，并不会随着其经济基础的消失而一同消失。这些人还在，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决不会自愿退出他们高高在上的地位，他们一定要把复辟的希望，变成复辟的行动。由于各种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由于国际敌对势力利用剥削阶级思想及生活方式所进行的宣传，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是在资本主义的国家的包围和破坏中生存的，他们在经济建设方面，在社会进步的探索方面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样和那样的问题，并被复辟势力所利用。同时，想成为新的剥削者和压迫者的人也大有人在。尽管，官方在刚开始全盘否定文革的时候，不承认党内存在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不承认有走资派的存在，但是，无论历史还是现实都告诉我们，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文革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文革的产生不是完全是凭个人的意愿的，它是有深刻的国内外历史背景和现实根源的。
如今的年轻人或许认为现在谈论是社会主义呀，还是资本主义，有点迂阔了。他们中有许多人对到底是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要么感到迷惑，要么认为资本主义好。这种思想状况正好说明文革产生的必要性。因为，当时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的共同心愿，而党内确实存在想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又不敢承认的人。既是这些人也千方百计地将自己装扮成真正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并以此欺骗广大人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真正的共产党人洞察了这一切。他们顺应了共产党人领导人民革命的轨迹，坚守共产党人对劳动人民的承诺，坚定不移地走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同党内的走资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无论是历史的事实还是现实的事实都告诉我们，社会主义是保护劳动人民的最好制度。劳动人民失去它就失去了当家做主的地位，就失去了应有的尊严。有些人过去不明白这个道理，现在渐渐开始明白了。
毛泽东不仅仅把文革当做是一场政治运动，而且当做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思想大革命，当做是一场对人民的思想教育运动。这场运动教育劳动人民为什么自己应该是国家的主人，怎样做国家的主人，并领导人民从事有益的实践。尽管这些实践有成功的一面，也难免有令人遗憾的一面。但作为保卫人民利益的一项伟大的创造性探索，应该永远被人民所铭记。文革不仅是对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地位的捍卫，其本身就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体现。
二：人人都享有平等的经济地位
经济地位决定人的其它社会地位。
毛泽东时代，特别是所谓的十年动乱时期，没有阶级，没有剥削，没有特权阶层，生产资料真正归劳动集体和全民所有。这为劳动人民享有相对平等的经济地位奠定了根本基础。
劳动人民该不该与干部，即现在所说的官员，享有平等的地位呢？历史上的答案都是不应该的。孔孟之道告诉我们的答案也是不应该的。但是，历代劳动人民，不断地高举“均贫富、等贵贱”的旗帜向压迫他们、剥削他们的统治者进行了殊死的斗争。中国人民在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总结历史经验，继承革命传统，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前赴后继，终于将几千年劳动人民的美好愿望变成了现实。因此，对于这个问题凡是真正的共产党人的回答肯定是应该的。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劳动人民创造了人类生存发展所需要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所谓的理论精英们对这一观点要么无力反驳，要么不屑一顾。他们虽不敢明目张胆地反对这一观点，但却用他们的实际行动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们骨子里一直梦想的就是要把劳动人民重新推向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这大概就是现在精英们竭力热抬孔孟之道的本意吧。
而历史的发展规律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总是要进步的。沿着历史的轨迹探索，我们就会发现，劳动人民地位的不断提高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是衡量社会是否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准。
