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子的文革印象
十成疯子
疯子一九六五年生人；世界很大，有幸生在中国；中国很大，有幸生在中原；中原很大，有幸生在城郊；有幸之有幸，亲身由农变非农；有幸之特有幸，亲历往时与今时。
在我十三四岁前，对文化大革命本身一点认识都没有；等到“十年浩劫”这个名词出来，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一直就生活于那样“动乱”的年代，还特别为自己的一些幼稚行为懊悔了一大阵子，于是更加满腔热忱地清算“四人帮流毒”，融入了“改革开放”的大潮；懵懵懂懂四十多年下来，装了满肚子乌七八糟的见识，回首孩提时代的那些往事，无不与文化大革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兹述一二：
一 批斗会
小城的西关，我们的村名满天下都是；村子仅六百多人，有不到一千亩耕地，分两个生产小队，每个队上都有几个戴帽的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这些人以年老者居多，也有一两个年轻点的，比如现行反革命分子，平常在生产队里干些扫大街，掏厕粪之类的活计，不见得特别累，但一定是比较脏的，每当开批斗会，这些人就派上用场了，记得开批斗会通常是夜晚，几盏汽灯把会场照得通亮，大家围坐在主席台下边，听到书记一声高喊：“把那些四类分子押上来！”，就由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分成两人一组，分别用手按住四类分子的头和胳臂，踉踉跄跄地揪到主席台上；批斗会的内容无非是忆苦思甜或有关农业生产的，有固定的词组，例如：“你们妄想回到你们失去的天堂，让广大贫下中农吃二茬苦受二茬罪！”。“你们消极怠工，破坏生产！”。四类分子们早也已经习以为常，会配合民兵们的行动，把腰弯的很低，时不时地点头认罪。
我上小学四年级时，就亲自登台宣读批判稿，揭露一个地主子弟从麦场推一车麦糠回家，说他是“挖社会主义墙角”，台下的群众高呼口号：“打倒地主资本家！”“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将革命进行到底”等等，然后高唱《国际歌》结束大会。时隔三十多年，乡亲们的昂扬激情恍若眼前，那真是一个劳苦大众扬眉吐气的年代，广大无产阶级对一小撮人实行专政，人人争当先进，心中有一种当家做主的自豪。当时“有成份，不唯成份”已经得到贯彻，戴帽分子的家属也是有权利参加批斗会的。
二 大字报
因为自己生的晚，记忆中大字报当以批林批孔时期最盛行；当时大队部院里院外的墙壁上贴满各色各样的大字报，有署名的，有不署名的；有政治宣传文章，也有指名道姓的揭发文章；一切美丑善恶均暴露于阳光之下。驻村的工作组成员手拿笔记本，逐条记录，然后召开大会公开讨论，当时的社员是那么的率真，争相发言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可以全然不顾领导的颜面，更别提怕什么打击报复了，因为有政策撑腰，国家旗帜鲜明地褒扬农民起义，支持造反有理，越是最底层的普通一员越光荣；有了大字报这个武器，人民可以用最便捷的方式参与政府管理，监督领导者的一言一行。
三红色的文化
人们劳作之余，也有充足的文化娱乐生活，记得学习小靳庄时，村子里有图书馆，还成立了文体队，专门购置了器材道具，自编自演一些样板戏和小节目，当时的小学生也要参加节目，最受欢迎的当属我们的“三句半”，我就负责说最后那半句，一般是两个字，手拿铜锣干净利索地说出来，赢来阵阵掌声。
当时的社会，是红色的海洋，运动以雷霆万钧之力、摧枯拉朽之势荡涤了掌控中国数千年的封建文化，从信仰的高度重塑了一代中国人；诸如样板戏的推广、评法批儒的展开、破四旧的深入、高大全形象的培养等等。
我在上高中以前所读的小说，所看到的影视剧都有股蓬勃向上的朝气，《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金光大道》、《敌后武工队》、《西沙儿女》，就连连环画也是《向阳院的孩子》和《沸腾的群山》一类；如果不是后来的“特别是”年代，疯子还真就不知道什么经典名著，什么中华文化，什么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等等，想像一下，就连《握手》都是禁书的年代，是个多么纯真的年代！想像一下，二十大几岁结婚的姑娘不知道初夜意味着什么的姑娘，是多么圣洁的姑娘！是人性的泯灭？还是人性的升华？纯粹的文化环境，造就了这么一代纯粹的、大写的“人”！
走到今天，疯子才知道文化是有阶级属性的东西，不仅是让人识几个字那么简单，历朝历代都倡学重教，可教的玩艺儿有天壤之别，只有毛泽东时代的文化是真心真意为绝大多数中国人谋福利文化。
