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谢韬李慎之的“自供状”
岳青山
《炎黄春秋》2010年第10期，刊登了谢韬遗作《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以下简称《遗作》），是他同李慎之俩人一生的总结，全文以罕见的鲜明性和尖锐性坦承他们一生走的一条什么路。值解读，值得评说。
一、用所谓社会发展 “三个阶段的理论” 取代“五个阶段的理论，就是公开背弃共产主义伟大理想
《遗作》说：“在反思中，我们认识到自己早年特别奉信的关于社会发展的五个阶段的理论不正确，而关于人类社会分为三个经济发展阶段的理论符合世界各国历史情况的。这三个发展阶段是：原始（狩猎）经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与之相应的发展阶段是：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也叫现代文明）。”
这个“五”、“三”之争，不可小看。它们凸现出两种历史观根本对立，实质上则是是否承认“迄今以来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否承认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人类终将进入无比美好的共产主义。
首先、这里所谓“社会发展的五个阶段的理论”，说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历史经历五种基本“社会形态”，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观点是用唯物史观考察全部社会历史的科学结晶。
《遗作》坦承，他们早年“特别信奉”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五个阶段的理论”。既是“特别奉信”，理当确信其为“客观真理”。那又为何为几十年后变成了“谬误”，被抛掉九霄云外？
其实，马克思主义展的五个阶段的理论，是被社会实践反复证明了的科学真理，不仅在理论上驳不倒，而且在事实上推不翻。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明确提出“社会形态”这个基本概念，并揭示社会历史的发展大体经过五种基本的“社会形态”，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乃到共产主义社会。他是这样说的：“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马恩选集》第2卷，第83页）这里讲的“亚细亚的“社会形态”，即原始社会，“古代的”社会形态，即奴隶社会。
那么，马克思又是怎样得出社会发展的这几种“社会形态”的呢？它的理论基石又是什么？
列宁指出：马克思以前的社会学家，在其还局限于思想的社会关系时，总是难于分清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中的主要现象和次要现象，始终不能发现各国社会现象中的重复性和常规性，他们的科学至多不过是记载这些现象，收集素材。而一分析物质的生产关系时，立刻就有可能出现重复性和常规性，“就有可能把各国制度概括为一个基本概念，即社会形态。”（《列宁选集》第1卷，第8页）
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的发现就是这样。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经典地概括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生产中产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依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生产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马恩选集》第2卷，第82－83页）
正是在此理论基石上，马克思“把各国制度概括为一个基本概念，即社会形态”，并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马恩选集》第2卷，第82－83页）
由此可见，马克思在这里提出历史发展的不同“社会形态”，指的是“物质生产”基础之上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不同的矛盾统一体。而构成不同的“社会形态”的质的区别，具有决定意义的东西是社会的经济基础，特别是所有制的形式，同时也包含上层建筑是的政权性质。
这个历史发展五种“社会形态”问题，较早《共产党宣言》实际上已经论述到了。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又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依据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的详实材料，对原始社会作了全面的、深刻的科学论述。
可见，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五个阶段的理论”，是用唯物史观观察社会历史发展的科学结晶。谢韬李慎之推不翻唯物史观的这种基本原理，当然也就驳不倒立足其上的“关于五种发展阶段的理论”。
马克思关于“五种发展阶段的理论”，不仅在理论上驳不倒，而且在事实上也是推不翻。美国的原始社会史学家摩尔根从1840年开始，先后用了40年的时间，对美国印地安人易落魁部落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研究，于1877年出版了《古代社会》一书，科学地揭开了人类原始社会的秘密。恩格斯高度赞扬“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四十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以此为指导，在把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以对比的时候，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马恩选集》第4卷，第1页）这种历史的真实，谢韬李慎之推得翻吗？再说，原始社会解体后，世界各国进入了奴隶社会，以至漫长的中世纪封建社会，谢韬李慎之采取“不承认主义”，除了彻底暴露其主观唯心主义的真面目外，还能是什么？还有，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处在资本主义的阶段。就连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头面人物，也没有人回避资本主义，谢韬李慎之怎能一手遮天，硬说世界历史的发展根本不存在资本主义阶段？难道把它资本主义美其曰“工业文明社会”，就能改变资本主义存在的客观事实？