毛泽东时代，特别是文革时期，是历史上劳动人民地位提高力度最大的时期，尤其是劳动人民的经济地位得到了极大提高。劳动人民享受到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平等权。作为对社会的一次根本变革，尽管还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我们确实看到并感受到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自豪，享有经济平等权的快乐，真正理解、并积极实践了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和奋斗目标。
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这也是总设计师邓小平所肯定过的。它是与消灭经济剥削相联系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全社会真正实施了按劳分配的原则。全体公民经济地位基本上是平等的，彻底消灭了剥削制度，真正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应有的性质和宪法的根本原则。上自国家最高领导人，每月四百元左右的工资，下至基层工人，四十元左右的工资，仅相差十倍。考虑到工龄，以及负担大小的差异，我们发现实际差别会更小。无论大小干部，几乎没有任何特权。作为劳动者的一部分，许多科学家、艺术家等高级知识分子的工资要高于国家领导人。
毛泽东时代讲的按劳分配是真实的按劳分配，是全社会的按劳分配，旨在保护劳动人民的经济地位。现在讲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实质上是剥削者按劳动者为其创造的财富的多少，对劳动者相对地进行按劳分配。如果这也叫按劳分配，参加按劳分配的人数自然是多数，或许这就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真实含义，但是，社会的总财富的大部分其实是按资分配了，甚至还有一部分是按权分配了。在我国现实中，权实际上也被变成了一种资本。按资分配就是剥削。这种所谓的按劳分配和资本主义制度没有什么差别。这就是为什么少数人控制着社会财富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而占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占有社会总财富的数量不足百分之二十的原因，并且这个差别仍在拉大。现代资本家的资本很多都是化公为私获取的，比名副其实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获取资本的方式还不道德。据媒体报道，仅“裸官”携带到外国的资金就有万亿元。大部分贪官并没有受到有效的惩处，官僚特权阶层正在形成。资本家将他们的资本再转移给他们的子孙，真正不劳而获的阶级已见雏形。
毛泽东时代，特别是文革时期，由于全体社会成员的经济地位都相对平等，决定了他们在子女上学、医疗、住房、就业以及个人发展空间等方面享受着相对平等的地位。
三：劳动人民对领导干部具有强有力的监督权、对自己有有效的保护权
这一点是经过建国前、毛泽东时代和现在三个时期的人感受最深刻的。当说到这里的时候，或许有人会说，现在的宪法不是也规定人民对官员的监督权了吗？是的。但是，由于种种的原因，特别是广大劳动人民，尤其是工人阶级已由毛泽东时代的领导阶级被沦为弱势群体，宪法赋予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崇高地位已经动摇。真正了解历史而又有良知的人一定会说毛泽东时代人民的监督权要比现在实在的多，有效的多。正象现在在网上传播的那样，说，80年代，官方刚刚着手全盘否定文革时，为了给手下人打气，中央某一大人物说：现在那种做什么事都要看群众脸色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且不说，这话是不是真的，但它却非常准确地道出了毛泽东时代劳动人民的政治地位与现在的差别，以及两个时期劳动人民群众受到的不同待遇。
毛泽东一生关心广大劳动人民。毛泽东领导人民革命的目的是为人民，领导建设的根本目的最终也是为了广大劳动人民。毛泽东把提高劳动人民的政治地位和生活水平寄希望于良好的社会制度，那就是社会主义制度。文革的目的就是为了强化这个理念，文革说到底就是为了保卫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的理念，为保卫社会主义制度，向反对这个理念和反对这个制度的人进行的斗争。
毛泽东时代，特别是文革时期，党和政府给与人民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民主权利。这一民主权利之所以是切实有效的，是因为劳动人民的经济权利得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效保证。在劳动者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紧紧攥在资本家和当官的手里的时候，所谓的人民监督权都是形同虚设的骗人的玩意。当时，每年都有各种形式的整党建党活动，给了广大人民“四大自由”的权利，上访权利得到了切实的保障，群众反映的问题能充分地得到上级的重视，并能迅速采取有效的措施得到处理，干部自始至终都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贪污腐败几乎是不可能的。既是有了这种行为，不被发现，受不到惩罚的可能性是极小的。干部真正成了人民的公仆，而不是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
