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为何屡屡出现“汉奸”现象？

历史上为何屡屡出现“汉奸”现象？　　

——从石敬瑭、秦桧到汪精卫说开去　　

汉奸者，依照《辞海》的定义：原指汉族的败类。现泛指中华民族中投靠外族或外国侵略者，甘心受其驱使，出卖祖国利益的叛徒。　　

对汉奸，可谓人皆痛恨之。试想：在外族入侵，面对激烈残酷的民族斗争，正当万千同胞为生存而奋战苦斗之际，而内部居然有人为一己之私利，出卖国家、民族利益，认敌为父，甘为敌人鹰犬，残害自己同胞，这是何等之罪恶行径？怎能叫人不痛不恨？人们只要想想文艺作品中那些汉奸的嘴脸，如《红灯记》里的王连举，《苦菜花》里的王柬之等等，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1938年10月，就在抗日战争刚进入相持阶段，面对日寇已侵占我近半壁山河，前方将士正浴血奋战之际，身为国民党副总裁、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的汪精卫，却或明或暗散布妥协投降谬论，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为抵制这股逆流，　10月28日　，借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在重庆召开之机，以华侨参政员身份，向大会提出一则针对性极强的电报提案：“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陈的11字提案获大多数参政员赞成而顺利通过。著名爱国人士邹韬奋在《抗战以来》一书中，对陈嘉庚提案的评价是：犹如“霹雳一声”，提案“内容极简而意义极大”，“这寥寥11个字，却是几万字的提案所不及其分毫，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这一提案，在当时确实给了潜藏的汉奸汪精卫以沉重的打击，直让他作为“议长”在会上朗读提案内容时脸色煞白，深受刺激；但最终却仍然阻止不了他走上叛国投敌之路。第二年底，汪还是从重庆逃往河内，公开发表“艳”电，做了一个货真价实、地地道道的大汉奸。　　

翻开中国历史一看，人们可以发现，每当民族斗争剧烈之际，总会有一批民族败类甘愿当敌人走狗，去做不齿于同胞的汉奸。仅国人公认的，远的如五代的石敬瑭、南宋的秦桧，直到明末的吴三桂等；近的如汪精卫、陈公博之流，即是史证。　　

为什么明知当汉奸可恶、可憎，会遭国人唾骂，是遗臭万年的之事，却总是会有人甘心情愿地去干呢？这确实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　　

出卖民族利益实现个人野心　　

汉奸的本质特征是背叛、出卖民族利益。既然是“出卖”，就必然会有收益。有出必有进，否则就不成为其买卖。汉奸卖出去的是民族利益，进账的是个人私利。特别是一些大汉奸，往往就是一些野心家，他们没能从正当的途径中实现自己的所谓“抱负”，常常会通过出卖国家、民族利益，以此来实现自己的某种野心。不妨可以来解剖几个典型的大汉奸，看一看这些巨奸是怎样通过出卖民族公众利益，从而来换取他们的个人私利实现其野心的。　　

第一个典型是后晋的开国皇帝石敬瑭，他以出卖幽云十六州之地换得个“儿皇帝”之私利。　　

石敬瑭，人称石郎，祖上系太原沙陀族人，据传为汉景帝丞相石奋后裔。父名臬捩鸡，是李克用的部将，任洺州刺史。石敬瑭虽有沙陀血统，但由于早就融入华夏，为了表示自己是地道的汉人，遂自改此名。石敬瑭生于军营，子承父业，长大后进入李嗣源部。其为人沉黙寡言，爱读兵书，崇拜古代名将，作战勇敢，多次在战场上救主，深受主帅李嗣源赏识，被视为心腹，并被招为东床快婿。　　

李嗣源登上帝位，成为后唐的第二帝“唐明宗”。石敬瑭辅佐有功被授“竭忠建策兴复功臣”，任六军诸卫副使，成为当时朝中禁军的最高副统帅（正职为李嗣源之子李从荣）。他既是皇帝的爱将，又是驸马与功臣，位高权重，旋即领河东节度使，到太原负责军政重任。　　

