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内虚外”――大宋王朝不敢有敌人的原因
《解放军报》《富甲天下却丧权辱国》一文将宋王朝华丽的“繁荣”外衣彻底撕扯下来，人们看到的内瓤子却是：政治空前腐败，民众生计不堪；外敌如同接力，一拨接着一拨，终于以一种耻辱的崩溃作为结局。那么，造成大宋王朝这种不敢有敌人的原因是什么呢？
一、“守内虚外”—“一以贯之”的国策
《宋史•杜太后传》：
“建隆二年，太后不豫……因问太祖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太祖呜咽不能对。太后曰：‘正由周世宗使幼儿主天下耳。使周氏有长君，天下岂为汝有乎？汝百岁后当传位于汝弟。四海至广，万几至众，能立长君，社稷之福也。’”
本人曾在前文的一则“评论”中说过：与此前五朝（梁唐晋汉周）一样，赵氏政权也是靠政变得来的，用今天的话讲，就是政权不具备合法性。所以，赵氏兄弟建立宋王朝后的首要任务，自然是要防止类似的事变再次在自己身上发生。前些年看到一篇文章（出处忘了），说上述有关杜太后的记载恐不实。认为真实原因是宋太祖立国时，其兄弟赵光义的羽翼已经丰满，且富于春秋（年富力强），怕自己的儿子日后终究不免被杀，所以不得已选择赵光义为继承人，《宋史》这样写是为了替宋太宗打圆场。本人认为，两种因素都有，毕竟，保住政权是这个家族享受荣华富贵的前提。
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妇幼皆知。宋太宗赵光义即位后不久，同样感觉到了对帝位的威胁：太平兴国四年，宋军在高粱河（今北京外城一带）败于辽军，太宗走失，一部分官员以为太宗已遭不测，于是便在返京途中谋立赵匡胤的儿子赵德昭为帝。宋太宗回到开封后，立迫赵德昭自杀。后又将其弟赵廷美囚禁致死。
丧失帝位的恐惧使宋太祖、宋太宗认定：危险主要来自内患。瑞拱二年（989），在太宗征询大臣的边备之策中，知制诰田锡提出：“欲理外，先理内，内既理则外自安。”太宗也曾向大臣们讲了这样一段话：“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自此，宋朝“守内虚外”、以安定国内统治秩序为主要任务的国策正式确立，（用蒋介石的话说：攘外必先安内，稳定是硬任务）并被他的子孙们一直延续下去。自然，宋太宗所说的“奸邪”，除了朝廷内部的离心离德者，当然还包括对封建统治不满的广大劳动人民。（以上所引，除注明者外，均引自周宝珠、陈振主编的《简明宋史》，下同。该书虽名为“简”，对于宋史资料的征引却颇为详实。）
对于广大人民群众而言，亡国的代价远远高于忍受一个腐败政权的代价，义和团、太平天国的经验以及南京大屠杀的教训就是明证；而对于一个腐败政权而言，刁民造反的代价远远高于丧权辱国、认贼作父的代价。所以，“宁与洋人，不与家奴。”
二、鼓励官员们吃喝玩乐，“过更好的生活”
如何使那些可能有异心的官员服服帖帖，不至图谋不轨，宋朝统治者祭出的法宝之一是：鼓励、倡导官员们吃喝玩乐、纸醉金迷；只要让他们醉生梦死，就没有人惦记我的王位啦！
还记得赵匡胤在逼迫大将们交出兵权时所说的话吗？“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谓好富贵，不过欲多集金银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尔曹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不可动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天年。”
有宋一朝，不但在兵制上严格限制军官的权力，不停地异地调动，造成将不识兵，兵不知将，在外战中形不成战斗力，而且对在朝廷任职的所有官员都许以厚禄，目的就是让他们整日沉溺于吃喝享乐，从而淡化对政治的关注，自然就不会“图谋不轨”了。立国之初就堂而皇之地鼓励官员腐化，连一点虚假的面子话都不要，这在中国历史上可称得独一无二了。
同以前各代相比，官员制禄之丰厚，数额之巨大，款项之杂芜，都以宋代为最。朝廷不断编造各种理由为官吏发钱，以职位较高的官吏为例，除正俸外，又有服赐（服装费）、职钱（办公费）、禄粟（膳食费），公用钱、厨食钱、茶汤钱（犹今之“招待费”），乃至随从的衣服等，均由国家供给。此外，官员家庭消费的茶酒厨料、薪炭、食盐，饲马所需之刍粟、米豆等，也都由国家财政支出。
与宋朝国力不断衰弱成正比的，是官吏数目的不断膨胀。