毛泽东时代的政府是中国历史上最廉洁的政府。这决不是那些自以为是、有险恶政治目的的右派们所污蔑的那样是被“洗过脑”的人为当时的社会状况贴的政治标签，也不是年轻人在受到欺骗后所说的蠢话，而是铁的事实。还有一个更加荒谬的观点是拿毛泽东时代也有贪污犯，现在也有贪污犯，本质是一样的。这才是真正的荒谬的不可理喻的观点。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是一个真正有良知的人，是一个真正地站在最广大劳动人民立场上的人，你会持有这样如此荒谬低级的观点吗？
那个时期，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良好风尚。干部在群众会上做批评和自我批评，接受群众的批评和帮助是常有的事，是自然的事。试想，现在在一个单位里，有几个人敢对自己的上司提批评意见的，特别是涉及官员为追逐个人利益所做的不良的、乃至违法的行为公开提出批评意见的？那个时代的群众之所以敢向干部提意见，敢批评领导，敢公开地向上级反映自己上司的错误，首先是劳动人民的民主监督权利受到了一整套的行之有效的、切实能保护顺利实施的制度的保障。所以，很少有群众提意见受到打击报复的。正相反，如果领导没有了群众基础，他们的“官位”就难保了。这与现在普遍存在的脚踩群众，手捧领导往上爬的现象是完全不同的。当然，当时也有“坏官”，但是这些“坏官”，往往也不得不采用欺骗群众的方法，首先做几件对群众有好处的事，赢得群众的信任，然后，再往上爬。从这些“坏官”身上正好印证了当时做官必须具有的“为官之道”与眼下是多么地不同。
劳动人民的利益、劳动人民的权利高于一切。而不是官员为了从保护自己的权力出发，采用的那种无原则的所谓“稳定压倒一切”的做法。
了解历史的人们都会清楚，为了阻止群众上访，而被所在地方官员派人不远千里进行跟踪、秘密监视、强行扭送回来的事情，以及派出大批警察保护强行拆迁老百姓住宅的行为，以及动用警察驱散保护合法权益的民众的现象，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现在在民间流传许多旧的和不断涌现的新的关于这方面的事实和传说，如果在过去听来就象听天方夜谭一样的荒唐。在这样的背景下，宪法赋予劳动人民的监督权从何谈起？难怪现在的官场到了几乎无官不贪的局面。
现在贪污腐败之风横行，百姓似乎麻木了，呼吁之声少了，这或许会向人们传递错误的信息，好像反腐斗争胜利了，可以高枕无忧了。其实，人民对自己监督权利的丧失的无奈，以及对腐败现象保持的忍耐和沉默，对执政党来说，比有广泛监督权的老百姓的那种对社会负责的呐喊要危险的多。
四：劳动人民生活在良好的社会环境里
良好的社会生活环境对老百姓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在毛泽东时代，特别是文革时期，人们注重追求公平正义，把公平正义作为社会建设的一个基本目标。在那个时期，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基本上是平等的。虽然国家领导人不是直接选举的，这一点似乎和现在没有什么不同。但是，直接和老百姓打交道的干部大多都是由劳动人民直接选举的。特别象在农村握有组织生产劳动力并掌握着经济分配大权的生产队队长都不仅是由社员直接选举的，而且可以由群众大会直接换掉。生产队长几乎没有任何特权。当时提倡的是干部应该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仅仅是这样说的，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他们也是努力这样做的。群众认为干部干部就是“干”在先，干部就是领导，领导就是干工作处处要走在群众的前边，吃苦在前是理所当然的。这在当时是一种社会风尚，干部的身份就是一个人的品格、能力和威信的标志，他们在集体里总是受到人们的尊重。他们除了工作的需要外，没有任何的特权，也没有玩特权的机会。一个生产队队长或者其家属稍微的耍了点特权，就会得到群众的批评。高一层的干部虽然不是老百姓直接选举的，但群众的意见对上级干部人选的决定至关重要。如果群众对此人负面反应多了，这个干部就会被撤换或调离。哪象现在，什么都要靠钱来摆平。大小要当个官，不花钱，不跑门子，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当上了官，为自己谋利益也是理所应当的。老百姓的饭碗紧紧地攥在这些基层官员的手里，谁敢随便提他们的意见呢？现在，群众普遍存在一种心态，当官的少贪污点，少腐败点，只要不恶搞百姓的事，就已经是不错的官了。当官的享受特权是正常的，与民平等就成“傻蛋”了，就成人们难以想象的“怪物”了。
现在，我们讲广大劳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在毛泽东时代，特别是文革时期也讲，但是，那时，劳动人民对当家作主的感受要比现在要实在得多。我们现在也叫社会主义，但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真正做到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而不是变相的私有制，所有的人都平等的为国家、集体，同时也为个人劳动，头上没有老板，没有各种的权贵的压迫，活的有尊严。