长兴四年（933年），李嗣源逝世，其第五子李从厚继位，是为唐愍帝。可是养子李从珂不服，发动兵变，杀向洛阳；愍帝出逃，投石敬瑭，石忖度形势，采取自保之策，将小皇帝囚禁起来，杀其全部随从。李从珂夺得皇位后，是为末帝。末帝对石敬瑭多有猜疑，视其为心腹之患；为与李从珂争斗，石敬瑭表面顺从，暗里却定下了“联辽以对”之策。　　

后唐长兴七年（936年）四月，为试探后末帝李从珂对自己的真正态度，石敬瑭以身体羸弱为由，乞解兵权，调往他镇。这正合后唐末帝之意，当即准石敬瑭之请，改为天平节度使。石敬瑭就此认定朝廷不容之意，遂决意谋反。他随即上表，指责末帝为明宗养子，不应承祀，要求让位于许王（明宗四子），主动挑起与朝廷的矛盾。末帝李从珂撕裂其表，削其官爵，并以建雄节度使张敬达为太原四面招讨使，将兵3万围攻太原。　　

七月，石敬瑭遣心腹桑维翰，去辽国同契丹主耶律德光谈判，求其出兵相援。几经讨价还价，最后成约，其条件是：石敬瑭认耶律德光为父；割让燕云十六州（相当今天的河北、山西北部）土地给辽；岁贡帛30万匹。协议成立，对此种认贼作父、卖国求荣的行径，连其亲信部属刘知远也表示反对，曾劝石敬瑭慎重考虑曰：“称臣可矣，以父事之太过；厚以金帛赂之，自足致兵，不必许其土田；恐异日大为中国之患，悔之无及。”然而，石敬瑭此刻一心想的是其个人私利，已利欲薫心，一意孤行，当即回复全盘接受。　　

同年九月，辽主耶律德光，亲率主力骑兵5万骑，号称30万长驱南下，击破张敬达，解了太原之围，是役仅被杀的后唐军士1．5万多人！十一月，契丹主封石敬瑭为大晋皇帝，改元天福，国号晋（史称后晋），契丹主自解衣冠授之。石敬瑭即位于柳林（今山西太原市东南），成了历史上的第一个“儿皇帝”！　　

石敬瑭称帝后，立即割燕云十六州给契丹。从此，中原地区失去北部天然屏障，完全暴露在契丹铁蹄之下，北方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贻害时间长达340多年。紧接着石敬瑭攻入洛阳，末帝兵败，举家自焚，后唐亡。后晋天福二年（937年），石迁都汴梁，翌年（938年），升汴梁为东京开封府。石敬瑭虽得了天下，内部地方藩镇多未服从，战火不断，府库空虚，民间穷困；加上契丹贪求无厌，不断相逼，儿皇帝的日子也很不好过。　　

尽管如此，石敬瑭为维护其统治，一方面制订严法酷刑，诸如灌鼻、割舌、支解、刳剔、炮炙、烹蒸等，镇压一切敢于反对他的人；另一方面重用宦官，以便于为他控制局势，自己则尽情享乐，穷奢极欲度日。然而，高压终究不能服众，自我享乐麻痹也改变不了内心的惶恐。　　

后晋天福六年（942年），就有成德节度使安重荣，公开上表指斥石敬瑭父事契丹，困耗中原，并表示与契丹决一死战。后虽被石所杀害，并将其头送与契丹，但毕竟给其带来了更多的不安。“儿皇帝”晚年更是朝纲紊乱，民怨四起。其时游牧在雁门以北的吐谷浑部，因不愿降服契丹，酋长白承福带人逃到河东，投奔刘知远。后晋天福七年（公元942年），契丹遣使来问吐谷浑之事，石敬瑭既不敢得罪手握重兵的刘知远，更不敢得罪“父皇帝”，由此，忧郁成疾，在屈辱中死去，年仅51岁。　　

第二个典型数南宋的秦桧，他以出卖中原的代价换取其“宰相”之私利。　　

秦桧，字会之，江宁人。政和五年（1115年），进士及第，先为密州教授，后为太学学正。靖康二年（1126年）金军围攻东京（开封），桧因提出四条建议，坚决主张抗金，反对割地求和而名声大噪，升为职方员外郎。后曾随肃王赵枢与金议和，在御前会议上又因反对割地求和再升为御史中丞。金军攻陷东京后，秦桧及其妻王氏随徽、钦二帝一起，被金人掳回金国的韩州（今吉林四平北）。期间，他明里做出不屈的模样，暗里却力主“和议”，与金人勾结。南宋建立消息传来，桧即挑动徽宗写信，并由他润色转送给金人，乞求宋金议和。不久，金太宗将秦桧赐给其族弟挞懒。　　

