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视中国当下，不由人惊出一身冷汗，因为滋生第一线劳工跳楼的土壤不但没有消除，而且还在局部范围蔓延且肥力不减，由此滋生的资本恶之花，余观其长势还正葳蕤茂盛。笔者以为，不秉持毛主席当年就提出的“节制资本”的逻辑，不用这一逻辑对资本恶之花进行“修理”，不要说劳工“生活”没有“尊严”，就是走极端式的跳楼事件终将会前仆后继，断难消弭。为什么呢？因为马克思所说的“异化劳动”如今在神州大地某些地区大有死灰复燃且愈演愈烈之势。
在1845年春寒料峭的布鲁塞尔，大胡子博士马克思撰写了一千五百字的文本《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尽管这个文本因种种原因没有最终诉诸媒体，但却被他的战友恩格斯称之为“包含着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因为正是在这篇文稿中，马克思最终确立了自己的科学的实践观，这标志着马克思战斗的实践唯物主义阶级立场的真正确立。然而，马克思的这一理论成就和他后来为之奋斗的领导工人阶级进行的革命斗争的实践创造性活动，却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和任意所为，而是有一个强大的理论源头的，这个源头就是马克思1844年撰写的哲学经济学手稿。因为正是在这个文本中，马克思站在”对象化劳动理论“这一新的理论高度，对满目疮痍的资本主义现实世界的“劳动异化”进行了审视，并且在审视中提出了对异化劳动的扬弃和向”对象性活动“的回归的实践唯物主义观点。
在手稿中，马克思从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四重异化分析起，给我们勾勒出了一个触目惊心的颠倒了的世界。
首先，资本主义的劳动异化表现为第一线劳工和他们手中创造出的大量的产品堆积之间的异化。即“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他自身的，异化的对象世界就越强大，他本身，它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今天，在我国，主要由第一线劳工所创造的社会财富已经多到世界第二了，可是第一线劳工所获得劳动收入所占GDP的总量却已经创下历史新低，仅仅为GDP总量的百分之三十五左右，仅为同期美国的一半不到。笔者一直有一个想法，即和谐社会表现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个人福祉增进上，应该是双向互动和协同发展的关系，惟其如此，才能构筑起心物平衡的心灵景观。而这样的景观在当下却并不多见。
其次，资本主义的劳动异化表现在劳动者身上，就是劳动者的身首异处，灵魂出窍和六神无主。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劳动”和“生产行为”之间的异化。即工人“在自己的劳动过程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的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感到不舒畅。因此，他的劳动不是他自愿的劳动，而是被强迫的强制劳动。”当劳动过程变成了一种强制性的压抑人性的东西，则必然会引发劳动者逃离生产过程的行为和心理扭曲乃至自杀的行为发生，而这是不利于构建身心俱健的和谐人格的。
再次，资本主义的劳动异化表现在人同自然的关系上，就是天人关系的失衡。如果说第二重“身心关系”的失衡是个体人微观系统中的“天人关系”的失衡，而且表现在资本家那里是极力张扬自己形而下的贪得无厌的物性欲望的满足以及释放和宣示自己精神世界的冷酷无情；在工人那里，又表现为形而下欲望对象物的匮乏和精神世界的自甘堕落的话，那么，宏观领域的天人关系的失衡就主要指人与自然的对抗。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人的本质和包括人的“无机的身体”在内的自然界关系的异化。即“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变成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个人的生存手段。异化劳动能够使人自己的身体，同样使他之外的自然界，是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今天我们已经不难看到，由于资本家的企业为了短期利润目标所追求的断子绝孙和伤天害理式的发展，已经构成了科学发展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最大的敌人。
第四，资本主义的劳动异化表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就是相互之间的敌对和“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所造成的人的关系的全面紧张。马克思说：“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这一事实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人与人的异化。”即“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凡是适用于人同自己的劳动，自己的劳动产品和自身关系的东西，也都适用于人同他人，同他人的劳动和劳动的关系。”我们已经看到，就在富士康连续发生工人跳楼的事件的节骨眼上，他们的高管层表现的又是何等的冷血啊，什么企业就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企业不是社会，不要把社会责任感这些东东拿来说事。可以不客气地说，在富士康那里，第一线员工和高管层从来是离心离德的。这样的企业即便做成了世界五百强，那对第一线员工又有什么意义呢！？
最后，我们还要说明一下，富士康的悲剧绝不是个案，而是一种类型。而且在南方某些地区的非公有制企业里相当普遍。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些企业里，不但马克思所说的上述四重异化现象都有，而且还打上了“中国特色”，这就是第一线劳工的家庭功能的瓦解和某种程度的异化。因为来打工的农民工作为“新市民”，大部分人是以男性新市民个人式变迁的方式来到城市打工的，这种牺牲家庭伦理和功能的所谓人的“发展”，其本身就是令人窒息的，因为夫妻关系的和谐和家庭关系的正常以及功能的健全，也是家庭意义上的天（妻子一方代表着自然属性）人合一，没有这种和谐，新市民初来乍到新地没有落地生根的感觉，如何实现诗意的栖居？没有诗意的栖居，何来人世间的幸福？没有了人的幸福，如何保证富士康的悲剧不再重演？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里，马克思主义中的人道主义诉求是我们党首先弘扬的价值诉求，这是写进党的十七大文件中的。这也是科学发展观为什么把以人为本作为核心规定的缘由所在。反思当下的悲剧，我以为都是前些年我们在发展上实际坚持了一种经济一元论的“发展主义”所致，这种架空党权（郑永年语）无视民生的发展，的确有利于官权和资本权的做大做强而不利于党权的方向整合和民权的伸张实现。所以才导致了有些地方政府官员和资本家的弹冠相庆和神灵活现。他们无不得意地说：“民主国家麻烦多，福利国家包袱多，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吓跑圈地者”。弦外之音，在我们这“一方投资热土”，我们没有西式民主的搅局之虞，我们的政权不受别的力量的掣肘，就可以在威权主义和铁的纪律下多出GDP的政绩；我们没有民主社会主义高福利的负担，劳动力资源便宜就成了优势，你们资本家可以放心多赚取利润；我们没有农会这样的组织，土地可以“自由流转”，农村可以成为新投资者的乐园，即便因此造成了污染，你们也不用担心买单，可以拍屁股走人；我们没有工会这样的组织，这样的投资环境你资本家在世界上找不到第二个，等等。
所以，只有在坚持“以人为本”中回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张旗鼓的宣传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战斗的实践唯物主义思想，真正消除异化劳动的土壤，限制资本过度剥削和野蛮压榨的冲动，实现由“异化劳动”向对象性活动的回归，才能剔除现阶段神州大地上资本过于张扬所导致的非和谐性毒瘤，也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实践的主体和生产劳动的主体即广大劳工阶级的尊严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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