三十年前，由于种种的历史原因，国家没有现在富裕，科学技术也没有现在发达，但劳动安全保障甚至比现在还要好得多。没有只顾追逐利润而以劳动者的生命为代价的事情发生，而不像现在，许多的资本家丧尽天良，为了个人的利益，视劳动人民的生命为儿戏，各种恶性生产事故层出不穷；各种剥削者，拖欠劳动者工资，赖账不给，刁难、侮辱、甚至毒打讨债人的现象比比皆是。
在社会中财富还不够丰富的时代，劳动者的基本生活却得到了切实的保障。老弱病残、鳏寡孤独者得到了全社会的尊重和照顾，政府为他们的生活提供了基本的保障。给人们留下印象最深的，也是快速发展了三十年后的今天，最值得学习的一个地方就是对农村“五保户”的生活提供的有效的保障。所谓的五保制度，就是我国农业合作社和农村人民公社对缺乏劳动力、生活没有依靠的老弱孤寡和病残社员在生活上给予的物质保障。五保指保吃、保穿、保烧（燃料）、保教（儿童和少年）、保葬。这些措施使他们没有了生活之忧。这一开天辟地的伟大创造使他们感受到了、使广大人民看到了党和政府的伟大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灿烂光辉。最近媒体报道，一个村子里的一位老人饿死了，村官却说“谁让他不生孩子呢。”这样的事情在过去是不会发生的。
建国前三十年，党和政府在经济不富裕的情况下，为丧失或基本丧失劳动、生活能力的人所做出的艰苦努力以及所收到的成效是举世公认的。这在同等经济条件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是难以想象的，既是在比我们经济发达得多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里也是难以望其项背的。党和政府全心全意为广大人民的精神，以及为民施政成绩的取得是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精神的充分体现，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本质的充分体现。
在毛泽东时代，既是在所谓的十年动乱的“文革”时期，广大劳动人民一直都是生活在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里的。没有那么多的盗窃犯，没有那么多诈骗犯、没有那么多的抢劫犯，也没有那么多的警察，自然与犯罪分子作斗争牺牲的英雄警察也就比现在少得多。在现在看来，很不安全的警察工作在当时似乎是最安全的工作。那时没有黑社会，没有警匪勾结，没有官匪勾结，人人享受安全社会，人人参与建设安全社会，见义勇为是公民公认的社会道德，见义勇为的人是人们崇拜的英雄。不象现在，见义勇为的人总是陷入良知、经济与法律的困窘之中，得不到社会应有的褒扬，甚至受到嘲笑。
那个时代有良好的社会风气。没有赌博，没有吸毒，没有妓女。那个时代的大学生有些甚至还不知道妓女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成绩，或许对现在的年轻的青年人来说没有很深的感受，但对从旧社会走过来的长辈人来说，正是新中国能迅速地消灭这些社会丑恶现象，他们对新中国的美好感受才成为刻骨铭心的。这一成绩也得到邓小平的高度赞扬。当他批驳一些人污蔑新中国时，留下了一段广为流传的名言：赌博、吸毒、嫖娼，旧中国禁住了吗？没有；资本主义国家禁住了吗？没有；社会主义新中国禁住了。足可见这一成绩的伟大意义。
那个时代，互相帮助，互助友爱，人人学雷锋，人人争做雷锋，人人是雷锋，是当时的一个时代特征。良好的社会风尚哺育了那代人。既是在“文革”时期，学雷锋活动也从来没有停止过，甚至更加深入人心。孩子们生活在催人奋进的、健康的文化环境里。没有现在那么多的色情书刊，没有现在比比皆是的宣扬暴力的影视节目。劳动人民无需为自己的后代受不良文化的影响而担心。
五：劳动人民享有真正公平的教育权
建国前，中国是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教育十分落后，只有少数人能上起学，广大劳动人民绝大部分都是目不识丁的文盲。由于劳动人民没有文化，从而约束了他们的创造力，严重降低了他们有效保护自己的能力。建国后，党和政府大力开展全民扫盲运动，使广大劳动人民的文化水平大大地得到了提高，增强了他们对劳动人民是新中国的真正主人的认同感，焕发出了他们创造新生活的积极性。
毛泽东时代，中国在如此低的经济起点上，在世界上最积弱贫穷的国家里，在教育方面取得了令人惊异的巨大成绩是举世公认的。在这个时期，中国包括在教育方面等许多领域所遇到的困难是现在的人们难以想象的，所取得的成绩恐怕用现行的政策是所难以实现的。
在改革开放初期，一位外国人士说：中国之所以能在改革开放时期取得如此大的经济成就，从某种意义上应归功于毛泽东领导时期，在经济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在对广大劳动者普及基础教育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绩。
据有关权威的资料显示，自1949-----1978年，我国在人力资本建设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从而为至今三十年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人力资源基础。到文革结束，即毛泽东时代结束时为止，我国的人力资本水平在发展中国家中遥遥领先，已有不少指标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在人力资本发展方面，我国的人均寿命以惊人的速度增长。比较上世纪60年代到七十年代几个主要发展中国家人均寿命和婴儿死亡率指标的增速，中国遥遥领先，1980年，中国的平均寿命高于很多比中国收入水准比中国高的国家，甚至接近一些发达国家。除此外，中国的教育的快速发展也大大地提高了中国人力资本的发展，提高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素质。