回首今朝，什么传统文化、民族文化、宗教文化、地域文化，什么“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捧出来一大堆“国学大师”、“艺术大师”，似乎谁不找出点自己的特色文化就不配在世上存活，鼓励人人都去追根溯源，岂不知中国是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统一前的文化各不相同，甚至相互对立排斥，整合了数百年尚难一致，如今呼啦啦“百花齐放”，搞得人心无所适从；比如前几年四川挖出个三星堆，偶像面具尽是些鹰鼻鹞眼的洋人，学者们不知避讳，竟还如获至宝，大谈什么“三星堆文化”，倘若依照人家哥伦布的逻辑，先入者为主，保不齐四川盆地也要划归东欧洲了；凡此种种，眼看着各种社会矛盾激化，流血冲突不断，真称了西方列强想分裂、弱化中国的狼子野心。疯子实在是搞不懂那群国策制定者们，是不是尽长了些猪脑袋。
四无私的年代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教给孩子们的不仅仅是“拾金不昧”，而是一种价值观，《龙江颂》的传唱，雷锋、王杰等榜样的树立，更加激励了人们舍小我、为大家的无私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成了那个时代的道德准则；“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等极大地净化了人们的心灵。
视金钱如粪土、“越穷越光荣”，视荣誉如生命，人人争当先进模范；只要集体存在，社员的生老病死、衣食住用都有一个可靠的保障，人们头一次可以放下生计的重担，放心大胆地去追求一种更高层次的精神满足；“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阶级斗争常抓不懈的高压态势，抑制了人们固有的惰性，从根本保障了人民的安居乐业，一个真正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盛世降临了。
在那个时代，作奸犯科的成本代价实在是太大了，记得我们村有个妇人，趁别人收工以后偷掰了一筐玉米带回家，被群众举报以后，民兵们用玉米棒做成一个重重的大项链，挂在她脖子上游街示众，并在全公社巡回批斗，陪斗的是一个邻村的男社员，那家伙更惨，因为偷了生产队的人力车，便被勒令将百十来斤的车轱辘扛在肩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依照现在精英们的论调，那真是大大地侵犯“人权”了，但正是由于对这些活生生的反面典型的严厉打击，教育了群众，培植了正气。话说回来，也只有在公有制的大环境里，群众的斗争积极性才能被充分地调动，放在“人人为我”的今天，听起来犹如天方夜谭。
五淳朴自然的岁月
人生一世，不过百年光景，自己占用多少资源才能知足？给后辈子孙留下些什么？文化大革命或许可以回答这个这道难题。
老子说过：“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其中虽然有“愚民”的意思，但却是治国的至上法宝，当年坚决反对“物质刺激”，除了生活必需品外，更没有多少“难得之货”，坚闭的国门使人们接触不到外边的花花世界，可谓“不见可欲”，正是这种善意的隔绝，保卫了中华这方净土不受西方享乐主义的侵扰。
记得家乡的水脉很浅，扁担一头挂上水桶就可从井里打上水来，三十年后的今天，机井打到七十米方能供水，再过三十年以后会怎样？疯子就不敢猜度了。
家乡的河流是季节性的，每到雨季，护城河里涨满了水，我同小伙伴们在那里面游泳、扎猛子、打水仗，在水里，最省力的方法就属仰泳了，一个人平浮在水面，双腿不时地蹬动一下就可以不沉下去，也只有这个时候，我才有心思仰望那湛蓝湛蓝的天空，“兰兰的白云，清清的河水”，虽然当时没有引起孩子们的注意，但今天只要你看一眼那条漆黑的臭水沟，就知道若要旧景重现除非在梦里了。
当年几乎不存在垃圾，一切都有人来回收，玻璃、废纸、树叶、粪便、更别提珍贵的的金属和塑料了，就连半截的砖头、烧过的炉灰也都在物尽其用。
毋庸讳言，当时物质是比较贫乏，但绝对没有假货，任何产品都经得起推敲，，，
虽然我亲眼目睹了城乡差别（当时的市民生活要比农民优越不少），但旨在消除"三大差别"的措施（例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随着国力的增强只会是越来越好。
虽然多少掺杂着点苦涩，虽然没有今天的五彩纷呈，光怪陆离，但是文革的年代还是那样的清新自然，犹如世外桃源一般。
最后： 请您来假想一下，如果没有“特别是”，我们会怎样？
WYZXW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