其次、谢韬李慎之鼓吹“关于人类社会分为三个经济发展阶段的理论”论断，根本谈不上是他们自己“深研细思”的结果，完全是从美国纪者阿尔温·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抄搬来的，拾人牙慧。
早在30年前，阿尔温·托夫勒在《三个浪潮》中就提出过人类迄今经历了两次文明浪潮。第一次浪潮是人类从渔猎时代进入农业时代，第二次浪潮使人类从农业时代进入工业时代。现在人类又面临新的第三次文明浪潮的冲击，人类将从工业时代步入信息社会。这就把人类历史分为四个不同发展时代，即原始的渔猎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这种社会“物质生产”发展的不同时代，显然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社会形态”。前者只指社会“物质生产”发展的一个层面。后者则概括社会各个基本方面，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再到上层建筑。一个反映社会的“部分”，一个概括社会的“整体”。阿尔温·托夫勒的“三（四）个阶段的理论”，全然不涉及作为“社会形态”经济基础的所有制形式，怎么能同马克思主义的“五个阶段的理论”，相提并论，等同起来？再说，阿尔温·托夫勒关于生产力发展阶段的理论，明确宣布当今时代“总现象是，‘工业主义的垂亡，新的文明的崛起’”。这里所谓“工业主义”即工业经济文明，“新的文明”即“信息经济”时代，明明说的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四个发展阶段”，谢韬凭什么变幻为“三个发展阶段”？为何砍掉社会发展即将到来的“信息经济”时代？又为什么把阿尔温·托夫勒宣布已近“垂亡”的工业经济时代吹嘘成说成最美妙的阶段？
还得指出，谢韬李慎之鼓吹“三个阶段的理论”，却又出尔反尔，自相矛盾，令人啼笑皆非。诸如：他们一方面极力宣扬社会发展只是经历渔猎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无所谓“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乃至“帝国主义”；但另一方面却又反复表白他们年轻时追革命如何“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断言“中国专制主义国家体制持续了大约两千两百年，在世界历史上是最悠久的了”，甚至还说自己深信中国经过新民主民义阶段，会进到更加民主、更加自由、更加幸福美满的“社会主义”。这不正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五个阶段的理论”？
最后，谢韬李慎之用“三个阶段的理论”取代马克思主义的“五个阶段的理论”，用心不可不谓良苦。一言以蔽之，乃“一箭双雕”：既可借以掩盖原始社会解体以来人类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真实；又能以此否定“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取消共产主义的“大目标”。这就是问题的实质之所在。
二、公然打出“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旗幡，是要取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
《遗作》放下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打出“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旗幡。说什么他们“经过细研深思，弄明白了：‘五四’先贤的思想倾向就是300年早已成为世界思想的主流正脉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民主的价值归根到底是个人的价值，所以民主主义者必须要以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为出发点。 这些事实说明：……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民主和人权，将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
这是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旗幡。
首先、如何看待社会发展的动力，原本就是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斗争的焦点。唯心史观都是把“意识”、“精神”看成社会历史的根本动力。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比他们高明，不仅肯定“意”、“精神”的能动作用，而且深刻揭示其“动力的动力”，乃物质动因和经济动因，从而第一次科学地揭明了社会发展的动因。在马克思主义里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当然先进的、正确的思想也对社会发展起着能动的推动作用。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说的：“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这种矛盾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在以往的历史中曾多次发生过，然而并没有威胁到这种形式的基础。每一次不免要爆发为革命，同时也采取各种附带形式—表现为冲突的总和，表现为各阶级的冲突，表现为意识的矛盾、思想斗争等等、政治斗争等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3－84页）