中国教育的快速发展与中国人均寿命的快速增长一样，其成就都是在中国经济比较落后的基础上取得的，仰仗的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仰仗的都是公平公正的制度和道德的力量，如果让财富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一成就是难以取得的。
在毛泽东时代，党和政府依据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了旨在首先提高劳动人民的文化素质的教育发展战略。在建国初期，能上起学的大多数都是有钱人的子弟，在五十年代中后期，能上到大学的多是剥削阶级子弟。如何向工农子弟提供教育是摆在党和政府面前的重大问题。我们在教育方面最迫切的任务不是精英教育，而是迅速地提高广大劳动者的教育水平，给劳动人民接受教育的平等权利。
在毛泽东时代，教育收费一直都是很低的，特别是到了文革后期，小学教育、初中教育几乎都是免费的。这为广大劳动人民的子弟享有真正的平等的教育权利提供了经济保障。建国前，我国许多村子，甚至一个乡里，连一所小学也没有，一个县也就那么一两所规模不大的中学。到文革结束时，全国基本上大队都办起了小学和初中，公社基本上都办起了高中。并且规模都比建国前要大得多。不少地方已经开始或准备向大队办高中，公社办大学的方向发展。劳动人民子弟的大多数不仅掌握了基本的文化知识，并且相当数量的青年已经能在学校学习专业方面的知识了。
文革的结束，教育政策的变化，使这种蓬勃发展的势头消失了，教育又回到了应试教育、精英教育的道路上去了。中国千年教育史上仅仅存在十来年的非应试教育的开拓性尝试，也就是文革中确立起来的教育体系，随着文革的全盘否定而不加分析地全部让其成为了历史。从此，中国的教育长期处于在应试教育的泥坑里拼搏，试图跳出而又总是跳不出的困境之中。叫喊几十年的所谓素质教育，自始至终都一直是一句空话。
到文革结束时期，我国的小学、初中适龄入学率达到了建国以来的最高峰。在改革开放的相当长一段时期，我国的小学及初中的适龄入学率一直处于下降趋势。其原因主要是农村施行包产到户后，有些家庭缺乏劳动力，希望孩子早点回家劳动或者出外挣钱；再一个原因是有些家庭生活水平下降，学校收费一天比一天高，同时他们又失去了集体的依托，而无力让孩子继续接受教育；另外一个原因是在精英教育制度下必然产生的无情竞争，使孩子失去了信心，失去了上学兴趣。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毛泽东时代，特别是在文革时期，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尤其是为适应农村建设的需要，为广大劳动者提供了各种类型的职业培训班，并且，这些培训班一律都是免费的。随着公社办大学的兴起，农家子弟又有了一条学习专业知识的途径。公社办大学虽然被有人认为是不正规教育，并给与热潮冷风，文革被全盘否定后，被作为文革的产物被废弃了，但是，站在历史的角度来看问题，它确实是我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大胆探索，为农村劳动者搭起了继续受教育的平台，低成本、快速地为农村培养了大量的具有各种专业知识的实用人才，标志着劳动人民受教育的权利又开始迈向了一个新的台阶，向人预示着为劳动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蓬勃生机和可发展的巨大潜力。
劳动人民将会永远铭记在毛泽东时代，特别是文革时期，自己所曾经拥有的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公平的教育权利。人们看不到穷人和富人，百姓和当官的子弟在教育方面的等级差别。所有人的孩子都以地域为标准，在同样的学校里读书，享受社会所提供的同样的发展权，不会因为长辈的“无能”和“贫贱”影响人才的成长。各种教育几乎都是免费的。中等专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不仅免除一切学杂费，而且国家还承担了生活费，大学生象城市职工一样施行公费医疗，中专生也接受了国家一定的医疗补助。
不象后来，经济发展了，两极分化出现了，劳动人民平等的教育权被改革掉的越来越多了。出现了昂贵的学费以及教育乱收费造成许多穷人家的孩子中途退学的现象，出现了穷人子弟考上大学却上不起大学现象。无权无势又无钱的人家的孩子大学毕业就等于失业。社会等级的开始出现，加快了教育不公和个人发展空间不公的出现。令人痛苦的现实使那些本对未来充满无限憧憬的穷人子弟过早地产生了对生活的恐惧感。在我国自杀率呈现上升的大趋势中，曾被誉为国之骄子的大学生无疑处在自杀高发群体的前列，怎不叫人为国家教育的未来担忧！
六：劳动人民享受到了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最公平的医疗保障
在毛泽东时代，特别是在文革时期，我国在各个领域取得的一系列重大进步中，广大劳动人民享受到了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上最公平的医疗保障，并使整个民族的健康水平发生了令世人惊叹的进步，无疑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史上留下了最使人难忘的、也是最光辉的篇章。