建炎四年（1130年），秦桧夫妇被主张议和的挞懒放回南宋。秦桧到了临安，会见了高宗，谎称自己是杀了看守逃回来的。开始，有不少官员对其怀有疑窦，但宰相范宗尹等鉴于他以往的表现，却向高宗推荐，高宗也觉得他有才干可用。随后，秦桧的“主和”政见与高宗的想法一拍即合，受到重用。次年，桧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副相），暗中主持对金议和。　　

秦桧入主中枢不久，随即玩弄手腕，一面排斥异己，让范宗尹罢相，再把右相吕颐浩排挤出朝廷；一面又提拔亲信，培植势力，把大权掌控在自己手中。后虽一度因“议和”进展滞缓，遭高宗罢黜，但从绍兴八年（1138年）重新拜相后，就一直获高宗专宠。在高宗的支持下，秦桧不顾朝野主战派的强力反对，公然打击主张抗金的官员，先后贬黜著名的反对议和的大员枢密院编修胡铨、陈刚等，压制舆论。同年底，宋金达成第一次绍兴和约时，秦桧不顾廉耻，竟擅自代表高宗向金使跪接金朝诏书。　　

绍兴十年（1140年）金兀朮撕毁前约，亲率大军再次南下。各路宋军顽强奋战，纷纷在前线告捷，特别是这年七月，岳飞在郾城（今河南境内）大捷，大破金兵主力铁骑1．5万匹拐子马。其时，岳家军的先锋部队已分别克复郑州和洛阳；黄河以北太行山东、西的忠义民兵，也积极活动起来，有的截断金军补给，有的攻打县城，配合岳家军作战。宋军已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权，形势发生有利南宋的转化。岳飞力主乘胜反击，向朝廷奏称；“金人锐气已沮，将弃辎重渡河，豪杰向风，将士用命，时不再来，机难轻失。”可是，秦桧害怕主战派胜利，会危及自己的权位；高宗则根本不想收复失地，只想苟安江南，更怕一旦岳飞抗金胜利，徽、钦二帝返回复位。由此，秦桧就从内部破坏南宋军民的抗金斗争，竭力怂恿高宗“见好就收”，重新议和。就在金兵正要撤退之际，朝廷连下12道“金牌”，迫使岳飞“班师”撤兵。　　

绍兴十一年（1141年）四月，秦桧与高宗又以“论功行赏”为名，收了韩世忠、岳飞的兵权，改任枢密使和枢密副使，搞名升暗降。八月，在金主的授意与高宗的同意下，为了排除与金妥协的障碍，秦桧与王氏密谋策划，伙同监察御史万俟卨、枢密使张俊，诬岳飞“谋反”成案，年底，以“莫须有”罪名将岳飞等冤杀。同年冬，经秦桧再与金人特使谈判，完成第二次绍兴和议。规定：宋高宗向金称臣；宋金两国以淮水、大散关一线为界，以北为金，以南为宋；南宋每年向金进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时高宗的年号为“绍兴”，史称“绍兴和议”。　　

绍兴十二年（1142年），宋高宗为嘉奖秦桧“议和”之功，加封他为“少师”；金主也“感谢”他，为保障其权力不失，特在《绍兴和约》中加上一条，不准南宋无故撤换首相。从此，秦桧进一步独揽朝政，排除异己，压制抗金舆论，厉行特务统治，其权力达到顶峰。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秦桧死。秦桧的罪行生前虽然没有遭到清算；然而，公理是非自在人心。7年后，孝宗上台，岳飞获得平反，被追谥“武穆”，到宁宗时，再追封为“鄂王”；秦桧则被削夺王爵，至明朝以后，秦桧终于被定为民族败类、千古罪人，他与妻王氏、万俟卨、张俊，三男一女均被铸成铁像，长跪于岳飞像前，供人们诅咒唾骂，成了遗臭万年的“汉奸”典型。　　

