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捣鬼，虽胜于天，而实际上本领也有限。因为捣鬼精义，在切忌发挥，亦即必须含蓄。盖一加发挥，能使所捣之鬼分明，同时也生限制，故不如含蓄之深远，而影响却又因而模糊了。
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
——鲁迅《捣鬼心传》
1
在曾经的记忆里，文强是一个英雄。做为他的校友，在我的母校，他几乎是我们全体同学的偶像。一个贫寒的农家子，投身警界数年即身居高位。升迁之快，业绩之显赫，几成传奇。个中打拼之艰辛，暗夜垂泪之悲怆，无人能言语之隐衷与苦涩，自不必说。时值重庆直辖，更在一夜之间官至正厅。“警界精英”于他，并不过誉。然则数载， 张 君案发，更立首功，终至人生之顶点；又过几春秋，即由红转黑，在“司法局长”之高位轰然倒下。
2
拥有权力，必怀敬畏。曾几何时，这个昔日的农家子，今日的政法高官已将之视为玩物，操弄其间，并以傲岸之气俾睨于芸芸众生。他忘了，向其俯首，并非因其矮胖身材、聚光小眼，而是其手中的权力。前趋者如下属，固可以跪地邀宠，谗媚者如“黑老大”，固可以一掷千金，然皆出于对其手上巨大警权的望而生畏。这个权，可判生死，可聚大财，可招桃色，可使小性。那么，是谁给他的？又是谁在管他，更是谁又在护他？对于此，能够看清的，其实不是我们，而是文强本人。在他看来，官场话语中的权力运作其实就是心口不一、言行不一的表演和作秀。而当“人民”仅做为一个概念而存在，更无法在真正权力运作中得以体现时，文强所玩者，是权力；所惧者，亦是权力。如果非要将之具体化，那也只能是“人”，而非是“人民”。
因此，与其说是文强之倒掉系其个人的性格弱点，不如说是权力行使的惯性。从一小警察到手握重权的法政高官，在逐步做大成势的“征程”里，多年浸淫其间的沉浮使其窥得“权力”的个中三味，从运作权力到权力运作，从玩弄权术到玩弄权力，都深深地让我们见证了权力这柄“双刃剑”之鬼斧神工。你见，方其手有小权，何尝不是谨小慎微，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方其投身警队、立志服务之时，这权力使之屡建奇功，出人投地，踌躇满志；方其天马行空、腐化堕落之时，这权力使之糜烂变质，歇斯底里,加速毁灭。唉,“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老话了，老话了。
在这样一个权力异化的奴隶面前，只要失去了权力,便失去了一切。做官没滋味了，做人便也没有滋味了。只是这清醒，往往要在失去了之后或置身世外之后方才能看得清。而这，更加折射出在权力行使的巨大诱惑面前，坚守官箴和内心自律的可贵。
3
然假话说得多、大话说得多，内心那种分裂和对良心的撕裂感就更加强烈。在压抑自己的天性，在目空一切颐指气使的豪言壮语中，少年时节的激情、投身警队的志向、除暴安良的正义感又到哪里去了？
作为一个分管刑侦的常务副局长，他的内心难道对重庆的黑恶现状真的无底吗？作为一个曾经在西南地区威名赫赫的四川省人民警察学校（即民间所称的“泸州警校”，现“四川警察学院”。）的高材生，他难道真的对这些傻瓜都能看出的是非、恩怨、善恶、美丑都看不清楚吗？不，他知道、他清楚；他也明白自己陷得有多深，只是“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但，他能回得了头吗？白天是人，晚上是鬼；上班是正义，下班是无耻；人前是局长，人后是嫖客、赌徒、酒鬼。这样巨大地反差面前，虚幻的逃避是不可避免的。