1964年6月24日 ，毛泽东接见越南客人。他在《接见越南外宾时关于保健工作的讲话》中批评了高级干部保健特殊化的现象。为了回应毛泽东的批评，卫生部于 7月29日 提交了一份《关于改进高级干部保健工作的报告》，提出“取消存在于高干保健工作中的一些特殊化的做法”。毛主席对这种做法十分不满，于 8月10日 对这份报告作出批语，建议“保健局应当取消”，“北京医院医生多，病人少，是一个老爷医院，应当开放”。在毛主席的督促下，卫生部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撤销专为高级干部设立的保健机构，取消专职保健医生、保健护士的制度，并向群众开放专为高级干部看病的医院。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就一直为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看病难、买药难的问题而焦虑。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自身的经历能使他深深感受到长期以来在旧制度下，在落后、腐败的旧中国时期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笔者的外婆，生于1912年，一生生育十二次，养活8个儿女，去年逝世，享年九十多岁。据她说，她在解放前，从没有找过医生。那时，在一个偏僻的乡村也根本就没有医生。西医很多人连听说过都没有。死婴现象普遍存在，一遇到难产，简直就是巨大灾难。
建国后，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为解决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广大贫苦农民的就医问题做出了艰苦的、实实在在的巨大努力，在短短的20几年里，满足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基本医疗需要，这是那些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人们感受最深的一件事，也是被世界，特别是第三世界人民誉为世界奇迹的成绩。
要在百废待兴的建国初期解决广大农民的基本医疗问题决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党和政府要解决这个问题所遇到的困难不只是经济方面的，而且还有医疗卫生的工作重点和方向问题，说到底就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怎样依据社会主义的原则有效地利用我们十分有限的医疗资源，如何创造性的开发新资源的问题，十分严峻地摆在党和政府的面前。毛主席主张卫生工作的方向是为广大人民，重点应该放到农村去。合作医疗是解决农村医疗问题的有效途径。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是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得以建立的基础。文革前，合作医疗工作困难重重，进展较为缓慢。合作医疗真正在全国农村得以普及是1969年以后的事。到20世纪70年代，合作医疗达到了鼎盛时期，普及到广大的中国农村。据有关资料显示，越是贫困山区，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普及率越高，例如，吐鲁番地区、和田地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乌鲁木齐市达到了百分之百。在相当多的地方，农民基本上达到了“小病不出队，中病不出社，大病不出县”。合作医疗这一在我国史无前例的新生事物，在文革时期一直蓬勃发展，一直持续到1977年。
70年代，中国还不够富裕，但随着合作医疗的普遍建立，赤脚医生和三级卫生网充分发挥了各自的优势，有效地为广大农村居民提供了基本的医疗卫生保障，使中国人民的健康指标大幅改善，平均预期寿命从解放前的35岁增加到了1980年的68岁，婴儿死亡率也从解放前的约250％0减少到1980年的50％0以下。中国当时的低成本、广覆盖的模式也在1978年的格拉木图会议上受到推崇，成为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初级卫生服务运动的样板。不少国际组织称中国在医疗保障方面取得的成就在低收入国家是独一无二的。
农村广大农民的医疗水平的提高，广大工人阶级实施了医疗免费制度，这恐怕不仅对从黑暗的旧社会里过来的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就连现在的80后、90后恐怕也是难以想象的。
结论：要一分为二地看待毛泽东时代和文革