堪称大汉奸典型的，还有明末的吴三桂、以及近代的汪精卫。这两个丑类，一个以引清兵入关屠杀同胞为代价，换取到一个“平西王”；一个则以拜倒在日本天王脚下，以建立汪伪傀儡政权，为日寇张目为代价，做了一个汪记“国民政府主席”，日本的儿皇帝。　　

不管是古代的石敬瑭之流，还是近代的汪精卫之辈，尽管其当“汉奸”的背景与处境各异，但其内在的本质却是一致的，那就是为了一己之私利，不惜出卖整体民族利益。然而，这些民族败类，不仅活着的时候日子不太好过，必须要承受来自两个方面（本民族同胞的惩罚与外民族主子逼迫）的压力，大多不会有好下场；特别是死了以后，更得遭国人世世代代的唾骂。　　

丧失民族气节只图苟且偷安　　

除了出卖民族利益换取私利、以实现自己野心的大汉奸以外，每当外敌入侵时，还会涌现出一大批丧失民族气节，只图苟且偷安的败类，这批人为数众多，危害极大。比如，抗日战争时期中的伪军，日军占领区伪政权机关里的大大小小的“维持会”成员，直至那些供日寇驱使的“翻译官”之类的爪牙。　　

今天，我们在观看抗日战争时期的电影或其它文艺作品时，往往会发现，每当日寇出动时，冲在前面的总会有这么一批走狗，张牙舞爪，为虎作伥，可恶之极。特别是那批伪军，竟然公然拿起武器去替日军打头阵，实打实地去杀害自己的同胞，这确实是一个极其可悲的历史现象。尽管这些人在人口总数中是“一小撮”，但绝对数却又不少。

据有关统计显示，在八年抗战中，中国军民共消灭日军130余万，可消灭的伪军却有118万！据可靠资料证明，其实这118万伪军数，还不包括伪满洲国的伪军数。有的学者认为，伪军的实际人数当在200万人以上！其主要构成的有三大体系：汪伪政府系统；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系统；伪满洲国系统。

东北伪军，早在1937年全面抗战以前便已存在，主要是当地招募的土匪，也有一些原东北军成员等，属伪满洲国系统，这支部队一直与抗联作战，日军通过派驻顾问进行控制与指挥。“七·七”事变后，日军在华北、华东发动全面作战，大量俘获国民党军；同时随着北平等地的陷落，也有些部队编入华北伪军序列。1940年，随汪伪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华东方面伪军大为扩张。

导致伪军数量急剧上升，规模不断扩大是在1938年10月以后，其时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调整对华作战方针：对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停止大规模的进攻态势，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手段；以主要兵力进攻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

1938年底，日本首相近卫发表声明，提出所谓日中“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日本的诱降政策极大地影响了国民党，除了亲日派汪精卫公开投敌外，蒋介石集团的团结抗日立场亦发生动摇。1939年1月，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蒋主持制订了“溶共、限共、防共、反共”八字方针，随后又秘密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实行反共政策，直至不择手段。

一个人当兵，最初的动机可能各异，有的是想报效国家，有的是想混口饭吃，有的是土匪收编，还有的干脆是被强拉来的，等等。不管是哪一种动机，但只要进入了部队，关键就在于这支部队的政治目标。如果一支军队没有正确的政治目标，甚或连自己的作战目的也不清楚，结果究竟是抗日还是降日反共，无不只能都操在政客的股掌之中。因此，从总体意义上讲，抗日战争期间所以会出现大批伪军“助日侵华”的怪现象，它不仅是日本人实施“以华制华”政策的结果，更是当时国民党政府反共政策的产物。　　

作为个体，作为伪军中一个个的中国人，特别是当他们在清楚了自己的伪军身份以后，他们理该有一个自我认识与觉悟的过程，理该去摆脱这种身份。可是军队作为一种特殊的集体，一旦成为其中的一员，确实，个体又是很不容易摆脱的；尤其是对大部分伪军士兵来讲，由于大多来自极端贫困的农村，离开部队意味着失去生机。这样，这个群体的民族气节就在集体的裹胁下被玷污了，最后自觉不自觉地只能选择苟且偷安之路。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为他们开脱其汉奸应有的罪责，具体的就得因人而异地加以评述了。　　