面对朝廷这种鼓励享乐的伟大政策，官员们何乐而不为？今朝不行乐，更待何时？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嘛！于是，我们就看到：石守信“累任节镇，专务聚敛，集财钜万。”于是我们就看到“臣下先利之心过于循义，为身之计过于谋国，媮情退缩，奔竟贪渎，相与为欺。”于是我们就看到达官贵人拥妓欢歌，文恬武嬉，一片祥和景象。于是我们就看到“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或许朝廷的这种政策也包含有“吏禄既厚，则人知自量”的愿望，但结果呢，“良吏实寡，贿求如故。”（《宋史.食货志》）清朝学者赵翼在谈到宋朝这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时，曾说：“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取材于万民者不留其余，此宋制之不可为法者也。”
对于频频发生的边患，朝廷的态度又如何呢？拿钱买和平！
1138年的第一次“绍兴和议”谈判期间，宋高宗赵构竟然对秦桧说了这样一段话：“敌人议和，熟思所以应之。若彼我之势强弱相等，如是而和者，彼有休兵之意。我强彼弱，足以制其命，如是而和者，彼有惧我之意也。”（大意是说：如果我们表现出强硬态度，敌人害怕我们，就有可能放回徽、钦二帝，这是万万不行的。而如果我们表现出一些软弱，强弱相当，敌人自然就退兵啦！）“姑了事，三百万亦可。”不惜花大笔的金钱向敌人示弱，以求和平，世界上还有如此无耻的政府吗？
那么，花在官员俸禄及向敌人买和平所需的巨额开支从何而来呢？只能从老百姓身上搜刮了。与中国历史上各朝代相比，宋朝是发生农民起义最多的一个朝代，就不足为奇了。
三、大家都来考大学吧：“书中自有黄金屋”
宋朝人在评论当时科举取士数量之大时，曾经赞扬这是一种高明的统治手段。“俾人人皆有觊觎之心，不忍自弃于盗贼奸宄。”（[宋]王叔永《燕翼诒谋录》）因为它把读书、考试、发财三件事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引诱青年学子们不顾一切为升官发财而读书，追求“成功”之路，从而使广大青年“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大学书”。
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有一首《劝学诗》：“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车马多如簇。”谁写的？宋真宗赵恒，宋朝第三任天子。
在科举制度已经健全的唐朝，终其一代，每次考取都不超过30人，及至宋朝，则打开科举之门，较之唐代超出10倍乃至更多：
太祖开宝五年，进士及诸科取士127人；
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取进士（109人）及诸科共300人；
真宗咸平三年，取进士（409人）及诸科共800人
……
还在赵构刚刚称帝、迫于金兵南下到处流窜逃亡之际，就下令各地开科。定都临安后，宁宗时一次科考，竟有十万人纳卷。“十万人试，则有十万人仆，计二十万人，都在都州北权歇。”（《西湖老人繁盛录》）真是“盛况空前”。《宋史.选举志》也承认，南宋各朝的滥行科考致使“奸弊滋生”，作伪造假，舞弊狼籍，丑闻迭出不穷。
这样的考试能考出一些什么人呢：恶棍、无赖；汉奸、卖国贼。因为士大夫之家教育子弟读书做文章的目的只有一个：获取高官厚禄。父母所教，师友所传，都归结到一个“利”字。（文天祥语，《续资治通鉴》）
让我们来看一看：
北宋“六贼”（有三人是宦官）中：蔡京 熙宁进士，王黼 崇宁进士。刘豫（伪齐王） 元符进士。秦桧 政和进士，史弥远 淳和进士。还可以举出一长串。
而被称为宋朝抗敌“三大将”的岳飞、韩世忠、张俊（惜其追随秦桧迫害岳飞），均出身行伍草莽。像陆游、辛弃疾等一干文武志士，却被腐朽无能的朝廷一再迫害打压，空怀一腔抗敌热血不得施展，在无奈中赍志以殁。
“一代文宗”欧阳修（也是一位进士）曾说过：“夫敌者，皮肤之患，尚可治；盗贼者，腹心之患，深可忧。”让欧阳修没有想到的是，一次又一次前赴后继的农民起义没有打垮宋王朝，让宋王朝最终毁灭的恰恰是他认为“皮肤”的外敌、外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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