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的日子头，大家各抒己见，近年来“阴谋史学”、“颠覆史学”盛行，立场自然各异。然搬运工人也没闲着，胸有成竹地搬来毛主席的一篇信函，把其中的一句话摘出来，作为标题“蒋介石先生指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凡我国人无不崇仰 [ 搬运工人 2010-09-05 12:45:49 ]”，搬运公的用意很直白，属于“阴谋史学”、“颠覆史学”的一种玩法。
但是，搬运公有时候直白得可爱，已经失去理性判断和分析了。
以信中内容“此次，敝党中央六次全会…”分析，应该是自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一致抗战开始后，中共派代表出席国民党六中全会，毛主席给国民党最高领导人蒋公介石的贺信。
再进一步阅读信中内容，基本是这样的段落：
“此阶段之特点，将是一方面更加困难；然又一方面必更加进步，而其任务在于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抗日阵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在此过程中，敌人必利用欧洲事变与吾国弱点，策动各种不利于全国统一团结之破坏阴谋。…”、“同人认为此时期中之统一团结，比任何时期为重要，唯有各党各派及全国人民克尽最善之努力”、“在先生统一领导之下，严防与击破敌人之破坏阴谋，清洗国人之悲观情绪，提高民族觉悟及胜利信心，并施行新阶段中之必要的战时政策，方能达到停止敌人之进攻，准备我之反攻之目的。”、“国共两党，休戚与共，亦即长期战争与长期团结之重要关节。”、“泽东坚决相信，国共两党之间长期团结，必能支持长期战争，敌虽凶顽，终必失败。”
中心意思只有一个：团结、团结、再团结；抗日、抗日、再抗日。
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之后，为团结抗日，共同对敌，是履行了自身的承诺，放下歧见，摒弃前嫌，共同对敌的，借周总理参加国民党六中全会之机，毛主席给蒋公介石去一封信，表达团结抗日的愿望，巩固团结抗日的成果，前面说一句客气话，是对蒋公介石的起码的礼节和尊重，这是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表现出来的以抗日为重，以国家为重的胸怀和度量。难道说你作为抗日同盟者去参加人家的会议，还要写一封信强调分歧？没有这样的逻辑。
草民以为，更深一步的含义，还有把蒋公介石摆在“高处不胜寒”的位置，防止国民党亲日派、投降派在其中破坏，从“敌人必利用欧洲事变与吾国弱点，策动各种不利于全国统一团结之破坏阴谋。”、“严防与击破敌人之破坏阴谋，清洗国人之悲观情绪”等字句可以看出，这种可能性是有的，这种担心和警惕是必要的。
就拿蒋公介石本人来说，其抗战的决心是否坚决，其是否真诚与共产党合作一致对外，是值得关注的。
据秦孝仪所编《先总统 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就在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回到南京，于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三月六日于南京与日本川越大使谈话：
蒋公介石在回答日本驻华大使川越关于国民党方面对待中国共产党的态度的时候，有如下对话（院长——蒋公介石）：
【川 越：近来常见报纸上之记载，谓贵国政府已与中国共产党妥协，敝国政府对此极为注意，余个人始终相信 院长对共产党之一贯政策不致变更，盖张前部长曾迭为余言之也。惟现在各报既有此类记载，究竟现在贵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之关系如何？可否请院长见示。
院 长：敝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之政策，并未有何变更，三中全会之宣言及决议案，都已有明白确实之表示。
川 越：贵国此次三中全会对处置中国共产党之决议其中附有条件，现闻共产党已接受，确否？
院 长：余未闻有此消息。
川 越：现在贵国政府仍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确有此项方针否？
院 长：依三中全会之决议，当然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盖中国共产党原是土匪。现其性质虽已变更，但敝国政府仍本一贯方针对付之。】
请注意，此事离中日全面开战的卢沟桥事变仅有4个月时间了，东北全部领土失陷已经六年多了，华北部分领土也已经陷入敌手，西安事变刚过不到半年，蒋公介石的内心还是对共产党保持“依三中全会之决议，当然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原则，还公开对日本人承诺出来，其“一致对外”、“抗日”的决心可见一斑。
而且，即便在全面抗战爆发直到汪精卫伪政权成立之时，日本方面一直对蒋公介石存有“拉一把”的用意。根据斯坦福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约翰•亨特•博伊尔所著，一九七二年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专门有一章“第十四章 ‘为蒋留下的一席盛宴’”，就是指日本人方面的招降计划，有一道“盛宴”是为蒋公介石准备的。
“（日本）兴亚院不断强调跟重庆实现和解的必要性，这正意味着它为了达到那个目的是不惜牺牲汪的。总之，日本是不会向汪提出最宽大的条件的，那得保留起来，以便将来好跟重庆谈判。正如犬养所指出的，跟汪的谈判就象举行一次宴会，但在这个宴会上却把最精美的菜肴留起来不给已请来的客人（汪）吃，以便为尚未请到的客人（蒋）在将来摆“一席盛宴”时再拿出来”（《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
“汪在报界的支持者早已准备大露一手，为扩大跟重庆的裂隙作出贡献。上海《南华日报》主笔林柏生剥下蒋政权的伪装，指出它正在干它称汪所干的大逆不道的事情，那就是说蒋也在谋求谈判和平解决。林斥责道，重庆和汪之间的差别，仅仅在于重庆是偷偷摸摸地追求它的目标，而汪则直接把和平问题公诸于世。”（《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
在这种很微妙的局势下，为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争取最大的抗日效果，防止蒋公介石倒向日本人，及时地、随时地提醒一下蒋公介石的“抗战领袖”身份，把蒋公介石与“抗战”二字绑紧，公开说“蒋介石先生指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凡我国人无不崇仰”不等于是给蒋公介石一条绳子，只不过要装饰上“指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凡我国人无不崇仰”的华彩。
汉奸文人，上海《南华日报》主笔林柏生写道“自从一九三七年以来，蒋介石将军不管是否明智，都一直在玩莫斯科的那一套把戏。正因为共党对于委员长的这种控制，而他们自己则按莫斯科的命令行事，结果使得中国的利益附属于俄国；所以这才促使汪先生跟重庆决裂。”
看到汉奸们的文字，搬运公应该明白点道理了吧？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的“阴谋史学”、“颠覆史学”们，也在拿苏联说事，跟抗战时期的汉奸文人一样，也在玩搅屎棍的把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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