伪军也好，其他在日伪政权机构里“干事”的也好，凡属甘为日本的侵略行径张目的，归根到底都是丧失民族气节的必然结果。

按理说，中国是一个崇尚民族气节的国家，孟子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殉”，跟随之义）中华文化中讲究的是“忠”“孝”两字，历朝历代都强调“忠君爱国”，统治者均以此来维系其统治。这种忠君思想强调的是一个“正统性”，反对任何外来政权对中华道统的破坏。然而，当居于正统地位的政府自己起来破坏这种道统观念时，往往具有特别恶劣的影响。这集中反映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反共“曲线救国”谬论的泛滥上，它极大地模糊了敌我大是大非的界限，从而滋长了部分人群中苟且偷安的意识。

最早提出反共“曲线救国”谬论的是在1939年，其创始人当为河北保安司令张荫梧。

张荫梧，字桐轩，河北博野人。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后投靠晋军阎锡山，历任晋军山西教导团团长、师长，曾任北平市长、北平警备司令。冯、阎在中原大战失败后，张荫梧脱离阎锡山，回河北在博野等县搞乡村自治，后又任“四存小学”校长。抗日战争开始后，张荫梧以“四存中学”的教员和学生为核心，建立了一支“河北民军”。蒋介石任命张荫梧为保定民训处处长及河北民军总指挥。抗战初期，张荫梧打着抗日的旗号，与八路军有一定的联系，曾请共产党员温健公任河北民军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

1938年张荫梧在武汉受到陈诚（张与陈是保定军校同学）召见，陈即任命他为河北省三青团总干事及民政厅长。从此，张荫梧配合国民党的反共政策，积极进行反共反八路军活动。1938年12月，他发动驻在博野的民军兵变未成，反被八路军收编。随后他又密令在冀中的一支土匪武装投降日本，在向重庆报告时美其名曰：“曲线救国。”1939年6月，张荫梧一手制造“深县惨案”，残酷地杀害了八路军后方干部战士400余人，并恶狠狠地对他的部下说：“捕了共产党，杀无赦。”（张后来一直被蒋重用，1948年时为傅作义将军的上将参议，北京和平解放后被捕）

最能体现国民党推行反共“曲线救国”政策的，是孙殿英的新五军降敌事件。　　

1943年4月，日军出动30个旅团的兵力，围攻太行山第二十四集团军，企图一举歼灭国民党新五军孙殿英部。经过整整一天的激烈战斗，4月21日晚，邢门口失守，军长孙殿英带领军部全体人员向关帝庙方向撤退。形势危急，孙殿英将随行的将领幕僚们召集到一间漆黑的小石屋里，商议对策。参与商议的有参谋长冯养田、副军长杨明卿、作战处长李伯玉、高参文强、参议李国安、参谋处长何明甫、参谋李鸿庆等。孙殿英觉得部队已面临绝境，再没有保全之策，惟一的办法只有请蒋介石能派飞机援兵相救。孙殿英亲自向重庆军委会通话，汇报了战况，请求支援和行动指示。隔了半小时，重庆方面回电，告诉孙“可暂时附敌”，孙殿英深知此乃蒋之“曲线救国”的把戏，又无力扭转，再问大家如何以对，屋内人皆无人回答。孙殿英又征求高参文强，问他怎么办，文强答道：“按照蒋委员长指示办就是了。”（参见断牙：《军阀巨枭孙殿英》）　　

