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世界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会遇到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社会主义新人之际，国家社会性质改变颜色的问题？如果没有现代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即颜色革命的影响，社会主义是不是就不会出现走修正主义资本主义路线的问题？
答案是：现代帝国主义即使什么也不做，社会主义也极容易修正主义化资本主义化。只不过这一切，可能会来得晚一些罢了。在社会形态上，社会主义连战胜十分腐朽的奴隶制、封建制也十分困难。
这当中究竟有什么奥秘呢？为什么社会主义那么不堪一击？是因为社会主义不符合人性，得不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戴，不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吗？全民民主普选、海选能够天然地解决社会主义不走调不变色的问题吗？
也许你能从世界历史上每一次奴隶起义、农民起义、市民起义中找到答案。这些起义，都是官逼民反的结果，在酝酿、爆发、运动之初，他们都提出并践行了激动人心的口号，振臂一呼，天下云集而影从，有席卷天下之势。但不管他们是取得一隅的压倒性胜利，还是取得半壁江山，还是天下业已在手，都会出现一个问题——包括政权核心统帅在内的文臣武将、官兵属僚，集体迅速偏离原有政治目标，脱离底层贫苦民众底层士卒，走向骄奢淫逸腐化堕落，而后归于失败。《甲申三百年祭》并非千古奇文，为什么却受到毛泽东的高度推崇，原因在于它符合胃口——共产党人当时的革命事业极容易出现这种倾向，它是对共产党人的当头棒喝。
私有制好不好？“私有产财神圣不可侵犯”的主张好不好？从现代法理学的角度讲，好得很，甚至十分理想。可是，这当中有一个问题绕不开，即任何社会的社会资源社会财富均有限。而由于人们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不同等因素的存在，允许人人私有的结果是，少数人私有大量财富，绝大多数人沦为无产者、半无产者。私有的结果，是无产者一无所有。私有制的欺骗性就在于此。不管东方还是西方，不管历史还是现实，私有制的丑恶本质已暴露无遗。
正是看到这一本质，马、恩、列、斯、毛坚定的要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政权，实行社会主义全体劳动人民经济公有制。这个公有制，实在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工农群众只有借此实现经济上的独立和解放，也才能当家做国家主人。西方民主普选那“有钱人的游戏”，马克▪吐温等身在西方的作家早已作了淋漓尽致的批判和揭露，今天居然还有许多人去勃然心动地去吹捧。
人类凭什么要在“私有制”上一条道走到黑！即使有成千上万个理由，私有制也必然走向公有制。这是人类社会的必然发展规律。我们的政治家、思想家等必须有宏大的历史观念，向人类社会的前方、后方，作辽远的眺望。为往世继绝学，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为全人类谋幸福，穿透时空宇宙的世界观、人生观、唯物辩证法的人生大格局和历史使命感，是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所独有的博大胸怀。这是人生格局小的井底之蛙、治世能臣“工匠”难以理解的，他们只愿、只能走“逸以近”的道路，不愿、不能走“险以远”的道路。
苏联社会主义道路，被赫鲁晓夫这样的人“修正”了，搞砸了，木已成舟积重难返了，却将污水泼到整个社会主义制度上面。一个班级，一个生产队，一个工厂，一个城市，一个地区，无不如此；前任搞得好好的，后来者另搞一套，搞砸了搞糟了，是很容易把责任推到前任身上，推到这个实体的品质上面。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没有问题，它最符合人性，最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最符合人类社会的普遍发展规律。当然，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认为既有社会主义的一切都是好的。但他的根本制度是好的，大局是好的，为弱势群体的人民大众谋利益的本质是好的。这不可否认。
那社会主义为什么显得如此脆弱？如此不堪一击？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私欲作怪。
虽然，社会主义并不一般地否定个人欲望、私心杂念，它甚至是在精神文明、物质财富极大地丰富后，要满足人们的这种欲望，但它遵循的是“公而后私”的逻辑。资本主义并不是与此相反的逻辑，而是“私后还是私”的逻辑，所谓慈善、义捐、公益，是讲意愿的施舍。财富先于社会私有，谁也没权利行政的强行均贫富。资本家考虑的是如何打劫，攫取社会财富私有，资本家考虑的是如何去除世界80%的“垃圾人口”，资本家本能地考虑的是“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大国，过上和美国人一样的生活，对整个世界来说是一场灾难。”
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社会主义都遇到或必将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如何避免社会主义事业“干部官僚化”的问题。毛泽东的思路是——思想改造、阶级斗争、文化革命、斗私批修。
中国有句俗话：“为人不当官，当官不一般。”不光是普通干部容易“不一般”，就是核心班子成员也容易“不一般”。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已严正的一次次证明了这一“人性的光辉”。这“不一般”不管如何千变万化，总归一点，就是“私欲作怪”。毛泽东一再提醒和告诫全党：农村大包干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经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反复教育，这变成了中国人的一个常识，因而“政权在我们共产党手中，怕什么”的改改改观点，甫一出笼，人们就瞠目结舌满怀狐疑。人们也许不太关心谁执政，人们最关切的是国家政权为谁服务的问题。
凡政权都得用人，社会主义也不例外。“为人不当官，当官不一般”，“当官不为财，请我都不来”，一当干部，一当官就“不一般”，大逞私欲，争名逐利，吃喝玩乐，想做老爷，脱离人民群众，敌视人民群众。新生政权，不得不大量接收旧政权管理人员。新生政权，又不得不接受旧政权“染色体”的有意或无意的“折腾”。这令毛泽东为此痛苦不堪忧心忡忡伤透脑筋。如果是今天，毛泽东就不会有那么多痛苦，因为今天的“在野”备用人才很多。毛泽东除了被迫使用思想改造、阶级斗争、文化革命、斗私批修的办法外，就是实行抑制、改造地富反坏右知识分子的政策，大量培养、造就、提拔出生草根的工农知识分子，并把工农干部提升到重要的领导岗位。结果功亏一篑，工农干部“光明正大”有余，“阴损狠毒”不足。
社会主义正义事业何其难哉！“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社会主义用人之难，改造人之难，在拷问社会主义事业“从头越”之时的人们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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