谢韬李慎之完全否认“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这个唯心史观的根本原理，鼓吹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这就从根本上背离的马克思主义。
其次、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和关系问题来看。这全问题乃是历史观的基本问题。历来的唯心史观都是把社会意识看成决定性的，用哲学的行话来说为“第一性”的。它们的公式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发现了社会历史的真正奥秘，“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遗作》鼓吹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就把“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这种社会意识看成“第一性”的、决定性的，而把社会存在倒看成“第二性”的、被决定的。殊不知这种“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归根到底是“被”决定的，被社会的物质、社会经济所决定的。马克思说：意识离开了物质是要出丑的。谢韬完全颠倒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也就不能不深陷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潭！
最后，应当看到，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无非就是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阶级本性的思想反映。《遗作》把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奉为至宝，其实只是马克思早已批驳过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利已主义”，了无无意。在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德国曾流行布鲁诺·鲍威尔和施蒂纳的唯心史观。鲍威尔狂热宣扬“自我意识”在历史中起决定作用。而施蒂纳则把鲍威尔的唯心史观推向极端，直接宣称“自我”是宇宙间独一无二的“唯一者”。说什么“我”就是万物的主宰，一切都是自我的产物，“我就是我的一切，我是唯一者”。这种个人主义已被推到“唯我论”吓人地步！马克思对此曾讽剌地批判说：“他竟然把神、真理等等唯心主义的词句都变成‘获得丰厚利益’和陶醉于‘有利可图的利已主义’的富裕市民了。但这种思想像蛆虫一样啮着这位神圣的利己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18页）
100多年过去了，谢韬李慎之重新拾起这种“个人主义”的破旗，凸现其“理论”贫乏到何等程度。
三、诋毁我国政府是封建专制主义只是美帝反华老调重弹
《遗作》说：“李慎之把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称帝，算作中国专制主义的起点。中国专制主义的国家体制，持续了大约二千二百年，在世界上是最悠久的了……中国专制主义的一个特点，就是特别顽强，不但为两千多年间历代皇帝所实行和发展，而且在帝制被推翻以后，还为一代一代的当权者所死守，视为巩固自己和特权的无可替代的法宝。”“在中国，似乎谁打下江山，谁就皆永远坐江山。结果是‘以暴易暴’，独裁者一个接一个，‘你方唱罢我登台’，专制主义香火不断。”谢韬胡说：“在前苏联和中国出现的所谓专政，是一种新的专制主义”。
在这里，谢韬李慎之所谓“中国专制主义的国家体制，持续了大约二千二百年”，就是上迄前221年，下止2000年。这里公然把新中国的人民民专政与历代封建王朝、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统治一样，同属封建专制国家，把毛泽东、邓小平和历代皇帝、蒋介石一样，都是“独裁者”。
这是对新中国及领导人的莫大污蔑！
首应当指出，谢韬李慎之咒骂人民政府是“独裁政府”，完全是美国帝国主义的反华老调重弹。众所周知，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美国帝国主义一直在喋喋不休志地污蔑我国是“极权政府”、“专制独裁”。早在建国前夕，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白皮书》中，就污蔑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是“极权政府”。《遗作》攻击共和国和共产党“专制独裁”，实行“新专制主义”，只是当充当美国帝国主义的可耻应声虫，里应外合，一唱一和。谢韬李慎之充当的是什么角色，岂不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毛泽东早就回敬了帝国主义这种无耻的污蔑和攻击。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帝国主认和反动派污蔑人民政府是独裁政府，“‘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全国人民“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向着帝国主义走狗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毛选》第4卷，第1475页）其后不久，他在《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中尖锐指出：“艾奇逊污蔑“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是‘极权政府’的话，也有一半是说对的。