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告诉李银河：吃饭比做爱重要

历史告诉李银河：吃饭比做爱重要

文/赵炎

    李银河博士1月7日发表博文《别再跟老百姓较这个劲了》，被新浪首页改为《做爱和吃饭一样是民生问题》予以发布。

    在文中，李博士就政府打击色情网站的做法，提出了“吃饭和做爱是人的基本需求”、“一个好的政府应当尽量解决好全体公民的吃饭问题和做爱问题”、“色情图片之于做爱就相当于饭馆菜单（有图片的那种）之于吃饭”等等观点。赵炎以为，在眼下的社会条件下，她的说法没有错，只是有些绝对化或者叫“笼统”了，如果她能再去读读历史，或许会说得更为全面。

    首先，看看人的基本需求到底有哪些，做爱到底是不是人的基本需求？

    民以食为天，这是圣人说的，没听圣人说过“民以做爱为天”的。人不吃饭要饿死，人不做爱却不会危及生命，这是一个非常浅显的道理。中国历史上曾一度流行过禁欲主义，比如佛教徒和道家某些“仙派”人士，他们是最热爱生命的，踩死只蚂蚁都要忏悔半天，却从不做爱。

    人的基本需求，除了吃饭，大概就只有穿衣和喝水了。不穿衣会被冻死，不喝水要被渴死，显然与吃饭一样，具有同样重要的维持生命的意义。而做爱只能再往后靠了，如同喝茶、听音乐一样，似乎不是什么基本需求。至于孟子所说的“食色性也”，毕竟说的是“性”，而不是“命”。

    其次，再看看吃饭和做爱哪个更重要？历史会给予答案，告诉李博士，在某些特定的时间里，人宁愿不做爱，甚至会把做爱对象当饭吃的。

    美籍韩裔学者郑麒来教授在其著作中说：根据二十四史统计，自先秦至清末，中国历史上由战争或饥荒引发的大规模食人事件就多达403起，其中女人和儿童是主要被吃对象。试想，儿童能有多少肉可吃？估计主要被吃的还是成年女人为多。

    赵炎也简单搜集了一下史料，举几个例子。刘宋元嘉十八年（441），酒泉守将沮渠夫周“杀妻以食战士”。汉末臧洪为袁绍所围，城中食尽，亦“杀其爱妾，以食兵将”。安史之乱时，唐将张巡镇守睢阳城，被叛军围困，城中粮尽，于是张巡“乃出其妾，对三军杀之，以飨军士。”后汉乾祐二年（949），“长安城中食尽”，守将赵思绾“取妇女、幼稚为军粮，日计数而给之，每犒军，辄屠数百人，如羊豕法。”其后则有南宋绍定六年（1233），唐州被困，“城中粮尽，人相食，金将乌库哩黑汉，杀其爱妾以啖士，士争杀其妻子（为食）。”等等。 

    战乱或饥荒期间，吃饭保命是最为要紧的大事，作为做爱对象的女人，不仅杀死后以充粮食和菜肴，还被男人拿来在集市中公开出售。曾国藩在其日记里就曾记载着太平天国之乱后皖南、苏北的人肉（妇孺为主）价目，高不过百余文，低仅数十文，远较猪羊肉为廉。最初人肉市场中出售的只是死人腐肉，但以后便发展为当场屠宰活人，谓之“菜人”。

    且不说这种做法是如何的极端残忍和反社会，反正把女人（做爱对象）当粮食，已经足以说明，在性命攸关之际，人是不会再去想做爱的。

    第三，中国历史上能够被老百姓认为是好政府的，几乎清一色是让老百姓吃饱饭，这是硬道理和唯一标准。比如，李世民开创的“贞观之治”，采取的是“与民休息”的政策；朱元璋的洪武政权，是三年免收农民的赋税。现在的政府之所以得到老百姓的爱戴，也是因为始终着眼于解决民生问题（绝非做爱问题）。如果说政府必须要管老百姓的做爱问题的话，那么，历代政府所管的也只是保护合法婚姻而已，任何危害婚姻合法性的，均在打击之列，这才是真正解决了公民的做爱问题。

    而李博士所说的“做爱问题”，明显属于婚姻之外的“做爱问题”。坏政府一般的是会给予“解决”的，因为它不会去管，不管就是让公民自己解决，比如旧时代的大多数政府；好政府却一定不会予以“解决”的，因为它要管，这个管字，还有一种称呼，叫做打击，比如今日之政府。

    最后要说的是，政府打击色情网站，消灭色情图片，与解决公民做爱问题，本质上根本不是一回事。政府此举的目的，是为了净化网络环境，从资讯源头上保护少年儿童免遭不良污染，与做爱问题扯不上关系吧。至于成年人，如果在做爱问题上需要依赖色情图片，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渠道获取，无须通过网络嘛。

    政府现在对公民做爱问题的“解决”，其实已经宽松多了，除了婚内的做爱，婚外的诸如二奶、小蜜、情人等等，甚至女人卖淫、男人嫖妓，政府也没怎么去严管。如果真的把色情图片当做“饭馆菜单”来比喻的话，那么，饭馆也可以改称为青楼（青菜的颜色）了。按照李博士的这个逻辑来推理，老百姓去菜馆吃饭，就相当于逛窑子做爱。要是什么时候再来个朱元璋取缔窑子，得了，老百姓无处“吃饭”了。