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大陆自由派不断美化台湾过去60年的“自由民主”，如今80后、90后也被某些自由派老师洗脑。因而在此查阅有关资料刊出，希望有助大陆中青代更准确地了解台湾岛上历史的真实一面。
一、匪谍就在你身边
1950~60年代，台湾笼罩在特务横行的蓝色恐怖之中，公共场所人人不敢高谈阔论，墙壁上到处张贴著令人瞩目惊心的标语：
“检举匪谍，人人有责；
知匪不报，与匪同罪。”
“公共场所不谈论国家大事”
“匪谍就在你身边”
到底谁是匪谍？绝大多数的政治犯都不是“匪谍”，只是受牵连，被栽赃的替死鬼。
段澐将军深受蒋介石的重用，在台湾任防御副司令，老蒋交待他好好地注意孙立人，段澐不肯违背自己的良心，反而为孙立人说好话，老蒋恼羞成怒，将他处死，还牵连了其胞兄段复、堂兄段徽楷。他的罪名是准备率部阵前起义，及配合中共攻台时里应外合……。
1952年8月段澐案反映蒋介石处于杯弓蛇影下的借刀杀人丑剧。
1950年9月28日，特务又侦破国防部中将参议李玉堂（山东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51岁）——前海南防卫军第一路司令——准备阵前起义，这又是一笔谁也算不清的糊涂账。1950年7月，又有新竹市警察局长徐振庠、台中县警察局长何灝、警察学校教官吴泉彬及桃园国小教员王宇光等一伙30岁以下的广东人，也统统被枪毙。
中共和国民党的地下战争，随着东西方的冷战而升高，但是中共的间谍又如何在外有美国第七舰队，内有蒋介石特务及线民的层层防守下，突破台湾海峡而渗入台湾呢？
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匪谍根本是蒋介石特务故意制造出来的怨、假、错案。例如叶剑英在台湾的亲戚叶家班，统统到绿岛唱小夜曲；有一名混混被捕，他在台湾的江西中正大学校友一百多人通通有奖。
蒋介石的特务每破了一案的奖金是新台币40万元，在当时可以买上好几栋透天厝。检举匪谍沦为公报私仇的工具。前台湾省政府财政厅长任显群卯上了蒋经国，因为平剧名伶顾正秋不喜欢太子，任显群就去坐牢（1955），出狱后和顾正秋在台北县金山度过晚年。
孙立人将军在美国麦克阿瑟元帅支持此案，都还对蒋介石忠心不二，蒋经国却制造了“郭延亮匪谍案”（1954年8月），硬将孙立人扯进去，最后将他软禁终身（台中）；郭延亮检举孙立人有功，却一辈子留在绿岛养鹿，最后离奇死亡。
《自由中国》发行人雷震准备和台湾人政客筹组政党，1960年被扣上“包庇匪谍”的罪名，判刑10年。谁都知道这是一宗栽赃冤案，那个“职业匪谍”每逢过年过节都还可以由特务带出去溜达溜达。
蒋氏父子在台湾过著自己吓袭击的杯弓蛇影的恐惧日子，特务提供他们最佳的娱乐，天日安呈报抓匪谍；一方面替蒋氏父子铲除异己，另一方面又可以领取巨额奖金，升官发财，何乐而不为。
调查局自己的内斗才更惨烈，当年草拟<惩治叛乱条例>的蒋海榕，却被判为叛乱犯，最后上吊自杀，真是作法自毙。
最倒霉的是台湾人，凡是反抗者一律被扣上叛乱罪，清则感化三年，重则处死。台湾到处是匪谍，一直闹到1987年解除戒严为止。38年内至少有29407件非现役军人刑案，14多万人受难。
这就是国共地下战争在台湾最荒谬的一面！
二、到底谁是匪？
蒋介石败退台湾前夕，《中央日报》社长 李 先生在南京夫子庙前徘徊，前途茫茫，他百无聊赖地区看相。算命先生问他要算什么，他说算国运。
那位江湖术士二话不说，立刻写到：
“特务当前。
特务亡国。”
当年最流行的一幅新对联是：
你说他是匪，他说你是匪，到底谁是匪？
一个靠苏联，一个靠老美，老百姓靠谁？
到底谁是匪？蒋介石除了340万大军之外，他的几十万他文武，居然被小米加步枪的“共匪”击溃，败的不是军事，他败的是失去民心。蒋介石的特务最拿手的好戏就是制造敌人；而中共特务最拿手的则是策反敌人。
中国的间谍战不外乎人情、金钱、美色与权位的争相交错。间谍战充分利用了人性的弱点，谁不怕死，谁不爱钱爱名？这场经历70年的地下战争，反映人性最丑陋的一面。蒋介石难道不明白，因为他才是最大的匪寇，他的特务将其统治下的中国及台湾变成人间的地狱，才有这场惊心动魄的地下战争连续剧一再演出。