这个政府是对内外反动派实行专政或独裁的政府，不给任何内外反动派有任何反革命的自由活动的权力。反动派生气了，骂一句‘极权政府’。其实，就人民政府关于镇压反动派的权力来说，千真万错地是这样的。这个权力，现在写在我们的纲领上，将来还要写在我们的宪法上。”（同上书，第1502页）他还说：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对于胜利了的人民，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不可发须臾东西。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是一个护身的法宝，传家的法宝，直到国外帝国主义和国内的阶级被彻底地干净地消灭之日，这个法宝是万万不可弃之不用的。越是反动派骂‘极权政府’，就越显得是一个宝贝。”（同上书，第1502页）
再说、无产阶级专政在马克思主义里头有着特殊的地位，是否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是检验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就向世界庄严宣告：“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 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马恩选集》第1卷，第244页）
马克思在《致约·魏德迈》中指出：“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马恩选集》第4卷，第332页）
列宁在批驳考茨基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修正主义谬论时，尖锐指出，人们常说，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这是不正确的。因为阶级斗争学说不是由马克思，而是由资产阶级在马克思以前创立的，而且一般说来，是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谁要是只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与庸俗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一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列宁全集》第25卷，第399页）
这块“试金石”也是照妖镜。
在这块试金石面前，谢韬李慎之原形毕露了。他们不仅否定无产阶级专政，而且连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进歩思想家“发现”、并为资产阶级“一般承认”了的阶级斗争，也矢口否认，难道不是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
最后，还得指出，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来看，任何国家，不管取何种政治形式，实质上都是阶级统治的工具，都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工具。所谓超阶级的“国家”，不专制的“国家”，只存在于剥削阶级思想家所编织的虚无飘眇的幻境之中。正如毛泽东的说的：“骂我们实行‘独裁’或‘极权主义’的外国反动派，就是实行独裁或极权主义的人们。他们实行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一个阶级的独裁制度，一个阶级的极权主义。”（《毛选》第4卷，第1478页）
这里的问题在于：为什么从马、恩、列、斯到毛泽东，个个实事求是地公开地坦承无产阶级国家就是要对敌对阶级实行专政的机器，而资产阶级及其帮凶，如谢韬李慎之等人，则极力掩盖资本主义国家的专政实质呢？只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专政少数剥削阶级，理直气就壮；与此相反，资本主义国家则是少数剥削阶级，专政广大劳动群众，理亏难认帐。诚如毛泽东所说的：“资本主义国家正好相反，那里是资产阶级专政，不许革命人民乱说乱动，只叫他们规规矩矩。剥削者和反革命者无论何时何地总是少数，被剥削者和革命者总是多数，因此，后者有专政就有充分的道理，而前者竟是总是理亏的。“（《毛选》第5卷，第158页）
谢韬李慎之恶毒污蔑新中国的“封建专制主”，却又极力资本主义国家是真正“民主”国家，个中的缘故就在这里。
四、“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走的是一条背叛之路
谢韬遗作《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作为他们自己一生的总结，究竟走的一条什么路呢？《遗作》最后一句作了概括，“我们从争民主的运动中来，还要走向建立完美民主制度的境堿走去。”所谓“美民主制度的境堿”，乃是谢韬在《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所诠释的“欧美资本主义。”
他们究竟是怎样从“争民主自由”，到最后疯狂地投靠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从《遗作》坦白了他们的思想政治演变轨迹：
第一阶段，思想起点。
谢韬李慎之说，他们都是“在基督教会办的学校受过自由、平等、博爱的教育，得到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天赋人权的熏陶。”读高中时还“主动找到各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来看”，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五个阶段的理论在他们养护的头脑
里留下很深的印象。”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肆意践踏中华大地，国民党专制腐败无能。我们就“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专制主义，争民主、争自由、争人权”。这就是我们“思想发展的起点。”
