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似乎是一篇论文的标题，但今天我想讲的却是故事。
我的外婆（外祖母、姥姥、妈妈的妈妈）是一位劳动到90多岁才过世的普通妇女，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她带头组建蔬菜合作社，到后来成为国营蔬菜公司售货员一直干到88岁才正式脱离岗位，可以算是卖了一辈子的菜，也当了一辈子的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工作）者。
1949年以前，老人家其实是家乡当地数一数二的百货商老板的三姨太，年青时也算风光过。后来，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随着我外公被日本鬼子飞机的炸弹吓疯导致家境衰落而戛然中止。解放战争期间，偌大的家族就靠“老爷（也就是我的姥爷）”最小的姨太太（也就是我的外婆）来操持，当时她虽然从乡下被我外公娶进城快15年了，但毕竟是妇道人家，也没文化，对经营百货更是一窍不通，膝下又拖着11个儿女（后来纷纷夭折，嫡出的就剩下排行老三的我妈妈，和排行11的我小舅），加上大奶家、二奶家的不配合（解放后大家相处倒很融洽），“一担一担的银元被挑出去”（我外婆反复念叨的话）换来大米布匹苦苦支撑了3年，终于变成一车一车的百货被拉出去换来几块光洋维持几十口人的生计，到后来我外公和大奶二奶相继病逝，我外婆成唯一家长之后，三家的孩子全归到外婆名下，那日子就更加无法维持了。
不得已，分家。外婆心地善良，对自己尚存的5个孩子丝毫没有照顾的一人分到一块大洋，而大妈二妈家的孩子有的分到几间房子，有的分到铺面，最少也分到一摞大洋。即便这样，这个家族里还是有2个壮丁投了国军，最大的混到杂牌军上尉中队长，另有2个却跟了共军游击队，还有一个很早就跑出去的随解放军四野南下进行当阳战役时已经做了团长，最后他成为我们家族最高级别的首长，55年被彭德怀授予大校军衔。
却说分家过后，外婆家就一间平房，连院子也没有，大洋也没几块，5个孩子有3个相继因饥饿和传染病离开了那个苦难的人世。外婆为了生存，在变卖完所有可以变卖的资产后，毅然决然地背起背篓到乡下去收购蔬菜往城里贩卖（当时这个行当叫“跑乡”，算是最不要本钱的生意之一，但劳动强度相当大）。
这时候在街面上开中药铺的我爷爷家，主动承担了照顾我妈妈和我小舅生活的义务。当时排行也是老三的我父亲就在自家的药铺当学徒，而一贯具有反叛精神的我二伯父也跑到山里做了“共匪”，大伯则马刺叮当军装威武的在宋希濂部做营长。说实话，我大伯为人非常忠厚，而且特别讲究体面和军容风纪，在家乡街坊眼里是不折不扣的“光宗耀祖”的大官。每次我大伯回家，都是小汽车开到巷子口就停下，3个挎盒子炮的卫兵跟在身后，大伯武装带马靴齐全地一路走过，街坊纷纷在街沿伫立行注目礼，少数老辈对我大伯也只是点头哈腰表示敬佩，就看着我大伯迈着标准的军人步伐走到家门口，我爷爷早就得了通报也出门恭迎，我大伯会做出一个弯腰作揖的姿态，我爷爷总是抢上一步先弯下腰去扶住大相公，父子俩在众人无比羡慕交口称赞中，迈进我家门槛，一个贴身卫兵会鱼贯跟随，留下2个卫兵一左一右笔直的把守住我家大门，隔开尾随看热闹的邻居小孩。
我妈妈那时还未和我父亲订婚，只是个因家长去跑乡而被“看护”的邻居孩子，应该是有寄人篱下之卑的。但我大伯却一点也没嫌弃这穷人家的姐弟，每次都会将从汉口带给自己小弟（我父亲）尝鲜的糖果和点心，也分一些给我妈妈和小舅，我那不懂事又调皮的小舅甚至还会和我父亲争夺多出来的礼物，我大伯总是笑笑吩咐卫兵再给我小舅添加一些饼干或鸭梨。
这就是当年国民政府官员和普通百姓之间的关系，有身份的落差，有地位的尊卑，但也不乏亲情和融洽。对比今天的官员，我认为国民政府时代，官与民的距离，似乎还要亲近些许。
然而天总归是要变的。1949年夏天开始，威武体面的我大伯和他的部队就不太平了，到7月的时候，甚至就跑的没影了，街面上取而代之的是身穿土黄布军装的共军。最开始，街坊们对这支没有军衔、似乎也没有军官的部队保持着一种畏惧和冷漠的距离。但僵局很快被打破，原因再简单不过：这支部队的兵，不但不闯进老百姓的房子要吃要喝，反而从他们驻扎进来那天起，清早扫院子扫街，白天挑水劈柴修门窗拣漏瓦，凡是老乡家里需要人手的活他们都无所不包，而且到了他们开饭的时候，也常常会把热腾腾的馒头和米饭一笼一锅的端出来让街坊四邻还没做饭的大人孩子随便品尝。更让我外婆我爷爷他们惊奇的，在中秋节来临时，居然在一阵马蹄声响后，一个背盒子炮的军官跑进我爷爷家后院，对着一个和炊事班“伙夫”一起包粽子的布衣老兵立正敬礼，并“报告首长：师长请您到……”，这下把我爷爷一家吓的不轻，连师长都要说“请”的首长，那还不和“司令”一样大的官了啊？！怎么敢劳烦人家来做包粽子这样的家务活呢？
后来多方打听，那位首长是位长征老红军，级别相当于正师级，那确实是一位高官了。
俗话说的好，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老百姓在解放初，确实对共产党解放军所知甚少，按照大家的印象，国民政府的官员和百姓的关系已经不错了，可如今和共产党的官员一比，那简直就不在一个层面。国民党的官虽有“平易近人”的亲切，共产党的官却实实在在就是给老百姓办事的！一个居高临下，一个鱼水交融，老百姓跟谁不跟谁，答案还用想吗？
发人深思的是，虽然那个政权被推翻了，可他们的官员还是有相当多的是礼仪正派之人，至少当年我大伯他们和老百姓之间的关系，要比今天在位的官员们融洽和谐许多！我大伯他们还可以随意接近普通百姓，虽然有卫兵，但那只是身份的象征，“显摆”的成分居多。哪像今天的官员出行，又是警车开道，又是安检搜身？如今的官员究竟在怕什么呢？
最后再说到我外婆，她在卖菜的柜台上，因为菜场靠近红军宿舍和市委宿舍的关系，居然结识了3位司令员、一位军分区政委、一位驻军参谋长、一位市委书记（不是市委第一书记，相当于今天的市委副书记）、2位副市长和无数的局长、革委会主任，这些人都曾经是她的顾客，甚至有些人还和她有“私交”，原因不过是为了买到一些“紧俏”的蔬菜，可见当时的官员和老百姓的关系是如何零距离的了。最难忘的是，在她到武汉参加劳模会议的时候，还偶尔转到江边，有幸碰到毛泽东主席在长江游泳，她也未经任何安检，挤在岸边闻讯聚来的上万普通市民中参与围观，跟着呼喊了一个多小时的口号，并一口咬定她喊“毛主席万岁”时被毛主席听到了，还向她这个方向挥了挥手……。老人家从此真正成为毛泽东的粉丝，硬是靠死记硬背，把“老三篇”背全了，还学会了用钢笔书写学“毛著”的心得体会，一举摘掉了文盲的帽子！
世事沧桑，当我们面对今天的官民关系时，该有什么样的反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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