孙殿英随即派人到新乡与日军接洽投降事宜，很快新五军全部投降了日军。该部仍沿用新五军番号，增加了汤阴伪军路厚斋的二十三师，兵力扩充了一个师，各师团长仍为原班人马。孙殿英降日不久，又按照日军师团长横光意旨对庞炳勋劝降。5月，庞炳勋部队在新乡被改编为伪军，庞任伪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孙殿英兼任副总司令。庞、孙部队均换上伪军服装，帽徽为青天白日外套一红圈，是为汪伪军的标志，驻扎豫北一带。待安置完后，庞、孙即按照汪伪南京政府的要求，通电全国，说明自愿参加所谓的“和平运动”。一时间日军及汪伪报纸均以头号新闻大肆宣扬，用套红标题刊出《欢迎庞、孙下山参加和运》等文章。这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到处响起一片斥骂之声。日军横光及田中，因收降庞、孙有功，均得到提升。一个反常的情况则是在抗日大本营的重庆，国民党的报纸对庞、孙降日一事保持沉默，竟然一字不提，耐人寻味。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1945年日本投降后，孙殿英立即被郑州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仲连收编为国民党军第三纵队，就地在新乡驻扎，维持地方治安。次年2月，他又在新乡受蒋介石接见，并一起合影留念，以示“同心同德”。一张六吋合影，蒋介石在中，孙殿英在其左，陈布雷等在后与右，好像孙殿英根本就没有率军降日这回事。这也正是蒋当年推行反共“曲线救国”政策的最有力的佐证。

被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派驻新五军的“少将高参”文强，后来在回忆文章《孙殿英投敌经过》中也承认，孙殿英在投敌前确实征求过他和荆宪生（国民党在新五军中的党政工作团团长）的意见，并要求他俩出面去电洛阳、重庆说明情况，表示“有朝一日，将仍能报效重峰”；“荆不但同意了孙的投降，而且还视他为泰山之靠了（因数百名国民党特务由此受到了庇护）。我既不表示赞同，也没有表示反对”；此文又从一个角度证实了蒋介石推行“曲线救国”的政策。（详见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文史资料精选》第10辑）

一方面是国民党正统政府出于反共需要，在用“曲线救国”谬论模糊国民的民族气节；另一方面，则是日本侵略者用各种手法，在尽力摧残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实行“攻心战”。

日本人除了大力宣扬“满蒙非中国论”，破除近代中国形成的“中华民族”观念，将中国东北变成“满州国”外，还拼命宣扬“中日合作”的必要性与合理性。说什么中日两国“同文同种”、“东亚共荣”，更通过“培养”一大批国民政府的高层军政要员，让他们一个个成为侵略与“共荣”融合的“榜样”。这一手确是很凶狠的，其后果是进一步模糊中国人的道统观念。身处乱世，当一个人缺失了国家、民族的基本意识时，是极容易迷失自我的。于是随即流行的就是“委员长来了我是过，日本人来了我也是过”的心态，想到的自然只会是自己和家人的利益。　　

结果只能是：没有了正统与非正统之分，反对和赞成已经不再有明确界线和意义，到了这个时候，即便是对一个曾经慷慨激愤的人，又还能干什么呢？！这大概就是抗日战争时期出现汉奸现象的真正原因。　　

沉痛的历史教训　　

无论是古代出现石敬瑭、秦桧等的民族败类，还是近代暴露的汪精卫、周佛海这样的汉奸，从中国历史上屡屡出现这种“汉奸”现象中，至少可以得出以下一些值得深思的、沉痛的历史之训。　　

1、必须不断强化国民的爱国主义观念。　　

世界历史一再证明，任何国家的存在，国民的爱国主义观念是立国之本。只要有国家存在一天，就得有爱国主义观念的不断强化；反之，随着爱国主义观念的弱化，这个国家必然不断削弱，直至衰落与消亡。　　

中国虽说是一个比较讲究“道统”的国家，但几千年来，由于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的长期统治，讲“忠君爱国”，实际上只是指“忠”于某一个皇帝；所谓“爱国”，因为国家仅是皇帝的“私产”，因此无非就是报效皇上的“浩荡皇恩”。这种“道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它对什么是真正的国家、民族利益的内涵，反倒比较模糊。结果，一旦遇到外族入侵，偏又遇上是个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皇帝，比如北宋王朝宋真忠那样与辽签订《澶渊之盟》；清王朝皇帝那样与西方列强签订许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等等；也就没有人敢反对了，否则，即使是反对皇帝卖国，也是会成为“叛逆”的。再比如说，正巧遇上皇帝老儿死了，像明末崇祯帝那样上吊自杀了，奴才们一下失去了效忠的对象了，于是面对清兵入关，面对“新皇上”怎么办？结果也就必然只能是纷纷出迎称臣称民了。　　