寄托找着了，无非二途。一曰醇酒女人，一曰迷信。夜深人静之时，怎能说服自己的良知；面对被歹徒连砍四十八刀的卢振龙那刀刀见骨的致命伤，面对着被歹徒刺伤后捂住胸口紧追歹徒44米的周鑫那滴滴入泥的鲜血河，怎能安然以对？消散了理想，戴上面具，留给世人的只是一具行尸走肉的躯壳，一个被酒色财气所淘空的假人。可他仍然还得这样演下去，背负有太多真实灵魂以外的东西，心便没有安歇之所。焦灼地欲望与随心所欲的权力便这样紧紧将文强包围起来，使之无力摆脱，甚或更加变本加厉。于是，这个做为个体的警队的“重庆标本”才真正具有一般伦理学上的意义。但这一个，多了些恩怨情仇，多了些快意恩仇，多了些悲剧色彩。
如果说曾经清醒过，故而为之痛苦，那么现在则更多的是麻木，只有继续疯狂。是什么麻醉了他的神经，是什么消磨了他的意志，昔年投身警界的崇高理想又到哪里去了？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真正解决，那么文强的倒掉，可惜了。
4
其实在江湖版本中的文强，是一个好人，或者说只是个“传说”。数百年三江相汇的豪迈信义；三教九流鱼龙混杂的袍哥习气，终年浓雾围城、依山而居的城市森林，是每个重庆人身上的文化符号。那个办事果断，性格耿直豪爽，愿为兄弟出头摆平的“大哥”，俨然正是文强。笔者看到，在文强所谓的“罪恶累累”中，除了女人之外（在中国男人传统心态里，对女性的性歧视、性占有几乎是与生俱来，深入骨髓且积习不改的；但占有的是性，满足的是征服感，钱没有少给，就是所谓被其“强奸”的女学生，他也在事后给了三千块）；真正是文强主动“强取豪夺”的，并不多；要文强为整个重庆的“黑恶”买单，是不公平的。文强的身上，其实是“黑老大”霸道和权力货币化的统一，所体现的是他与黑恶的血酬交换。一方面，是忘乎所以、目空一切、自以为是的公共权力异化；另一方面是以财色为托，寻求保护的灰色亚文化圈。于是这个“官黑一家”的重庆江湖便这样强势对强势、权力对财色的结合在一起了。文强所让度的，无非是政府对黑恶的监管，对“黄赌毒黑”的熟视无睹。但是，形成这样规模巨大的亚文化圈，是社会问题。获利的，可能是黑老大，可能是文强；但不要忘了，是谁在消费着这些“黄赌毒黑”；恍恍然间，或许，有你，有我。
贪图安闲，耽于淫乐是不对的；但却真正是所谓“富起来”的中国人所必须正视和解决的问题。人们需要情色和金钱的消费；城市需要情色和金钱的消费。说到底，是我们扶持了文强，是大众做大了文强；甚至可以这么说，每个人身上或者每个中国人的身上都有一个文强。也就是说这个“文强”的种种行状，其实是我们身上劣根性的放大，是我们力图遮掩并矫饰的“恶”的现实显影，故而，在文强面前，我们并不强大。在这个时代，这个城市，都需要产生这么一个“文强”式的强人；即或没有文强，那么他的角色也必须要有人来代替。他必须足够强势，他必须有广泛之人脉和警队班底，以及被黑道所标榜的“人格魅力”，而这一切，文强都做到了，所以他是“文强”。
而文强所需的，无非是体现和享受权力的快感；黑道所需的，无非是权力庇护下的“灰色安全”；其联通渠道便是财色。有人说他才是真正的“黑老大”，但我认为，他的这个“大哥”形象其实是模糊的；或者说，他与黑道之间的关系，只是一种交换关系，也仅止于此。
5
面对着文强这个盘踞重庆警界顶端的庞然大物的轰然倒掉，做为一名人民警察，我内心痛切的是不言而喻的；更为这三千多万山城人民感到深切的悲悯。在文强的身上，其实是中国社会在现代性转型过程中，传统文化中的腐朽没落成分依附于政权的“软肋”而寄生的体现；更加深了我对建设政治文明憧憬。将文强从权力宝座之上撵下，将之送上审判台，固名可敬可佩；但他已倒下了，这倒下如果只是随着他政治生命的结束而落幕，而无法让我们每一个警察、每一位人，产生对人性、理性和善性的深度审视、反思和改变的话，那么，文强并未真正倒下。
如果不对警察权力行使保持必要的警惕，如果不对官员精神荒芜的现状加以冷静的审视、反思，如果不能挽救社会整体道德水准在世风浮糜下的沉沦，那么类似文强式的倒掉，将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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