三、五十年代台湾校园贴满反共标语
反共教育是台湾过去僵化教育的典型代表，一言堂的口号与标语，曾经充斥在每个校园角落，千篇一律的八股作文或演讲结语，如今都成了你我言谈间的趣味回忆。经历时代的变迁，校园风气早就变成大鸣大放，也凸显昔日制式教育的荒谬。
诗人吴晟念小学、中学时，是反共教育推动最为积极的年代，“学校到处是反共标语”，吴晟回忆说，当时到处不是“反共抗俄”，就是“解救大陆同胞”，喜爱演讲的他常代表班级比赛，不管题目是什么，结语都是变成“在伟大领袖蒋总统的领导下”、“消灭万恶共匪”、“完成反共使命”。
吴晟初三时，有位老师不敢公开说“反共无望”，私底下却跟学生开玩笑，打赌学生只要写出一篇作文，题目开头是“光阴似箭、岁月如梭”，但结语一定要是“反攻大陆解救大陆同胞”，谁写得出来就请他吃饭，“没想到，同学们竟然通通可以连得上，这让老师很意外，显见反共教育扎根之深。”
高中就涉猎党外杂志，吴晟当时已清楚知道“反共无望”，只是在高压威权统治的年代，不敢说什么。当了老师，基于保护自己、保护学生，课堂上鲜少对“反共”着墨，国家庆典，还要敷衍地陪学生“举着反共标语游行”。
吴晟的女儿吴音宁在记者访问时，也拿出珍藏近三十年的小学四、五年级作文簿，里头竟也写着“打倒共匪、解救水深火热的同胞…”吴晟看了看，打趣地对着吴音宁说：“难道当时我没教你吗？”吴音宁有点不好意思说：“这样会不会很丢脸？”父、女当场为此笑成一团。
“历史的伤害往往会造成无可估计的后遗症”，吴晟强调，早期政府专注反共，忽略了人文、生态等教育，让台湾缺少多元化的思想，这是过去教育的缺憾，值得省思而不再重蹈覆辙。
参考资料：四六学生血案
1949年4月6日 ，情治单位大肆逮捕台湾大学、师范学院（今台北师大）的学生数百人。
起因是3月下旬的一个下午，三名师范学院及台大学生共骑二辆脚踏车，遭警察取缔。学生不满警察态度恶劣，发生口角，而有二名学生被扭进大安分局（仁爱路）。其他目击的师范学生匆匆赶回宿舍，引起三百多名学生联合台大学生包围大安分局的火爆场面。
学生要求警察道歉、放人，并要警察局长出面。学生们持续包围大安分局十二个小时以上，一名督导出面，被学生们斥喝说“这家伙不是局长！”更把他押到台大宿舍附近。他被几名外省籍学生讽刺一番，才予释放。
第二天，师范学校学生全体出动示威游行，走向台北市警察局，沿途高呼口号。第三天，学生展开罢课行动。
4月初，师范学生自治会会长周慎源在路上，突然被特务用三轮车架走。他在台大宿舍附近跳下三轮车，大声叫喊救命，引起台大学生出动抢救，免于被捕，一时气氛更加紧张。
警方根据这次学潮的发生，判断鉴于台湾社会运动的过程中，以毫无社会运动基础的工人、学生，决不可能存有如此有条不紊地大规模的学潮，这一定是中共的手法。
1949年4月6日 ，情治单位大举出动，逮捕正在师院及台大宿舍的学生数百人，酿成“四六学生血案”。
4月5日 深夜，郑鸿溪等从大陆转学过来的师院生，老早就被潜伏在警备总部内的同志通知，全部逃走了。倒霉的台湾学生，几乎无一幸免。
周慎源当时躲在宿舍的厨房里，逃过一劫；几天后他潜至桃园，后来在桃园建立武装基地，最后在枪战中被警总的部队打死。其他被捕六个学生，以妨害治安罪判刑四年，并予退学。根据 柯旗化 先生（老政治犯，一生坐牢三次）表示，当时高雄左营地区才有五个大学生，其中三个后来又陆续遭受政治迫害，包括他本人在内。
柯先生在1948年是师范学院英语系三年级的学生。他还记得当时外省人学生在宿舍内，热心的刻钢板，油印苏联的《祖国进行曲》给同学们传阅及练唱。
1949年3月，中国大陆方面战局紧张，台湾的学生也活跃起来，讨论时事、批评社会、演出讽刺剧，校园内也暗中流传著中共台湾省工委会的地下报纸《光明报》。
事后被捕的学生纷纷由家长出面保释回家；有一位大陆籍的邱姓学生因为他的姑妈不肯作保，愤而从台北法院跳楼自尽，令人哀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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