近代中国惨遭西方列强的侵略，与其说是因为“落后挨打”，还不如说是因为“爱国主义观念缺失”而挨打。请设想：假如在鸦片战争中道光皇帝不卖国不投降，而是坚持抵抗到底，那又会是怎样的局面呢？当时中国有1，27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有4亿多臣民，与1万名左右的英国远征军打一场持久战又如何呢？那个时候可还没有发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呢，就算让英国人占领几个像广州那样的口岸城市，只要有爱国主义观念在，就不会有汉奸的配合，侵略者的目的能得逞吗？显然不可能。可以断言，假如我们全国国民都有强烈的爱国主义观念，不仅鸦片战争不会败，后来的历次战争也决不会败。　　

爱国主义观念的培养必须从和平时期开始，必须从国民基础教育抓起。应该制订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爱国法》，崇尚爱国精神，表彰民族英雄。明确界定汉奸罪，从严制订量刑标准。应该通过爱国主义观念教育，使全体国民自觉形成爱国光荣，叛国可耻的意识。　　

2、国家应保障国民利益，国家、民族利益又高于个人利益。　　

从历史上看，大大小小汉奸们所以要当汉奸，不管是出个人野心，还是仅仅只是为了苟且偷安，实质上都是为了个人的“一己私利”。也就是说，是把个人利益放到了国家利益之上的恶果。怎样才能让国民能正确处理个人与国家、民族的关系呢？　　

首先，最主要的是，国家（通过政府）要让全体国民真正体会到国家是自己的国家，国民是国家真正的主人。国家的职责就是为了保障国民的利益，让百姓过上幸福的生活；决不能像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那样去压迫他们，这是从感性上培养爱国主义观念的最好途径。政府出台的每项政策法令，都应该慎重考虑到国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决不能像国民党政府干“自决花园口”那样危害百姓的蠢事。　　

其次，要加强对全体公民进行国民意识教育。要持之以恒地通过各种途径、各种方式，帮助国民确立起正确的国家观念，在社会上树立起“国家利益至上”的意识。　　

3、国家、民族利益高于剥削阶级政党利益。　　

近代中国遭受日本侵略的一个惨痛历史教训就是：决不能再搞政党利益高于民族利益那一套；而应该把国家、民族利益永远放在政党利益之上。　　

1931年“9·　18”　事变发生时，当时日本在东北仅1万余人，后不断増兵才有4万余兵力，何况其内部意见也不一；可是其时我国仅在东北驻扎的东北军就不下15万人，加上驻留关内的还有10余万人，仅张学良可调动指挥的兵力即达30万人。假如我们敢于抵抗，绝对不可能断送东北三省。可是，为什么偏偏会让日本不经战斗，不到三个月，竟然迅速占领整个东北200多万平方公里，让3，000万同胞沦为亡国奴的呢？结论是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那么，蒋为什么又要不抵抗呢？答曰：此乃蒋氏“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国策也，是政党利益高于民族利益使然！也正是这种不抵抗政策才纵容了日寇的侵略野心。“9·　18”　以后的不抵抗政策是这样，即使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所出现的、那个反共的“曲线救国”政策，何尝不是政党利益在作祟？历史的教训是：政党之间可以有不同的政见，但在民族危机之时，当外敌入侵之际，必须无条件地停止一切互争、互斗，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自觉地服从国家、民族利益。“国家、民族利益高于政党利益”，这理该成为从政的公认原则，不然，当以“汉奸”论罪。　　

4、剥削阶级利益必须服从民族利益。　　

从历史上看，古今中外都有过这样的情况：每当剥削阶级统治者遇到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发生矛盾时，往往会舍弃民族利益而保存其阶级利益。　　

比如，明末清初之变，大批明朝武将、文官所以会纷纷公开降清，让满清迅速平定全国，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多尔衮打出了一面旗号：“代雪君父之仇”。就是说满汉地主阶级合流，共同携手镇压李自成农民起义。这一招很厉害，是清王朝能成功取代明王朝的关键因素。1931年“9·18”事变后，国民政府坚持对日不抵抗方针，推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其实质就是让民族利益服从其阶级利益。　　

外国史上类似的典型事件，有1871年法国梯也尔政府对外向普鲁士投降，签订割地、赔款的“和约”；对内则取得普鲁士配合，全力镇压巴黎公社运动。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值得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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