有人说谈论社会制度之类的意识形态的问题岂不是太抽象了吗？试想，在刚建国二十来年的时候，在国家的经济还不能很富裕的时候，毛泽东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在维护老百姓的最基本权利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在相当于中国经济状况，甚至高于中国许多的资本主义国家，能取得这样好的成绩吗？我们中国的人均寿命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都是进步最快的，在短短的二十几年里，使我们的人均寿命达到了发展中国家的最高水平，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这难道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吗？如果我们实行了资本主义制度，在一个人人为自己，人人讲个人利益的社会里，在两极分化严重而社会财富又有限的社会里，广大劳动人民的人均寿命，能获得大幅度提高吗？在人类社会的科学技术、社会生产力还没有能达到今天程度的时候，特别是在中国，由于种种原因，社会经济、科学技术还没有能达到今天的程度的时候，就产生了今天的两极分化，那么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会是什么样子的呢？能达到毛泽东时代的水平吗？看看今天的社会状况，看看今天所谓的历史的主人在社会中的地位，难道不令人值得深思吗？难道，我们不应该对毛泽东时代以及对巩固毛泽东时代的成果所进行的文化大革命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对这一阶段留下来的宝贵遗产进行科学地继承和发展吗？
正是后来的所谓精英们，不能正确地对待历史，实事求是地分析历史，为了少数人的目的一味地全盘否定历史，否定科学社会主义的真正内核，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才造成了今天广大劳动人民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就业难、维权难，以及许多在过去看来根本就不会发生的事情，例如：劳动人民为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向“人民公仆”下跪，为抗拒强行拆迁，受害者自焚或跳楼自杀，因为上访而被“精神病”，强行关进精神病院数年，等等，这样让人不可思议的恶性事件正在不断地发生着。
毛泽东时代的合作医疗制度作为一种伟大探索，是相当成功的，历史功绩是巨大的，是得民心的，里边有许多的经验是值得借鉴的，也有一些教训是可以吸取的。面对全盘否定历史的浪潮，就是这样一个让中国人称颂，外国人仰慕的制度，其命运如何早已让当时的人担忧了。后来，铁的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
正是从1978年下半年开始，在开始全盘否定“文革”的大背景下，中国曾经誉满全球、为广大劳动人民带来“史无前例”益处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被作为“极左”的产物，作为“文革”的产物予以了否定。令人吃惊的是，连这样一个功在当代，利泽千秋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真正的社会主义改革的伟大成果，在1978年上半年才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载明要列为国家为保证劳动者健康权利需要发展的事业，而到了下半年，特别是到了1979年以后，在宪法没有得到修改的情况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就开始了走向它土崩瓦解的道路，而此时，正是精英们叫喊依法治国最热烈的时候。合作医疗覆盖的社队从1976年的92.。8%，并且仍处在继续上升的状态的情况下，从1978年开始，每年以大约10%的速度急剧下降。期间，尽管有许多地方政府和一些仁人志士为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正名、呐喊，但，忙于搞分田单干的中央主要领导人，对此一直沉默。直至1982年底，经过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部宪法，即，现行宪法删除了“合作医疗”的字眼。从此，毛泽东时代开创的，特别是文革时期轰轰烈烈推动的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终于成了令人怀念的历史，人们才再也没有机会看到它沿着正确的轨道走向进一步完善和进一步的发展，广大农民从此又陷入了看病难的困窘。
凡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任何全盘否定历史的行为都是错误的。更何况我们所干的事业都是在当时先进的思想指导下，由具有很高威信的共产党领导的、旨在为人民而进行的伟大探索呢？
那些所谓的理论精英们以及恶毒攻击毛泽东时代和文革的人们，如果对本文提到的事实提不出疑义，那么请问，你们这些号称是为民请命的英雄们，到底要站在什么人的立场上说话呢？如果你们是真的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说话的，为什么就不能尊重一下这一起码的事实，对毛泽东时代和文革时期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继承它伟大光明的一面，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使社会的进程顺利地沿着全心全意为广大劳动人民的方向发展呢？如果你们不这样做，却继续打着人民的旗号，实际上骨子里一直在为少数新生的资产阶级服务，别有用心地抛开历史的客观条件，无限夸大毛泽东时代和文革中的失误，甚至将毛泽东时代和文革时期出现的历史上最美好、最值得纪念的东西进行恶意地扭曲来欺骗人民，那么，你们这些所谓的精英们做人的良知又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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