第二阶段，参与民主革命
我们从要抗日，争民主出发，遇到“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对我们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引导我们“都围绕在新民主主义的旗帜下。”另一方面，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在我们心目中成了“一个自由、民主、幸福的人间天堂。”于是，我们参加革命，加入共产党。“跟着共产党走到延安，走到北京。”
第三阶段，忏悔背叛
《遗作》有一节《在全民大反思中的我们》，对于他们自己早年、过来所思所行，作了全面的反思，感到深沉忏悔，走上彻底背叛之路。
例如，谢韬李慎之忏悔不该当初“特别信奉”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五个阶段的理论”，不该相信中国社会一定会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走向更加民主、更加自由、更加幸福的的社会主义”。说什么他们后来经过“沉思细研，终于明白了，马克思的社会发展五个阶段的这个理论不正确”，社会历史发展“实际”只有“狩猎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三个阶段，压根儿就没有什么“阶级社会”，没有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当初入党宣誓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实在是糊塗致极！
又如，他们忏悔早年不该“受苏联作家对我们的影响”，错认“没有压迫、没有剥削、工农当家作主的苏维埃，是一个自由、民主、幸福的人间天堂”，误入了“盲区”！只怪“斯大林的专制独裁，在1956年前，都被严严实实地隐瞒了”。现在“清醒”了，苏联“出现的所谓专政，是一种新的专制主义”，十月革命之路乃“专制主义”之路。
再如，他们忏悔不该年青时“都围绕在新民主主义的旗帜下”。说什么“我们不能忘怀，当初我们倾向共产党、加入共产党的时候，最热衷的是新民主主义。”因为那个“新民主义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国家”，还允许和促进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同其他经济成分“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哪晓得建国后“仅仅过了三年，就风云突变。……毛泽东突然改变了国家的方向，新民主义主义被抛弃了，《共同纲领》不算数了，匆匆忙忙宣布进入了过渡到社会主义时期，人民民主专政一变而为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专政。”这种社会主义同我们早年要争的“民主、自由”，那是格格不入的。
还如，他们忏悔不该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时候，“我同慎之同全国人民一样，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说什么经过“全民大反思”，终于看清了“中国出现的专制，是一种新的专制。”毛泽东和共产党把“人民民主专政一变而为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专政”，再变为个人“独裁专政”，它同历史上各王王朝皇帝，乃到蒋介石的独裁专制，并无二致。
还如，不该轻信共产党和毛泽东。说什么他们还是青年学生时代，“看到共产党报刊几乎天天都在呼唤民主自由，并且声称，共产党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我们每次看到这些言论都为之兴奋不已。”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都“在我们中间密秘流传”，以至吸引我们“倾向共产党、加入共产党”。就是“当年我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慎之被打成‘极右分子’以后，有一段时间，我们都常常感到自己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还自作多情，向党向毛主席表忠心，说要认真改造自己。”经过“全民大反思”，我们终于“醒悟”了。原来中国“五四”开始的民主运动，“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告停顿。”“大跃进引起的大饥荒以后，看到听到遍及城乡的悲惨景象，想想我们当年投身革命的愿望和理想，我们才开始比较清醒了，对毛泽东的思想和行为开始滋生了怀疑和异议。”“我们脑子里不停地思考：为什么在宣称实现社会主义的中国，会出现新式的专政时代？”
总之，谢韬李慎之反思忏悔过后，终于“清醒”悟出：“中国究竟要向何处去？”，“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换言之，就是按照欧美资本主义模式彻底改造中国。
众所周知，“白公馆”、“渣滓洞”里的国民党特务，总是对被关的共产党人宣称，凡是“声明”不信共产主义，“忏悔”误入共产党者，一律可以从“狗洞”放出，“重新获得自由。”谢韬的《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是在改革开放的自由天地里抛出的“自白书”、“自供状”、“忏悔录”！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之初，就曾尖锐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谢韬李慎之就是这样的一批“人物”！
奇文共欣赏，疑义本与析。谢韬的《遗作》“勇敢自供”出他们怎样从所谓“争民主争自由”，走上背马判党之路。
只是令人诧异的是，既是如此，又为何至死还要赖在共产党里？难道不是的他们老谋深算，深谙“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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